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曼

約曼（Yeoman），英國特有名詞，實際上指的是扈從

早在13、14世紀，約曼主要用來指扈從、侍從或者隨員，從事着具有榮譽感的服役。在官方和半官方文件中都曾出現該詞，在戰場上約曼往往作為騎士的侍從出現。除了服軍役，約曼常會被派遣執行特定的任務，如接收和傳遞錢物，傳送特定的口頭或書面消息，還可能作為其領主或者領主的朋友的日常隨從。

在和平時期或戰爭間歇時期，一些約曼會被留在領主宅第乃至王室中繼續任職，但更多的約曼會回到他們的土地上。很多人從他們為之服軍役的領主那裏領有一塊土地，並通過保有土地來維持封君封臣關係，但對他們的稱呼也未改變。當追隨其領主作戰的時候，他們被稱作“約曼”；當回到家鄉的土地上，他們仍被稱作“約曼”。

隨着王權的增強，以及戰爭逐漸減少，使包括約曼在內的服軍役者將更多的精力投放在土地和地方事業上。更為重要的是，隨着經濟社會發展，特別是土地市場和農業僱傭勞動的發展，作為自由人出身又有一定財力基礎的約曼，逐漸在農村社會中脱穎而出。他們中的佼佼者既有一定經濟地位又有一定社會地位，成為富裕農民羣體的主幹。這些人已經不再是原來意義上的“約曼”，其內涵與外延都發生了變化。

隨着農奴制和莊園制的瓦解，原有社會階層的劃分日益模糊。此時英國民眾的社會身份與貨幣經濟密切相關，擁有較高的經濟地位意味着擁有與之相對應的較高社會地位。因此，“約曼”的內涵已演變為以經濟為基礎的社會地位，而與以前的職業、身份的關係漸漸疏離。其外延也與先前大不一樣。以前從事約曼職業的農民未必同時擁有較高經濟地位，因此這些人不再被稱為約曼；而習慣佃户、後來的公簿持有農則由於土地經營好，收入豐厚，則有可能被認為是約曼。此時的約曼是一個標誌社會地位的概念，指介於鄉紳與一般農夫、茅舍農、僱工這些主要靠出賣勞動力為生的村民之間的等級，其來源包括經營良好的自由持有農、公簿持有農和租期在一年以上的契約租地農，如果按照中國的話説，就是地主階級

約曼的收入大多居於當時所判定的富裕程度的標準之上。在1463年的一項禁奢令中提到有土地年收入40先令的農民為較富裕的約曼。這裏所説的40先令應該是稱作約曼的人年收入的最低限度。根據一些數據顯示，14世紀後期到15世紀後期，英國小麥價格大約在每夸特5-7先令之間波動。以平均每夸特小麥價值6先令計算，40先令能夠買到6.7夸特或者53.6蒲式爾小麥，大約摺合為1168.5公斤小麥。由此可見，40先令的純收入是相當可觀的。根據約翰·福特斯科所説，在1450-1475年期間，一年淨收入為5英鎊就可以為約曼提供一份良好的生活，這恰好反映了禁奢令中提到的40先令的標準。這大致可以認為是15世紀中後期判定農民富裕的標準，而多數約曼的收入水平都高於這個標準。

伊麗莎白時代的約曼佔有土地最低限度已經在100英畝左右，其收入相當可觀。1630年，托馬斯·威斯特考特估計德文郡的約曼收入約在40-100英鎊之間，然而比之與康沃爾的約曼每年200英鎊的收入就低得多了。1669年羅伯特·張伯倫説40-50英鎊收入的約曼是很平常的，而在一些郡有100-200英鎊收入的約曼也不少見，在肯特郡最富裕的約曼年收入高達1000-1500英鎊。他們憑藉如此豐厚的財力，成為鄉村社會中引人注目的人羣。羅斯指出，約曼“……他們改革耕作，與鄉紳一樣也是農業改革家，一心追逐利潤”。

霍斯金斯也認為，在16世紀後半葉約曼階層憑藉着相對固定的支出和不斷上漲的物價所提供的良機，鞏固了自己在農村社會中的核心地位。他們不斷擴大着自己的地產，其中傑出的約曼則躋身於鄉紳的行列之中——正如沃勒斯坦所説：“似乎1540-1640年這一階段是一個階級形成的階段：形成了一個資本主義的農業階級。

