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吳充秀才書

修頓首白，先輩吳君足下。前辱示書及文三篇，發而讀之，浩乎若千萬言之多，及少定而視焉，才數百言爾。非夫辭豐意雄²，霈然有不可御之勢³，何以至此！然猶自患倀倀莫有開之使前者⁴，此好學之謙言也。修材不足用於時，仕不足榮於世，其譭譽不足輕重，氣力不足動人。世之慾假譽以為重⁵，借力而後進者，奚取於修焉？先輩學精文雄，其施於時，又非待修譽而為重，力而後進者也。然而惠然見臨，若有所責⁶，得非急於謀道，不擇其人而問焉者歟？

夫學者未始不為道⁷，而至者鮮焉⁸；非道之於人遠也，學者有所溺焉爾⁹。蓋文之為言，難工而可喜，易悦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於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

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爾。然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何其用功少而至於至也¹⁰？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書¹¹，荀卿蓋亦晚而有作¹²。若子云、仲淹¹³，方勉焉以模言語，此道未足而強言者也。後之惑者，徒見前世之文傳，以為學者文而已，故愈力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謂“終日不出於軒序¹⁴，不能縱橫高下皆如意”者也，道不足也。若道之充焉，雖行乎天地，入於淵泉，無不之也。

先輩之文浩乎霈然，可謂善矣¹⁵。而又志於為道，猶自以為未廣，若不止焉，孟、荀可至而不難也。修學道而不至者，然幸不甘於所悦，而溺於所止。因吾子之能不自止，又以勵修之少進焉。幸甚幸甚。修白¹⁶。 ^[4] 

修頓首稟告吳君足下：前幾天承蒙您給我一封信和三篇文章，打開一讀，好像有成千上萬的文字，等到稍稍定神細看，才知道不過幾百字。如果不是詞義豐富，立意高遠，氣勢充沛而不可抵擋，怎麼會有這種感覺呢？但是，您自己還擔心沒有人開導，無所適從，寫作難於提高，這是您一心向學的客氣話罷了。我既無濟世之才，官位也不尊榮顯赫，因此，我的批評或表揚無足輕重，我的力量也不足以打動人心。世上想借名人的聲望來抬高自己，借大人物的權力幫助自己上進的人，從我這裏又能得到什麼呢？您學業精進，文章雄健，本來就有用於時，也不必依靠我的聲譽來抬高，依靠我的力量來上進。但是，承蒙您來看望我，好像有什麼要求，莫非是急於尋求正道，不選擇什麼人而問了吧？

求學的人未嘗不想求得道，但真正達到目的的卻很少。這並不是道離開人很遠，而是學習的人被某些假象迷惑了。説起作文，難於寫得精巧令人喜愛，容易取悦於一時使自己滿足。世上求學的人往往沉迷在這一點上，偶爾有高明的地方，便説：“我的學問夠了。”沉迷得厲害的人甚至百事不關心，説：“我是一個文人，專心寫文章罷了。”這就是求道很少達到目的的原因。

從前孔子年老了回到魯國，整理六經，不過花了幾年的短時間。但是，他攻讀《易》時好像世上根本就沒有《春秋》，讀《尚書》時，好像沒有《詩》，這是他之所以用功少而能登峯造極的原因。聖人的文章，雖然我們趕不上，但是，總的説來道的境界高，文章便不難具有很深的造詣。所以，孟子終日奔忙到處遊説，沒有空暇著書，荀子也到了晚年才寫書。至於揚雄、王通，他們都是勉強模仿前人的言詞來著述，這是道不足而勉強寫作的表現。後世糊塗、愚昧的人，只看到前代的文章傳了下來，以為學習就是舞文弄墨而已，所以越勤苦努力越達不到目的。這正是您所説的，整天關在房間裏寫，文章不能縱橫馳騁，隨心所欲，其原因在於道不充實。如果道充實了，即使是上天入地走遍天下，也沒有達不到的。

您的文章就像汪洋大海，氣勢充沛，可稱得上好文章了。而且，您又立志求道，還認識到自己不夠。倘使一直這樣不懈努力，那麼達到孟子、荀子的境界也是不難的了。我是學道而沒有達到目的的人，不過幸而不滿足於一時的喜愛，也不沉溺於微小的成績而停止不前。我寫此文，是為了藉助您這種不斷上進的精神，來激勵我的進步。非常幸運。歐陽修上。 ^[1] 

這是歐陽修寫給吳充的一封回信，作於康定元年（1040）。當時吳充應進士舉到京城開封，帶着文章向歐陽修求教，歐陽修於是寫了此信作答。 ^[3] 

此文是一封書信，也是歐陽修領導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一篇綱領性文章。信的主要內容是討論“道”（聖賢之道、思想內容）和“文”（辭采、技巧）的關係問題，提出“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的重要觀點，強調“道”對文章的決定作用。這是歐陽修一貫堅持的觀點，他在《答祖擇之書》中也説：“學者當師經，師經必先求其意。意得則心定，心定則道純，道純則充於中者實，中充實則發為文者輝光。”同時，這一觀點跟韓愈的“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譁，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答李翊書》）、柳宗元的“大都文以行為本，在先誠其中”（《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也是一脈相承的，都是強調作家的主觀修養（包括思想、道德、學識等）對於創作的重要性。作家思想充實，富有遠見卓識，他的文章就能“浩乎沛然”。由此出發，作者認為許多人寫文章不能取得大的成就，原因就在於看不到作家應掌握的“道”對於寫作的重要性，捨本逐末，把工夫花在言詞等表現形式上，因而“愈力愈勤而愈不至”。作者還批評一般讀書人求“道”不專，稍有一點成績，便沾沾自喜自我滿足，甚至“終日不出軒序”，“棄百事不關於心”，所以不能有很高的造詣。文章還以孔子、孟子、荀子等儒學大師重視身體力行，孜孜求道的事例與揚雄、王通一味模仿前人而勉強作文作對比，説明“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的道理。歐陽修的思想基本屬於儒家思想，他提倡的“道”，也不外乎儒家之道。但歐陽修特別崇尚實際，強調致用，因此，他的“道”也包含着適合社會現實需要的政治主張、學説和思想修養等，表明他所倡導的古文其實是和當時的社會生活關係密切而不可分的。

作者在信中回答吳充提出的問題，卻從分析評論當時一般學者的通病入手，引用古人作正反例證來闡述自己的觀點。這樣既容易把道理説得透徹深刻，也有助於啓發對方。另外，作者雖是開導對方，但他態度謙恭，對吳充的文章和他的“志於為道”讚賞有加。這些，都使得文章表現出紆徐婉轉的特點。 ^[3] 

明·孫琮：通篇只是一句：道足而文自生。持此立論，便已探驪得珠。（《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 ^[1] 

明·金人瑞：卓然有主於胸中，而筆底又能行之於清折。看他筆筆清深，筆筆曲折。（《評註才子古文》卷12） ^[1] 

歐陽修（1007~1072），字永叔，廬陵（今江西吉安）人，晚號醉翁，又號六一居士。天聖八年（1030）進士，官至樞密副使、參知政事。范仲淹為首的慶曆新政的參與者，同時是宋初詩文革新的文壇領袖。著有《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一卷，《新五代史》七十五卷，並曾與宋祁合著《新唐書》。《宋史》卷三百十九有傳。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