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阿希姆·派普

派普祖籍巴伐利亞，於1915年1月30日出生在柏林，暱稱約亨（Jochen），他的父親瓦爾德馬（Waldmar）是一名陸軍軍官，在一戰期間曾在東線作戰，官至陸軍上尉。母親是一個承建商的女兒。1921年1月30日，派普在德國威廉皇帝紀念教堂接受洗禮。幼年時的派普除了得過百日咳，一直都很健康。1921年派普入學，學校是翰稜西小學。1925年，開始於柏林歌德中學（重文學校）接受中學教育，成績優異，尤其是德語、歷史、體育、數學。派普雖然身體看似瘦弱，但現代運動五項個個精通。

派普在柏林接受教育，1933年加入希特勒青年團，同年10月加入普通黨衞隊，黨衞隊證號：132496。

1934年，派普不顧自己成績優異、父母的反對，毅然決定考軍校實現自己早就夢想的軍人生涯。由於父親深諳兒子的夢想和對兒子天賦的瞭解，最後予以准許，雖然為兒子不去考大學感到遺憾。同年12月，在拿到高中畢業證書。1935年1月3日派普考取了SS-Verfügungstruppe軍校。派普排行老三，有兩個哥哥：大哥漢斯·哈索（Hans-Hasso）生於1910年，是一個喜歡文學藝術，狂放不羈的人，在納粹上台後被診斷為輕度精神分裂，後在1942年被迫自殺身亡；二哥霍斯特（Horst）生於1912年，和派普一樣加入了黨衞隊，後來在黨衞軍第3“骷髏”師偵察營服役。

1935年1月，派普加入了黨衞隊特別機動部隊，經迪特里希親自審核進入“阿道夫·希特勒警衞旗隊”，同年3月就被選送進入不倫瑞克黨衞隊軍官學校，學習成為一名戰場指揮官所需的知識。

1936年4月從軍校畢業後，派普獲得黨衞隊三級突擊隊中隊長銜，回到“警衞旗隊”，在第3營第11連任排長，1938年2月升任第3營副官。同年7月被調到黨衞隊全國領袖希姆萊的參謀部工作，這項調動對於派普的職業生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由於派普容貌英俊、儀表不凡，於1939年1月擔任希姆萊的二級副官，並晉升為黨衞隊二級突擊隊中隊長，陪同希姆萊出席各種公眾活動，很快就成為柏林社交圈裏的明星，同年6月又升任希姆萊的一級副官。正是在這個職位上，派普遇到了他的妻子西格德（Sigurd），兩人婚後生有一子兩女：海因裏希（Heinrich）、埃爾克（Elke）和西爾克（Silke）。

1939年9月1日，德國入侵波蘭。9月3日，英法對德國宣戰，二戰正式爆發。“警衞旗隊”和其他幾支黨衞隊特別機動部隊一道首次走上戰場，派普也第一次接受了戰爭的洗禮，但不是作為“警衞旗隊”的一員，而是跟着希姆萊在戰場上轉了一圈。當1940年5月法國戰役打響後，派普被希姆萊派往前線，出任“警衞旗隊”第3營第11連排長，不過仍掛着希姆萊副官的頭銜。在這次戰役中，他帶隊追擊撤退的法軍，俘虜了一個連的敵軍。因此，派普獲得了二級和一級鐵十字勳章，並晉升為黨衞軍上尉，並升任第11連連長。

1941年6月“巴巴羅薩”行動開始1941年10月，派普的部隊也被調往前線。1941年10月，派普跟隨部隊殺到羅斯托夫（Rostov）城下，但在蘇聯紅軍的打擊下，“警衞旗隊”只能放棄剛剛攻克的羅斯托夫，和其他德軍部隊一道撤過米烏斯河（the Mius），掘壕據守。在1941年的東線戰役中，“警衞旗隊”傷亡慘重，不得不撤到法國重組，直到1942年底才重返東線。在此期間，“警衞旗隊”被擴編為一個裝甲擲彈兵師，而派普也在1942年9月被任命為黨衞軍第2裝甲擲彈兵團第3營營長，並在1943年1月晉升為黨衞軍少校。

1943年初的天王星行動中，德國第6集團軍在斯大林格勒（Stalingrad）全軍覆沒，蘇軍趁勢發起反攻，迫使德軍節節敗退。為了挽救危局，德軍將在後方休整的黨衞軍“警衞旗隊”、“帝國”和“骷髏”師合編為黨衞軍裝甲軍，在保羅·豪塞爾指揮下重返東線，與蘇軍在哈爾科夫（Kharkov）城下展開激戰，但遭到了蘇軍頑強的抵抗，使德軍的攻勢陷入停頓。隨後在1943年3月的另一次攻勢中，終於在付出了巨大的人員傷亡後重新佔領哈爾科夫，將戰線穩定下來。

