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濟會

早期共濟會是一個“順應歷史”的進步社團組織，它與啓蒙主義者一道支持世俗國家、反對天主教的教會獨裁。在反教廷進步目標的召喚下，吸引了許多曾為人類歷史做出重要貢獻的傑出知識分子，比如伏爾泰、孟德斯鳩、歌德、海頓、薩德侯爵、莫扎特、腓特烈大帝、拿破崙、華盛頓、富蘭克林、馬克·吐温、柯南道爾、加里波第、牛頓、愛因斯坦等，推動了人文主義、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及（光明）啓蒙運動。

1717年，近代共濟會第一個聯合組織“共濟總會”（Grand Lodge）在英格蘭成立。1723年，《共濟會憲章》（The Constitutions of the Free Masons）公開出版。18世紀30年代起，共濟會開始迅速擴大，並在整個歐洲建立了許多新的分會。與基督教的出現引起羅馬統治者的恐慌一樣，共濟會的出現也引起天主教教會的震怒。1738年4月28日，克萊蒙十二世（Clement XII）在羅馬頒佈反共濟會法令，由宗教裁判所審判官彼特·洛莫拉提烏斯（Peter Romolatius）發表。它的全名是《譴責共濟會，依據事實處以絕罰，除非死亡其赦免權只保留給教皇》。在該法令中，共濟會成員被描寫成一夥“像賊一樣破門入户，像狐狸一樣試圖把葡萄園連根拔除”的人。法令發佈後，對共濟會成員大規模的無端迫害由此開始。共濟會與天主教結下的深仇大恨一直延續到21世紀的今天。 ^[21] 

分規、曲尺和法典在共濟會中被看作“會所的傢俱”，是會員完成個人實踐、突破三重黑暗、重見理性光明的過程中必不可少的工具，因此被稱為“三重偉大之光”。 ^[1] 

共濟會分為兩級組織：分會和總會。

會所名稱為阿拉伯數字編號和地名的組合。

總會所是共濟會的最高組織形式，各總會所之間的關係是獨立平等的。在多年的流傳中，各總會所之間在章程和儀式上會有一些差異。總會所往往是在司法管轄區內以社團的形式註冊的公開的合法機構。

現代共濟會附屬組織有約克禮、蘇格蘭禮、瑞典禮等。 ^[2] 

共濟會會所（Masonic Lodge）的高級官員是會長（Master），通常會掛銜“誼兄”（Worshipful Brother）（在蘇格蘭，根據蘇格蘭憲法，通常被稱為“右尊主”）。尊主通常坐鎮在會所的東方位置，指揮會所的大小事務。他擁有很大的權利，不需要參考其他會員的意見。他還負責主持儀式和慶典。

成為尊主是一個會所所能賦予其會員的最大榮耀。本職位由選舉產生，一般是由不記名投票方式進行。然而，在大多數會所，該職位通常是由上一年的高級督導員（Senior Warden）擔任。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尊主被冠以“尊貴”頭銜，但並不意味着他是被膜拜的。相反，這個詞在這裏的意義更多是“給予尊重”，類似的用法比如稱法官為“尊敬的法官閣下”，稱市長為“尊敬的市長大人”。實際上，市長和法官在英格蘭的部分地區依然被成為“尊貴的”，或“榮耀的”。法國共濟會使用“可敬的”（Vénérable）來尊稱他們的會長。

當任期結束，尊主會被稱為前會長（Past Master）。前會長的職責和特權因會所和轄區的不同而異。例如，在一些轄區，前會長可以獲得總會所的投票資格，而另一些轄區則不行。在大多數轄區，前會長依然繼續享有“尊貴”頭銜（例如“尊兄史密斯”），而少數一些轄區則規定唯有現任會長可享有尊貴頭銜。

與尊主相應的更高級職務是總會長（Grand Master）。總會長除了可以掌管自己的總會所，在其轄區的所有會所也享有一定的權利。總會長通常掛銜“至尊主”（Most Worshipful）。

會監在會所三位主要官員中位列第二，並且是會長的副手。在一些區域，如果會長缺席的情況，會監將主持會議，並且可以代理會長掌管會所內的所有事物。在另一些區域，包含英格蘭總會所和愛爾蘭總會所，只有現任會長或前會長可以任職“理事長”，因此如果高級督導員不是前會長的話就不可以擔任該職務。在很多會所，高級督導員將會被內定成為下一任的尊主。

會所三位主要官員的第三位就是副會監。副會監負責在會所舉行宴會或其他社交活動。在一些區域，初級督導員擁有一個特殊的職責，保證所有來訪共濟會員擁有所有必須的憑證。在其他地區，這是屬於守門人（Tyler）的職責。在一些區域，初級督導員在會長和高級督導員都缺席的情況下可以主持會所。

督導員是會所的常規官員，意味着這些職位必須沒有空缺。

司庫的職責是記賬、收集會員年費，支付賬單，並向總會上交年度會費。

年度財政報告是一個會所持續經營能力的重要度量標準，同時年度會費的繳納也是至關重要的，因為（有意或無意）的付款失誤都將導致會員失去投票權、訪問其他會所的權利，甚至會被禁止進入他自己的會所，或被驅逐。

通常司庫是由有經驗的前會長擔任，但這不是必需條件。

司書的職責包括髮出傳票（會議前的正式通知，包括時間、地點和議程）、會議記錄、完成統計並彙報給總會，以及對會長提供程序流程方面建議。

許多獨立的會所制定有額外的職責，例如，秘書必須服務於特定的委員會。

儘管所有會員均可以任職秘書，但一般情況下是由有經驗的前會長擔任。

司客是會所中的初級官員。在大多數地區，會所設有兩位司客，分別服務會監和副會監（然而有時候首席執事和次席執事在職責上可以互相調換。）

司客的主要職責，是在會所內指揮管理新人，並在某些特定典禮上為他們發言。另外如果有需要還要協助尊主，並且在會長和高級督導員之間傳話。

副司客的職責與司客很相似。副司客的主要職責是協助首席督導員，並在兩位會監之間傳遞信息。在一些地區，他還要負責鎮守會所大門的內側，並保證會所被“封閉”（在另外一些地區這項工作交付給內衞或隨從）。

司事負責一系列的初級助理事務。即便在同一區域，他們的職責也有很大的不同。他們的一些共同職責如下：

司事往往擔任首席執事或次席執事的替補，如果上述人員缺席的話。

當受階典禮進行時，一個或更多的司事將被要求協助兩位執事在聖壇上管理新人。

在很多地區，司事的傳統角色是在會所會議結束後的宴會上侍酒。通常他們的職責會被擴展到監管整個宴會的膳食和小食。

一些地區有特別的規定，一個會所有兩位司事，首席司事和次席司事。其他地區對司事的數量不做限制，這樣的情況通常是特殊的。會長可能會根據其會所的大小和需求指定任意數量的司事。這些額外的司事通常被稱為助理司事（Associate Steward）。

