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木埰

端木埰的仕途總體上説是比較順利的，他很早就得補諸生，而且歲科試屢次稱冠，所以能以優行入貢，錄用知縣，後又得祁寯藻的推薦，除內閣中書。後來又補典籍，充會典館總纂（公元1886年），升侍讀。少有詩才，弱齡作《梅花詩》，有“飽經霜雪無寒相，能返陽和亦大才”之句，其胸襟與志趣已初步顯現。

但他“性兀傲，不與時俗諧”，“自甘冷僻”，“最惡權貴人，意所不愜，必面斥之”，而且直到晚年仍自稱“平生豪氣未除”。在人格追求方面，他似乎對蘇軾別具青眼，他在庚辰年（公元1880年）東坡生日所作的《水調歌頭》詞中曾把蘇軾稱為“宰衡材”“奇才”，認為“爾日倘登用，韓範許同儕”，而對蘇軾身前被“羣小”擠排，身後更有“腐儒襲謬”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憤慨。他的兀傲性格和不與時諧，似乎都可以從他對蘇軾的感嘆和追慕中尋得端倪。這種性格特點自然會影響到他在政壇的更大發展，所以他把不少的精力放在文學創作和學術研究上，未嘗沒有別求寄託的意思。功成身退，大約是端木埰為自己安排的人生走向，他在“和幼霞自題四十歲帶笠小照”的《百字令》詞中既勉勵王鵬運“清標玉立，況門高通德、齒當強仕”，又告誡他“煙波帶笠，功成徐遂初志”，兼有對王鵬運的勸慰和自勵之意。端木埰著作總名為《有不為齋集》，經史方面的有《經史粹言》四卷、《讀史法戒錄》四卷等，文學方面則著有《碧瀣詞》、《楚辭啓蒙》、《賦源》等，編選有《宋詞賞心錄》、《金陵詩徵錄》等。

端木埰學詞從碧山（王沂孫）開始，又以碧山為宗師，譚獻即認為他的詞“優入南渡諸家之室”。端木埰晚年更以《碧瀣詞》名其集。自序雲：“……初侍金先生，首熟碧山《齊天樂》一闋。吟諷既熟，作輒倚之。於諸名家，又偉篤嗜碧山……遂僭以《碧瀣》自張其編。露氣之下被者為瀣，以是為碧山之唾餘可也，為中仙之藥轉可也。若以為《花外》嗣音，則不敢也。”王沂孫的詞，宋末張炎《詞源》即許為“琢句峭拔，有白石意圖”。清代朱彝尊《詞綜》即選有碧山詞三十一首，張惠言《詞選》以嚴格著稱，然碧山詞的入選也在姜夔和史達祖之上。自此以後，碧山詞日見重視，迄賙濟《宋四家詞選》開鑿詞學源流，標立四家，尊碧山為一宗，列為詞學入門之首階，於是碧山詞遂風行於世。陳廷焯《白雨齋詞話》把碧山比作詩中曹子建和杜子美，認為“王碧山詞，品最高，味最厚，意境最深，力量最重”，甚至把碧山“詞味之厚”與清真“詞法之密”、白石“詞格之高”譽為“詞壇三絕”。近代詞人胎息碧山詞者至多，張爾田即認為王鵬運與朱祖謀的詞都得力於碧山。這些皆是就當時詞學主流而言的，但追源溯流，端木埰正是從清代詞學向近代詞學轉變的一個重要人物，而端木埰的這一詞學傾向又可上溯到他的啓蒙老師金偉君。金偉君以碧山《齊天樂》一闋為開講之作，實際上也奠定了端木埰詞學發展的基本方向是大體承繼常州詞派的理論流脈的。

《碧瀣詞》有二卷一百零一首，收錄於王鵬運等輯的《薇省同聲集》中，有清光緒十六年（公元1890年）刊本。後陳乃乾又收錄於《清名家詞》中。端木埰的詞兼採王沂孫的寄託、姜夔的清空和蘇軾的清雄，不名一家，自成統系。從總體上説，端木埰偏尊碧山，緣於其師金偉君的教誨；兼師白石，則承先君“酷好白石”的家訓；旁採蘇軾，則主要還是出於天性的和鳴。在全部《碧瀣詞》的一百零一首詞中，僅以《齊天樂》為詞牌就寫了五十首，這不能不説與金偉君以王沂孫《齊天樂》詞開講以作詞學啓蒙有關。

