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線毯

紅線毯，擇繭繅絲清水煮^⑵，揀絲練線紅藍染^⑶；

染為紅線紅於藍^⑷，織作披香殿上毯^⑸。

披香殿廣十丈餘，紅線織成可殿鋪^⑹；

彩絲茸茸香拂拂，線軟花虛不勝物^⑺；

美人踏上歌舞來，羅襪繡鞋隨步沒^⑻。

太原毯澀毳縷硬，蜀都褥薄錦花冷^⑼；

不如此毯温且柔，年年十月來宣州。

宣州太守加樣織^⑽，自謂為臣能竭力；

百夫同擔進宮中，線厚絲多卷不得^⑾。

宣州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兩絲^⑿！

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奪人衣作地衣^⒀！ ^[1] 

⑴紅線毯：一種絲織地毯。此類紅線毯是宣州（今安徽省宣城市）所管織造户織貢的。據《新唐書·地理志》宣州土貢中有“絲頭紅毯”之目，即此篇所謂“年年十月來宣州”的“紅線毯”。

⑵繅（sāo）絲：將蠶繭抽為絲縷。

⑶揀：挑選。練：煮縑使熟，又有選擇意。紅藍：即紅藍花，葉箭鏃形，有鋸齒狀，夏季開放紅黃色花，可以制胭脂和紅色顏料。胡震亨《唐音癸籤》卷二十“詁箋”雲：“此則紅花也，本非藍，以其葉似藍，因名為紅藍。”

⑷紅於藍：染成的絲線，比紅藍花還紅。

⑸披香殿：漢代宮殿名。漢成帝的皇后趙飛燕曾在此輕歌曼舞。這裏泛指宮廷裏歌舞的處所。“披香殿”原為漢代宮殿名，漢成帝的皇后趙飛燕曾在此地輕歌曼舞，這裏借指宮廷歌舞之地。

⑹可殿鋪：亦可作“滿殿鋪”解。可，適合。

⑺不勝（shēng）：承受不起。

⑻“美人”兩句：描寫絲毯鬆軟，能陷沒舞女的鞋襪，即所謂“不勝物”。

⑼“太原”兩句：説太原出產的毛毯硬澀，四川織的錦花褥又太薄，都不如這種絲毯好。澀：不柔潤。毳（cuì），鳥獸的細毛。

⑽加樣織：用新花樣加工精織。加樣，翻新花樣的意思。作者原注：“貞元中，宣州進開樣加絲毯。”

⑾線厚：是説絲毯太厚。卷不得：是説不能捲起。

⑿“一丈”兩句：汪立名本作“一丈毯用千兩絲”。千兩絲，不是實指，虛寫所耗費蠶絲之多。

⒀地衣：即地毯。 ^{[2]  [3]} 

紅線毯，是南方女子經過採桑養蠶、擇繭繅絲、揀絲練線、紅藍花染制等重重工序，日夜勤織而織就的。

費盡了心血和汗水染成的紅線比紅藍花還要紅，織成的毛毯卻被鋪在宮殿地上當做地毯。

披香殿廣闊到足有十丈多長，這些紅線毯正好與宮殿地面的大小適合而鋪滿。

紅線毯鬆軟的質地簡直受不了任何東西來壓，而幽幽的芳香、美麗的圖案無人愛惜欣賞。

美人們在上面任意踩踏歌舞，她們的纖纖細足陷沒於毯內，隨便踏踐。

太原出產的毛毯硬澀，四川織的錦花褥又太薄。

都不如這種絲毯柔軟暖和，於是宣州歲歲上貢線毯。

宣州太守為表對上位者的盡心竭力，令織工翻新花樣、精織勤獻。

線毯線厚絲多不好卷送，費就千百勞力擔抬入貢。

得享高官厚祿的宣州太守知道不知道，織就一丈毯，需費千兩絲，多麼勞民傷財！

地不知冷暖，勞苦人民卻靠這生存啊，不要再奪走人民賴以織衣保暖的絲去織就地毯了。

這是組詩《新樂府五十首》的第二十九首詩。中唐“時政”之弊很多，其一是地方官“每假進奉，廣有誅求”（白居易《論裴均進奉銀器狀》）。“宣州太守”的進奉“紅線毯”就是一例。《元和郡縣誌》卷二八載，宣州“自貞元后，常貢之外，別進五色線毯”。這觸發了白居易對“宣州太守”一類昏官的憤怒鞭撻與對“生民病”（《寄唐生》）的同情心，“然後興于嗟嘆，發於吟詠，而形手”（《策林》六十九），創作了此詩。 ^[2] 