雖然司事通常由新會員擔任，但根據傳統，在一些會所前會長通常會被指派督導幹事的工作。

司衞也被人稱作會所“外衞”。他的職責是守衞大門（從外面），持鋒利的出鞘之劍，保證僅有那些有資格參加會所會議的人通過大門。在一些地區，他還要為新人準備許可證。司衞通常會負責在會議前佈置會場，並在會後保存和維護所有的會徽等儀式用品。

在一些區域，司衞由前會長擔任，而在其他區域他可能是從其他會所僱來的兄弟。

以上所列均為普通人事構架，不同的會所可能會有不同。

在正式的共濟會會所規定中，入會的條件為出於自願、無犯罪記錄、身心健康、相信存在一位造物主的成年男子，如果入會以後有任何犯罪行為將被開除會籍。因其屬封閉的社團形式，如無兩位以上美生兄弟推薦，外人也無法得以加入，也不能有被拒絕入會的記錄，且其考核欲加入兄弟之時間，短則半年，長則無限。而且早期時入會之後，不得向他人揭露其會員身份。

共濟會會員共分為33個級別，用度的符號“°”表現，但只有1°到3°涉及到等級概念：

1°會員被稱為“工徒”（英語：Entered Apprentice），不是正式會員。

2°會員被稱為“工員”（英語：Fellow Craft），不是正式會員。

3°會員被稱為“工師”（英語：Master Mason），正式會員。3°到33以上都是平等關係

以下為英美體系共濟會的傳統入會要求：

依據美生會的憲章，對美生的加入，有其嚴謹的要求，也就是説他必需是：

1.　出於自身之意願。

2.　在總會轄區內居住滿十二個月以上。

3.　年齡在二十歲以上之男性。

4.　相信神的存生（不限任何宗教，也不需為教徒，但絕非無神論者）。

5.　無犯罪之記錄。

6.　未曾被其它美生會拒絕入會的人士。

7.　在二名美生會員的介紹之下，辦理申請入會手續。

循美生會考核方式，逐級晉升，登堂入室，終至成為一位共同修業進德的美生。

而對於大東方體系的共濟會來説，並不需要必須為有神論，混合型和女性的共濟會接納女性，因此不被主流共濟會認證為正規共濟會，被排除於主流共濟會系統外。

在會員每次晉級的時候，都要在會堂內舉行相應的儀式。

3°會員為共濟會的正式會員，需要在經歷一次模仿建築師西貢·阿比夫之死的啓蒙儀式，在儀式中象徵性地“死亡”，然後“復活”。這個級別的儀式也是所有共濟會禮儀中最為重要的一個。

經歷儀式的新會員被矇住雙眼，赤膊上身，脖子上套一繩索，名為“牽引繩”，新會員扮演阿比夫這一角色，由三個叛徒朱比拉（Jubela）、朱比羅(Jubelo)、朱比倫（Jubelun）帶往會堂（有時是地下室）。進入會堂後，要走過一個踏板，上面繪有象徵符號。途中三個叛徒依此向新會員索要秘訣，阿比夫説聖殿完工之後才能告訴他們，最後阿比夫被殺害。三個叛徒將阿比夫抬到聖壇前，那裏有三盞蠟燭，象徵三大光明。在周圍的會員詠唱完禱文後，接下來扮演阿比夫的會員將復活，去掉矇眼布，看見三盞燭光（有的地方改為用錘敲擊三聲）。這時候新加入的會員就完成了啓蒙儀式，成為正式的共濟會會員。

共濟會會員莫扎特在經歷了這樣的啓蒙儀式之後，將其神秘感受創作了《魔笛》一曲。

共濟會的起源1717年6月24日。英國四個會所組成一個總會根據其公式文獻《共濟會憲章》（THE CONSTITUTIONS OF THE FREE-MASONS），共濟會標誌（The Free Mason's Symbol，傳説於1701年寫成，初版出於1723年）第一部《歷史篇》的解釋，共濟會起源於公元前4000年，這一年稱為A.L.（Anno Lucis，“光明之年”），他們自稱為該隱知識的後人，通曉天地自然以及宇宙的奧秘。

亞大生了兩個男孩，他們是雅八和猶八，奇拉生了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他們是土巴該隱和拿瑪。

這四個人象徵着人類對自然科學的探索：

雅八是第一個研究“地理”的人類，他將家養山羊和野羊羣分並且第一次使用石材和木材建造房屋；

猶八是世界上第一個音樂家；

土巴該隱發現了冶煉鋼鐵的技術；

最小的妹妹拿瑪發明了紡織技術……”

這一段記述和《創世記》中並無兩樣，然而共濟會的故事還有後話：“……四兄妹知道自己對自然的探索會引起神的震怒，宇宙的偉大建築者必將以水火懲罰窺視神之秘密的人類。

在洪水來臨之際，他們為了讓偉大的學問流傳人間，特地將知識鐫刻在兩根石柱之上，其中一根稱為‘亞伯’——它不會因火而毀壞，另一根稱為‘拉特拉斯’——它不會毀於水中。

（赫爾墨斯為埃及神明透特的希臘名，是埃及智慧神，其人在傳説中為自然科學和自然哲學的大宗師、現實身份和神話中的身份已經不可分，通常被作為自然科學的一種擬人化）……”

接下來便是古代共濟會的登場，這部分記載開頭引用《創世記》第10章和第11章：

洪水消退之後，神因挪亞的虔誠而喜悦，並且決定不再毀滅人類。然而人類並沒有忘記對神之領域（自然科學）的探索，在復興之後，大多數人類仍舊十分愚昧，只有石工（Mason）仍舊掌握着自然科學和幾何學的秘密，根據這些知識他們知曉了人只不過是神的“不完善的複製品”。石工們發現如果通過自身努力，就可以克服人類自身的精神和肉體上的缺陷，從而回歸神的領域。

挪亞的不孝之子中有一個兒子叫古實，古實有一個兒子叫寧錄（Nimrod，傳説中最強大的獵人），寧錄是巴比倫的國王。當時石工們從四面八方聚集到巴比倫，開始建造一座通天塔，也就是傳説中的巴別塔（Turris Babel）。宇宙的偉大建築者這一次採用了一種幽默的手法進行懲罰，攪亂了他們的語言，於是他們荒廢了造塔的工程而散佈到世界各地……

而這些石工們從此不再將偉大的學問透露出去，他們組成秘密結社，採用口令暗號和秘密的握手方式表示身份、同時區分在團體中的級別和工作中的職務。這些“自由石工”在耶路撒冷建造了所羅門王的神殿，他們在古希臘被稱為丟尼修建築團，他們在中世紀為基督教徒建造教堂和各種大型石造建築。石工們嚴守組織秘密，在建築工3地旁開設的集會所（Lodge）進行聚會，交流知識。

