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巖

1948年，在國民黨統治下的重慶處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時刻。為了配合工人運動，重慶地下黨工運書記許雲峯命甫志高建立沙坪書店，作為地下黨的備用聯絡站。甫志高為了表現自己，不顧聯絡站的保密性質，擅自擴大書店規模，銷售進步書刊。

一天，區委書記江姐要去華鎣山根據地，甫志高到碼頭為江姐送行，江姐囑咐他要注意隱蔽，他嘴上答應，心裏卻不以為然。江姐到離根據地不遠的一座縣城時，發現自己的丈夫、華鎣山縱隊政委彭松濤的人頭被高掛城頭。見到縱隊司令員“雙槍老太婆”後，她忍住悲痛，堅決要求到丈夫生前戰鬥的地方工作。

甫志高又自作主張吸收了一名叫鄭克昌的青年人入店工作，許雲峯知道情況後大吃一驚，幾經分析發現鄭克昌形跡可疑，便讓甫志高通知所有人員迅速轉移。甫志高卻根本不聽勸告，反認為許雲峯嫉妒自己的工作成績，結果被捕併成了可恥的叛徒。由於他的告密，許雲峯、成崗、餘新江和劉思揚等人很快相繼被捕。特務頭子徐鵬飛得意忘形，妄圖藉此將重慶地下黨一網打盡。然而，他使盡各種伎倆，都沒能從許雲峯等人身上得到任何所需的東西。兇殘的敵人為了得到口供，瘋狂地折磨被捕的共產黨員，給他們食用黴爛的食物，並且在炎熱的夏天限制飲水數量，妄圖用炎熱、蚊蟲、飢餓和乾渴動搖革命者的意志。為了粉碎敵人的陰謀，獄中難友趁放風時在牆角挖出一眼泉水，在保護泉水的鬥爭中，龍光華英勇犧牲，全獄難友絕食抗議敵人的暴行，要求為龍光華舉行追悼會，敵人不得不妥協讓步。

叛徒甫志高帶領特務竄到鄉下，江姐不幸被捕，被關押在渣滓洞裏。在獄中，她受盡了折磨，兇殘的敵人把竹籤釘進了她的十指。面對毒刑，她傲然宣告：“毒刑拷打是太小的考驗，竹籤子是竹做的，共產黨員的意志是鋼鐵鑄成的！”秋去冬來，轉眼到了年底。全國革命形勢一片大好，國民黨當局在受到沉重打擊後開始放出和談空氣。陰曆年三十，渣滓洞全體難友舉行了一個別開生面的聯歡會。更令人高興的是，地下黨派人與他們取得了聯繫。敵人為了表示和談的“誠意”，假意釋放了一些政治犯，來自資本家家庭的共產黨員劉思揚是其中之一。在他被送回劉公館的第二天夜裏一個自稱姓朱的人潛入劉家，説他受區委書記李敬原的委派，前來了解劉思揚在獄中的表現，並要他詳細彙報獄中地下黨的情況。正當劉思揚對此人懷疑時，李敬原派人送來情報，揭穿了這個偽裝特務鄭克昌的真面目。劉思揚來不及轉移，又被抓起來關進另一所監獄“白公館”。鄭克昌在誘騙劉思揚失敗後，又偽裝成同情革命的記者高邦晉打入渣滓洞，他妄圖通過苦肉計刺探獄中地下黨的秘密。餘新江等人識破了他的偽裝，並借敵人之手除掉了這個陰險的特務。

解放軍日益逼近重慶，地下黨準備組織獄中暴動。在白公館裝瘋多年的共產黨員華子良與獄中黨組織聯繫上了。同時，關在地窖中的許雲峯用手指和鐵鐐挖出了一條秘密通道。當解放軍攻入四川，即將解放重慶的時候，徐鵬飛等狗急跳牆，提前秘密殺害了許雲峯、江姐、成崗等人。就在許雲峯等人被害的當天晚上，渣滓洞和白公館同時舉行了暴動。劉思揚等一些同志犧牲了，但更多的同志終於衝出了魔窟，伴隨着解放軍隆隆的炮聲，去迎接黎明時分燦爛的曙光。 ^[4] 

《紅巖》的作者羅廣斌、楊益言，曾於1948年先後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並囚禁在重慶“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集中營裏。他們和小説中的英雄人物，共同經歷了那些驚心動魄的鬥爭生活。新中國成立後，為了“把這裏的鬥爭告訴後代”，他們先後寫了《聖潔的鮮花》《江姐》《小蘿蔔頭》等報告文學與革命回憶錄《在烈火中永生》。接着，又在這些敍寫真人真事作品的基礎上，進行加工、提煉和藝術概括，創作了長篇小説《紅巖》。從準備到成書，前後費時十年之久，寫了三百多萬字稿子，徹底返工過三次，大改過五六次。 ^[5] 