在哈爾科夫戰役後，派普率部參加了1943年7月間的庫爾斯克戰役，後來又短暫地調往意大利進行反遊擊作戰。不久，“警衞旗隊”師被改編為裝甲師，再次投入到東線殘酷的防禦戰中。

日復一日的戰鬥使派普獲得了更多的榮譽，他在1943年5月獲得了金質德意志十字獎章，同年11月晉升為黨衞軍中校，並被任命為黨衞軍第1裝甲團團長，當時他才28歲，是武裝黨衞軍中最年輕的團長。1944年1月27日，派普成為第337位獲得橡葉飾的軍人。派普的一路晉升和獲獎自然都少不了希姆萊的關照。

1944年4月，在東線戰場上損兵折將的“警衞旗隊”師再次撤到西歐重組，但沒過多久就投入了諾曼底（Normandy）地區，抵抗盟軍的登陸。在諾曼底，派普的好友、裝甲王牌米切爾·魏特曼陣亡。

並隨後在莫德爾的指揮下，參加了對“市場花園”行動中美國101空降師的圍剿。在在1944年12月的阿登戰役中，派普被任命為一個戰鬥羣的指揮官，以他的命字命名為“派普”戰鬥羣，作為“警衞旗隊”師的先鋒部隊向馬斯河上的橋樑發起進攻。派普再次表現出不顧一切的兇悍作風，儘管遇到美軍出乎意料的抵抗，複雜的地形，擁擠的道路和油料短缺這一系列問題，派普還是竭盡全力向預定目標挺進，為此不惜強佔其他部隊的進軍道路，搶奪友鄰部隊的燃料，甚至強行把一個傘兵營併入自己的戰鬥羣。儘管如此，派普的部隊還是在拉吉雷澤村耗盡了最後一滴汽油，陷入了美軍的包圍。最後，派普不顧上級要求“帶車輛一同撤退”的命令，拋棄了包括39輛坦克在內的百餘台車輛，率200名殘部徒步突圍，回到己方戰線，而戰役開始時這個戰鬥羣有5000人之眾。

在阿登戰役中，派普連續九天九夜沒閤眼，他的狂熱戰鬥精神給對手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位曾與派普進行過長談的被俘美軍軍官這樣形容他和他的部下：“與其説他們是為了信仰而拼死戰鬥，不如説這些魔鬼真正愛好的是戰鬥本身，我從未見過他們那樣的戰鬥方式，我相信他們真的是從地獄來的。”派普的部下在12月17日槍殺了180多名美軍戰俘，這就是著名的“馬爾梅迪慘案”。儘管沒有證據顯示他下達了槍殺戰俘的命令，但是作為部隊指揮官他的確要為部下的殘忍行徑負責。阿登戰役最後以失敗告終，“派普”戰鬥羣丟盔卸甲，一無所獲，但派普還是在希姆萊的照顧下於1944年12月28日獲得了雙劍飾，是第119位獲得這一殊榮的軍人。

阿登戰役後，派普隨“警衞旗隊”師調回東線，參加了1945年3月在匈牙利巴拉頓湖（Blaton）地區發動的“春醒”攻勢。面對異常泥濘的戰場，派普沒好氣地向上級報告：“我只有潛水艇，沒有坦克！”德軍的攻勢遭到了慘敗，派普和他的部隊只能且戰且退，一路向西撤退，最後向美軍投降。在戰爭結束前夕，派普在1945年4月晉升為黨衞軍上校。

戰後，派普被美軍逮捕，並因馬爾梅迪慘案在1946年4月在達豪接受審判，最後被判處死刑，由於審訊程序問題，加上美國右翼議員麥卡錫等人質疑，判決最終被推翻 ^[2]  ，減刑為終身監禁。在獄中，派普還接受了美軍戰術專家的訪問，向他們講述在東線和蘇軍裝甲部隊交戰的經驗，並極力勸説他們對莫斯科投放原子彈。1956年12月，在監獄裏呆了十年的派普終於假釋出獄。出獄後，派普到法國北部的小鎮特拉福斯（Traves）隱居起來，並開始撰寫一本有關馬爾梅迪慘案的書。

派普致力於幫助原黨衞軍成員恢復名譽。他曾表示，“在我們活着的時候（恢復名譽）是不現實的，但應該動手收集材料。” ^[2] 