端木埰的詞往往從日常情景出發，表現自己或細膩幽微或清雄豪邁的心思。他的詞一般都有簡短小序，説明自己的創作原因，如“新涼”、“龍樹院即景”、“秋氣”、“十六夜對月”等等，以景現情。如《齊天樂·月夜坐太清觀》詞上闋雲：“畫樓歌管春如夢，幽人獨游塵外。碧宇高寒，紅牆寂靜，天與清涼詩界。中天翠彩。喜風露無聲，玉輪高掛。領略清暉，浣將靈府倍瀟灑。”清幽之景與作者瀟灑塵外之情已渾然難分，別具姜夔“清空”之意趣。再如《齊天樂·甲申守歲有感》下闋雲：“平生豪氣未減，記蕭齋讀月，長劍孤倚。碧海屠鯨，青田飼鶴，少日心情空記。新來更喜。幸留得兒時，夜燈書味。為問梅華，可容同調比？”用清曠之語寫平生豪氣，顯然有蘇軾詞的影子。

端木埰寫得最多的是與同僚、詞友的寄贈酬唱之詞，這些詞不僅傳寫友情，記一時雅事，也往往以此襯寫自我懷抱。集中酬唱最多的是王鵬運，多達十九首，其他如許鶴巢、況周頤、彭瑟軒等也有若干首。如《碧瀣詞》開篇《疏影·和幼霞》下闋雲：“回憶平生壯志，素心共訴與，無限棖觸。一樣蒹葭，何處伊人，秋聲漸滿林麓。尊前幾許纏綿意，鎮寫入、新詞珠玉。祗自慚、才盡江郎，怎和引商高曲？”“平生壯志”、“無限棖觸”、“幾許纏綿”一一寫來，於低迴傾訴中顯出一種沉鬱之致。他在這一類詞中，既寫“賢主多情，叩門相就更呼飲”的互訪同酌之樂，也寫“傷心當日勝友，到重來散盡，清淚交衽”的淒涼苦楚，令人哀感動容。

詠物詞也是端木埰詞中值得被關注的一方面，《碧瀣詞》中的詠物詞共有十七首，所詠之物有蘭、棗、松、貓、蟋蟀、水仙、綠蔭、秋光等。詠物詞的創作素以為難，張炎《詞源》要求對所詠之物，既不“體認稍真”，也不“模寫差遠”，妙在似與不似之間。沈祥龍《論詞隨筆》更直言：“詠物之作，在借物以寓性情。”端木埰的詠物詞大多在描摹形神方面較為成功，但也有一些詞詠物而兼寫性情，格調比較高遠。如《齊天樂·秋籟》詞雲：“勁風初應清商律，三千大千吹滿。亂葉敲窗，幽蟲繞砌，頓把羅衣催換。新涼驟轉。正蓮漏更長，月輪天半。棖觸秋懷，讀書聲裏一燈翦。□□閒階添送爽氣，聽琤琮櫚鐸，宮徵都變。戍鼓宵嚴，悲笳莫急，譜出征夫哀怨。天涯歲晚。想風雨關山，勞歌道遠。漫倚金尊，畫堂喧翠管。”把自然界的勁風、亂葉、幽蟲、爽氣與人世間的讀書聲、戍鼓、悲笳、勞歌凝合成一幅“天人合一”的聽覺世界，並由此傳達出作者關懷民瘼的眷眷情意。其創作方式與情感特徵與王沂孫的詠物詞頗為神似。

