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哈伊爾·米哈伊洛維奇·斯佩蘭斯基

他是亞歷山大一世和後來的尼古拉一世的御前顧問，有時他也被稱為俄國自由主義之父。

斯佩蘭斯基是一個鄉村牧師的兒子，並在聖彼得堡的神學院度過了他的童年，在這裏他成為了數學和物理學講師。斯佩蘭斯基傑出的才能和素質使得他受到了政府的注意，並被庫拉金親王招為秘書。不久後斯佩蘭斯基就成為最有才能的帝國官員。

斯佩蘭斯基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階段開始於1808年，此時俄皇亞歷山大一世攜斯佩蘭斯基隨從參加愛爾福特會議，並派他與法皇拿破崙一世進行直接會談，法皇盛讚斯佩蘭斯基是俄國唯一頭腦精明的人，在亞歷山大一世的堅決要求下，斯佩蘭斯基受遣與拿破崙進行多次關於俄國行政體制的改革。斯佩蘭斯基的憲政改革計劃是設想建立一個以一系列杜馬為基礎的憲政系統，鄉或鎮立法會議（杜馬）選舉縣立法會議議員，縣立法會議議員選舉出省立法會議議員，後者則選舉出帝國立法會議（國家杜馬）或國民議會的成員。作為居中平衡皇帝的獨裁權力以及杜馬的權力，斯佩蘭斯基還計劃設立國務會議（Council of State）。該機構在形式上模仿拿破崙法國的國務委員會（Conseil d’Etat），斯佩蘭斯基在該機構中擔任國務秘書。這個由專家組成的機構的成員由皇帝任命，協助皇帝開展立法工作，但無權限制專制政府的原則。儘管委員會傾向於極端保守，但還是強調法治、能力和按程序辦事的精神，這些對斯佩蘭斯基來説都是非常珍貴的。人們注意到，在國務會議創立後俄羅斯帝國的歷史中，“幾乎所有重大改革方案都是由國務會議經正規程序通過的，歷屆政府的幾乎所有最有害的法令，都是在國務會議的職權之外，作為行政法規通過的，名義上都只是暫時性的措施”。

1808年年底，斯佩蘭斯基在亞歷山大一世授權下擬定了《1809年國法概論》、《1809年國家法典草案》，正式將國家機構改革寫進文獻。他認為，三權分立和四級結構應該成為俄國改革的重點，而國務會議就是重中之重。這些改革措施一旦成為政策，亞歷山大一世的權力就必定會削弱，國務會議將成為一個主要的政策決策機構。

斯佩蘭斯基理想中的三權，應該是國家杜馬、國王、參政院，這三個權力機構分別是立法系統、行政系統、司法系統的最高機關。杜馬也要由四級機構分別選出，組成鄉杜馬、州杜馬、省杜馬、國家杜馬，層層遞進，成員從下一級機構中選出，每3年舉行一次選舉。所有的法律不經過國家杜馬都不能生效，國家杜馬掌握着絕對的立法權和法律監督權。

到那個時候，沙皇將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國王。國王的下級是大臣委員會，下面還有四級管理委員會。這很明顯的是種權力下放，沙皇原先手中的權力被下放到各個機構，根據斯佩蘭斯基的想法，這些機構都是要向法律負責而不是對國王負責。

其實，斯佩蘭斯基的想法沒有錯，他想讓俄國跟上西方國家的腳步，確切地説，他已經意識到了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給俄國帶來的種種弊端。不過改革有時同戰爭一樣，一不留神就會成為眾矢之的。一旦觸碰了封建勢力的敏感區，這個在俄國呼風喚雨的團體就會出來百般阻撓。

斯佩蘭斯基有這樣的勇氣，卻不見得有這樣的實力。他提出有宮廷封號、頭銜的貴族都應該有自己實際的工作崗位，而不是尸位素餐，單是有個官銜什麼都不幹。要知道，從葉卡捷琳娜二世開始，宮廷貴族都有官銜，而且會隨着年齡的增長有所提升。這些貴族們大多數都遊手好閒，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生活得悠閒自在。

無疑，斯佩蘭斯基的改革為貴族的晉升設置了障礙，改變了他們的生活軌跡，也就自然會遭到反對。不過這才是個開始，根據斯佩蘭斯基的建議，所有的官銜都需要經過考試，合格者方能勝任。很明顯，這是在針對那些不學無術的紈絝子弟，告訴他們什麼叫能者居上。也就是説，貴族們想保住原先的地位，就需要努力學習，努力工作，這種生活狀態的突然轉變讓貴族們無法接受。