派普在法國的生活(2張)

派普戰後始終堅持對納粹的信仰。派普的頑固態度使他受到納粹受害者和左翼組織的仇視和憎恨。1976年7月，派普受到恐嚇，派普對此不屑一顧，他最後的話是”我不會被嚇倒，他們可以打死我，但我要保衞我的家！”

1976年7月13日，法國國慶日前一晚，61歲的派普在上索恩省的家中被人放火燒死。 ^[2]  第二天，人們在廢墟中發現了派普已經燒焦的屍體，旁邊有一把手槍。這次襲擊事件的兇手始終沒有抓到，但很多人都懷疑和法國共產黨的激進組織有關，也有很多人懷疑和摩薩德有關。

派普的妻子在1979年去世，他的兒子海因裏希後來移居美國，成為一名銀行家，而他的兩個女兒則隱姓埋名，下落不明。

1946年7月，馬爾梅第大屠殺審判在德國達豪結束，經過3個月控方辯方的反覆交鋒，73名來自希特勒警衞旗隊師（1SS）的被告中43名被軍事法庭宣判絞刑。大約在這個時候第一被告派普旗隊長給法庭指定的美國辯護律師艾爾維特上校寫了最後的一封信，考慮當時的形勢，這封信可以看作是他的遺書，以下是這封信的主體內容：

艾爾維特上校：

當今天回首我的一生時，我可以説它是豐富的，如果我能夠再次選擇的話，我將在同樣筆直的道路上前進，它的里程碑是：理想主義，忠誠和責任感！……我在所有的歐洲戰場上浴血奮戰併成為一個造物者的寵兒。儘管現在這樣，戰爭年代仍然是一個令人自豪的英雄時代！我們所站的地方就是德國，我的坦克所到之處就是我的王國！我們沒有個人的企圖，而是為了‘帝國的夢想’……在戰爭的最後日子裏，當元首最需要（我們）——他的警衞旗隊的時候，是命運把我們和他分開，使我們絕望的戰鬥在匈牙利和奧地利……

今天看着這些法庭上的報告，我不相信他們曾是以前的派普戰鬥羣的成員，我所有的老朋友和同志都已經逝去，這些祈求寬恕的人只是負面選擇的結果，真正的團隊在瓦哈拉等着我！今天一個老普魯士軍人的生命已經沒有意義，還不如作為奴隸死去！

除了我可愛的孩子，我留下了我的妻子——我所遇到的最好最勇敢的同志。不幸的是，我無法做任何事情保護她，相反，我知道……我的存在只能傷害她。‘感恩’的國人相信我是個罪犯，而我的家庭不得不因為我的名聲而承受折磨。上校，這是最壞的……我害怕我的妻子在審判結束後不得不承受更多的報復。我最大的要求是她可以繼續和您保持聯繫……我最深的痛苦是我不知道她現在如何生存。我們已經成為這個國家的賤民，正如莎士比亞所説‘人們所做的惡事在身後流傳不絕，但他們的良善美德卻隨著遺骨埋入墳墓’。在我們分別之前，我要感謝你，在過去的八週裏，作為人，軍人和辯護律師給予我們的全部幫助。 在我處於對人性最深的失望之時，是你和麥考恩使我恢復了很多我已失去的信仰……我非常高興知道你將繼續在德國工作。時間撫平傷口！只有像你這樣具有騎士風度的人，才能夠重建和平，並使我們兩國的緊張關係得以重新恢復。（當然）我們的結局對這個目的沒有什麼幫助……

愉快的生活，微笑的戰鬥，大笑着死亡！這是我以前的座右銘，今天它還伴隨着我。我將作為在這場可怕戰爭中最後一個陣亡的軍人死去，而不是一個罪犯！我對的起自己的良心……

希望神讓你擁有一個長壽成功的生活並保佑你的家庭！

我保有你奉獻的誠懇友誼

JOCHEN PEIPER（COLONEL-上校） ^[1] 

在部下眼中他是個精力充沛，無所畏懼，重情有義的人。在戰鬥中派普總是衝鋒在前 ，不斷鼓勵部下 ，但他絕不會讓部下做無謂的犧牲，他意志堅定，執行命令不折不扣，不達目的決不罷休，任何障礙他都會想辦法克服。

英國軍事史學家裏德爾·哈特稱讚派普是“二戰中德軍最傑出的指揮官之一，他在戰鬥中體現出了最高級別的軍事效能和奮不顧身的勇猛作風。”——《閃電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