不言而喻，端木埰詞中那些憂時念亂之作，更具一種震爍人心的力量，這與端木埰生當風雲際會的封建社會末期，又深擁忠愛之情密切相關。集中如《石湖仙·讀曾文正師家書敬跋》、《慶春宮》、《水調歌頭》、《齊天樂》、《齊天樂》、《齊天樂》等，藉助屈原、蘇軾、岳飛、等史實和風節，表達自己對這些歷史人物的追慕和對時局的憂慮，忠愛之意，情溢筆端。如《滿江紅·嶽忠武王書〈出師表〉和幼霞》詞雲：“野寺荒燈，聽颯颯、秋風驚乍。想儒將、風流灑落，戎機整暇。異世同符伊並呂，齊聲合擬騷和雅。待評論、三代下人材，我三也。□□同赤手，支傾廈。軍聲震，撼屋瓦。痛衰朝恥恨，一般難灑。無命關張紛去已，並時浚檜何為者。對崇祠、古墨想英姿，淚傾瀉。”既有對英雄的風流灑落英姿的懷想，又有對造成“衰朝恥恨”的投降派的譴責，還有對英雄壯志未酬的同情和悲憤。這一類詞大多作於他公元1856年入都以後，其時兵事頻仍，國勢飄搖，因着與祁寯藻的這一層特殊關係，他的詞遂更多地關注現實。甲申年（公元1884年）以後，他與王鵬運、況周頤等同直薇省，他們同為朝中之臣，同懷濟世之意，同具耿直之心，所以嵩目時艱，在琴尊唱和中，將那一份抑鬱不平之氣，胥於詞發之。這種綿延30餘年的情懷也就成為他詞中的一個標誌，並直接影響到“晚清四大家”及此後詞人的創作風尚。

端木埰作詞擅發新意，如其《齊天樂》詞寫牛郎織女之事，即對本屬神界之事鋪敍展衍為人間歡愛之意深致不滿，其詞序雲：“前人有言，牽牛象農事，織女象婦功。七月田功粗畢，女工正殷，天象亦寓民事也。六朝以來，多寫作兒女情態，慢神甚矣。丁亥七夕，偶與瑟軒論此事，倚此糾之。”其詞雲：“一從雅豳陳民事，天工也垂星彩。稼始牽牛，衣成織女，光照銀河兩界。秋新候改，正嘉穀初登，授衣將屆。春耗秋梭，歲功於此隱交代。□□神靈焉有配偶，藉唐宮夜語，誣衊真宰。附會星期，描撫月夕，比作人間歡愛。機窗淚灑，又十萬天錢，要償婚債。綺語文人，懺除休更待。”

力圖恢復牛郎織女的春秋歲功之意，立意自然高了一層。況周頤《玉棲述雅》開篇在評論嘉興女史黃月輝《擘連詞》時，也提及端木埰對此問題曾耳提面命：“曩餘作七夕詞，涉靈匹星期語，端木子疇先生埰甚不謂然，申誡至再。先生所著《碧瀣詞》，《齊天樂》序雲（中略），即誡餘之指也。”黃月輝的時代雖在端木埰之前，但此説實是經端木埰的倡議而影響及況周頤的。

端木埰的詞學淵源，遠接以張惠言和賙濟為代表的常州詞派餘緒，近承同鄉前輩金偉君和其尊人學説，兼採祁寯藻的詞學趣味，旁師浙西派傳人周之琦，在傳承舊説的基礎上折衷出新，導引晚清詞學的發展方向。他的詞學特徵和學術背景都具有濃重的歷史痕跡。

端木埰在《碧瀣詞》自序中曾説到自己的詞學淵源，始於清道光戊申（公元1848年），其時因江寧水災，金偉君先生從采蘩橋移居天禧寺之聽風閣，與端木埰寓所相距不過數武，因得時相請益，同侍先生側的還有楊樸庵、許仲常、錢漸之、僧花雨以及端木埰之家兄數人，適逢金偉君填“秋影”、“秋聲”兩詞，諸生為慰先生窮愁之悶，遂羣相唱和，聯為“聽松詞社”。據端木埰自序所云：“僕雖從事於斯，茫然不知詞為何物。先生為約略指示。”先生所指示的學詞路徑包括兩點：其一，多讀宋詞別集，以明詞曲之別；其二，嚴奉萬樹《詞律》。同時因為金偉君與端木埰之先君交厚，因得知其先君即已嗜詞，只是吟成即毀，故家中無片紙留存。而在詞學趣尚上，端木埰先君“於古人酷好白石，以未見全集為憾，且極嚴詞曲兩戒之辨，每謂今人所作皆曲也，非詞也。”端木埰《宋詞賞心錄》於姜夔詞選錄兩首，未嘗沒有弘揚先君之志的初衷在內。他在《惜紅衣·和瑟軒即代答柬》詞中曾有“周、姜既往，古樂渺難識”之句，則他推崇姜夔與嚴守詞律，原本也是有內在關係的。