1738年出版的《完全的共濟會概況》中的版畫《石工作業》，描繪了建設古代神殿的石工，左下角折斷的柱子象徵着共濟會傳説中希蘭之死（棟樑的折斷，象徵着“哲學的死亡”和“理性的新生”），太陽和月亮代表所羅門神殿的兩根銅柱，象徵世界和人的二重性。

秘密結社在西方世界的歷史上有幾種可能的來源。

第一種是受到迫害的宗教。西方世界大多數的時期是以一神教為主，而如果有其他信仰的人往往會遭到相當殘酷的迫害；因此，許多信徒們為了要在這種嚴格查緝之下生存，就發明了各種各樣的秘密集會儀式、口令和密碼，讓外人無法輕易滲透入真正的聚會核心中，從而也大幅降低他們被破獲的命運（當然也就少了被丟入競技場或是丟在火堆上燒的機會）。

另外一個則是知識保存的社羣，西方世界的學徒制非常重要。青少年必須要選擇自己未來要跟隨的師傅，並且藉此而決定自己未來的職業。但是，這些擁有各自專業的木匠、石匠等也希望要擁有自保的能力。不管是在面對當權者、或是在面對各種的挑戰上，成羣結黨總是比較安全的。所以公會（Guild）就應運而生了。公會基本上是專業人士的集合，但同時也肩負着保存許多專業知識的功能。這些專業知識包括了建築的秘密、數學、鍊金術等等，許多這些密藏的資料被查獲之後不但會導致不傳之密外泄，甚至還可能導致整個組織被認為是叛教集團，導致全部的人都被牽連處理。所以，不只這些組織有入會的限制，嚴格的認證，甚至許多秘密都必須要等到該人達到某種層級之後才能夠獲得。而且，這些秘密本身又都被複雜的密碼和責任保護制度給層層禁錮住。所以，這一類的秘密組織一直是伴隨着西方文明成長的。

而在這些組織中最有名的又屬於到21世紀依舊勢力龐大，公開活動的“共濟會”（Freemason）。這個組織成立的架構十分類似以建築和木匠知識為主的結社，其標誌就是圓規和一把角尺。（據説他們是中世紀石匠所延續下來的組織）但其內部的運作、規範十分神秘，並不為外人所知。只不過，這個組織從中世紀開始就有許多社會中舉足輕重的名人和貴族加入。莫扎特就是共濟會的一員，其著名的劇作“魔笛”中就引用了大量的共濟會象徵，美國的副總統錢尼也是共濟會的成員。直到2003年之前，全世界矚目的奧斯卡獎都是在共濟會的聚會所舉辦。

而共濟會褪去傳説的迷霧，正式出現的最早記載始於1717年的英國。1716年之前，倫敦的四個小酒館中聚集着貴族和高級神職人員，舉辦類似高級俱樂部的聚會，內容多半是社交活動、娛樂和飲食為主，這些人是近代共濟會的真正創立者。

1717年6月24日“聖約翰日”（聖約翰是共濟會古典派的守護聖人），英格蘭四個會所（Lodge）的共濟會會員（Mason）齊聚倫敦聖保羅大教堂附近的烤鵝大廈（Goose and Gridiron Ale-house），這四個會所中只有一個是由純粹的精神石匠組成，其他三個仍然是從事生產的石匠會所。這一天他們聯合成立了第一個總會所（Grand Lodge），並命名為英格蘭第一總會（Premier Grand Lodge of England）。會員投票選舉安松·塞亞（Anthony Sayer）為第一代總導師（Grand Master），這一天也就是近代共濟會運動的開端。

而這一時期也正值傳奇的薔薇十字會運動的影響消退之際，近代共濟會擺脱了石工團體的“實踐性的石工”性質，成為“思想性的石工”、亦即投身社會改革的政治團體。

當時在英格蘭和蘇格蘭一共只有約700名會員，很快更多的志願者希望入會，原來的那種沙龍性質的聚會已經不能管理如此之多的新會員，為了制訂內部的條約規則，英國共濟會總會於1721年開始籌備編纂自己的憲章。總會所委派新教長老派牧師詹姆斯·安德森完成這項工作，安德森根據共濟會的古代條文《傳統憲章》進行編纂，在1723年（共濟會歷5723年）出版了《共濟會憲章》，這部憲章分為歷史、責任義務、通則三個部分。

這之後，共濟會從英國開始陸續傳播到了歐洲各國，各國共濟會也紛紛成立了自己的總會所。

共濟會也越來越多地參與到西歐社會的政治和思想活動中，特別是在啓蒙運動中的作用，著名的思想家如伏爾泰、孟德斯鳩、狄德羅、孔多塞侯爵等都是共濟會成員。

雖然初期共濟會仍舊奉行嚴守內部秘密的規定，但是1745年在阿姆斯特丹匿名出版的一本書籍完全暴露了共濟會內部的規定、活動內容甚至入會禮儀等細節。然而共濟會也因此將活動更加公開化，會員並不隱瞞自己的身份，他們也更公開地進行慈善活動，會員的階層也逐漸向中產階級轉化。現代的共濟會除了內部各級別的接頭暗語仍舊保密之外，其餘活動基本全部公開。

英國共濟會是現代共濟會運動的發源地，第一個總會所於1717年聖約翰日在倫敦成立。

初期共濟會名義上對志願者不作限制，人人平等，但是當時只有白人貴族和上層資產階級可以入會，為了爭取更大的影響力，共濟會不斷地招收貴族入會並且希望有朝一日能夠得到王室的垂青。從第二代總導師蒙塔魁公爵（1721年就任）開始，大貴族在英國共濟會中佔有一段時間的支配地位。1722年沃頓公爵成為新一代總導師，繼續奉行上層路線政策。 ^[2] 

1737年3月5日，喬治二世的長子皇儲弗雷德裏克·劉易斯在倫敦的“臨時會所”加入共濟會。次年，安德森修改了《共濟會憲章》並且將新版憲章獻給皇儲。雖然這位皇儲死的太早，沒有坐上王位，但是其長子也就是喬治三世維護共濟會的政治地位，這之後王室和共濟會保持着良好的關係，喬治四世、喬治六世、愛德華七世、愛德華八世都是共濟會會員。

英國共濟會於1753年分裂為古典派和近代派，雙方長期對立，直到1813年才告和解，成立了英國聯合總會（The United Grand Lodge of England ，簡稱UGLE）。

在19世紀中葉之後，英國的共濟會迅速喪失其社會改革的鋭意和先驅性。

正如《來自地獄》中所描述的，19世紀中後期英國的上層社會中充斥着共濟會會員並不奇怪。當然，由於此時的英國共濟會禁止女性入會，所以女王本人肯定不是其會員之一，但是當時的皇儲（後來的愛德華七世）和其長子－片中患上梅毒的艾伯特·維克多王子都是共濟會會員。今天，英國的高級神職人員、富豪和貴族在英國共濟會中所佔比例急劇減小，普通公民的比例佔有優勢。