斯佩蘭斯基在1809年開始進行宏偉的改革，然而，這場改革中大部份都失敗了，只有國務會議在1810年10月成立；儘管如此，俄羅斯帝國憲政改革計劃中最重要的其他部份還是在19世紀和20世紀早期實現了。帝國立法會議在1905年成立並以斯佩蘭斯基的建議命名，1864年設立的地方自治局（the zemstvo）制度也是他其中的一個改革計劃。斯佩蘭斯基的《自由農民法》也被列入憲法中並在亞歷山大一世的准許下在波蘭和芬蘭試行。

1809年，斯佩蘭斯基應皇帝的要求提交了一份徹底的憲政改革計劃，題為《國家法典緒論》。該計劃概要如下：

將俄國公民分為三類，貴族、“中等地位”的人和勞動者；“中等地位”的人包括商人、工匠、農民以及擁有一定資產的小經營者；勞動者包括農奴、僕役和學徒。這份計劃也規定了三種權利：一般的公民權；特殊的公民權，如免除各種勞役；和受財產資格限制的政治權利。貴族擁有所有權利；中間地位的人享有一般公民權，如果財產打到一定要求，也擁有響應的政治權利；勞動者也享有一般公民權利，但由於沒有足夠的財產，沒有參與政治的權力。俄羅斯帝國的行政區劃分為四個級別：鄉或鎮（Volost）、縣、省和國家。每一級均設有以下機構：一是立法會議或杜馬，全國一級的立法機構稱國家杜馬；二是法院系統，其中參政院是最高法院；三是各級行政委員會，在中央一級包括各部及中央執行機關。關於各級立法會議的選舉辦法見上文。其他方面的改革：

設立國務會議，具體可見上文。對政府各部進行改組，增加了兩個特殊的行政機構，一個負責監管政府財政，另一個負責發展交通。開始實施年度預算制度；為備戰法國整頓俄國的財政制度。高級文官的提升必須通過考試或有大學畢業資格；採用文官考試製度及其他提高政府效率的措施以加強俄國的官僚機構。頒佈《宮廷高級侍從法》，反對宮廷中只是掛名而無具體責任的職位。參政院改革草案。1811年初，斯佩蘭斯基草擬了參政院改革草案，明確規定參政院是最高司法機關，其成員由皇帝從省杜馬選舉的人中任命。

在1809年到1812年期間，斯佩蘭斯基幾乎是俄國事實上的首相，迄今為止，皇帝難以捉摸的個性使得他身邊的大臣們是如此的不受信任和遭到頻繁調換。亞歷山大一世替換了他早年非正式委員會的親信們；在皇帝的信任下，斯佩蘭斯基實際上成為了唯一的御前重臣，所有政務在呈抵禦前之前都先由斯佩蘭斯基單獨過目，並經常立刻與亞歷山大一世探討決定。哪怕是另一位權傾朝野的戰爭大臣阿列克謝·安德烈耶維奇·阿拉克切耶夫伯爵也被斯佩蘭斯基強勢排擠。斯佩蘭斯基不帶私人目的的運用其巨大的權力。然而斯佩蘭斯基或多或少是個理想主義者，他如今的權勢也為他將來的失勢埋下了種子。

亞歷山大一世同樣也是個理想主義者，但他更希望能集權於他自己；皇帝有些猶豫不決的天性使他在一段時間內被掩蓋並折服於斯佩蘭斯基非凡的個人品格，但是遲早皇帝一定會發現，斯佩蘭斯基運用其有力的手段要鑄就一個復興的俄羅斯帝國，而這個理想化的結局是斯佩蘭斯基所唯一孜孜不倦、全神貫注的目標。在1810年及1811年早期斯佩蘭斯基依然得蒙聖寵，是皇帝在俄法關係惡化前身邊的首席親信。

然而，斯佩蘭斯基犯下了一個不小的錯誤，他是一個熱忱的共濟會成員，1809年他設想改革教會學校教育，並責成一些更加有才能的神職人員加入其中。斯佩蘭斯基提出在教會學校要實行新的教學大綱，建立與世俗學校相類似、教學大綱連貫性的四級教會學校，即教區教會學校、縣教會學校、中等教會學校、教會學院，並建教學區。教會學院院長和中等教會學校學監職務實行選舉制原則。斯佩蘭斯基還制定了四級教會學校的規章條例，要求教會學校的學生學習世俗學校的課程，如學習數學、物理、生物、本國和世界通史、語言文學、哲學、近現代外語等等。亞歷山大一世同意並開展了計劃的第一階段，但改革要到1814年才完成。隨後斯佩蘭斯基即開始壓制一些現存的秘密集會；儘管他們已經公開承認了自己的秘密，但斯佩蘭斯基還是理所當然地懷疑這些秘密社團。斯佩蘭斯基失敗的計劃所造成的唯一結果是在神職人員中增加了不少敵人。