許雲峯是作者着力刻畫的人物之一。他是地下黨的領導者，在他身上比較集中地體現了無產階級革命者的才幹、品質和氣魄。他在作品中一出現就是一個堅定、勇敢、老練、機智的地下黨領導者。他一到沙坪書店，就發現書店有兩個來歷不明的人，立刻意識到“危險就在眼前”，於是當機立斷，撤銷聯絡站，轉移人員，掩護革命同志，一切處理得有條不紊。

許雲峯堅強勇敢，毫不畏懼，關鍵時刻挺身而出。他與中國共產黨的地下工作者李敬原在新生茶園碰頭，叛徒甫志高帶領特務突然襲擊，許雲峯不顧個人安危，挺身而出，沉着掩護革命同志，自己被捕入獄。表現了革命者的高風亮節。

許雲峯足智多謀，立場堅定，具有非凡的膽識和善於應付瞬息萬變的局勢的才能。在獄中，他巧妙地引導徐鵬飛作出錯誤的判斷，承擔《挺進報》的領導責任，保護了地下黨組織。面對敵人精心設計的酒宴，隨機應變，戳穿了敵人的陰謀，把筵席變成了揭露敵人的講台，機智地引出特務頭子毛人鳳出場。表現出共產黨人的無敵力量。

許雲峯具有壓倒任何敵人而不被敵人壓倒的大無畏氣概和勇於獻身的崇高精神。在獄中，他與徐鵬飛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他赤手空拳以頑強的毅力挖通了監獄通向獄外的洞口，並把它留給了戰友，自己帶着必勝的信念從容就義。 ^[6] 

江姐是《紅巖》中比較豐滿的藝術典型。作為一個地下工作者，她有着豐富的經驗和高度的警惕。在重慶的朝陽碼頭，她看到甫志高穿着西裝給她掮行李，當即識破了甫志高好表現的心理，表現了她高度的黨性。在赴華鎣山的途中，她看到了掛在城頭上的丈夫的頭顱，悲痛欲絕，但她以堅強的革命意志和非凡的毅力剋制自己的感情，並化悲痛為力量，勇敢地擔負起丈夫未競的事業。作為一個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她視死如歸，寧折不彎。面對敵人慘無人道的酷刑，她忍受百般折磨，對黨的秘密守口如瓶。行將就義，她神態平靜，舉止從容，梳理頭髮，整理衣衫，吻別“監獄之花”，始終帶着勝利的笑容。“如果需要為共產主義理想而犧牲，我們每個人，都應該，也可以做到臉不變色，心不跳”，這一席話，充分展示了江姐作為共產主義戰士的生死觀。 ^[6] 

一個反面人物形象，作者並沒有對他進行臉譜化、概念化的處理，而是注意挖掘其性格的複雜性。一方面，他兇殘、狠毒，“如果在任何時候聽不見拷打的嚎叫，他會感到空虛和恐怖”；另一方面，他有着豐富的特務工作經驗，善於採用攻心戰術抓住對方弱點，瓦解對方意志，對甫志高利用其對家庭的依戀，對劉思揚利用其出身等等。但他越是兇殘、狡詐，就越能襯托出革命者的崇高偉大。 ^[6] 

16歲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地下刊物《挺進報》的編輯、印刷和發行工作，在工作間被捕，關押於渣滓洞、白公館看守所，在敵人的威逼利誘下堅持自己的氣節，在獄中堅持出版《挺進報》。後被槍殺。 ^[7] 

他雖然出身於大地主家庭，但卻投身革命，從事為《挺進報》記錄素材的工作，為信仰勞碌奔波。是知識分子中的楷模。他有着豐富的內心世界和堅定的革命信仰，至死沒有玷污黨的榮譽。 ^[7] 

在敵人的監獄裏長大的，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麼樣。6歲時，黃將軍幫助小蘿蔔頭學習。他學習非常刻苦，記憶力很強，非常尊敬老師，經常幫助大人做秘密工作。遇害時不滿9歲，但在監獄中關了8年。作者通過小蘿蔔頭襯托出敵人的喪心病狂，毫無人性。 ^[7] 