2005年6月英國議會曾下令，英國議會上議院及英國議會下議院的所有議員必須公開他們是否隸屬共濟會。當日提出動議的英國自由民主黨議員強調，為了增加國會的透明度，以及重建公眾對政府的信任，議員必須申報自己是否是共濟會會員。

有證據顯示法國最早出現共濟會是在1688年。1721年，一些英國共濟會成員在港口城市敦刻爾克建立了法國第一個共濟會所。法國共濟會總會所建立於1733年6月24日，是歐洲大陸最早成立的共濟會總會所。1743年12月11日法國總會被英國總會正式承認。

克萊蒙伯爵（the Count of Clermont）於1771年成為總導師，他去世後，英國體系在法國衰落。原來的法國總會分裂，較大的一方就是大東方法國（Grand Orient de France，簡稱GODF），在1773年成立總會所。

1776年3月11日大東方建立九姐妹會所（La Loge des Neufs Soeurs），九姐妹成員眾多，彙集了當時法國科學界、文藝界、思想界的著名學者。它是共濟會在法國啓蒙運動中的傑出代表，集中反映了共濟會的理想和組織在啓蒙運動中對思想、文化、政治、社會領域的發展的所起到的引領作用。1779年被選為分會長的本傑明·富蘭克林，在會所成員的幫助下，成功爭取到法國軍事支持，對美國獨立戰爭的勝利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後來的法國大革命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法國共濟會也是啓蒙運動中瓦解天主教會的急先鋒。18世紀的共濟會組織體現出排外特徵，下層的勞動階層不被接納，成員主要來自貴族、教士和中產階層，有些會所完全由天主教教士構成。中產階級被共濟會自由、平等的思想所吸引，成為主要的成員來源，因為在這裏他們能夠與貴族平起平坐。

雖然羅馬天主教皇克萊芒十二世和本篤十四世分別於1738年和1751年兩度頒發教皇禁令，禁止天主教徒加入共濟會，然而在法國並未產生足夠影響，共濟會仍然在發展壯大。到法國大革命爆發之前，法國已經建立了1250個會所，擁有成員四萬多人。

法國大革命之後，歐洲各國政府對此甚為恐懼，加緊了對國內秘密社團的監控，被懷疑為幕後主導的法國大東方被政府取締。

1804年11月6日，拿破崙一世加冕成為法蘭西第一帝國皇帝，隨後他的哥哥約瑟夫·波拿巴成為法國共濟會總導師。自此法國的共濟會得以恢復，原來分裂的雙方也合併。在當時的軍隊組織中，共濟會也有極大的影響力，很多將軍都是共濟會成員。但是1815年第一帝國的消失再次讓共濟會受到打擊。

很多年之後，法國大東方共濟會才再次慢慢恢復了正常活動，當時主要是在海外發展。這期間大東方的制度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由於加爾文主義牧師弗雷德裏克·戴蒙斯（Frédéric Desmons）主張去除“宇宙之間的偉大建築師”這一神學觀點，在1875年的瑞士洛桑大會上，大東方法國通過了接受無神論者入會的決議，並且開始允許會員在會所內公開討論政治和宗教問題。英格蘭聯合總會所（UGLE）視為這是不遵守傳統的，違反了古老的《共濟會憲章》中的規定，於1877年撤回對GOdF的認可聲明，其他英語系的會所都響應了總會的這一決定，宣告了他們之間的正式分裂。

他們之間的這種分裂狀況持續至今，期間只有在一戰及二戰納粹統治時期有所改善。承認GODF的部分共濟會地區會所包括主要的歐洲大陸國家如法國、比利時、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前法國與比利時在非洲的殖民地與大部分的拉美國家，在俄羅斯與東歐一些國家近些年來也有擴展。

這一事件也在大東方內部引起了分歧，最早脱離的有人權會社（Le Droit Humain），主張男女會員兼容，後來向神秘主義方向轉變，1902年成為英國人權會所總導師的安妮·貝贊特（Annie Besant）也同時為通神學會（Theosophical Society）的第二代領導人。許多歐洲的女性總會也都是源自人權會社。

接下來分裂出去的是法國大會所（Grande Loge de France），於1894年獨立出去，堅持對“宇宙之間的偉大建築師”的信念。

1913年，法國國家大會所（Grande Loge Nationale Française）也從法國大東方分離，它也是在大分裂之後被英國聯合總會所承認的法國共濟會總會。

二戰時維希政府對法國共濟會進行了打擊，沒收了他們的檔案，還通過展覽和電影的方式對法國共濟會進行歪曲的宣傳。眾多的共濟會成員加入瞭解放運動併為此獻出了自己的生命。法國在獲得解放時，共濟會的人數比起戰前少了三分之二。會員人數的損失在戰後歷經20年才得以彌補恢復。

戰後法國共濟會的分裂也越來越嚴重，到21世紀初，法國境內共有十幾個獨立的總會所在運作。為了消除外界的猜疑，法國共濟會在社會上的宣傳也是很積極的，經常在各媒體中露面，並進行展覽活動，甚至許多媒體中的高層領導都是其成員。

2019年3月9日，法國各地約有2.8萬到9萬抗議者走上街頭表達對馬克龍政府政策的不滿，期間有示威抗議者強行進入了共濟會內部，破壞了法國西南部塔布鎮的共濟會小屋。3月10日，法國內政部長卡斯塔納(Christophe Castaner)對這一故意破壞行為發出譴責。 ^[15] 

共濟會在18世紀30年代便隨着移民新大陸的潮流而進入北美，直接傳承自英格蘭的總會所，於1733年賓夕法尼亞州費城組建的總會所，被認為是美國的第一個共濟會總會所，這個總會所後來被更名為聖約翰會所（英語：St. John's Lodge），本傑明·富蘭克林於1731年成為這個總會所轄區內的會員。

共濟會在美國歷史上有非同凡響的地位。 ^[9]  確認的共濟會會員裏，除了著名的開國元勳喬治·華盛頓、本傑明·富蘭克林之外，在美國《獨立宣言》的56位簽署者中至少有8位，1781年的第一部美國憲法的簽署者中至少有10位，1789年的美國憲法的40位簽署者中至少有9位，喬治·華盛頓的63位將領中至少有31位，以及英國北美殖民地13個州的30名州長中至少有10位。歷屆美國總統中則至少有14位。 ^{[2]  [22]} 

共濟會成員哈揚·所羅門（Haym Salomon）提供了北美獨立運動所需的絕大部分資金，並在其後拯救了新政府使其免於破產。

19世紀中期，摩根事件引發了美國的反共濟會運動。威廉·摩根（William Morgan）曾經是一名共濟會成員，但是後來他背叛了共濟會，揚言要公開共濟會的秘密，1826年11月11日摩根神秘失蹤。由於大多數銀行家、法官、富商和政客都是共濟會成員，這加重了底層民眾的不安和憂慮。紐約民眾開始集會號召禁止共濟會員進入政府系統，運動很快與反傑克遜總統政治運動結合起來，因為他也是共濟會員。他們建立了反共濟會黨，並在1828年和1832年推選了總統候選人。反共濟會黨是美國政治史上最早成立的有組織的第三黨，也是第一個舉行總統候選人提名大會的政黨。但由於缺乏支持，1840年反共濟會黨因經營不善而解散消亡了。 ^[17] 