端木埰的詞學導師值得一提的還有祁寯藻。祁寯藻（公元1793～1866年），字叔穎，又字春圃，號實甫，晚號觀齋，山西壽陽人。清嘉慶十九年（公元1814年）進士，官至禮部尚書。祁寯藻不僅在在政治上極力推薦端木埰，稱他“由文學以達政事，各有所長，堪資器使”，而且在填詞創作上對端木埰也有言傳身教之功。端木埰在《齊天樂》詞前小序中説：“埰自丙辰（公元1856年）入都，館壽陽師宅，琴尊唱和，藏稿甚富。逮壬申年（公元1872年）奉諱倉卒出京，盡失之。偶檢書簏於敗紙中，得師和東坡《滿庭芳》詞，喜極而悲。俯仰廿年，往事增感，哀吟一闋，亦如杜老追酬蜀州作也。”“壽陽師”即祁寯藻，蓋以其著籍“山西壽陽”相稱。這首詞當作於公元1892年，他追憶三十多年前與祁寯藻琴尊唱和的那段愜意生活，並對出京二十年來的生涯滿懷感慨。祁寯藻既對蘇軾詞獨致青睞，則師生唱和之際，自然會多有交流。而端木埰輾轉各地二十餘年，一直將祁寯藻的和蘇軾《滿庭芳》詞隨持身邊，其傾慕之深，也可想見。他們當年酬唱的具體內容，已難一一考證，然端木埰《齊天樂》此詞換頭有“還思當日倡和，半憂時念亂，蒿目兵事”之句，則其詞風仍是偏南宋一路，與王沂孫等宋末詞人為近。雖然端木埰的偏嗜王沂孫是由金偉君奠基，但如果他沒有與祁寯藻的這一番與宋末詞心詞境形神兼備的唱和，也許會動搖到他的詞學理念。

另據況周頤《鶯啼序·題王定甫師〈嬃碪課誦圖〉》小序雲：“……周稚圭先生尤填詞專家，端木子疇前輩曩同直薇省，奉為詞師。”周稚圭（公元1782～1862年），即周之琦，稚圭為其字，號耕樵，又號退庵，河南祥符人（今河南開封）。清嘉慶十三年（公元1808年）進士。著有《心日齋詞》六卷，存詞四百餘首。又選唐五代宋元十六家詞成《心日齋十六家詞錄》二卷，選目佔前三位的是晏幾道（四十七首）、吳文英（四十二首）、王沂孫（三十七首）。周之琦與端木埰雖年齡相差三十四歲，但其間猶有四十六年年齒相及。即使從端木埰隨金偉君學詞之初的公元1848年算起，也有十四年的時間存在兩人交往之可能。然而根據現有資料，尚無法判斷兩人有無直接詞學往來。不過端木埰與況周頤等“同直薇省”，已是清光緒甲申年（公元1884年）以後，其時周之琦去世已二十餘年，故端木埰奉周之琦為“詞師”，很可能只是私淑而已。周之琦在詞學思想上屬浙西一派，他作詞“短調學温、李，長調學姜、史”。他在選本末附論詞絕句評姜夔雲：“洞天山水寫清音，千古詞壇合鑄金。怪底纖兒消生硬，野雲無跡本難尋。”已可見出他的審美趣尚。他的選本對於聲律考訂特嚴，杜文瀾稱他與納蘭性德、顧貞觀併為清代最工律法者。以此來探索端木埰奉為詞師的原因，也許與周之琦在慢詞創作方面雅重姜夔、王沂孫等，又特重聲律有關。這既是他自己填詞創作的取徑，也是他在告誡後學如況周頤等嚴名聲律，並於《宋詞賞心錄》專選姜夔兩首詞的原因所在。從理論上説，他能兼融浙西、常州兩派，追本溯源，也當與他的這一份詞學淵源有不可分割的關係。

