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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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讀是日本人對我國古代私塾教學方式的定義 ：不追求投入理解，只是將其反覆誦讀，爛熟於心。日本右腦開發專家七田真在《超右腦照相記憶法》的“第五章——教育的原點是背誦和記憶”裏這樣論述：“‘素讀’就是不追求理解所讀內容的含義，只是純粹地讀。”

日本人把我們那種私塾授課方式定義為“素讀”。日本右腦開發專家七田真在《超右腦照相記憶法》的“第五章——教育的原點是背誦和記憶”裏這樣論述：“‘素讀’就是不追求理解所讀內容的含義，只是純粹地讀。明治以前的日本教育就是這樣按字面來教孩子‘素讀’中國的四書五經的。”他還説：“這種不求理解、大量背誦的方法是培養天才的真實方法，也就是右腦教育法。猶太教育培養出了很多諾貝爾獎獲得者，他們的教育就是以記憶學習為中心，強調反覆朗讀。”

日本筑波大學的加藤榮一教授講述了一件事：“1991年3月1日。我在竹村建一先生的宴會上遇到了創業家井深先生。我向他請教‘使腦子變聰明的方法’。他回答説：就是要大量的死記硬背啊。古代日本人的做法就是‘素讀’——不求理解含義、只照着字面朗讀漢籍(即中國的經史子集)。戰前獲得諾貝爾獎的日本科學家有10個人，他們全都作過這種‘素讀’練習。湯川秀樹先生從3歲就開始接受這種訓練了。”

“素讀”對我們民族的優秀人才有過怎樣的影響呢?遠的不説，單是20世紀前半葉的那一代文化人，哪一個不是學富五車、滿腹經綸!錢穆9歲就熟背“三國”，除把“四書”全部“吃”到肚子裏外，還背熟了《朱子章句集》；楊振寧在初入中學時背誦過整本《孟子》……

但這種“素讀”經典的教育方式被歷史廢棄了。1912年1月19日，民國政府下令“小學讀經科，一律廢止”。“五四”運動以後，“四書五經”更是首當其衝被視為封建主義的糟粕而遭徹底批判。此後，入選中小學課本的都是大白話一樣的文選，自然不需“唸經”似的記誦，以背誦為主要目的的“素讀”在課堂上就此式微。

不可否認．廢止讀經是歷史上的進步。但，近一個世紀過去了，回顧母語教學之路．我們遠離經典的腳步是否該有所修正呢?

“五四”運動20多年後，朱自清先生已看到了拋棄“素讀”經典帶來的問題。他在《經典常談》中説：“經典訓練的價值不在實用，而在文化。”因此，他提出：“讀經的廢止並不就是經典訓練的廢止……做一個有相當教育的國民．至少對於本國的經典．也有接觸的義務。”而錢伯誠先生在給朱先生這本書的再版前言中．旗幟鮮明地提出：“經典訓練並不就是恢復讀經教育。恢復讀經教育是開倒車．這是‘五四’運動早已解決了的問題．但一股腦兒反對讀經，走極端，棄之如敝履，造成文化的斷層．這是民族文化虛無主義的表現。這卻是‘五四’運動未曾解決好的問題。”

足見．做一個有相當教育的國民，接受本國經典的訓練是必須的義務。經典，是一個民族文化的血液。

然而，對於尚未具備“相當教育”的中小學生而言．是否也有接受經典訓練的必要呢?時下不少人質疑，為什麼要讀那些距今已經一兩千年的經史子集?這是一個宏大的課題，非我這樣一個小學老師的三言兩語可以説透的，姑且放下不論。但從母語教學的規律來看，答案非常明確：應該讀!

漢語的發展具有非常強的因襲性。早在春秋戰國時期，我們的母語體系就已經相當完善了，語言的詞彙、詞性結構、句法結構以及音樂質感等各方面都已相當成熟。每一個讀過諸子百家典籍的人，無不被那精闢洗練、生動優美的語言文字所震撼。我們至今仍沿用的格言、成語等經典詞句大多數源自諸子百家典籍，漢語言活力的源頭就在經史子集的典籍裏。單是這些典籍的語言風格，就足為後世的模範。比如有學者論述《孟子》的語言：“後來統治了我國2000多年的標準書面語，在《孟子》那裏已經臻於成熟，併成為後世古文家絕好的典範。”我們所讀的白話文章，就語言文字而言，大都遠不及古代典籍那樣精煉簡約、曉暢準確。

正因如此，古代私塾裏提倡“素讀”就是“背”，是要求忠實原文、一字不漏地背誦。整篇背誦的奇妙功效是不言自明的。唐代詩人杜牧在《答莊充書》中論述：好文章是“以意為主，以氣為輔，以辭采章句為兵衞”的。任何一篇好文章絕不是字詞句段的拼盤，可以隨意拆散組合，它是“意”、“氣”相連．受“兵衞”呵護而貫穿始終的。我們則是常常讓學生斷章取義地“選擇你喜歡背誦的段落”，這種碎片似的記誦缺少整體意境，往往記得不深刻。因而，大多數學生對課文中的字詞句都沒有多少印象．只是瞭解內容．而難以達到對文意的深刻感受，更談不上對作者行文的“氣”勢參悟了。

再者，單從識字而言，我們知道一個人只要掌握2400個常用字就可自行閲讀。可是，我們要用6年的時間才讓學生學完2500多個漢字。按課時計，平均每天識字才一個多點。最可惜的是，6年後，一個人的閲讀興趣培養期已經錯過了，再補就為時已晚了。而古代私塾的“素讀”，不追求講解的精深透徹，學生有足夠的誦讀時間，在反覆的朗讀中自悟自得。那時選用的教材都是《三字經》、《弟子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詩》、《聲律啓蒙》、《笠翁對韻》、《唐詩三百首》等韻文或詩詞，每個漢字都置於具體的語言環境中．學童在大量的誦讀中不知不覺熟知了文字的音、形、義，無須獨立識字。經口誦心惟的訓練，一兩年時間就可以認識大量的漢字，為早期的拓展閲讀和寫作提供了條件。比如一篇《千字文》，不用一個月學生就可背得滾瓜爛熟，文中只有6個字是重複使用過一次的。也就是説，不用一個月背熟它，基本能認990多個漢字．而四字一詞的《千字文》每一句都是有具體意境可幫助記憶的，背熟了終生難忘。

如此可見，舊時私塾那種做法的初衷和終極目標都體現為“積累”：在童蒙時期輸入大量的經典的完整的文本信息，為言辭行文確立了可效仿的典範，以期達到將來的厚積薄發之功。這是遵循了語文的習得之道。

另一方面，漢語那些“能把種子種在讀者身上的作品”．幾乎都集中在被我們稱為“古文”的典籍裏。那是我們民族的精神大廈的基礎。幾千年的中華文明史就靠着那些典籍為載體一路舒展到我們眼前，我們怎能捨棄呢?

可見，無論從漢語的習得之道還是從呵護、培養民族精神而言，都決定了我們不可忽視對本民族的經典的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