摩根事件之後，共濟會在美國陷入了低靡期，直到50年代後期才開始有了起色，共濟會會員從6萬6千人增長到20萬人，當時全國已有5000個會所。

內戰結束後的1870年，南部轄區最高議會總部遷往華盛頓特區，阿爾伯特·匹克於1884年將蘇格蘭禮儀式完善，此為現在全世界通行的蘇格蘭禮授予儀式的最早範本。

1250年德國第一個石匠總會所在科隆成立，這也是最早使用圓規、矩尺作為石匠行會標誌的記錄。15世紀末斯特拉斯堡舉行的各地石匠總會的集會上，頒佈了第一個石匠行會會徽。從此科隆和斯特拉斯堡石匠總會分管南北德國各地會所。這是石匠手工業者的行會組織，與現代“精神石匠”共濟會組織並不相同。

現代德國共濟會最早的會所出現在1737年12月6日。普魯士的王儲，後來國王腓特烈大帝曾在1738年8月在14日夜間出現在會所裏，並於1739年接管了總導師的職位。

在共濟會宗教寬容和兄弟間平等的宗旨下，會所不僅僅只是為美生兄弟提供了一個空間，也成為宣傳啓蒙運動思想的場所。萊辛、歌德和席勒是三位開創了德國浪漫主義文學道路的領袖，他們與共濟會也存在密切關係。

1771年10月14日萊辛在漢堡加入共濟會三玫瑰會所，併成為導師。他的《共濟會員對話錄》被認為是共濟會史上的重要著作之一。他也是最早倡議接納猶太人加入共濟會的發起者，在當時的歐洲大陸，底層猶太人不具有公民權，也不被共濟會接納。他的好友普魯士猶太哲學家摩西·門德爾松發起了的猶太啓蒙運動哈斯卡拉，開啓了歐洲猶太社會開放和世俗化進程。歐洲猶太人尤其是阿什肯納茲猶太人開始學習當地民族的語言，接受當地民族的教育和文化，進入歐洲上流社會。日爾曼文明史上一些最耀眼的明星都是這一運動的產物，海涅、馬克思、愛因斯坦、弗洛伊德等等。哈斯卡拉運動培養了強大的猶太世俗勢力，揭開了歐洲猶太民族政治運動的序幕。

歌德於1780年6月23日在魏瑪加入安娜·阿瑪麗亞三玫瑰會所。會所名字來自當時在魏瑪執政的女伯爵。阿瑪麗亞會所與當地貴族建立了良好關係，魏瑪公爵奧古斯杜和普魯士將軍費迪南伯爵也是會所成員。共濟會在歌德的一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對他的思想和作品都產生了重要影響。他最早加入共濟會很可能是受到萊辛的影響。歌德著名的遺言是“再多些光。”（Mehr Licht），常被認為反映了共濟會和啓蒙運動的光明崇拜。1913年成立的 Wolfstieg 協會旨在促進共濟會的科學研究。 ^[2] 

1777年瑞典共濟總會會長瑞典國王卡爾十三世（Karl XIII），在柏林建立了德國共濟總會（Mutterloge Zu den drei Weltkugeln），將具有豐富玫瑰十字會傳統的瑞典體系引入德國。同一年，巴伐利亞光明會的創始人Adam Weishaupt也加入了當地的共濟會會所"Theodor zum guten Rath"，1780年，荷蘭貴族、共濟會員阿道夫·科尼格（Adolph Freiherr Knigge）加入光明會，他開始將光明會體系引入共濟會，擴大在共濟會中的影響。1782年的威斯巴登共濟會大會上，聖殿騎士玫瑰十字體系最終被光明會體系所取代。

1784年7月22日，巴伐利亞侯爵Karl Theodor頒佈社團禁令，禁止一切秘密社團。1785年3月2日的新版法令中則指名光明兄弟會和共濟會有叛國和異教罪行，令行禁止。1787年8月16日又頒發了更為嚴厲的法令，任何加入共濟會和光明兄弟會者都將被處以死刑，光明會與共濟會開始轉入地下。法國大革命使各地政府風聲鶴唳，整個19世紀歐陸的共濟會活動都陷入了低靡期。

保存下來的帝國安全辦公室記錄，顯示了共濟會在納粹德國時期受到了殘酷迫害。一般認為，大約有80,000到200,000共濟會會員被納粹政權殺害。共濟會的集中營囚犯被評定為政治犯，戴着一個倒置的紅色三角形以識別身份。

藍色小花勿忘我最早是在1926年被 Zur Sonne 總會所採用，作為德國不來梅市共濟會年度會議的會徽。生產勿忘我會徽的工廠在1938年被納粹黨選為募捐機構。這個巧合，使共濟會會員有機會將勿忘我徽章作為相互識別的秘密標記。 即便在納粹時代受到了殘酷迫害，但共濟會會員們仍然堅持自己的信念，甚至在集中營裏建立了 Liberté chérie 這樣的會所。在二戰結束後，勿忘我在1948年再次成為德國總會所年度大會的會徽。

二戰終止了德國共濟會向光明會體系發展，復興之後的德國共濟會在英美共濟會的支援下在聯邦德國成立了各個總會，其中包括兩個德國傳統的總會，分別是：德國古代自由和公認的石匠總會所（德語：Großloge der Alten Freien und Angenommenen Maurer von Deutschland）與大國家母堂的“三金球”會所（德語：Große National-Mutterloge "Zu den drei Weltkugeln" ），還有一個是奉行北歐瑞典禮的總會：德國共濟會本地總會（德語：Großen Landesloge der Freimaurer von Deutschland），一個是由英國總會成立的：The Grand Lodge of British Freemasons in Germany，最後一個是由美國與加拿大共濟會成立的：美加AF & AM總會所（American Canadian Grand Lodge AF & AM）。這5個總會所於1958年組成了德國聯合總會（United Grandlodges of Germany）

俄國共濟會間接地來源於英國共濟會，進入俄國的時間可以追溯至彼得一世當政時期。但也有人認為，共濟會在俄國的成立時間比英國大分會的成立時間還早，因為擁有一些重要的材料表明，彼得一世被赫里斯託福·烏萊（Christoph Ulay）先生吸收加入了組織，並且在17世紀末以前，就存在一個由列福爾特任執行大師傅，戈爾東和彼得一世分別任第一和第二監督人的共濟會分會了。有史記載的涉及俄國共濟會的文件出現在1731年。這一年，倫敦共濟會分會領袖洛弗爾（Lovell）勳爵任命喬治·菲利普（George Philip）上尉為俄國分會的領導人。

