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綠色革命

農業革命又被通俗定義為：農業上的完整性變化（a complete change in agriculture）。在19世紀和20世紀先後發生過四次農業革命，即19世紀90年代農業“機械革命”；20世紀初的農業“化學革命”；20世紀前半葉“雜交育種革命”，以及20世紀下半葉出現的綠色革命（greenrevolution）。

農業發生革命性變化的重要前提，無疑是農業發展出現重大危機性問題，否則就沒有必要進行農業重大變革。農業發生革命性變化的另一必要條件，就是科技取得重大突破與整體性進展。這一突破性進展目前主要集中在生物科技領域。生物科技新的發現與應用，將導致農業、食品、營養、醫藥、健康、能源、環保等產業發生重組和融合，進而導致世界經濟發生深刻變化。

生命科學與生物技術的發展推動了生物經濟（bioeconomy）概念、發展觀及發展平台的形成，促進了生物經濟時代的來臨。生物經濟是以生命科學與生物技術研究開發與應用為基礎的、建立在生物技術產品和產業之上的經濟，是一個與農業經濟、工業經濟、信息經濟相對應的新的經濟形態。

生物經濟概念及其發展觀與平台的形成，標誌着生物經濟時代的來臨。經濟時代是一種經濟形態發展到成熟階段後，以這種經濟形態為主導，形成的人類經濟社會發展的特定歷史時期；當某一經濟形態發展到其成熟階段，標誌着經濟社會（主流）進入相應的經濟時代。人類經濟社會經歷了狩獵與採集經濟時代、農業經濟時代、工業經濟時代和信息經濟時代，目前正處在信息經濟時代的成熟階段和生物經濟的成長階段。從生物科技產品應用普及的時間、化石能源（主要是石油）終將枯竭等因素來衡量，預計人類經濟社會將於2020年代（2020s）末期進入其成熟階段，即真正的生物經濟時代。

一個新的經濟時代的來臨，人類經濟生產與生活方式必將發生根本性變革。農業是通過人工培育，利用生物的生活機能，實現物質與能量的轉化，以取得產品的生產部門；也是生物學應用最重要和最廣泛的產業。因而，農業是率先受到生物經濟影響的產業。生物經濟為農業和其他產業的綠色革命創造了新的可持續發展平台、政策環境與時代背景。

第二次綠色革命是相對於20世紀60年代綠色革命（為區別起見，以下稱“第一次綠色革命”）而言的。因為第一次綠色革命針對的是農業，第二次綠色革命所針對的應當也是農業。雖然生命科學與生物技術的發展，同時導致其他領域如工業、能源、環保等也在進行不同層次的綠色革命。第二次綠色革命最早由世界糧食理事會第16次部長會議於1990年首次提出，當時設想的主要目的在於：運用國際力量，為發展中國家培育既高產又富含維生素和礦物質的作物新品種。

當今世界，由於人口不斷增長，人均耕地面積逐漸減少，化學物質不斷投入，導致農業生產體系出現不可持續性，自然資源基礎的質量得不到可靠保障，食品保障與安全受到嚴重威脅，人類社會的整體生存質量受到新一輪威脅。面對全球範圍內的人口與資源的矛盾進一步加劇，環境與糧食危機進一步凸顯的現實，為了滿足人類食品需求，提升生活質量，同時保持環境可持續發展，國際社會對第二次綠色革命寄予期待，呼聲日高。例如，聯合國糧農組織總幹事迪烏夫（Jacques Diouf）呼籲國際社會發起第二次綠色革命，以滿足人口不斷增長對食品的需求，同時保護好自然資源和環境；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呼籲國際社會共同努力，推動新一代技術和耕作方式的開發利用，使第二次綠色革命成為可能，以便在促進農業生產的同時，確保環境和可持續發展目標。

第二次綠色革命尚處於全面醖釀、局部先行突破的過程之中，即處在全球性規模化革命的形成的前夕。與第一次綠色革命比較，第二次綠色革命將在問題背景、發展目的、技術進步及其傳播、政策與培訓等方面有以下相似之處：①人口與食品供求關係的巨大矛盾；②以解決農業及食品危機為主要目的；③利用新的科學技術來開發作物新品種，這些品種在其增產、地區適應性方面優於以往品種；④政策與農技培訓對於綠色革命的範圍和最終成功與否具有至關重要的影響。