潛伏最深的共產黨員，忍辱負重、忠貞不屈。因裝瘋賣傻而被特務稱為“瘋老頭”，被關押在白公館。特務對他比較放心，常讓他去磁器口買菜。得知“提前分批密裁”的罪惡計劃後逃到了解放區，為越獄的計劃作了巨大的貢獻。 ^[7] 

為華鎣山游擊隊的成員，因善使雙槍被人譽為雙槍老太婆。其人物原型為陳聯詩、鄧惠中、劉隆華。甫志高就死於雙槍老太婆手中。 ^[7] 

原為重慶地下黨員，後因被捕不堪嚴刑拷打而叛變，交出了許雲峯、江雪琴等人，對地下黨網絡造成了極大的破壞，是貪圖享樂、沒有革命精神的典型。 ^[7] 

《紅巖》反映的是全國解放前夕光明與黑暗之間展開的一場生死較量。1948年，中國革命已經進入關鍵的轉折期，勝利即將到來。然而，在國民黨統治下的重慶正處在黎明到來之前最黑暗的時刻，在這樣黑暗的時刻，山城重慶正在進行着殘酷的鬥爭。小説圍繞着三條線索來展開對鬥爭的描寫：“人間地獄”——中美合作所裏革命者與反動派之間的生死較量；地下黨所領導的城市運動；華鎣山革命根據地的武裝鬥爭和農民運動。這三條線索交織成一個整體，最終彙集到獄中鬥爭這條主線索上。作者集中描寫了“重慶中美合作所集中營”的敵我鬥爭，生動地表現了革命者為迎接全國的解放，徹底挫敗敵人的垂死掙扎而進行的殊死鬥爭，真實再現了全國解放前夕光明與黑暗進行最後決戰的艱鉅性，揭露了敵人垂死掙扎的極端兇殘和色厲內荏的本質，歌頌了革命志士為真理而鬥爭的堅強意志和大無畏精神。 ^[6] 

《紅巖》着力於塑造英雄羣像。江姐、許雲峯、成崗、齊曉軒、華子良、老大哥、老袁、丁長髮、劉思揚、龍光華、餘新江、雙槍老太婆......個個都以獨具的光彩，活躍於作品之中，使小説成為一部當代文學中少見的光輝燦爛的無產階級英雄譜。《紅巖》中的英雄人物，職業不同，經歷各異，但他們都具有堅定的共產主義信仰，對革命事業無限忠誠；在敵人面前，他們橫眉冷對，大義凜然，不屈不撓；一旦革命需要，他們都能捨生取義，從容獻身。小説不僅展示了英雄們的高貴品質和崇高氣節，還成功地刻畫了他們不同的性格特徵。其他英雄人物，如精警老練的齊曉軒，堅韌不拔的成崗，刻苦磨鍊的劉思揚，頗富傳奇色彩的雙槍老太婆，等等，也都性格鮮明，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紅巖》對反面人物的刻畫也很成功。它摒棄了那種從概念出發的簡單化、漫畫化、臉譜化的寫法，而是極力按照生活的本來面目，着重從矛盾衝突、人物關係中去解剖他們的靈魂，揭示敵人的反動本質。特務頭子徐鵬飛，兇惡殘忍，嗜血成性，“把殺人當作終身職業”。他頑固不化，又陰險狡猾，有一套反革命經驗。他認為當特務，不僅要“膽大心狠，機警毒辣”，還要能“抓住對方心理的、生理的、家庭生活的、感情上的各種弱點”，瓦解其意志，達到各個擊破的目的。小説在充分揭露這個敵特“幹才”的氣焰囂張、不可一世的同時，還深入他的內心，暴露了他瀕臨滅亡前的絕望和空虛。從而把這個反動殘暴、色厲內荏的敵特頭目，刻畫得活靈活現。其他反面人物，如叛徒甫志高、看守所長陸清等，也都描繪得相當出色。

《紅巖》背景廣闊，人物眾多，鬥爭錯綜複雜，但全書章法井然，結構嚴謹而富於變化。小説共30章，前10章，側重寫重慶地下鬥爭和川北的武裝鬥爭。後20章，以寫獄中鬥爭為主。前後互相關聯，而以獄中鬥爭為中心。作者巧妙地藉助人物活動這一線索，引出並連結起種種複雜的矛盾鬥爭。如由余新江、成崗的活動，引出工人運動；由江姐工作調動，帶出華鎣山根據地的武裝鬥爭；由陳松林、成瑤的活動，引出學生運動；由甫志高的叛變，使許雲峯、成崗、劉思揚、餘新江、江姐被捕，而引出獄中鬥爭；又通過劉思揚的被“釋放”和再度被捕，把渣滓洞和白公館兩個集中營的鬥爭聯繫起來。從而形成了以獄中鬥爭為主線，把黨領導的城市地下鬥爭、學生運動、工人運動以及農村的武裝鬥爭，有機地交織成一體的宏偉而嚴謹、集中而富於變化的結構佈局，再現了特定歷史時期的光明與黑暗最後搏鬥的艱鉅性和複雜性，顯示了作者結構藝術的匠心。

