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熙改革

自從東晉建立以來，朝廷的綱紀鬆弛紊亂，權貴之門互相兼併，老百姓流離失所，不能保持自己的產業 ^[1]  。

東晉政治，是西晉政治的繼續。

首先是用人，“舉賢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權貴”，和西晉完全相同。大族人可以做大官，做大官可以橫行不法，人民的痛苦，從這兩句話裏也就可見一般了 ^[2]  。

其次，皇權旁落，士族豪強挾主專橫。由於僑姓世族持續侵犯江南經濟並打壓南方世族入仕朝廷，使得僑吳世族在政治及經濟上的衝突仍在。加上世族對寒族歧視、與朝廷分庭抗禮，中央與方鎮對立及野心家的崛起，使得東晉一朝始終動盪不安。

特別是後期的司馬道子父子當權，貪污奢侈，政治敗壞到無以復加的地步，人民負擔沉重，社會矛盾加劇。

公元383年的秦晉淝水之戰，是東晉十六國曆史的重要轉折。戰後，北方再度陷於分裂，戰亂蜂起，南方東晉政權在僥倖的勝利面前並沒有振作起來，以司馬氏為代表的士族奢迷酒色，罷默賢臣，按人當道，使“晉政寬弛，綱紀不立，豪族陵縱，小民窮理”。統治集團的內部矛盾、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

在這個時候，一個本來不惹人注目的寒門庶族地主—劉裕“奮起寒微”，依靠軍功和手中握有的北府兵權，登上了歷史舞台，他和他周圍的人們組成的寒人武士集團，開創了寒人掌權的局面。

公元420年，滅掉東晉，建立了南朝第一個朝代—劉宋政權。

在劉裕入朝執政到稱帝的二十年中，他在政治、經濟、軍事方面採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力矯晉時弊政，加強集權，剷除分裂割據勢力，努力發展經濟，並在此基礎上兩次北伐，消滅南燕、後秦，使南方出現了一百多年來沒有過的統一。

其子劉義隆（宋文帝）繼續劉裕的政策，終於出現了“元嘉之治”這個分裂時期的大治盛世。 ^[3] 

劉裕從他掌權時起，到他代晉做了皇帝，曾對當時積弊已久的政治、經濟狀況有所整頓。

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

一、整頓吏治

他當時罷掉或處死的官吏，有許多是士族或皇族出身。他的親信、功臣中，有“驕縱貪侈，不恤政事”的，他也嚴厲懲罰，甚之處死。

二、重用寒人

東晉時期，中央和州、郡的大權一直掌握在王、謝、庾、桓四大家族手中，選拔官吏，主要依據門第，所謂“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選出的官吏多是無才無識之輩。

劉裕掌權後，下令改變這種狀況，要求按照九品中正制初置時的精神，選拔人才。他重用出身“寒微”的人，如劉穆之、檀道濟、王鎮惡、趙倫之等。 ^[4] 

三、繼續實行“土斷”，抑制兼併

劉裕於義熙九年（413年），再次實行“土斷”政策。除南徐、南兗、南青三州都在晉陵（今江蘇鎮江、常州一帶）界內，不在土斷之列外，其餘都依界土斷。多數僑置郡、縣被合併或取消。在户籍上，不再分土著和僑人。對於勢家大族隱藏户口的，嚴厲清查。還禁止豪強封錮山澤、亂收租税，人民可以任意樵採捕撈。劉裕實行義熙土斷時，除徐、兗、青三州居住在晉陵（今江蘇鎮江、常州一帶）的住户可以不進行外，其他流寓郡縣大多被並省，歸入本地郡縣。會稽（今浙江紹興）四姓中的餘姚士族虞亮抗命，藏匿亡命千餘人，被處以死刑，於是豪強肅然，遠近知禁。義熙土斷，是第四次土斷，也是比較徹底的一次，它打擊了東晉豪強士族勢力，對維護東晉政府的兵役來源和租賦收入，起到了重要作用。

劉裕亦於義熙九年（413年），將臨沂、湖熟原屬皇后所有，用來資助其化妝品開銷的田地分配給窮人 ^[5]  。如此削奪了世族以及皇室的私產，用來資濟人民。即位為帝后，更派大使巡行四方，舉善旌賢，訪問民間疾苦。

四、劉裕還恢復了秀才、孝廉策試的制度，這就阻斷了門閥士族的仕進之途。

之前，州郡所送的不經策試的秀才、孝廉多非其人，大約都是以門第關係進來的。

劉裕於義熙八年（412）上表，請求遵循舊制，並主張用考試的辦法加以甄別。一方面把決定權更多地集中在朝廷，一方面限制和打擊了門閥和豪強的勢力。

五、整頓賦役制度

劉裕下令嚴禁地方官吏濫徵租税、徭役，規定租税、徭役，都以現存户口為準。凡是州、郡、縣的官吏利用官府之名，佔據屯田、園地的，一律廢除。凡宮府需要的物資，“與民和市”，照價給錢，不得徵調。還減輕雜税、徭役等。