土地給約曼帶來了財富，反過來約曼則渴望更多的土地。坎貝爾指出，這是一個“土地飢渴的時代”，在這個時代裏，“沒有比約曼更貪婪於土地的。他們大量買進和租進土地，將土地逐漸集中和圍圈起來，並採用僱傭勞動的生產方式，為市場而生產，從而使英國農業從傳統的維生農業向近代資本主義農業轉變。約曼顯然是推進這場農業變革的重要力量。

約曼以各種方式擴大自己的土地經營面積，成為土地市場最積極的參與者。勞役地租貨幣化以後，莊園制逐漸衰落，約曼往往成為大面積領主自營地的收購者和承租者。、

約曼還購買教會地產。宗教改革之後，國王將教會地產或作為禮物贈與世俗貴族及為國王效忠的人，或以相當低的價格出售。但到16世紀後期，這些教會地產大多流入市場，最終落入約曼等人羣手中。

不過，約曼擴張地產的主要對象是小農，在約曼地產起步的早期階段尤其如此。約曼常常通過經濟手段從他們的鄰居那裏得到土地。

土地集中的結果必將是實行僱傭生產的資本主義經營方式，而自由的僱傭勞動則是約曼農場最為引人注目的特徵。託尼估計，一個農場面積的下限應該是50英畝。持有土地面積超過50英畝，就需要使用僱傭勞動。通常面積為50-100英畝的租地農場要僱傭1-2個人，100-200英畝的農場要僱傭2-4個人，200英畝以上面積的農場要僱傭4個人以上。麥克法蘭曾指出，富有的約曼農場主使用僱工並不令人驚訝，幾乎每個村莊都有一些村民做僱工。

約曼的農場幾乎完全面向市場，因市場的需求而生產，因此他們的農產品種類也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進入16世紀，除傳統的穀物生產外，他們還大量種植時令蔬菜和水果。

顯然，在英國資本主義市場的早期階段，不論在土地要素和勞動力要素的流動，還是在現代農場式經營活動和商品交換活動中，約曼都是名副其實的中堅力量，是市場經濟的基石。

約曼是鄉村居民中最活躍的消費羣體。經濟富裕的約曼嚮往上層社會的生活方式，重視生活水準和教化禮儀素養。14世紀以後， 英國農民的飲食發生了變化，小麥和蛋白質等在農民的飲食結構中已佔據相當高的比例，而約曼是這一時期飲食結構變化的領頭人。約曼家裏不僅膳食的品種豐富，而且每一種食物都那麼充足，水果消費在16世紀後期也很普遍。

約曼的消費水準還表現為文化素質的提高。據統計，在識文斷字的農民中，約曼的人數最多，他們的識字率在當時已經達到相當高的程度。

約曼對教育也投入了前所未有的熱情。在人文主義和宗教改革的影響下，英國創辦了大量中等學校和大學，以紳士教育為模式，以培養經濟和社會發展所需要的新式人才為目標，擴大了教育對象，教育範圍不再限於教會人士和貴族子弟。越來越多的約曼卻能夠支付得起這一教育費用。憑藉經濟上的優勢，同時為了爭取向上層社會的流動，約曼往往會把其子弟送入那些較正規、條件優越又能體現其身份的大學接受教育自16世紀起大學成了上層階級和有抱負的約曼階層受教育的理想場所。

由於擁有的財富和具備的知識，約曼成為擔任地方公職的重要候選人。他們不僅是新式農業生產的骨幹，還被稱為鄉村社會的“頭面人物”，廣泛參與地方公共事務管理。通過對英國鄉村自治體制的考察就可得知，許多地方職務都由約曼擔任。例如，鄉警、高級鄉警、教會執事、陪審員、濟貧監管員、公路橋樑監護人等，維持鄉村社會治安，管理堂區福利與救濟、徵税納税等，發揮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約曼就是鄉村堂區社會中的脊樑。