共濟會進入俄國後，首先在俄國上層社會傳播開來。居住在俄境內的外國人對俄國共濟會的組織起了重要作用，特別是英國人和德國人，而俄國人在早期的俄國共濟會分會里只處於次要地位。共濟會傳入俄國後很快被一些歐化的貴族接受。

俄國東正教會則把俄國共濟會看成一種秘密組織，是反對上帝、教會和天主教民族國家的地下密謀組織。俄羅斯東正教流亡西方的高級僧侶會議代表、主教安東尼在1932年曾經發表言論認為：“在共濟會的旗幟下聚集了世間所有的黑暗力量，他們破壞了我們的民族和宗教，給俄國帶來了災害”。

18世紀後半葉，俄國經歷了法國啓蒙運動的影響。1762年葉卡捷林娜二世接任俄國沙皇，她受法國啓蒙思想的影響，開始在俄國實行“開明君主制”，當時俄國許多著名的啓蒙思想家都紛紛加入了共濟會。

在著名作家列夫·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一書中，作者結合了19世紀初俄國的歷史變遷，描寫了共濟會成員皮埃爾·別祖霍夫伯爵的社會活動。

法國大革命之後，共濟會在俄國同樣被政府取締。1812年開始的衞國戰爭，拿破崙戰敗，1814年俄國軍隊遠征至法國。在法期間一些俄國軍官受到法國大革命激進思想的影響，開始對俄國沙皇制度產生懷疑，由於當時盛傳共濟會顛覆政府的陰謀論盛行，因此1822年沙皇亞歷山大一世頒佈命令禁止共濟會，1826年尼古拉一世重申禁止共濟會，從此到20世紀初的很長時間內俄國共濟會活動陷人低潮，許多會所轉入了地下和國外。

有許多俄國學者也認為共濟會是1917年俄羅斯二月革命背後的影子政府。列寧十月革命前後，蘇聯時期的共濟會也仍然秘密存在，但是許多蘇共領導人都曾經公開批評過共濟會。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共濟會，在法國大東方共濟會的援助下再次活躍起來，陸續成立了多個分會。 ^[3] 

當代俄羅斯政治學者亞歷山大·杜金認為：現代西歐文明的起源是歐洲共濟會，那裏誕生了“社會進步”的思想。保守的共濟會世界觀止步於對自然的人文崇拜，更具革命性的、激進的共濟會組織致力於資產階級內部實現平衡。從共濟會思潮的這兩個版本中，能看到一個明確指向歷史終結的向量，即指向現代進步的全球文明建設。以資產階級統治為基礎的現代全球文明建設被認定為“歷史的終結”，這是全球主義意識形態的兩個版本——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的發祥之源。 ^[13] 

1759年末，瑞典東印度公司卡爾王子號“Prince Carl”到達中國廣東，船上的共濟會成員登陸舉行了集會，這是共濟會在中國活動的最早記錄。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共濟會開設了在廣州的英格蘭總會轄下誼廬第407分會，當時仍以外籍人士為主。 ^[11]  鴉片戰爭後，隨着大量湧入的外國商人和軍隊，共濟會也在中國沿海依照通商條約開放的港口城市逐漸建立起來。最早在上海、寧波、天津、九江、青島、威海，其後在內陸城市南京、北京、哈爾濱、成都也出現了共濟會分會。這些共濟會會所分別由各國共濟會總會建立，絕大多數來自由英國、蘇格蘭、愛爾蘭、德國、美國的馬薩諸塞州以及後來的菲律賓共濟會。

1849年英國共濟會授權在上海建立中國北方會所the Northern Lodge of China No. 570 EC，並在南京路上建造了上海第一座共濟會建築，1861年又在廣東路建造了第二座建築。此後英國共濟會又分別在外灘、北京西路修建了共濟會會堂。1949年3月18日，在菲律賓總會的贊助下，共濟會所遷到了上海北京西路1623號（現為上海市醫學會的辦公樓）。 ^[11-12] 

清代中國人被禁止加入共濟會，而1873年一位在馬薩諸塞州率領清朝留美幼童的首領很可能加入了共濟會。最早一位有材料記載的中國共濟會員是一個叫Shan Hing Yung的海軍中尉，他於1889年在廣州加入南中國之星會社。最早在香港加入共濟會的中國人，包括香港首任華人立法局會員何啓爵士及其繼任者韋玉爵士。

洪門（天地會）是海外有名的愛國組織，即使當年孫中山發動辛亥革命都是藉助了洪門的力量。 ^[16]  雖然現代洪門採用了與共濟會相同的標誌和英文名，但兩者是彼此獨立的關係。洪門和共濟會的淵源可以參閲蔡少卿的書《洪門與共濟會》。

提議得到中國的英國、愛爾蘭共濟分會支持。1949年3月18日中國美生總會，在上海巨福路共濟會神廟Masonic Temple，Route Dufour正式成立。

隨着日本戰敗、國共內戰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從1947年到1962年間中國共濟會的活動漸漸減少直至完全消失。一些會所由於外國人的離去造成的人數不夠而關閉，另一些遷到了中國香港和英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人民政府取締剷除了一切形式的反動會、道、門 ^[18-19]  （參見百科詞條：取締反動會道門事件、鎮壓反革命運動、中共中央關於徹底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1952年位於上海的美國共濟會神廟the American Masonic Temple和中國美生總會關閉，而英國的四海共濟會會所Cosmopolitan Lodge No. 428 SC則一直活動到1962年，其後由於成員缺乏遷往香港。這些曾經在中國的共濟會總會都已經不存在。

中國政府官方對共濟會並沒有明確的態度，但根據港英殖民地時期香港共濟會在香港迴歸中國時諮詢的情況看，中國政府禁止共濟會以慈善基金會和秘密組織的形式向內地擴張，但並沒有禁止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存在和發展。但後期民間還是有以丁一亮為首的代表進行相關秘密行動，作為在中國的主事會成員。

中共取得大陸政權之後，中國美生總會在1951年宣佈在大陸地區停會，隨國民政府遷往台灣。1954年開始在台灣復會，並於1955年10月28日經國民黨當局核准成立。 ^[11]  共濟會在台灣非常低調且神秘，但會員之間非常團結。

蔣緯國是美生中國總會最有名的總會長，在檀香山及中國的美生會中也流傳着孫中山在檀香山時也曾加入此一組織。到2009年，台灣相繼成立了13個分會，其中也有因中國政局因素迫使停會後，在台灣再復會的。

台中市、高雄市均有分會，其它均集中在北部；各分會皆以“廬”（英語：lodge）做會所之名，並予以區分，如：誼廬、川廬、自由廬、漢廬、唐廬、明廬、融廬等。其中唐廬為一雙語廬，意即其美生儀禮採英語，而廬中討論事項為中文。台北縣深坑鄉也有分會海山廬。會員非常低調，鮮少有公開對外的場合；黑色西裝搭配白襯衫和領結，是美生兄弟們集會時的標準穿着。