以上三位詞學導師，或直接或間接影響到端木埰詞學的總體格局。質實而言，金偉君的雅意碧山，使端木埰由此直接賙濟詞説，奠定他偏向常州派的理論趨勢；而其先君的酷嗜白石，祁寯藻的寄情宋末，周之琦的傳承浙西，使他又時時突出常州派的理論藩籬，而更多地呈現出一種浙、常兩派合流的局面。

端木埰詞學值得注意的當然還有他與同道的切磋之功。先是在清道光戊申年（公元1848年），與諸生共侍同鄉前輩金偉君門下，初涉此道。繼而在次年入都後，與同裏蔡小石、何青士等唱和遂多。後來棲居秀州，得善本《詞律》，更是“逐日事吟弄”。而他的詞漸成規模和粗具影響，則是在清光緒甲申年（公元1884年）以後，因為工作的關係，與彭瑟軒、許鶴巢、王幼霞這些雅擅填詞的人賡和益多。特別是王鵬運對端木埰的詞尤為欣賞，平時注意時加收羅，所以清光緒庚寅年（公元1890年），彭瑟軒將已大致編輯完成的《薇省同聲集》寄示王鵬運，屬付梓人，並囑他將端木埰的詞增補入選時，王鵬運事實上也是這一工作的不二人選。

端木埰具體的詞學觀現在已頗難加以系統整理，如果把他編選的《宋詞賞心錄》、對《詞選》《續詞選》的批註及其在《四印齋所刻詞》所寫的序跋綜合起來，也許可以理出一個大概思路。

《宋詞賞心錄》是端木埰晚年編選的一本詞選，大致編定於《薇省同聲集》結集之前。取名“賞心”的原因，主要是表示所選乃個人心契、別具青眼而已。此選舊藏王鵬運四印齋，鮮為人知。1933年，盧前從王鵬運後人處購得此書，遂攜至上海，與友人夏丏尊謀為付印，並易名《宋詞十九首》。《宋詞賞心錄》由是遂以《宋詞十九首》馳名。今本《宋詞賞心錄》所存詞人十七家詞作十九首，其家數、詞牌、序列如下：范仲淹《蘇幕遮》，歐陽修《臨江仙》，蘇軾《水調歌頭》、《念奴嬌》，秦觀《滿庭芳》，周邦彥《齊天樂》，岳飛《小重山》，辛棄疾《百字令》，陸游《沁園春》，李清照《鳳凰台上憶吹簫》，姜夔《暗香》、《疏影》，史達祖《壽樓春》，高觀國《金縷曲》，吳文英《慢江紅》，周密《玉京秋》，陳允平《綺羅香》，王沂孫《齊天樂》，張炎《高陽台》。其中范仲淹、歐陽修、秦觀、李清照、姜夔、王沂孫、張炎七人入選的八首詞，也同時為張惠言《詞選》所選。

端木埰還曾批註張惠言《詞選》、《續詞選》二書，其批註時間當與編選《宋詞賞心錄》同時或相近時期。雖屬偶爾點評，但零璣散珠，彌足珍貴。計評《詞選》選錄詞七首：李煜《浪淘沙》、田不伐《南柯子》、李玉《賀新郎》、史達祖《雙雙燕》、王沂孫《齊天樂》、張炎《高陽台》、無名氏《綠意》。批註《續詞選》三首：范仲淹《御街行》、王安石《桂枝香》、蘇軾《水調歌頭》。在批註的十首詞中，王沂孫的《齊天樂》、張炎的《高陽台》、蘇軾的《水調歌頭》入選了《宋詞賞心錄》。批註與選本既然是同時，則正可以借其批註來探討其詞學觀和具體選錄的標準。

在端木埰批註的十首詞中，只有四首的批註比較詳細，其他六首僅有簡單的點評。綜合這些批註的內容，參照《宋詞賞心錄》的編選，可以歸納其詞學觀大致包含以下幾點：第一，重視人品對詞品的影響。端木埰評論詞人頗重視詞人的品格，在《宋詞賞心錄》所選各家中，范仲淹和岳飛的入選多少得益於其人品的嚴正。唐圭璋在跋語中説：“究其所錄，大氐傷懷念遠、感深君國之作……十七家中，錄及文正、武穆，尤見孤臣危涕之微意，千古如出一轍。”端木埰在批註董毅《續詞選》時曾特別提到：“希文、君實兩文正，尤宋名臣中極純正者”。其《滿江紅·嶽忠武王書出師表和幼霞》即直言對岳飛“想儒將風流灑落”。