土地給約曼帶來了財富,反過來約曼則渴望更多的土地。坎貝爾指出,這是一個“土地飢渴的時代”,在這個時代裏,“沒有比約曼更貪婪於土地的”。他們大量買進和租進土地,將土地逐漸集中和圍圈起來,並採用僱傭勞動的生產方式,為市場而生產,從而使英國農業從傳統的維生農業向近代資本主義農業轉變。約曼顯然是推進這場農業變革的重要力量。

約曼以各種方式擴大自己的土地經營面積,成為土地市場最積極的參與者。勞役地租貨幣化以後,莊園制逐漸衰落,約曼往往成為大面積領主自營地的收購者和承租者。領主自營地出租方式,時常是在佃户中間等分分割。不過,在更多的情況下,領主是將自營地集中出租給一兩個承租者,他們也許是一個鄉紳､一個騎士或一個莊頭,許多時候就是一個富裕農民。著名中世紀史學家龐茲指出:“如果一個合適的承租者能夠很容易物色到,那倒令人奇怪了。他們必須是有技藝的和成功的農夫,他們還要有相當一筆資金墊付以進行大塊土地的經營。他們大概要在較富裕的上層農民中才可以找到,於是這個角色往往集中到中世紀較晚時期的約曼身上。”又説,“那個承租者往往與全家一道耕作,並僱傭一些勞工”。劍橋維爾博頓莊園的自營地包括246英畝可耕地和42英畝牧草地,這是中等莊園自營地的典型規模,結果在1426年以每年8英鎊的租金租給了本莊園的一個富裕的約曼。 1588年,蘇塞克斯的一個約曼約翰·阿克赫斯特從羅伯特·西德內爵士手中購得價格為110英鎊的土地,只經營了9年,他又轉賣給一個肯特郡的富有約曼,出價240英鎊。

約曼還購買教會地產。宗教改革之後,國王將教會地產或作為禮物贈與世俗貴族及為國王效忠的人,或以相當低的價格出售。但到16世紀後期,這些教會地產大多流入市場,最終落入約曼等人羣手中。伍斯特郡的約曼潘瑞斯的土地就是從博德斯雷修道院購買的。1566年,德文郡約曼伯魯克斯頓以400英鎊的價格買走了原屬哈特蘭德修道院的阿伯特漢姆莊園。在約克､蘇塞克斯和温切斯特等郡也都出現了約曼購買教產的情況。

約曼擴張地產的主要對象是小農,在約曼地產起步的早期階段尤其如此。從伍斯特大主教的法庭檔案中分析,這種小塊土地買賣在1394-1495年約佔土地買賣總額的20%,而在1465-1540年增長到45%。這種小塊購地的情況在英國東部地區特別盛行。例如,諾福克的使用僱工經營農場的約曼裏恰德·楊格共有21塊分散的小塊土地,其中只有6塊是祖傳的,其餘都是在不同時期分別買進的。約曼常常從他們可憐的窮鄰居小公簿持有農和其他小租地農場主那裏獲得土地。正如格拉斯提到漢普郡卡勞雷村莊所指出的,約曼常常通過經濟手段從他們的鄰居那裏得到土地。根據4000多份購買契約和其他文件可知,1570-1640年期間,在27個郡裏有3103個約曼買賣土地,土地價格從9便士到2100英鎊不等。在這些土地交易中,超過500英鎊的為262件,佔總數的8%;200-500英鎊之間的為44l件,佔總數的14%;100-200英鎊之間為573件,佔總數的19%;絕大部分是l00英鎊以下的小塊土地交易,共計1872件,佔總數的60%;而其中50英鎊以下者又佔據多數,為1152件。

土地市場還包括土地租賃活動。1500-1640年價格革命期間,農產品價格上漲,刺激了土地買賣,也推動了租金上揚。儘管如此,仍然不能阻擋約曼擴張土地的步伐。蘇塞克斯《抵押文書集》中收錄1570-1649年間的67份租地契約顯示,土地承租者中約曼佔據首位。約曼為獲得土地,時常不惜付出高價。租賃通常是購買土地的踏腳石。羅伯特·菲利普是林肯郡的約曼,1583年租賃威申頓莊園,租期17年,每年租金8英鎊8先令2便士。兩年後,他以1006英鎊10先令的價格一次性買下了這個莊園。到1603年的時候,由於他的財富與地位,已經被稱為“紳士羅伯特·菲利普”了。又如,肯特郡約曼約翰·理查德1589年購買了124英畝土地､3個宅院和幾個果園,還有附屬於土地的權利,而在正式購買前他已租賃那些土地多年。 1627年蘇塞克斯的一個約曼亨利·卡特菲爾德從威廉·古梅爵士手中租到66英畝的土地,租期為21年。1641年,在租期還差7年到期的時候,他的兒子巴納德·科特菲爾德以480英鎊的價錢買下了整塊土地。