第二次綠色革命的顯著特點是綠色增長、多元化與可持續，即在增加食品保障與安全，促進農業向多樣性、人本化方向發展的同時，促進環境可持續發展。具體特點主要體現在以下5個方面：

（1）時代背景與目標導向

第一次綠色革命發生在經濟社會主流已經進入的工業經濟時代，當時發展中國家仍處於農業經濟時代；第二次綠色革命面對的是信息經濟時代和生物經濟成長階段。在即將到來的生物經濟時代，農業的功能，除滿足人們温飽條件、為工業增值提供原材料外，還將體現在增進人類健康、提高營養品質和生活質量、滿足人們消費多元化和崇尚生活情趣、個性化定製食品和藥物，以及供人們以迴歸自然與綠意享受等，即突出綠色環保、可持續發展、注重營養品質、產品人性化與個性化等“人本化”特徵。農業發展目標不僅在於食品增產，而且還在於在食品產量增長的同時，農產品質量得以提升，環境與自然資源可持續利用。也就是説，相對於第一次綠色革命的目標導向主要是增加食品產量而言，第二次綠色革命的目標導向是多元的，即在追求食品增長的同時，更加關注生活質量的提升和環境可持續發展。

（3）領域範圍

相對於第一次綠色革命針對的主要是糧食尤其是水稻作物，第二次綠色革命將發生在水稻、玉米、大豆、棉花、油菜、能源作物等領域以及跨作物品種之間。食品、營養、健康、資源、環境、生態等共同構成了第二次綠色革命的領域子系統，其中轉基因食品、能源農業是眾多子系統交叉領域。鑑於水稻在中國及世界的重要地位及其基因研究的堅實基礎，水稻特別是綠色超級稻的選育仍將是第二次綠色革命的主攻領域。從地域角度上講，第一次綠色革命主要針對發展中國家；第二次綠色革命則不針對國家發達與否，而且由於生物科技的特點，諸多層次的綠色革命或其亞革命（sub-revolution）極有可能會率先在發達國家實現。

（3）技術系統

第一次綠色革命依託的主要技術是植物常規育種和雜交育種，以及與高產品種配套的灌溉系統、化肥和殺蟲劑的廣泛使用。第二次綠色革命依託的技術將主要是以分子生物學及基因工程為核心的現代生物技術，以及其他配套的有利於環境可持續發展的“綠色”技術，如生物肥料、綠色環保材料。研發這些技術如研製轉基因作物種子所需的科學技術，比創造第一次綠色革命農業進步所用的科學技術要複雜得多。

（4）政策環境

第一次綠色革命被認為是在特殊的政策環境中實現的，這種政策環境包括人口過剩、擔心饑荒、慈善事業、冷戰政治因素等。這一時期，農業科技進步被積極鼓勵，政策法規相對寬鬆，有助於農業革命。而第二次綠色革命已不存在來自意識形態領域的影響，且有關轉基因食品等的政策法規更加嚴格；非政府組織、公眾意識和輿論已形成重要的政治力量，各利益相關者的關係更加錯綜複雜；互聯網等信息技術的發展又使得公眾的關注度和知情狀況發生改觀，從而使轉基因等技術的推廣應用面臨更多的挑戰。

（5）知識產權的界定和研發部門

知識產權的界定和研發部門出現複雜和多元化趨勢。以轉基因種子為例，轉基因種子主要是由私營公司，尤其是由兼營種子與化學工業的跨國公司研製，而非如第一次綠色革命那樣——新品種主要由公共部門投資研製出來。由此帶來的種子成本和知識產權問題非常突出，以致成為目前推廣使用生物技術產品的巨大障礙因素。

第一次綠色革命起源於20世紀40年代，發展於50-60年代並於70年代發展到鼎盛，是為解決人口和糧食供求矛盾而引起的可能饑荒問題，由洛克菲勒基金會首先發起，世界銀行、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聯合國國際發展署等共同參與推動的，主要針對發展中國家糧食增產的農業新技術傳播推廣活動。第一次綠色革命在拉丁美洲、亞洲等發展中國家及英國取得了較大的成功，但在生態與環境可持續發展方面產生了一定的負面效應。這些負面效應主要是由於過量使用化肥、除草劑等化學物質而對環境造成的破壞，以及由於農作物品種單一化而引起的農業種質資源減少及農業生態系統退化。

