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崖古蹟

　清道光《永寧州志》載：“曬甲山即紅巖後一山也，崔巍百丈。俗傳武侯南征曬甲於此。”又稱“紅巖山”。與關索嶺對峙，緊靠滇黔公路。從公路到紅巖前，約半公里。 紅崖向西，如牆似屏，長五十餘米，高二十餘米，呈淺紅色。偏北平整處，有形如古文字、非鐫非刻、非陽非陰的鐵紅色神秘符號書於淺紅巖面。字不成行，排列不整齊，錯落參差，大小不一，共有十九字。大者一米見方，小者十幾釐米。若篆若隸，古樸渾厚。雖經風雨剝蝕，但其色歷久不退。

《安順府志》：“殷高宗石刻，在永寧州(按當時州治，即今關嶺自治縣永寧鎮)東五十五公里紅巖山；

《永寧州續志》，諸葛碑“在紅巖曬甲山懸巖上。約二十餘字。大者如鬥，小者如升。非篆非隸，不可辨認。字若朱畫，並非鐫刻。”

　清光緒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永寧州官想得拓本，因字非鐫刻，無法拓取，派工匠架腳手架，用桐油石灰填糊字畫四周，成其陰文拓取。後被地方人士知曉，羣起譴責，州官令人將桐油石灰剷平，致巖面鏟脱一層，字形亦有改變，失去本來面目。現存字體，與《安順府志》、《永寧州志》、《永寧州續志》等原載不同，數目亦有差異。民國《貴州通志》載字體三種，其中一種是最後的字體。

明嘉靖年間(公元1522-1566年)邵元善《紅巖詩》，是最早對紅巖碑的記載。

紅崖古蹟(5張)

清道光年間(公元1821-1850年)潘祖蔭首倡研究紅崖碑。道光、咸豐年間，對紅巖碑的研究盛興。

光緒年間(公元1875-1908年)日本學者德丸作藏和法國學者雷柏如與弗南海爾等人，均前來考證，但都未獲結果。雷柏如説：“此碑含有絕對之神秘性，誰也無法窺破其中的奧秘。”

百年以來，對紅崖碑的研究，一直沒有間斷，有多種説法：一説是殷高宗伐鬼方紀功刻石的濟火“紀功碑”；一説是大禹治水時的遺蹟；一説是諸葛亮南征時所作的圖譜；一説是蜀漢時，牂牁爨族首領濟火協助諸葛亮南征有功，用古爨文書寫的濟火“紀功碑”。現代史學界有認為與夜郎文化有關。近時有認為是岩石風化的自然花紋，後經有關部門對岩石和字跡作科學鑑定，認為確係人為所致，並非石花。

紅崖碑雖然奧秘，尚未揭開它的真實面目，但年代久遠，作為文物古蹟是無疑的。考慮到既不是碑，也無斧鑿鑽刻痕跡，故改稱紅崖古蹟。

　紅崖天書的發現者是一位詩人，明代嘉靖年間的黔籍文邵元善，遊山玩水之餘寫了一首《紅崖詩》，由此千古之謎的天書從平平淡淡中脱穎而出，史學考據家則將紅崖天書從歷史的沉澱中推向社會。

《紅崖詩》雲：紅崖削立一千丈，刻畫盤旋非一狀。參差時作鐘鼎形，騰擲或成走飛象。諸葛曾為此駐兵，銅鼓有遺聲。即看壁上紛奇詭，圖譜渾領尚且盟。這首作於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的紅崖詩，輯於《黔詩紀略》中，是紅崖天書發現的最早文字記載。

詩人形象地敍述了紅崖天書的概況及書形，並以《華陽國志》為據，運用詩人豐富的想象力，將天書及蜀漢諸葛南征，教夷人圖譜相聯繫，認為天書的內容即此。 由此而始，從明至清數萬年，皆認為紅崖天書乃諸葛公碑。

清朝初年，田雯着的《黔書.碑》中，稱“黔永寧有諸葛公碑”。這種先入為主之見，一直持續到清代的道光、威豐年間。當時文人似乎對古蹟發現的“初始權”十分敬重，不敢輕易違背“祖宗遺訓”。

道光年間關嶺進士楊茂材對紅崖為“諸葛公碑”的説法，仍舊情有獨鍾，寫下了《紅崖諸葛碑詩》：“曬甲晴霞共石壁，上有鳳鸞飄泊跡，州忱淋漓血凝碧。梯雲耕拭重摩挲，駭疑篆隸驚蚪蝌，風雨不衰神靈呵。”

從邵元善的《紅崖詩》到《紅崖諸葛碑》已經三百多年，天書依然故殘，“風雨不衰”，更增加了天書固有的神秘色彩。後又有詩人黃培傑寫出了同名的詩文：“八里橋東山岌岌，跨漢摩霄懸登級。上有紅崖諸葛碑，恍若赤城天際立。”這是一首遙觀紅崖天書的詩作，寫出了天書所在紅崖“恍若赤城”聳立雲天的壯觀景色。

就在眾口一詞，論天書即為諸葛碑時，鄭宣輝對此提出了否定，他在七律《紅崖碑》中寫道：“誰人巖畔寫真形，篆留書成勒鼎銘。疑説武侯宣秘籍，應教鈍漢傲圖經。”這種否定，是學術研討中發展的必然，“諸葛公碑”這種説法的唯一根據，僅僅建立在蜀漢南征的大歷史框架下，很難使人折服。