在人物刻畫上，《紅巖》也有突出的特色。

首先，注重挖掘和揭示人物的精神世界。作者善於通過一些富有表現力的動作，傳神地刻畫人物的精神狀態。比如，江姐見到丈夫頭顱後，強壓下悲痛，和華為重新趕路，她“腳步越來越急，行李在她手上彷彿失去了重量；提着箱子伴隨她的華為，漸漸跟不上了......失去親人的巨大悲痛，對敵人的千仇萬恨，堅定不移的革命意志，決心化悲憤為力量，前仆後繼投入戰鬥。......一句話，江姐內心的巨大波瀾，以及她的高山仰止的崇高精神境界，正是通過“越來越急”的腳步，凝鍊而形象地傳達給讀者。作品還通過出色的心理描寫，直接揭示人物的精神世界。如江姐意外見到丈夫被殺時劇烈的心理活動，劉思揚初入獄時，因沒有和戰友們一樣，立即遭受酷刑的折磨，而“內疚”的心理活動，等等，都是極好的例子。

第二，不斷變換描寫的角度，以展現人物形象的豐富多彩。比如，同是寫受刑，對成崗是正面描寫，對江姐、許雲峯則側面描寫；同是寫犧牲，龍光華、江姐、許雲峯、齊曉軒各不相同。龍光華，是馳騁戰場的新四軍戰士，在逝世前的昏迷狀態中，還喊班長給他武器，讓他去衝鋒。江姐，素來沉靜、從容，又十分愛整潔。臨赴刑場前，梳髮、整裝，像準備去參加歡樂的聚會或出席隆重的典禮似地步出牢房。許雲峯犧牲前，再一次與徐鵬飛進行舌戰，擊敗其無恥挑釁，戳穿其垂死前虛弱本質。齊曉軒，在越獄戰鬥的最後時刻，屹立在高聳巨大的岩石上，吸引住敵人的火力，以掩護其他同志突圍。

第三，通過情節的突然轉折，集中鮮明地突現人物的精神風貌。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對華子良形象的描繪。華子良多年不説一句話，不與任何人交往，對獄中發生的一切毫無反應。敵人與同志，都一致把他當成“瘋子”。作品幾次寫到他，都只用簡練的幾筆，描繪他瘋癲的神經質的舉動，以強化其“老瘋子”的形象。最後，在鬥爭最危急、最關鍵的時刻，華子良突然出現在獄中特支極為秘密的集會地點，卸下偽裝，亮出真實的身份，為革命做出獨特的貢獻。情節的突然轉折，使一個深謀遠慮、卧薪嚐膽、忍辱負重、長期堅持的革命者的光輝形象，驟然間矗立在讀者面前，給人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 ^[5] 

許建業的社會職業是志誠公司的會計，化名楊清，1921年生，四川鄰水人。真實身份是中共重慶市委委員，負責工運工作。小説中和許建業碰頭的那個人叫李敬原，這個人物是虛構的。歷史上真正與許建業碰頭的是地下黨員高震明。 ^[8] 

陳聯詩是四川嶽池人，陳聯詩在川北起義中，親自主管後勤軍需，下山搞糧食籌物，到重慶購買槍支彈藥護送回華鎣山。解放後，陳聯詩在重慶市婦聯任生產部副部長，以後調市文聯任專業畫家。1960年，這位一生充滿革命傳奇的女英雄因患淋巴癌病逝，終年60歲。

雙槍老太婆的另一位原型鄧惠中，原名張惠中、張若蘭，1938年去延安後，進行抗日宣傳，秘密從事黨的地下工作。1939年8月，她加入中國共產黨。在實際武裝鬥爭的鍛鍊中，她學會了射擊，逐漸練成一名神槍手，經常腰插雙槍，下鄉籌糧籌，由於她來去無定，巧妙與敵人周旋，成了當地人民羣眾中的傳奇人物和敵人聞風喪膽的“雙槍老太婆”。 ^[9] 

