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印案

按明朝規定，每年各布政司、府、縣都要向户部呈送錢糧及財政收支、税款賬目。户部與各布政司、府、縣的數字須完全相符，分毫不差，才可以結項。如果有一項不符，整個賬冊便要被駁回，重新填報，重新蓋上地方政府的印章。 ^[1] 

朱元璋時明朝的首都在南京，全國各地官員都要到南京來報送賬冊。當時上繳的是實物税款即糧食，運輸過程中難免有損耗，出現賬冊與實物對不上的現象是大概率事件。稍有錯誤就要打回重報，江浙地區尚好，而云貴、兩廣、晉陝、四川的官員因當時交通並不發達，往來路途遙遠，如果需要發回重造勢必耽誤相當多的時間，所以前往户部審核的官員都備有事先蓋過印信的空白書冊以備使用。這原本是從元朝既有的習慣性做法，也從未被明令禁止過。 ^[1] 

朱元璋發現空印這種做法後，極為敵視。它的部分原因是，他非常不喜歡蒙古元朝時代已經出現的官僚們的舞弊行為。他嚴厲地對付帶有這種意味的行為。使用空印會給貪污大開方便之門。 ^[3] 

發生“空印”事件後，史載，朱元璋的反應是“盛怒”，認為這是欺罔行徑，丞相、御史都不敢諫言 ^[4]  。下令，主印官員處死，副手以下杖一百充軍。 ^[4] 

同年有星變，朱元璋下詔求言，有浙江寧海人鄭士利上書朱元璋。鄭士利兄，乃湖廣按察使僉事鄭士元，受空印案連累坐牢，為避免被認為是“有假公言私者”，等到鄭士元出獄後，鄭士利這封上書才上交到朱元璋手上。鄭士利上書數千言，言數事，其中空印事尤詳。 ^[1] 

鄭士利認為，陛下欲治罪這些空印的官員，是唯恐奸吏得到空印紙，弄虛作假危害老百姓，但這是不可能的，並提出了四個觀點 ：其一，空印賬冊蓋的是騎縫印，具體到每張紙上印跡並不完整，與一紙一印不同，即使流散出去，也辦不成什麼事，何況這蓋了章的白紙也是輕易拿不到的。其二，錢糧這些賬目數字，府必合省，省必合部，出入對錯，最後户部説了算。而部省間距離，遠則六七千裏，近亦三四千裏，一旦有錯，一次往返差不多要一年時間。先印而後書，這是權宜之計，且由來已久。其三，國家立法，必須要有明確的法律，而後根據法律懲處違法者。但是，立國並沒有針對空印的法律，大家一直是這麼做的，並不知道有罪。如今一旦治罪，不能服人。其四，國家培養一個合格的官員很難，能位至郡守的官員，都是數十年培養所成，這些官員並非草菅可割而復生。 ^[1] 

朱元璋看罷鄭士利的上書後，大怒，命令丞相御史追查幕後主使者。鄭士利笑道 ：“顧吾書足用否耳。吾業為國家言事，自分必死，誰為我謀？”最終沒查出幕後主使，鄭士利被流放。而且不但空印案中的官員沒有因此被赦免，就連已經釋放的鄭士元也受此連累被抓起來流放了。 ^[1] 

《劍橋中國明代史》：“有些材料説，在空印案中有數以百計的官員被處死。 ^[3]  ”

《明史·鄭士利傳》：“主印官員處死，副手以下杖一百並充軍遠方。 ^[4]  ”

方孝孺《葉鄭傳》：“行省言臣二十餘輩、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後來朱元璋“竟殺空印者”。 ^[5] 

吳晗《朱元璋傳》：“空印案與郭桓案連坐被殺達七、八萬人。 ^[6]  ”

方孝孺《遜志齋集·卷二一》：“葉伯巨鄭士利傳”載：“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穀策書，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繫御史獄，獄凡數百人。 ^[2]  ”

柏樺《朱元璋與空印案》：“因此空印案牽連的人數應該超過千人。按照當時的官制，官吏總數約2萬人，懲處千人，佔官吏總數的5%，足以引起轟動效應。 ^[2]  ”

與郭桓案共計殺七、八萬人説及殺數萬之説，是當前最通行的説法，大多數與朱元璋有關的論著都採取此説。 ^[2] 

空印案的案發時間，以及涉案被殺人數，還存在爭議。在案發時間上，有洪武八年（1375年）説，洪武九年（1376年）説，洪武十五年（1382年）説。在涉案被殺人數上，有殺數萬之説，有與郭桓案共計殺七、八萬人之説。 ^[2] 

洪武八年（1375年）説，中央民族大學陳梧桐教授曾經有《明初空印案發生年代考》 ^[7]  一文，進行了細緻的考證。洪武九年（1376年）説，則是根據明人方孝孺《遜志齋集》卷二一“葉伯巨鄭士利傳”，與《明史・鄭士利傳》對比而得出的。洪武十五年（1382年）説，因為《明史・刑法志》持此説，所以為大多數明史論著所公認。但陳梧桐教授在文中以《明史》卷一三九《鄭士利傳附方微傳》中方徵因此案訴冤被貶沁陽驛丞,在洪武十三年"以事逮至京,卒。"這一例證，認為洪武十五年説法存疑。 ^{[7]  [2]} 

《劍橋中國明代史》：“皇帝對任何不忠的表現都是極其敏感的。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