耐普曼

1922年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會議決議指出，實行新經濟政策後，資本主義在蘇維埃國家裏有了部分恢復，從而產生了“新資產階級”。決議特別標明新資產階級是指“商人、私人租佃者、城鄉各種自由職業者和農村富農”。列寧曾明確説過“‘耐普曼”即新資產階級”。

1924年之後，耐普曼專指城市工商資產階級。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會上把新資產階級分為城市的耐普曼和農村中的富農，以後黨的歷次會議中均持這種提法。斯大林説過：“為了説得確切起見，必須指出，黨並沒有指示把消滅富農階級的口號擴大到城市新資產階級方面去。應該看到耐普曼和富農之間的差別……”1925年布哈林寫道：“我們容許城市資產階級（耐普曼）從事自己的‘營業’……” ^[1] 

自新經濟政策開始實行至1923年的兩年的時間裏，是耐普曼發展最為迅速的時期。這個時期，蘇聯共產黨和政府對私營經濟基本上是允許並給予一定保障的政策，所以耐普曼以較快的速度發展起來。從1922年下半年到1923年上半年，這是耐普曼發展的最高水平。1923年秋天，對耐普曼的政策發生急劇變化，認為私營工商業的發展導致了國家的經濟困難，所以對耐普曼加強了打擊和排擠，耐普曼也由此停止了發展的步伐，數量逐漸減少。1925年，蘇維埃政權進行經濟調整，耐普曼經濟又獲得了一定的發展機會，在1926年又有所增長，但由於政策的侷限，總體的發展水平沒有達到其歷史最高時期。 ^[2] 

1921年實施新經濟政策後，私營商業獲得合法地位，並首先迅速發展起來。僅1921年最後一個季度，領到經商執照的就有185,000人，到1922年底猛增至五十多萬人。1923年全國有私營商業店鋪三十七萬多家，而其中五萬二千多家，即總數的14%，集中在兩市一省（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市，莫斯科省）。 ^[4] 

私營商業以流動性很大的售貨車、攤販和貨亭等為主，商人主要經營輕工業產品，首先是緊缺的日用生活必需品。由於農村的國營商業機構很弱，私營商業網是農民和城市的主要聯繫途徑。私營的經營效益高，資金週轉快，因此利潤也增長很快。 ^[4] 

1922—1923年度，私營商業在零售商業流轉額中所佔的份額高達75.3%。私商在國家着意控制的批發行業中也有較大的發展，1922年5—8月，私商在第二道批發中所佔批發額也高達35.8%。在這一年，私人商業所佔的份額逐漸超過了國家和合作社商業的份額。 ^[2] 

新經濟政策允許工業企業中的租讓制和租賃制，這為私人資本進入工業生產領域開闢了道路。1921年7月7日，蘇維埃政府頒佈《關於手工業和小工業》的法令，允許私人經營手工業，可以創辦僱傭10—20人的小型工業企業；12月10日頒佈法令，將已被國有化的小企業發還原來的主人。這樣，進一步為私人創辦和經營工業企業創造了條件。到1923年7月，僅出租企業的數量就達到約5000家；1925年下半年，已經有1786傢俬人工業企業，這一年小工業的產值也已恢復到了1913年水平的96.1%，從事小工業生產的人數也已達到280多萬。 ^[2] 

經營這些私營工商業的業主首先是來自於原來就經營過工商業的人。根據1922年9月1日的材料，承租人的構成中私人佔50%，而其中企業的原持有者所佔分量高達26%。此外，也有少量的原來沒有經營工商業經驗的人從事這一行業，他們中有的是積攢了部分資金的人，他們可以利用這部分資金投資於工商業，以期獲得利潤；有的則是與國家的工商業政策有一定關聯的人，他們利用政策和關係上的便利，進入工商業領域。 ^[2] 

在1926、1927年間，非農業人口的人均收入為315.3盧布，而耐普曼私人業主的人均收入為2079.5盧布。收入在2400至5000盧布的有93,600人，收入高於5000盧布的有40,300人。隨着私營工業的發展，私營業主的收入不斷增加，國家對他們的課税也逐年增高。 ^[4] 

俄共（布）和蘇維埃政權領導人基本主張限制耐普曼，他們所主持制定的黨和政府的路線、方針和政策也基本上是對耐普曼持敵視態度。蘇維埃政權在法律、財政、信貸、執照、税收等方面限制和打擊耐普曼，利用工會、合作社等組織和企業與耐普曼鬥爭。1924年列寧去世後，蘇共對耐普曼的方針和政策越來越強調打擊和限制的一面。

從1923年到1926年的統計數字表明，小私有者在經濟上所佔的數量和分量都經歷了不斷縮減的過程，“政府的政策阻礙他們發財致富，並促進了這一過程”。1927年底，蘇聯中止了新經濟政策。通過1927年底到1928年初的嚴厲鎮壓，耐普曼實際上已經在蘇聯經濟生活中消失，剩下的只是微乎其微的思想影響。在強大政治力量的壓制和打擊面前，到20世紀30年代初，耐普曼已經在蘇維埃經濟生活中不復存在。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