滿清壓制學術，文人只得埋首故紙堆中，考據學得到了充分的發展，對古蹟文物的考訂已從簡單的書證向考古實物方面發展，迎來了中國考據學方面的一次高潮。湘籍學者鄒漢勳認為紅崖天書的內容“當為殷高宗伐鬼方還經其地紀功之石，士人以其在諸葛營旁，稱之為‘諸葛碑’，非也。”同時，鄒先生將天書之文訓釋為二十五字，並破譯其意為：“殷高宗攻克鬼方，除暴安良，東還經滷，這裏的郡長都歸順了。殷高宗又分兵東進義播，南去自由（指緬旬）”。再者又從金石學角度指出，紅崖天書“結體之古茂，文義之雅奧，非尚質之世，斷不能為。”“觀其磅礴之氣，盎已上儕禹碑，下陋秦石。”此論贏得了金石學家潘祖蔭，漢學家祁雋藻的讚許。

儘管如此，詩人鄭宣輝並不認同，以為：“紅崖果否是殷碑？考據無從應闕疑。風雨飄搖靈蹟在，南荒片石竟稱奇。”詩人亦從考據學觀點出發，認為實據缺疑，難以定論，尚須留待繼續查考。莫龍芝認為紅崖天書是大禹引黑水入三危歸南海留下的紀功遺蹟。

清光緒末年，日本學者德丸作藏、鳥居龍藏將紅崖天書摹本帶回國內，藏在帝國大學及古寺中。

光緒二十七年

　永寧知州塗步衢接上峯之命，拓取紅崖碑文。從永寧州衙到紅崖山八十餘里，塗知州將拓取碑文的任務下達團練羅光堂辦理。羅光堂帶領人馬上山，準備雷厲風行完成拯拓碑文的任命。可是到達天書崖前方知此行任務非同尋常。何故？天書雖然稱之為碑，可惜非鐫非刻，了無雕鑿之痕，教人如何上抹色拯拓？羅即下達桐油石灰膠塑法的命令。用新鮮可塑性極強的桐油石灰，將天書字體勾勒廓出，待石灰凝固後，其硬度不亞堅石，然後進行正常的捶拓工藝，很快就完成了上峯任務。

此舉雖善，可惜是殺雞取卵，不久引起了鄉伸憤慨，揚言將告發羅破壞古蹟的罪行。塗步衢身為知州，深知破壞古蹟罪的嚴重性，一邊壓制輿論，一邊令人將天書上的桐油石灰斧劈刀鑿，沸水洗滌，致天書面目皆非，崖面斑剝落離，字跡漫漶難辨，直到六十年後，在天書的巖壁上還可剝離出石灰漿層。

清未貴州提督徐印川在天書崖面上，手寫了一個草書的“虎”字。（有專家認為草書“虎”字，乃周達武所為。）

從紅崖天書捶拓事件發生後，世傳的紅崖天書摹刻本就被分為古來、今本兩類古本六種：

1、咸豐之年吳振或<摹刻紅崖字>縮刻本；

2、呂伶孫縮刻張春潭本；

3、呂伶孫縮刻吳寅邦本；

4、鄒漢勳<安順府志>縮刻本；

5、劉心源奇觚寶石文縮刻本；

6、姚華蓮花庵藏本。

今本五種 ：

1、瞿鴻錫摹刻本；

2、北京藏書家鴻志清藏拓本；

3、趙雲謙黔中棗木刻本；

4、法人雷柏茹在鎮寧高校大廳所見刻本；

5、任可澄藏監拓本古本中以吳振或，呂伶孫縮刻的張春潭本，吳寅邦本為代表，今本以瞿鴻錫本最接近紅崖天書現狀。

其中吳振或的<摹刻紅崖字>計有三十多字，張春潭字數最多約四十餘字；吳寅邦本有三十四字。瞿鴻錫本僅有十九字千古之謎的天書由古今本的差異。

林國恩於1990年從北京大學出版的《中國山水文化大觀》等書中瞭解到“紅崖天書”之後，對前人的破譯內容表示疑問，併產生了濃厚的研究興趣，從此將自己的全部業餘時間撲到了破譯工作上。

1997年，林國恩認為已基本破解“天書”，並將研究結果寫成10萬字論文。經申請版權登記，很快獲准通過。去年年底，他正式發表研究成果。這一成果包括考證要點和譯文兩方面。

考證要點是：確認清代瞿鴻錫摹本為真跡摹本；文字為漢字系統；全書應自右至左直排閲讀；全書圖文並茂，一字一圖，局部如此，整體亦如此。

從內容分析，“紅崖天書”成書約在1406年，是明初遜國建文皇帝所頒的一道討伐燕王朱棣篡位的“伐燕詔檄”。全文直譯為：“燕反之心，迫朕遜國。叛逆殘忍，金川門破。殺戮屍橫，罄竹難書，大明日月無光，成囚殺之地。須降伏燕魔，作階下囚。丙戌（年）甲天下之鳳皇（御製）。 ”

在黃果樹乘坐開往關嶺的中巴，或者摩托車前往即可。

安順市的出租車主要車型為夏利和雲雀，全部實行打表收費，7時至24時起步價 （2公里以內）3元，超過2公里每公里加收1元，超過8公里，每公里加收1.2元，延時5分鐘按1公里計算。0-7時起步價（2公里以內）8元，超過2公里每公里加收1.2元。市內一般是一口價5元，出城則需另外議價。

紅崖古蹟（又稱紅崖碑，紅崖天書）位於安順以西50公里黃果樹曬甲山上，史稱“南中第一奇蹟”，為我國八大神秘文字之一。“紅崖”與“飛瀑”相映交輝，人文景觀與自然景觀相映成趣。紅崖古蹟，被譽為“黔中第一奇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