土地集中的結果必將是實行僱傭生產的資本主義經營方式,而自由的僱傭勞動則是約曼農場最為引人注目的特徵。託尼估計,一個農場面積的下限應該是50英畝。[5](P212)持有土地面積超過50英畝,就需要使用僱傭勞動。通常面積為50-100英畝的租地農場要僱傭1-2個人,100-200英畝的農場要僱傭2-4個人,200英畝以上面積的農場要僱傭4個人以上。麥克法蘭曾指出,富有的約曼農場主使用僱工並不令人驚訝,幾乎每個村莊都有一些村民做僱工。約曼也親身參加勞動,但更主要的是以僱傭工人為勞動力,生產經營規模也遠遠超出了以個體小農家庭為經濟單位的範疇,逐漸發展成具有一定規模或較大規模的商品生產組織。他們兼有農民和資本家企業主的雙重身份。據估計,16世紀,英國50%以上農場的面積超過200英畝,25%以上農場的面積超過了350英畝,15%以上農場的面積已經達到500-900英畝。僱傭勞動的規模在不斷髮展。在萊斯特郡,“1540-1600年期間,約曼通過市場將成千上萬英畝地產握入自己手中。起初,他們往往只握有一兩塊耕地,以後不斷蠶食,特別是16世紀60年代後,常常是吞下整個莊園”。一個名叫托馬斯·貝特的約曼在1543—1551年間接連購買了鄉鄰們的宅院､房舍､果園和小塊地產,最後獲得了對全村共計1000英畝地產的所有權。農場的規模發展,促使土地的經營管理更加趨向資本主義經營方式。

約曼的農場幾乎完全面向市場,因市場的需求而生產,因此他們的農產品種類也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進入16世紀,除傳統的穀物生產外,他們還大量種植時令蔬菜和水果。1637年一份什一税清單表明大量農產品都開始商品化。約曼不僅是農產品市場重要的提供者,常常也是最大的買家。1557年,北安普敦郡的約曼約翰·道布斯一次出資420英鎊買下1000只羊､500只母羊､500只小羊。可見其購買力相當旺盛。1612-1624年期間,在萊斯特郡的一些市場上,羊的買主多是約曼,他們當中有的人會一次性購買100-200只羊和羔羊。在畜牧業佔主導的地區,約曼牲畜交易的規模會更大。在索爾茲伯裏集市上,馬和牛的價格在伊麗莎白和斯圖亞特早期階段始終呈上升勢頭。1560年,馬的價格每匹30先令,1580年為40先令左右,1590-1610年則為40-50先令,1620年達到54先令。1630-1638年為77-83先令。那裏市場的買主多來自英格蘭西部和中部,是交易量非常大的市場。從1607到1628年間,652個買主中有406個約曼､117個商人和手工工匠､94個農夫､35個鄉紳､縉紳和騎士。毫無疑問,約曼是市場上最大的買主。顯然,在英國資本主義市場的早期階段,不論在土地要素和勞動力要素的流動,還是在現代農場式經營活動和商品交換活動中,約曼都是名副其實的中堅力量,是市場經濟的基石。

約曼是鄉村居民中最活躍的消費羣體。經濟富裕的約曼嚮往上層社會的生活方式,重視生活水準和教化禮儀素養。14世紀以後, 英國農民的飲食發生了變化,小麥和蛋白質等在農民的飲食結構中已佔據相當高的比例,而約曼是這一時期飲食結構變化的領頭人。在沃特詩人約翰·泰勒的作品中有一個肯特郡的約曼尼古拉斯·伍德,他被刻畫為最能吃的美食者,據説他飯量非常大,一頓飯能吃7只野兔或者一整隻羊,加上3配克(相當於2加侖或者9升)西洋李子。在酒的消費中也是如此,約曼的妻子都很擅長在家釀酒。富裕的約曼家裏通常都有很豐盛的酒餚招待客人。紐伯裏神父講道時曾受到約曼的殷勤招待,他對此大加讚揚:“在約曼家裏和在最好的鄉紳家一樣的開心,不僅膳食的品種豐富,而且每一種食物都那麼充足,主人又是那麼親切友好。” 水果消費在16世紀後期也很普遍。