如台灣共濟會“美生會”，只要滿足“年齡在二十歲以上之男性”“相信神的存在”“二名美生會員的介紹”等幾個簡單條件，即能申請成為會員。

共濟會在香港的第一個會所，在1844年4月29日成立於維多利亞島，三年後成立香港共濟會總會英格蘭分支。歷史上香港的共濟會分別傳自於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至今有32個分會。

香港共濟會總會英格蘭分支在歷史上的名字變遷：

1847–1866，Provincial Grand Lodge of China

1866–1875，District Grand Lodge of China

1875–1963，District Grand Lodge of Hong Kong and South China

1963至今，District Grand Lodge of Hong Kong and the Far East

香港共濟會總會蘇格蘭分支在歷史上的名字變遷：

1905–1958，District Grand Lodge of Hong Kong and South China

1958至今，District Grand Lodge of the Far East

香港共濟會總會愛爾蘭分支在歷史上的名字變遷：

1933–1938，District Grand Inspector

1938–1947，Grand Inspector

1947–1954，Grand Inspector for Hong Kong and China

1954–1967，Grand Inspector for Hong Kong, China and Malaya

1967–1988，Grand Inspector for the Far East

1988至今，Provincial Grand Lodge of the Far East

1865年，英格蘭分支香港共濟會在現時新世界大廈所在的泄蘭街興建雍仁會館作為英格蘭分支香港共濟會總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會所被日軍炸燬，遂於1950年遷往香港島堅尼地道一號至今。

三位香港總督包括夏喬士·喬治·羅伯特·羅便臣、麥當奴及卜公都是香港共濟會會員。前高等法院首席大法官楊鐵梁、希慎集團利銘澤、國泰航空前董事姚剛、香港賽馬會前副主席周湛燊等政商界人物也都是共濟會會員。現時香港共濟會會員約有2,000名，主要是從事生意、律師、會計師、工程師等專業人士。每年約有8、90個新人加入共濟會。

根據利銘澤女兒利德蕙在其所著的《香港利氏家族史》一書裏介紹，姚剛出面和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協商，香港共濟會在遵守香港基本法前提下可以繼續活動，會議可以仍然沿用英語，當然中國希望1997年主權移交之後的活動能較為公開。

前立法局會計界功能組別議員黃匡源出任香港共濟會英格蘭分支，為香港最高代表已20年。

近代共濟會對於神的解釋來自柏拉圖的《理想國》中對造物主的闡述，他們認為神是一位理性的工匠（理性的人格化），而宇宙是神——“宇宙的偉大建築者”創作的手工品，宇宙的秩序（作品的外形）來自神賦予的理性，這個外在的宇宙稱為大宇宙（Macrocosm）；而每一個人類都是宇宙的影子也就是神的複製品“小宇宙”（Microcosm），然而由於材料的先天性的缺陷，這個複製品總是不完美的。然而如果人能夠以理性為準繩，以道德為工具，不斷地修正自身精神上的缺陷，那麼最終人能夠憑藉自己的努力完善自身，也就是完成了“內在神殿”的建造，成為完美的“石工導師”並且進入神的領域。

共濟會會員（“石工”）建設“所羅門神殿”的過程，象徵着人追求理性和自身完善的過程，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是一種先進的思想觀念。通過奉行理神論的理想，共濟會發起了啓蒙運動並且在不到50年時間裏迅速擴散到西歐、中歐和北美，建立起可以和天主教會匹敵的巨大體系。

共濟會的理神論明顯繼承了諾斯替教派的宗教思想（Gnosticism，基督教公開時期和基督教進行鬥爭的各種希臘化教派的總稱，公元1世紀興盛，4世紀因基督教壓力而崩潰，剩餘勢力成為秘密宗教）。而除了諾斯提思想之外，共濟會也包含了13世紀左右興起的喀巴拉（猶太教隱秘哲學）、拉丁鍊金術的諸多元素。

陰謀論者認為共濟會與新世界秩序有關，特別是那些自稱“光明會”會員的人。有些人甚至指稱共濟會是個玄秘組織。由於共濟會行事神秘低調，可能因此引發諸多流言，然而事實上共濟會會員在社會上受人敬重，而且耗費許多時間與金錢參加慈善活動。共濟會除了有趣的握手方式之外，還有不為人知的內幕。共濟會遍佈全球，會員來自社會各行業各階層。

此外，近代西方史上著名的陰謀論也是源自對共濟會陰謀的指控。

1786年，德國出現了一本書，名叫《世界政治體系揭秘》（Enthüllungen des Systems der Weltb rger-Politik），書的作者Ernst August von Göch-hausen(1740–1824)是魏瑪市政府官員，他聲稱共濟會、光明會（Illuminati）和耶穌會士（Jesuits）在秘密策劃世界範圍內的革命，以建立世界政府。三年後，法國大革命爆發，法國王室被推翻，國王被處死，似乎驗證了書中的預言。1797年，大革命中逃到英國的法國耶穌會士奧古斯丁·巴朗（Augustin Barruel）出版了《雅各賓主義歷史回憶錄》（Mémoir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u Jacobinisme），提到秘密的地下社團組織對大革命的操縱，以及對教會的打擊。同年蘇格蘭物理學家約翰·羅伯遜（John Robison）也發表了《共濟會、光明會和讀書會陰謀推翻歐洲政府和教會的證據》（Proofs of a Conspiracy against all the Religio-ns and G-overnments of Europe, carried on in the secret meetings of Freemasons, Illuminati and Reading Soc-ieties），提出了大革命源自共濟會的計劃。此後這種理論廣泛傳播，尤其為教會大力宣傳，認為共濟會陰謀推翻教會和各國皇室，取而代之以民主、自由和宗教寬容的社會體制。這些在當時看作陰謀的東西，在今天看來不過是簡單的歷史事實。

到了19世紀中期，摩根事件（Morgan affair）引發了美國的反共濟會運動（Anti-Masonry）。威廉·摩根（William Morgan）是一名磚瓦匠，他在紐約加入了共濟會，然而由於不能升級心懷怨恨，他宣稱要在當地報紙上將共濟會的秘儀公開。這種背叛行為激怒了共濟會，不久當地報社被縱火，摩根也因被告發拖欠大筆債務而入獄。1826年11月11日，一個聲稱是摩根朋友的人到警察局將摩根保釋，並將他帶走，從此便杳無蹤跡。摩根的失蹤使得事件迅速激化，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抗議共濟會的運動中來。由於大多數銀行家、法官、富商和政客都是共濟會成員，這加重了底層民眾的不安和憂慮。紐約民眾開始集會號召禁止共濟會員進入政府系統，運動很快與反傑克遜總統（anti-Jackson）政治運動結合起來，因為他也是共濟會員。他們建立了反共濟會黨（Anti-Maso-nic political party），並在1828和1832年推選了總統候選人。由於缺乏支持，這個政黨不久就消亡了。