改革已經舉步維艱，如果稍有閃失，帶來的就是排山倒海的唾罵。可偏偏就在這個節骨眼上，斯佩蘭斯基的改革出現了失誤，這個錯誤成為反對者攻擊的有力武器。

俄國自從與拿破崙開戰後，經濟就迅速下滑，連年赤字，通貨膨脹，民不聊生。為了處理這種局面，斯佩蘭斯基決定停發紙幣，增加税收，出售公債，來恢復經濟，可是這些措施不是行不通就是收效甚微。就像他臨時增加的土地税，這些税款的重擔自然而然落在了農民的頭上，搞得民間怨聲載道。沒什麼比民怨更可怕的了，這無論是對統治者還是改革實施者都是個極大的挑戰。

所有反對改革的人都抓住了這個機會，準備把斯佩蘭斯基斬於馬下。而且當時俄國正在與拿破崙針鋒相對，硝煙密佈，一場大戰在所難免。這些因素結合在一起，對改革產生了極其惡劣的影響。 俄國全心全力準備對法戰爭，可是斯佩蘭斯基的改革措施恰恰都是以法國為榜樣的。這也難免會讓人產生“遐想”，一個忠實於法蘭西政策的人、一個視拿破崙為偶像的人，在那個敏感的時候，當然會被人視為異類和叛徒。

當時很多人都建議亞歷山大一世處治斯佩蘭斯基，以安撫躁烈的民心。在那些元老貴族看來，斯佩蘭斯基是個陰謀家，是拿破崙的走狗，是人民的公敵。在與法國即將開戰的時候，沙皇應該處治斯佩蘭斯基，對人民有個交代，好讓大家能全心全意投入戰爭。當然，這些想法，是建立在斯佩蘭斯基觸動了封建勢力利益的前提下的，也自然少了幾分客觀性。不過這些話一個人説也許還沒有什麼説服力，如果説的人多了，沙皇難免會動搖改革決心，也會懷疑自己的判斷力。人言可畏，縱使斯佩蘭斯基有三頭六臂也難以抵擋眾多的唇槍舌劍。

一夜之間，俄國大街小巷都流傳着斯佩蘭斯基效仿法國人、動搖國之根本的蜚語。甚至，還有人説斯佩蘭斯基是拿破崙安排在俄國的間諜，通過控制沙皇來控制俄國。反對者們在亞歷山大一世耳邊喋喋不休，不斷重複着對斯佩蘭斯基的中傷和誣衊，沙皇耳朵都要磨起繭了。這些反對者處心積慮要根除斯佩蘭斯基的改革，目的很簡單，就是想再過上從前那種“無憂無慮”的日子。 斯佩蘭斯基已經站在了一個搖搖欲墜的塔頂上，下邊還有無數人在不停晃動，他的一舉一動都可能讓他葬身深淵。

可惜的是，環境已經是這樣了，再謹慎也無法擺脱從塔上摔落的命運。對於斯佩蘭斯基來説，這些流言蜚語固然需要面對，但是對國家的負責是他最在乎的事。當時的國際環境讓人備感擔憂，斯佩蘭斯基急切地想知道法國那邊的情況，於是他偷偷翻閲了外交部的秘密文件。斯佩蘭斯基這一舉動，無疑太過莽撞了，不管初衷是什麼，一個錯誤的舉動足以斷送他的政治前途。

警務大臣巴拉肖夫利用了這個失誤，大肆宣揚斯佩蘭斯基與拿破崙串通一氣，私通情報。這些話對於亞歷山大一世來説並不陌生，如果他對斯佩蘭斯基有足夠的信任，大可以置之不理，或是為他開脱，這十分容易做到。然而，亞歷山大一世已經失去了耐心和信心，他更願意相信多數人的讒言。就這樣，亞歷山大一世在1812年3月17日解除了斯佩蘭斯基的職務。

在與少皇談了兩小時後，他黯然神傷地回到家裏。此時警察部長已封閉了他的文件，台階前面停放着一輛準備流放他的雪橇。反動貴族們聞訊後一片歡騰，他們舉辦酒宴，慶賀斯佩蘭斯基的流放。有些農奴主甚至表示奇怪，為什麼不把這個“最危險的改革派”處以死刑。斯佩蘭斯基當時記述説，8月6日法令後“一小羣舞文弄墨的人用嘲諷短詩和漫畫來誹謗我，説我無論是按家族，還是按財產都不屬於他們那個階級，把我看成是一個危險的犯人”。

他被流放到了諾夫哥羅德，後來又被送到彼爾姆。 一個改革者，春風滿面地上台，卻在寒風凜冽中落寞地離開，所有的一切都如同海市蜃樓一般，看似美好卻只是假象，讓人充滿遐想，最後卻換得無盡的失望。