約曼的服裝限制逐漸廢除是這個時期社會風尚的一個重大變化。1463和1483年,愛德華四世時期議會分別頒佈限制服飾法令,規定具有騎士以上等級身份的人及其夫人方可穿着絲絨,違令者將被處以罰金。近一個世紀後,菲利普和瑪麗時期禁奢有所改革,穿着限制的依據主要不再是身份,而是財產。1579-1580年,政府特別允許富裕商人和富有約曼的妻子和女兒可以根據自己的貨幣收入來穿着打扮。於是,在那個濃妝豔抹備受崇尚的時代,富有階層的人們包括約曼可以穿上等呢絨､優質亞麻和絲綢。從衣服的顏色看,約曼更偏愛黑色,既能夠顯得高貴又很實用,在田間勞動的時候不會輕易被弄髒。從約曼的遺囑中可以得知,他們也開始穿着當時紳士中非常流行的衣服。1607年死去的蘭開郡約曼托馬斯·愛迪生在遺囑中提到“上好的皺領”和“上好的短上衣”､“上好的緊身上衣”､“上好的緊身褲”等。1619年薩福克的富裕約曼約瑟夫·福斯特遺贈給他的一個男性親戚裝飾着銀釦子的粗棉布緊身上衣､綠色的斗篷和緊身褲。在約曼的遺囑中,都可以看到這樣的字樣:“藍色的褲子”､“緊身褲”､“上好的紅色斗篷”､“那件新的綠色緊身上衣”。由此可知約曼服飾之時尚。

從住房來看,1570-1640年英格蘭村民住房的標準和舒適程度有了較大改變,被稱作“鄉村重建”,其中約曼的改善最為明顯。在鄉村房屋中,帶有樓梯的雙層住宅出現了。上下層之間有樓梯相連,第一次出現了固定的､有扶手的樓梯。威爾特郡的文獻中提到約曼的住宅中有“樓梯下面的房間”､“挨着樓梯的卧室”。16世紀中期以前,專門的廚房還沒有出現。但1560年以後,在萊斯特郡威格斯頓村莊住房的安排上主要的變化之一是:除了廳堂､起居室之外,增加了第三類房間——廚房。到1565年,在這個村莊中的16個住宅中有兩個有了廚房。從一些遺囑和財產清單可知,鄉村房屋的爐灶數量也有所增多。1556-1650年間的伯克郡､林肯郡和蘇塞克斯郡等地2172個約曼的遺囑和財產清單顯示,其平均財產價值為160英鎊,家庭的房間數量與財產成正比。1570年以後約曼一般有6—8個房間,家中常有客廳､卧室､廚房,有的還裝玻璃窗､煙囱和護牆板。總之,房間功能有了比較明確的劃分,私人空間的界限愈益明顯,日漸得到重視和保護。

約曼的消費水準還表現為文化素質的提高。據統計,在識文斷字的農民中,約曼的人數最多,他們的識字率在當時已經達到相當高的程度。從遺囑､契約等文件的簽名看,在2500-3000個約曼中有60%-70%的人是自己簽名的。從立遺囑的數量上看,有的富裕約曼一生中會立很多份遺囑。斯通曾作過統計,在17世紀牛津主教區和格羅斯特主教區去註冊結婚的約曼大約71%-72%自己簽署了結婚登記表。記賬和記日記等也説明約曼的讀寫能力。宗教改革之後,約曼的閲讀水平有很大提高。新教提倡直接閲讀《聖經》,無須藉助於教士的啓示,可以用自己的心靈與上帝直接對話。16世紀40年代以後,英國鄉村的教區都有了英文版的聖經。托馬斯·莫爾估計,英國民眾有一半能夠閲讀譯為英文的聖經。那麼,作為民眾中的精英羣體約曼能夠直接閲讀英文聖經的人數無疑佔大多數。同時,他們也是其他宗教書籍的讀者。 為適應能夠閲讀的農民羣體的需要,農書出版的數量也越來越多。16世紀晚期陸續問世的《養牛第一書》､《好農民新書》､《蜜蜂的養殖》､《新式果園和菜園》等,對如何飼養牲畜､養殖魚類､鳥類和蜜蜂,如何開發新式果蔬品種以及新式耕作方式和釀酒技術等都做了詳細介紹。17世紀初他們甚至翻譯了一本流行的法國農書。、大量農書的出現,表明英國正在出現一批具有閲讀能力的新式農民,他們實際上是不斷追求更高利潤的農場主。