清光緒十八年（公元1892年），王鵬運將趙鼎《得全居士詞》、李光《李莊簡詞》、李綱《梁溪詞》、胡銓《澹庵長短句》合刊為“南宋四名臣詞”，並在跋語中稱讚他們“當變風之時，自託乎小雅之才，而詞作焉”，王鵬運並直言自己“嘗持此旨以盱衡今古之詞人”，從中自然可以看到端木埰詞學思想的影響。第二，重視作品的深沉寄託。端木埰批註李煜《浪淘沙》（往事只堪哀）説：“前已荒昏失國，此又妄露圭角，可為千古龜鑑。”批註王沂孫《齊天樂·蟬》説：“詳味詞意，殆亦碧山《黍離》之悲也。”批註張炎《高陽台·西湖春感》説：“詞意悽咽，興寄顯然，疑亦《黍離》之感。”這三首被批註的詞，後兩首是入選《宋詞賞心錄》的，則其選錄的標準中，尚寄託應該是其中的一個重要標準。而在《宋詞賞心錄》中，南宋詞人入選十三家，詞作入選十四首，顯示其強烈的以南宋為宗的傾向，這與南宋詞饒有寄託的創作特色是分不開的。第三，強調作品的深情遠韻。如批註范仲淹《御街行》説：“論者但以本意求之，性情深至者，文詞自悱惻。”批註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懷古》説：“情韻有美成、耆卿所不能道。”都説明端木埰對作品情韻深淺的關注。第四，兼取豪放曠達的詞風。在《宋詞賞心錄》中，蘇軾入選的兩首詞：《水調歌頭》和《念奴嬌》，素被認為是豪放曠達詞風的代表，則端木埰對清代四庫館臣視蘇軾詞為別調，無疑是一種有力的反撥。晚清文廷式偏尊蘇軾，雖然未必是受到端木埰的直接影響，但他的言論既然如此深厚地影響到晚清四大家，特別是朱祖謀不僅自覺以蘇軾之清雄濟夢窗之密實，而且為東坡詞編年，努力擴大蘇軾詞的影響，則文廷式因此而受感染，以蘇軾為旗幟而別具一格，自然也可從中窺見端倪。第五，主張以求真的心態評説詞作，反對刻意尋求寄託。如他批註無名氏《綠意·荷葉》説：“即無寓意，亦是絕唱……此詞無論是否玉田作，但就詠荷葉尋繹之，自是千秋絕調。”批註范仲淹《御街行》説：“論者……不必別生枝節，強立議論，謂其寓言某事也。”綜合來説，端木埰選詞評詞，確實是重寄託但又不拘泥於“寄託”二字，所以《宋詞賞心錄》中既有感慨深沉的寄託之作，也有寫情深厚、寫物婉轉之作，反映了他的詞學觀，在繼承常州詞派比興寄託説的同時，也能多從文學審美的一面來選錄和評論詞作，這是對常州派詞學的一種積極推進和發展。正是由此可以大致看出他的評論已具備現代詞選的評論風格，而其評論的切入角度和評論標準頗與賙濟的寄託説相近。

端木埰雖然在重寄託、推尊王沂孫方面比較多地保留了常州詞派的詞學觀，也許正因於此，邵瑞彭認為他的《宋詞賞心錄》可與賙濟《詞辨》並駕齊驅，昭示其與常州詞派的因緣關係。唐圭璋更説：端木埰年輩高於王鵬運，“而其所以教王氏者，亦是止庵一派”。但實際上他對晚清詞學的貢獻主要還不在於此，他對蘇軾的垂青，對姜夔的兼融，都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常州詞派的理論格局，使清代中期以來一直基本處於扞格狀態的浙、常兩派出現了合流的趨勢，並以其個人魅力和學術聲譽影響到他周圍的詞人和詞論家，從而進一步影響到晚清詞學的發展方向。