1816年斯佩蘭斯基重回帝國政府任職，他被任命為西西伯利亞總督，為此斯佩蘭斯基制定了一個新的政府體制方案，1821年，奉詔回京進入國務會議。斯佩蘭斯基在擔任西西伯利亞總督期間，正是俄羅斯帝國吞併哈薩克草原的關鍵時期，斯佩蘭斯基秉承沙皇的旨意，蒐集哈薩克的習慣法、判例，並根據俄國統治者的需要，作了某些補充，於1822年制定了《西西伯利亞吉爾吉斯人條例》，這部條例廢除了哈薩克原有的政治統治制度(可汗制)，把哈薩克地區劃分為若干行政區，一切按照俄羅斯的政治制度、由俄國政府派遣的官員統治。至此哈薩克汗國宣告滅亡。

1826年，斯佩蘭斯基被尼古拉一世任命為第二屆御前大臣辦公廳主席，負責對俄國法律進行整理、編制索引和摘要的工作。在斯佩蘭斯基領導下，委員會取得巨大成就，於1833年發佈了俄羅斯帝國法律全集，共收錄了35993條法規。這次的法典編纂被稱為‘法律全集’，作為獻給尼古拉一世的禮物，併成為後來‘俄羅斯帝國法律全書’的基礎，這對俄羅斯帝國來説是得到擁護且有效的。隨後斯佩蘭斯基的自由主義思想遭到了康斯坦丁·卡維林和鮑里斯·契切林的嚴格審查。

斯佩蘭斯基於1839年2月23日逝世於聖彼得堡。他安葬於亞歷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的Tikhvinskoe公墓；他的墓碑是一個花崗岩石棺並飾以銅十字。斯佩蘭斯基在1839年被授予伯爵頭銜，他的女兒受帝國特別法令允許，帶着伯爵頭銜嫁入Mikhail Cantacuzène親王家庭，並允許後者繼承斯佩蘭斯基伯爵的頭銜。

斯佩蘭斯基是一位靠個人奮鬥而取得輝煌成就的人。與非正式委員會成員及沙皇的大多數同伴截然不同，斯佩蘭斯基並非出身貴族，而是來自貧苦的鄉村教士家庭。正是斯佩蘭斯基本人的智慧、工作能力及傑出的管理才能使得他一度成為俄皇亞歷山大一世的事實上的首相，儘管當時還沒有設立這個官職。研究斯佩蘭斯基的多數專家認為，這位非凡的政治家尋求在俄羅斯建立強有力的、基於法律及合法程序的君主政體，相信只有這樣的君主政體才能免於專橫、腐敗及混亂。換句話説，斯佩蘭斯基是在德意志式的“法制國家”的藍圖而不是更先進的自由主義或激進的綱領中得到靈感的。然而，一位研究該問題的新秀拉爾夫（Raeff）有點言過其實地否認這位俄國政治家是一位自由主義者。在俄羅斯這樣的環境中，斯佩蘭斯基的觀點當然是自由主義的，正如他同時代人所充分意識到的。此外，如果當時機會允許的話，斯佩蘭斯基的觀點可能要更自由一些。

斯佩蘭斯基關於四級行政區劃、地方自治政府和中央立法機構的計劃為俄羅斯帝國的未來發展提供了一個高瞻遠矚的架構，只不過還要等待很長時間才能成為事實。某些專家認為，後來的實施，一是太少，二是太晚。通過1864年的所謂地方自治局改革，俄國建立了縣和省的兩級自治政府；在1905—1906年建立了國家立法機構，即杜馬；在1917年建立了鄉一級的自治政府。

然而，斯佩蘭斯基的寒微出身使得他在高級官員中缺乏威信，他的憲政改革計劃因為沒有付諸實施而對社會影響有限，種種跡象都不足以表明他將俄國帶到了自由主義革命的邊緣。斯佩蘭斯基在1809年提出的憲法草案，就像1819年的諾沃西利採夫起草的憲法一樣，始終沒有正式頒佈。儘管其中振振有詞地談論公民權利，但對解放農奴卻隻字未提，儘管只是迫於當時的國勢。這種自相矛盾的現象乃是官僚思想家斯佩蘭斯基的典型特徵，他總是在他的西方思想與俄國曆史和俄國社會的現實之間尋求平衡。他是自由放任主義學説的信徒，卻提倡保護新生的工業；他是自由主義者，卻又主張在改革的初期階段保留農奴制。

無論如何，平民出身的斯佩蘭斯基以其卓越的才能、眼力和過人的手段一度曾是俄國事實上的首相，他提出的憲政改革規劃總的來説也被後來俄國的多次改革所繼承，他對俄國的影響是深遠的。他毫不謀私利的作風和他的出身在那個貴族政治的年代顯得格格不入，後來針對貴族的諸多改革也使斯佩蘭斯基早早就埋下了失勢的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