《紅線毯》一詩揭露了官府為了迎合皇帝不顧民眾賦税負擔的現實，表達了詩人絕進奉，救時弊的意願。此詩題注“憂蠶桑之費也”表明其題旨是為憂慮蠶桑耗費之巨而作，因為紅線毯是高檔絲織品，織毯以繭絲為原料。全詩可分四個部分。

第一部分為前五句，記敍用繭線織成紅線毯的精工細作的過程。首句“紅線毯”乃“首句標其目”（《新樂府序》）。以下四句詩人指出幾個動詞，準確、精煉地介紹了紅線毯製作工藝的順序：擇（繭）——繅（線）——（水）煮——揀（絲）——練（線）——（紅藍）染——織（毯）。從中可見出“紅線毯”與“蠶桑之費”的關係。第一部分敍述織毯工藝之複雜精細，雖平平道來。“不務文字奇”（《寄唐生》），但表現出織匠勞動的艱苦緊張，也含寓着詩人深切的同情。

第二部分從第六至第十四句，繪寫已織就的紅線毯的精美。先是表現紅線毯面積之大：“披香殿廣十丈餘，紅線織成可殿鋪。”“可”字極為傳神，説明毯與宮殿地面大小正好吻合而鋪滿，足見地方官阿諛奉承之心計。“十丈餘”之毯，可想而知需要耗費的蠶絲之多，化費織匠的勞動之大。詩人“憂蠶桑之費”的感情亦正見於此。

接着是突出紅線毯質地的“温且柔”。地毯僅僅面積大而質地精並不足為奇，惟大而細方見其精美絕倫，也才顯示出享用者之豪華奢侈，進而更突出“憂蠶桑之費”的題旨。“彩絲茸茸香拂拂”，從視覺與嗅覺兩個角度描寫紅線毯的精緻，這是第一層次。“絲茸茸”從視覺角度寫其絲縷柔密；“香拂拂”從嗅覺方面寫其染有香料所以隨風吹拂散發出香氣，極寫其精美。“線軟花虛不勝物”則主要從觸覺角度表現其質地鬆軟之美，這是第二層次。毯上織有花的圖案，花織得虛空柔軟，簡直受不了任何“物”來壓。但是這樣精美之物卻是專供美人歌舞踐踏，以滿足帝王聲色之娛的，可見帝王們生活豪華奢侈之極。“美人踏上歌舞來，羅襪繡鞋隨步沒”，是寫線毯綿軟有彈性，足可使美人纖纖細足陷沒於毯內，這是第三層次。“太原毯澀毳縷硬，蜀都褥薄錦花冷，不如此毯温且柔”，這第四層次是以其他毯襯此毯。太原毯、四川錦花褥都算各地名產，但與紅線毯相比則不可同日而語：一則生澀而細毛僵硬，一則冰涼而質地單薄，根本比不上紅線毯兼温暖與柔軟之美。“年年十月來宣州”，第五層次筆鋒一轉，介紹紅線毯之來歷，它是每年十月由宣州（今安徽宣城）而來，從而把皇帝的享樂與地方官的進奉掛上鈎，漸顯題旨，使詩意深化。詩的第二部分極盡描寫、襯托、對比等表現手法之能事，淋漓盡致地渲染出紅線毯“温且柔”之精美，為下面諷刺、抨擊地方官進奉之舉埋下伏筆。

第三部分從第十五句至第十九句，抨擊進奉者。前兩部分寫物（“紅線毯”）乃是手段，抨擊人（“宣州太守”）才是目的。詩人在把物之美寫足之後，陡然將諷刺的鋒芒直指“宣州太守”，可謂“其言直而切”（《新樂府序》），絲毫不委婉曲折。“宣州太守加樣織”一句也屬於“其事核而實”（《新樂府序》）。詩人此句原有注：“貞元中，宣州進開樣加織毯。”可為證明。“開樣加織”與“加樣織”同義，都是指宣州太守在原已十分精美的紅線毯上增添圖樣，加厚質地，錦上添花，以博取“龍顏大悦”；並且不知廉恥地自誇其“為臣能竭力”。但是“加樣織”要增加多少“蠶桑之費”，卻全然不顧。紅線毯織作之艱難尚且不論，僅僅是呈奉入宮也要花費大量勞動。因為“線厚絲多卷不得”，竟需“百夫同擔進宮中！”由宣州至京城長安路程何止千里，這沿途跋山涉水，風餐露宿，又要使紅線毯避免日曬雨淋，需要無數的艱辛操勞。詩至此表現出詩人憤恨填膺。