在《清名家詞》本諸家詞集中，他們互相招飲、彼此唱和、分韻賦題的詞作開卷可見，如端木埰的《碧瀣詞》，賦贈和寄懷王鵬運的有十九首、題贈與酬唱況周頤的有五首。文廷式的《雲起軒詞》與王鵬運唱和的詞有三首。王鵬運的《半塘定稿》，寄懷端木埰的有三首，與鄭文焯、朱祖謀、況周頤唱和的分別有三、六、三首。鄭文焯的《樵風樂府》與王鵬運唱和的詞有五首，與朱祖謀唱和的詞有十二首。朱祖謀的《強村語業》，與王鵬運唱和的詞有十三首，與鄭文焯唱和的詞有十首，與況周頤唱和的詞有三首。況周頤的《蕙風詞》，與王鵬運、朱祖謀唱和的詞都有七首。這些唱和詞的統計當然是不全面的，但其間諸人詞學交往之頻繁已可窺見一斑。實際上在這種賦贈、寄懷和酬唱中，彼此的生命和性情也融合為一個“同聲共氣”的整體，而難以割捨。端木埰有一首《齊天樂》詞的小序雲：“幼霞、鶴巢、詩孫同泛南湖，聯吟買醉，未嘗召我也。事後更以詞誇我，豈復可恕？當待秋中月滿花香更共觴，我倚此檄之。”即將他們亦師亦友、親密無間的關係寫得至為真切。王鵬運也作有一首《徵招·過觀音院追悼疇丈用草窗九日懷楊守齋韻》詞雲：“林梢舊灑西州淚，驚隨暗塵飛到。吟思滿蒼煙，恨倚闌人渺。殘僧驚客老。問哀樂、中年多少。冷落招提，夢痕重省，晚鐘催覺。□□翻幸錦鯨遊，胡笳怨、不入高山琴調。愁影亂蒹葭，盡長歌欹帽。凌雲書勢好。與誰證、酒邊孤抱。料今夜，月落梁空，定斷魂悽照。”

把自己在端木埰去世以後的“吟思滿蒼煙”和“酒邊孤抱”，寫得悽婉動人。而在《齊天樂·讀〈金陵詩文徵〉所錄疇丈遺著感賦》裏，王鵬運更説：“郭泰人師，灌夫弟畜，漸負針砭多少？”將兩人的師生之誼表露無疑。後並請鄭文焯作《感舊圖》，以追懷端木埰和許鶴巢所書聯吟詞卷。而繼王鵬運之後長期主盟詞壇的朱祖謀也自稱是“金陵詞弟子”。唐圭璋在跋語中即認為，就頓挫往復、沉鬱悲涼的審美趣味而言，端木埰的《宋詞賞心錄》與朱祖謀的《宋詞三百首》堪稱“消息相通，一脈綿延”，只是朱祖謀取材較富、取徑更寬而已。則端木埰的學術影響自是不言而喻的。

晚清四大詞人，王鵬運“其詞導源碧山”，“述王氏之詞者，尤不可忘先生”。文廷式認為“張皋文具子瞻之心”，鄭文焯作詞“入手即愛白石騷雅”，其詞“吐屬騷雅，深入白石之室”，並對白石為人的“疏古衝澹，有晉宋間風”心追神慕，同時在詞的風格上服膺張炎“清空”之説，早尊白石，晚崇周、柳，努力融合浙、常兩派。朱祖謀學詞之初，王鵬運“時時語以源流正變之故”，且“在光、宣之際，即致力於東坡，晚年所造，且有神合”，況周頤自稱其詞“得力於漚尹與得力於半塘同”，並多次自述親接端木埰教誨，深相敬服。此數家不僅交誼頻繁，其中王、況二人並與端木埰合刻《薇省同聲集》以記其誼，而且在詞學思想的傳承上或從碧山導源，或偏尊白石、蘇軾，追本溯源，都與端木埰有着一種難以割裂的關係。即此而言，人們也可估量出端木埰在晚近詞學中的獨特地位。

回視二十世紀的詞史與詞學研究，除了唐圭璋先生撰有專文論及端木埰，然也只有寥寥數百字，後來諸家有關清詞的著述，都未嘗留意於此，則對於探索晚清詞學的源流因革和發展軌跡，不免有關懷未周之憾。本文於此，或不無補苴罅漏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