第二次綠色革命可能造成的負面效應主要是食品安全爭議、生命倫理以及生物多樣性問題。由於轉基因作物種植導致化肥、除草劑等化學物質使用量的減少，被多數認為有益於環境。

根據當代農業發展戰略問題、經濟時代背景以及環境可持續發展需求，第二次綠色革命的目標定位應當是：運用以基因工程為核心的現代生物技術培育既高產又富含營養的動植物新品種以及功能菌種，在促進農業生產及食品增長的同時，確保環境可持續發展。按照這一定位，食品、營養、健康、資源、環境、生態等共同構成了第二次綠色革命的領域子系統。其中轉基因食品是眾多子系統交叉領域，因而從主體與核心的角度來衡量，第二次綠色革命有時又被稱為“基因革命”。

第二次綠色革命的動力，除存在明顯的由經濟社會、環境可持續發展等需求以及食品保障與安全、糧食危機等壓力所構成的外在動力外，還存在不易為人們所直觀的根本的內在動力（endogenous drivers），即以分子生物學及基因工程技術為核心的科學技術的驅動力。也就是説，作為第二次綠色革命形成的外在條件，經濟社會及環境可持續發展需求尤其是來自發展中國家的需求，將拉動第二次綠色革命；作為內在條件，分子生物學及基因工程技術的發展，將推動第二次綠色革命。

分子生物學是促進基因工程誕生和發展的理論基礎，也是生物種間乃至界間雜交的理論基礎。分子生物學及基因工程的發展揭示出生命本質的高度一致性。這種高度一致性使基因在不同生物體之間轉換表達成為可能，使得來自兩種生命形態的基因可以融為一體，自然界物種之間的界限被徹底打破，各種生物的基因可以通過基因工程實現通用。它從根本上導致農業與其他產業的邊界淡化和農業可拓展性，不僅深化了對生命活動機制和生命本質的認識，為生命的起源提供啓發和線索，而且深刻影響到農業、工業、健康醫療等領域的發展。

第二次綠色革命的內在動力機制同時構成了農業拓展的內在動力機制。在農業革命的歷史上，農業的功能和範疇曾經歷過兩次規模化整體性拓展：①第一次拓展，由狹義的農業即種養業，拓展到包括種植業、林業、畜牧業、漁業以及與農民生產直接相關的副業（俗稱“大農業”）。②第二次拓展，拓展到除包括種植業、林業、畜牧業、漁業外，還包括為農業提供生產資料的農業前部門和由農副產品加工、儲藏、運輸、銷售及有關服務所構成的農業後部門。在生物經濟時代，分子生物學及基因工程的推動，將促使現代農業突破常規農業範疇，並最終從整體上促成新的“第三次拓展”，即由“大農業、農業前部門、農業後部門”構成的“常規農業系統”，拓展到包含常規農業系統在內，幷包括食品、營養、健康醫療、生物基資源、環境與生態等生物相關子系統在內的新型農業體系。

新型農業體系的主要內容，除了包括常規農業系統外，還包括正在拓展的五大子系統：食品系統，包括轉基因食品、新型功能食品、新型保健品、免疫食品等；營養系統，包括動植物營養改良品種、單細胞蛋白、生物高效飼料、新型飼料添加劑等；健康醫療系統，包括生物治療、生物新藥、新型疫苗、動植物組織和器官克隆、抗體工廠、藥用蛋白、新型生長激素、休閒農業、農療園等；生物基資源系統，包括生物能源、工業原料替代作物、生物材料、新型生物催化劑、生物遺傳資源等；環境與生態系統包括抗性植物、生物農藥與生物防治、生物肥料、生物治理與降解、生物安全與入侵防治、生物多樣性保護、基因污染防治等。

作為新型農業體系的主體與核心，常規農業系統是相對於農業新的革命所產生的將要拓展（變）的部分而言，相對保持不變（經）的部分。由常規農業系統和其他拓展的子系統共同構成的農業與“非農”產業共生共榮、協調發展的新體系，契合並揭示出第二次綠色革命的食品、營養、健康、資源、環境、生態等領域的相互關係和目標框架，預計將發展成為第二次綠色革命後、未來生物經濟時代“現代農業”新的框架模式和戰略願景。相對於“小農業”、“大農業”而言，新型農業體系可稱為“超農業”，即第二次綠色革命後未來生物經濟時代的“現代農業”綜合形態。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