第四部分從第二十至二十四句，詩人的憂心忡忡已轉化為滿腔憤怒，並發展到不可遏止的程度。那股“惟歌生民病”的激情促使他幾乎是指着“宣州太守”的鼻子厲聲呵問，表現了為民請命而“不懼權豪怒”（《寄唐生》）的精神：“宣州太守知不知？”這不是一般的詢問口吻，乃是一種反詰語氣，是責問，是有力的抨擊。他應該知道“一丈毯，千兩絲”。“一”與“千”這兩個懸殊數字的對比極有分量。“一丈毯”就需“千兩絲”，可見“披香殿廣十丈餘”耗費的蠶絲之多。詩人內心痛苦而憤慨，以致不能不喊出更為震聾發聵的最後兩句：“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奪人衣作地衣！”這是控訴，是怒斥；鋒芒畢露，無所畏懼。詩人以“人”與“地”相比照：地本不知寒，卻為它鋪滿地毯；人需温暖卻無衣裹體，正如《秦中吟·重賦》所描寫的：“幼者形不蔽，老者體無温；悲端與寒氣，併入鼻中辛。”但是地方官們“奪我身上暖，買爾眼前恩”，詩人不能不厲聲喝止：“少奪人衣作地衣！”這是“卒章顯其志”（《新樂府序》）的畫龍點睛之筆，使全詩的思想境界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也是“憂蠶桑之費”題旨的靈魂。“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與元九書》），正因為詩人有如此真摯濃郁和強烈的感情，才引起讀者心絃的共鳴。當然詩人揭露地方官之醜惡，暴露帝王生活之腐化，根本願望還是補察時政，“願得天子知”（《寄唐生》），以改革政治，維護封建統治。

《紅線毯》全詩寫作上最大特點就是“質而徑”“直而切”，或者説“意太切則言激”（《和答詩十首序》），語言質樸直率，感情激烈直露，記事直截了當，通俗易懂。詩人對此曾自評：“所長在於此，所病亦在於此”（《與元九書》）。但此詩基本上是成功的。全詩形式也比較自由，“篇無定句，句無定字”（《新樂府序》），採用以七言為主，間以三言句，長短句配合協調，參差有致，“言”足可為“意”服務，如“一丈毯，千兩絲”兩個三言出語精煉、有力，對比鮮明，傳神地表達出詩人憤慨之情。此外，全詩非一韻到底，而多處轉韻，按詩意的層層遞進而轉韻，也清晰地表現了詩人感情的發展層次。這都有利於表現“風雅比興”（《與元九書》）的諷諭內容，所謂“繫於意不繫於文”（《新樂府序》）是“歌詩合為事而作”（《與元九書》）的生動範例。 ^[4] 

清高宗敕編《唐宋詩醇》：通首直敍到底，出以徑遂，所廂長於激也。

晚清經學家王闓運《王闓運手批唐詩選》：毯絲非奪來者，豈能乞與人耶？此皆似是而非。地最知寒，凡寒皆從地起。語亦不確。然搖曳甚佳，正可欺書生（末二句下）。

近代文史學家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樂天於貞元中曾遊宣州，遂由宣州解送應進士舉也。是以知其《紅線毯》一篇之末自注所云“貞元中宮州進開樣加絲毯”，乃是親身睹見者。此詩詞語之深感痛惜，要非空泛無因時致矣。詩中“織作披香殿上毯”句，“披香殿”用《飛燕外傳》故事。此類紅線毯自為供後庭之飾品者，此語其為泛用古典歟，抑更有所專指耶？ ^[5] 

　白居易（772—846），唐代詩人。字樂天，號香山居士。其先太原（今屬山西）人，後遷下邽（今陝西渭南東北）。貞元（唐德宗年號，785—805）進士，授秘書省校書郎。唐憲宗時任左拾遺及左贊善大夫。後因上表請求嚴緝刺死宰相武元衡的兇手，得罪權貴，貶為江州司馬。唐穆宗時任杭州刺史，唐敬宗時任蘇州刺史，後官至刑部尚書。在文學上，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是新樂府運動的倡導者。其詩語言通俗，相傳老嫗也能聽懂。和元稹常唱和，世稱“元白”。有《白氏長慶集》。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