六、劉裕即位後，免去了一些苛捐雜税，“蠲租布二年”，使百姓減輕一些負擔。對於那些原來因戰爭需要被徵發的奴隸，也一律放還。

東晉末年，置官濫亂，給人民帶來沉重負擔，劉裕也能及時制止，規定“荊州府置將不得過二千人，吏不得過一萬人；州置將不得過五百人，吏不得過五千人”。

七、劉裕即位後，下令凡宮府需要的物資都要到市場採購，照價給錢，不得向人民徵調。又下令官員不可徵去人民車牛，亦不能以官威逼迫人民獻出車牛，另亦將繁多的交易税項作出減省，便利市場商業交易。 ^[6] 

八、劉裕在建立南朝宋後，亦削弱強藩，集權中央，於是限制了荊州州府置將和官吏數額，前者不可多於二千人，後者亦不可多於一萬人；另其他州府置將及官吏數亦不分別不得多於五百人及五千人。

為防止權臣擁兵，他特別下詔命不得再別置軍府，宰相領揚州刺史的話可置一千兵。而凡大臣外任要職要需軍隊防衞，或要出兵討伐，一律配以朝廷軍隊，事情完結後軍隊都需交回朝廷。

另外，劉裕為防止外戚亂政，下令有幼主的話都委事宰相，不需太后臨朝。

九、劉裕雖然是行伍出身，卻能注重學校教育。他認為，東晉末年以來，“戎馬在郊，旌旗卷舒，日不暇給。遂令學校荒廢，講誦蔑聞..訓誘之風，將墜於地”。

於是，下詔要選備儒官，弘振國學。劉裕振興學校教育固然是為了鞏固封建統治的需要，但它在另一方面，卻帶來了全社會注重學校教育，改善社會風氣的結果。

東晉以來，山湖川澤多為門閥和豪強霸佔。一般老百姓使用，要向他們納税。

公元413年，劉裕下令禁斷這些人封固山澤，免去所有有關的税，還山於民，還地於民。 ^[7] 

劉裕對東晉以來的一系列弊政進行全面的改革，使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狀況漸漸好轉，國家元氣逐漸恢復，致使在其子劉義隆當政時，出現了小康局面，“餘糧息畝，户不夜扃”。

他對政治、經濟的整頓，進一步打擊了腐朽、黑暗的貴族、士族勢力，改善了政治和社會狀況，對勞動人民的痛苦亦有所減輕。

為“元嘉之治”奠定了雄厚的政治基礎，也奠定了南朝政治的雛形。

對江南經濟的發展也有重要的推動作用，同時，劉裕改革在我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的歷史中，也起着不容忽視的歷史作用。

他是在東晉南北朝中頗有作為，成就最大，最有建樹的皇帝。他所做的改革，推動了社會的進步，促進了歷史的發展。

唐長孺《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講義》：

劉裕在代晉的前後，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第一，制止門閥地主分割勞動人口。

曾頒佈命令，禁止隱藏人口，為此，還把會稽的一個隱藏了一千多家依附人口的大族虞亮殺了。劉裕之所以能這樣做，是由於當時的門閥貴族的勢力受到農民起義的打擊而削弱了的緣故。

第二，禁止豪強之家佔領山林湖泊，當時地主豪強都把山林湖泊據為己有。人民打獵、砍柴、釣魚，都得向地主繳租。

第三，劉裕殺死大族王愉，刁暢等。王愉是第一流的門閥貴族；刁暢雖屬第二流的門閥，但他是最大的地主，擁有土地一萬傾，劉裕將刁暢殺死後，還把他們的財產分給窮人。

第四，減輕徭役賦税。

劉裕本人是寒門出身，他採取的一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階級矛盾，推動了生產的發展，為元嘉之治打下了基礎。

何茲全：劉裕擊滅桓玄後，開始着手整頓東晉的混亂政治。劉裕的這些措施，打擊了豪強，是有它的積極意義的，對人民是有利的。劉裕一方面整頓內政，一方面積極向外開展。

白壽彝：“劉裕不僅以武功顯赫於當時，而且在一些政治措施上，他也很有建樹。宋武帝劉裕，是南朝眾多帝王中，在治理國家方面卓有成效的一個。劉裕時期，是劉宋的興盛時期，也可以説是南朝的興盛時期。”

范文瀾：“劉裕所創的宋朝，皇帝獨掌大權，主要輔佐，多選用寒門，原來的高門大族，只能做名大權小的官員，難得皇帝的信任。削弱士族的政治勢力，實行皇帝專制的中央集權，宋朝國內的統一程度遠非強藩割據的東晉朝所能比擬，政權大大增強了。當時鮮卑拓跋部落統一黃河流域，出現強大的魏國，如果沒有統一的漢族政權，鮮卑人幾次大舉南侵，很有可能併吞長江流域，摧殘發展中的經濟和文化。所以，劉裕消滅紀綱不立、豪強橫行的東晉朝，建立起比較有力的宋朝，對漢族歷史是一個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