最早將共濟會與猶太人聯繫在一起的是20世紀初俄國出版的《錫安長老會紀要》（Протоколы сионских мудрецов）。內容是一羣所謂的猶太錫安長老陰謀奪取世界政權控制全人類的秘密會議紀要。這是至今為止反共濟會和反猶運動中最為重要的文獻，是當今幾乎所有陰謀理論的始祖文件。 ^[4] 

1903年8月27到9月7日聖彼得堡的旗幟報Znamya（Знамя）連載了一系列文章，題目叫做《猶太人控制世界的計劃》。而報中稱這份文件的原題叫做《共濟會與錫安長老會世界聯盟會議紀要》（The Protocols of the Sessions of the World Alliance of Freemasons and of the Sages of Zion）。該《紀要》雖第一次被印刷並且流傳到公眾是在1903年，實際上開始撰寫則是最少在18世紀中葉早於法國革命，並不是説1903年才被撰寫。

1905年，俄國神學家瑟爾基·尼路斯（Sergei Alexandrovich Nilus）的《渺小中的偉大，即將到來的反基督政治可能性。一個東正教信徒的筆記》（The Great within the Small and Antichrist, an Imminent Political Possibility. Notes of an Orthodox Believer）一書中，將其編入最後一章作為該書的第二版發表，並宣稱這本草案來自1897年瑞士巴塞爾召開的第一次錫安主義者大會（First Zionist Congress）。新上任的俄國首相斯托雷平（Pyotr Arkadyevich Stolypin）為此成立了一個秘密調查委員會，認為文件內容最早來自1897至1898年巴黎的反猶團體。然而至今並未發現原稿。由於材料來源不明，沙皇尼古拉斯二世查禁了這本書。然而1906年錫安長老草案的單行本，在聖彼得堡被俄羅斯人民聯盟（Union of the Russian People）以《人類的敵人》為題出版，並且迅速在俄國傳播開。

這個由分規、曲尺和書本組成的象徵符號（寓意畫）是共濟會最基本的代表性紋章。

分規和曲尺都是石工測繪使用的工具，在共濟會思想中它們代表着會員完善自身所使用的“道具”。每一個共濟會會所幾乎都飾有分規與曲尺的符號，它可能由印度古代坦陀羅教（Tantrism）的象徵符號六芒星（Hexagram，“偉大的圖象”）變化而來，曲尺代表六芒星中向下的正三角形“真理”（女性原理，精神中被動的一面，也叫聖盃。）、而分規代表向上的正三角形“道德”（男性原理，精神中主動的一面，也叫劍刃，至今被用作軍銜符號。），兩者的結合代表陰陽調和、真理和道德的和諧、行動和節制的規範，從而完成“偉大的作業”——在鍊金術中，通過“化學的婚禮”而出現的這種完成體稱為“兩性共有”（Androgyne），是喀巴拉思想中人類的真正完全狀態“最初之人”（Adam Qadmon，“光之巨人”、“神的影子”）。

而書本則是共濟會的“法典”，並沒有強制的規定，完全尊重會員的宗教信仰。對於基督教體系的共濟會會員來説它是《聖經》，而對於信奉其他宗教的會員來説，法典是該宗教的聖典（比如猶太教徒閲讀的《摩西五經》）。

最早將猶太人與共濟會聯繫在一起的是一本出版於1905年的反猶主義著作《錫安長老會紀要》，內容是一羣所謂的猶太錫安長老，陰謀奪取世界政權控制全人類的秘密會議紀要。這是至今為止反共濟會和反猶運動中最為重要的文獻，是當今幾乎所有陰謀理論的始祖文件。

後來沙皇尼古拉斯二世查禁了這本書。但是因為當時歐洲反猶主義的興盛，這本書在一戰前的歐洲廣為流傳。雖然1921年紐約《時代》雜誌刊出了一系列文章，具體分析了這本書，指出其中一些片斷來自1864年法國諷刺小説家Maurice Joly創作的諷刺小説《馬基雅維利與孟德斯鳩對話錄》，而此後也有眾多專家學者將其鑑定為偽作，但是並未阻止它在世界範圍內的廣泛傳播，尤其是它似乎成功預言了世界範圍的革命浪潮、經濟危機和世界大戰。 ^[1] 

但是也有部分研究者認為，希特勒是歐洲共濟會的一員，而二戰也正是共濟會高層示意希特勒進行的，以獲得更多的世界控制權，也正是此事造成了之後歐洲共濟會與美洲共濟會的階級分立，而希特勒本人成為共濟會戰爭的犧牲品。

很多為我們熟知的名流如歌德、馬克·吐温、孟德斯鳩、海頓、薩德侯爵、莫扎特、腓特烈大帝、柯南道爾、加里波第等無不是共濟會成員。在美國建國時，簽署《獨立宣言》的56位美國開國元勳中有53位是共濟會會員（實際上是8位）。歷任美國總統中從華盛頓開始，多名總統為共濟會成員。英國王室裏的共濟會會員比例也很驚人，喬治三、四、六世，愛德華七、八世等等統統都是，查爾斯和戴安娜是新世紀(New Age) 會員，而新世紀正是共濟會的一個小派別。

英國共濟會於1753年分裂為古典派和近代派，雙方長期對立，直到1813年才告和解，在19世紀中葉之後，英國的共濟會迅速喪失其社會改革的鋭意和先驅性。而共濟會給英國帶來的另一大負面影響，則是喪失了肥沃的北美殖民地，北美獨立運動的先驅者幾乎全部都是共濟會會員。時至今日，全球已有四十多個共濟會分會，共濟會的會員大約有600萬名，其中英國約100萬、美國約400萬、法國約7萬。不少歷史學家認為，共濟會是支配世界的陰謀組織。從法國革命、美國獨立，到俄羅斯革命、以色列復國等歷史上的重大事件，都是由共濟會促成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日本，也很流行共濟會世界戰略的説法。多數的歷史學家也證明了共濟會會員曾在這些事件中活躍過。

支撐現代共濟會運營的是一個名為路西法的基金會(Lucis Trust)，座落在紐約市聯合國廣場第666號，成立於1922年，早先的名稱是Lucifer Trust，該組織至今還一直是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的常駐機構。路西法（Lucifer）正是撒旦背叛上帝之前的名字，意為“明亮之星”。而在幕後支配路西法基金會的主人，正是世界金融界的主宰——羅斯柴爾德家族。（事實上有證據顯示，共濟會和撒旦教的關係密切，甚至可以説共濟會就是撒旦崇拜者的世俗性政治組織。）

以宋鴻兵的《貨幣戰爭》為例的多種文學，常稱“羅斯柴爾德家族和共濟會控制世界”。他們都是共濟會的成員。共濟會操控的以華爾街為主的國際遊資，自20世紀80年代起相繼掃蕩了日本、拉美、東南亞及俄羅斯，由於共濟會的進攻武器美元是當今世界結算貨幣，因此國際遊資縷縷得手。例如所謂2005年共濟會在倫敦開會的傳説，是來自一家名叫“卡米洛特工程”的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