華子良的原型韓子棟，1933年入黨，同年打入敵特機關，後暴露被捕。韓子棟在國民黨貴陽息烽監獄和重慶白公館都被關押過。在白公館監獄，他什麼酷刑都受過，但他就是不招供，不低頭，特務們漸漸對他放鬆了戒備。以後新到白公館的特務，只知道他是一個老嫌疑犯，人也傻乎乎的。擔任採買的看守王懋才就經常把他帶出去挑菜，最終逃脱魔窟。 ^[9] 

宣灝是一個富於正義感的青年學生，在他的人生旅途上，還因受騙進入過軍統息修訓練班。當他明白自己受騙上當後，毅然偷跑離開了，後被國民黨特務抓進白公館監獄關押。宣灝在獄中不愛説話，卻用耳聞目睹的事實判斷着、比較着這裏所有的人。此後，宣灝為獄中黨員傳遞消息，書寫字條，商量對付特務，保護同志，幹什麼都充滿熱情。1949年11月27日，宣灝在大屠殺中殉難。羅廣斌脱險後沒有忘記這位青年——獄中共產黨員最真誠的朋友，把他作為革命青年的代表寫進了小説中。 ^[9] 

陳然出生於河北香河，在獄中是羅廣斌的同室難友，他也是報告的發起和主要討論者之一。陳然從自己被捕以及在獄中目睹重慶地下黨城區區委書記李文祥的叛變開始，對黨的領導幹部叛變的內在原因進行了深入思索。 ^[10] 

《紅巖》一經面世，立即引起轟動，先後被改編成電影《烈火中永生》和豫劇《江姐》等，從1961年出版至今51次再版，發行800多萬冊；同時，被譯成多國文字發行。該書被中宣部、文化部、團中央命名為百部愛國主義教科書。 ^[2] 

2020年4月，列入《教育部基礎教育課程教材發展中心 中小學生閲讀指導目錄（2020年版）》初中段。 ^[11] 

2022年5月，入選中國藝術研究院發佈的在“講話”精神的照耀下百部文藝作品榜單。 ^[14]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李楊《50—70年代中國文學經典再解讀》：在人們的意識深處，説《紅巖》是一部以歷史敍事為目標的“小説”，反倒不如説《紅巖》是一部關於人的信仰的啓示錄更為準確。小説《紅巖》是極嚴格按照當時意識形態規範和已有的文學寫作規範的要求與觀念創作而成的。 ^[12]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程光煒《重建中國的敍事——〈紅旗譜〉〈紅日〉和〈紅巖〉的創作策略》：從‘順敍’的方式來解讀《紅巖》，會發現在整個故事的設計和安排中，實際有一個組織、啓發和指導的具體過程。 ^[12] 

浙江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吳翔宇《論〈紅巖〉的“身體”革命意識》：《紅巖》是從“身體”入手，闡釋在紅色狂歡的受難姿態中“身體”的痛感如何成為一種信仰道義充斥的革命浪漫激情所替代。 ^[12] 

羅廣斌（1924—1967），四川省成都市人。中學時代，因為與一個家境貧窮的女同學戀愛，遭到封建地主家庭的反對，憤然出走，去昆明求學。1945年，參加地下黨領導的革命外圍組織“民青社”。1946年初，被派往滇南以教書為名，開展農村工作。旋又調回重慶。1948年3月在重慶西南學院由江竹筠介紹入黨；同年9月，因叛徒出賣被捕，先後被囚禁在重慶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白公館集中營。1949年11月27日越獄脱險。重慶解放後，曾在重慶團市委、長壽湖漁場擔任領導工作。為了對青少年進行革命傳統教育，他經常講述革命戰士在獄中堅持鬥爭的故事，並利用業餘時間，編輯出版了重慶集中營烈士詩集《囚歌》（1950年）。與楊益言、劉德彬合寫了報告文學《聖潔的血花》（1950年）、革命回憶錄《在烈火中永生》（1958年）。1958至1961年，與楊益言合著長篇小説《紅巖》。1962年調重慶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任創作員。“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1978年得到平反昭雪。

楊益言（1925—2017），原籍四川省武勝縣，生於重慶市。曾在同濟大學讀書。因參加反對美蔣的學生運動被學校開除。1948年8月在重慶被特務機關逮捕，囚禁在渣滓洞集中營。重慶解放後，曾在中共重慶市委、團市委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楊益言被誣陷為“叛徒”“特務”“反革命”，粉碎“四人幫”後，楊益言才徹底平反，後擔任重慶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專業作家。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