約曼對教育也投入了前所未有的熱情。在人文主義和宗教改革的影響下,英國創辦了大量中等學校和大學,以紳士教育為模式,以培養經濟和社會發展所需要的新式人才為目標,擴大了教育對象,教育範圍不再限於教會人士和貴族子弟。而從大學的費用來看,1600年大約20英鎊,1660年大約30英鎊,這也是普通農民無法負擔的數額,所以窮人的子弟要想進入大學學習困難重重。越來越多的約曼卻能夠支付得起這一教育費用。憑藉經濟上的優勢,同時為了爭取向上層社會的流動,約曼往往會把其子弟送入那些較正規､條件優越又能體現其身份的大學接受教育。自16世紀起大學成了上層階級和有抱負的約曼階層受教育的理想場所。1567-1622年,牛津大學的入學登記簿顯示入學者一半為約曼之子。在接受過高等教育的社會各階層中,出身於約曼的大學生的絕對數量位居首位,幾乎與其他階層子弟人數之和相等。持有大規模土地的約曼也會把子弟送到四法學院去學習法律,這可以使他們在關於地產的糾紛訴訟中保護自己。17世紀土地買賣達到最高峯,因此進入法學院的土地階層子弟更加多了。教育直接關乎到他們將來的職業和社會地位,所以學校也是給他們提供理想職業的地方。從1604年起,牛津和劍橋每一個學院都有權利向議會推薦自己的學生。總體看來,進入大學接受高等教育成了身份和經濟實力的象徵,也是晉身的重要階梯,還能夠滿足約曼的心理需求,因為他們願意自己有着紳士一樣的風度和高雅。

由於擁有的財富和具備的知識,約曼成為擔任地方公職的重要候選人。他們不僅是新式農業生產的骨幹,還被稱為鄉村社會的“頭面人物”,廣泛參與地方公共事務管理。通過對英國鄉村自治體制的考察就可得知,許多地方職務都由約曼擔任。例如,鄉警､高級鄉警､教會執事､陪審員､濟貧監管員､公路橋樑監護人等,維持鄉村社會治安,管理堂區福利與救濟､徵税納税等,發揮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説鄉紳是郡區行政管理的主力,那麼富裕農民——約曼就是鄉村堂區社會中的脊樑。

顯然，依靠新的土地經營方式，約曼由原來的采邑制下的普通農民轉變為農場主或租地農場主的過程，就是英國農村資本主義的啓動過程。約曼作為社會轉型時期農村精英羣體，對經濟、政治、教育文化、日常生活等方面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商人、城市手工作坊主，鄉紳乃至一部分新貴族，都為新時代的開創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貢獻；然而，不容忽視的是，是約曼即富裕農民為英國率先成為第一個工業化國家提供了最初的、也是最基本和最廣泛的經濟力量和政治力量。

約曼在英國向近代社會轉型中的重要作用很早就引起人們的關注。

伊麗莎白時代的編年史家威廉·哈里森稱他們是“超羣的人”､“傑出的人”。

馬克思説他們是從領主那裏租賃土地來僱傭勞動力進行生產的租地農場主。晚近以來,坎貝爾曾對伊麗莎白和斯圖亞特早期的約曼做過較系統的研究。

侯建新教授在關於英國現代化進程的研究中頗為重視富裕佃農的作用,在其幾部著作和多篇文章中對約曼皆有所論述——約曼作為英國富裕農民的主體,是轉型時期英國鄉村社會的“脊樑”,也是推進農村資本主義發展的核心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