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青

穆青出生在長江上游的合江縣福寶山區的一個貧苦農民家庭。他7歲上學，辛亥革命後考入合江縣中學。

穆青讀書時才華飛揚，被稱為少年才子。寫過許多古體詩：

“若個男兒意氣豪，文章分得鳳凰毛。它山借石無邊興，離別催人作燕芳。”

“衝出夔門眼界開，巫雲不見見樓台。川流入海終歸海，小住彝陵醉一回。”

五四運動期間，穆青積極參加反帝愛國運動，是合江縣學生運動的骨幹。在運動中他受到教育，初步接受了爭取民主、講究科學的民主主義思想，並立志救國救民，決心尋找一條改造社會的道路。

1920年，穆青考進了吳玉章等在成都成立的留法勤工儉學分會預備學校。年底，在經過短期訓練後，穆青、陳良（字家珍）肖樹域（樸生）、程秉淵（子健）、周權（季衡）、李季達、李楠、何嘉漠、楊長茂、許祖熊（漢初）、許肇欞（文星）、劉仁信、黃映湖（裏洲）《此為勞人團的十三位成員》離川，由上海轉赴法國勤工儉學。20出頭的穆青，胸懷大志，原想到歐洲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以科技振興中華，挽救民族危亡。但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法國，經濟遭到嚴重破壞，物價飛漲，不少工廠關門，工人失業嚴重。穆青等在里昂學習不久後就到蒙德里冶鐵工廠當勤雜工，隨時面臨失業的威脅。在工廠裏，他們看到法國工人，特別是在法華工勞動、生活條件都十分惡劣，非常同情。他開始接觸革命思想，研究馬列著作，積極參加反對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政府的鬥爭。

1922年6月，旅歐少共支部在巴黎成立，穆青由鄭超麟介紹加入了少共，同年轉為中國共產黨員，與周恩來、陳毅、鄧小平、聶榮臻等一起工作。

1924年下半年，被中共旅歐總支部派赴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期間擔任中共旅莫斯科支部組織委員（書記劉伯堅）。

1926年初，穆青從蘇聯回國，被分配到廣東區委擔任組織部長，積極從事建黨和培訓黨的幹部的工作，為黨培訓了大批幹部。

1927年3月，廣東區 委陳延年、鄧中夏赴武漢出席中共五大，穆青等主持區委的日常工作。為應付突然事變，穆青等人領導區委採取了多項緊急措施，對應付反動派後來實行的“四·一五”大屠殺作了一定的準備，保存了一批骨幹力量。廣州“四·一 五”反革命事件後，穆青奉命負責組建廣州市委，使市委工作很快開展起來。隨後，又繼續主持廣東區委工作。陳延年犧牲後，廣東區委改為廣東省委，穆青擔任省委組織部長。11月28日，中共廣東省委召開會議，決定發動工農兵舉行武裝起義。穆青擔任了廣州暴動行動委員會委員，積極參加組織、宣傳和發動工作，並負責與共產國際代表聯繫。12月11日，廣州武裝起義打響後，穆青參與了起義的指揮工作，起義失敗後，穆青死裏逃生，和妻子王凜若化裝逃到香港，與聶榮臻、鄧小平一起居住了一個月左右，又去上海找到中共中央。當時正值湖北省委遭到破壞，周恩來和鄧穎超到旅館來看他，當即決定派他去白色恐怖中的武漢擔任湖北省委組織部長。去了不久，因地下機關被叛徒出賣，軍警搜查旅館時將穆青作為嫌疑犯逮捕。雖經嚴刑拷打，他仍堅不吐實，後由王凜若通過父親的上層關係進行活動，從槍口下把他營救出來，到上海養傷。

1928年夏，中央派他以中共中央特派員的身份，到四川視察並協助四川省委工作，四川省委因幹部奇缺,上報中央後將他留下。在川期間，穆青根據以往的經驗教訓，指出工作重點應放在敵人統治薄弱的小城市，特別是邊遠縣區。他選擇高縣、筠連、永寧、古藺等作為發動農民進行革命活動的地點，工作重心是宣傳羣眾、組織羣眾、武裝羣眾,建立工會和農民協會,建立革命政權。在他的組織動員、宣傳和指揮下，川南地區的黨組織很快建立起工人武裝糾察隊和農民武裝組織。

1928 年10 月，中共四川省委遭到破壞，省委代理書記張秀熟等二十餘人被捕。

1928年12月18日，中共四川臨時省委在成都召開緊急會議，選穆青、劉願庵等五人組成新的臨時省委；穆青任臨時省委書記兼軍委書記。

1929年2月12日，中共四川臨時省委擴大會議在成都召開，由劉願庵傳達中共六大精神，改選省委，劉願庵任書記，穆青任組織部長，並決定省委機關由成都遷往重慶。

1929年至1930年初，省委先後在全省範圍內發動和領導萬源固軍壩起義、曠繼勳部起義以及涪陵羅雲壩起義等。穆青領導的省委組織部，先後派出羅世文、鄒進賢等到曠繼勳部參加旅委和前委的領導，穆青也積極加入各地檢查工作。

1930年3月，穆青在重慶迥水溝被叛徒鄒榮芳帶着的偵緝隊逮捕。在獄中，他沉着、樂觀，對死處之泰然，表現出革命的大無畏精神。

1930年5月8日，因“浩池街事件”的發生，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四川省委書記劉願庵和省委常委程攸生、鄒進賢被軍閥當局槍殺於巴縣衙門前大壩裏（詳見《龍門陣》2006年第11期拙稿《重慶老地名的紅色掌故》）。在劉願庵等人犧牲6天之後，5月14日，又一箇中共四川省委領 導人，32歲的中共四川省委常委、組織局主任穆青被殺害於同一個地方。 ^[1] 

穆青，1898年出身在長江上游的合江縣福寶山區的一個貧苦農民的家裏。父親穆藝階、母親權氏都靠種地過活。

穆青七歲時，父母節衣縮食，把他送到騎龍義館上學。由於他學習刻苦，成績優異，深得老師汪海如和族長穆慕陶、穆晉明的喜愛，並給予經濟上的資助。辛亥革命後，穆青考入合江縣中學。

合江縣地處長江之濱，上至瀘州，下到重慶，均不過二、三百華里遠，可通水路，往來方便，因而消息也較靈通。穆青進入合江縣中時，正值袁世凱同日本簽訂《二十一條》賣國條約，陰謀稱帝的時候。消息傳來，羣情激憤。青年學生中反響尤為強烈。穆青和同學一道，上街講演，宣傳抵制仇貨，喚起民眾反對袁世凱賣國投降、復辟帝制的罪惡行徑。在學校裏，他學習刻苦，成績優異，考試常名列前茅。從他當時書贈同學祝壽東畢業的詩，即可看出他已初露才華：

若個男兒意氣豪，文章分得鳳凰毛。

它山借石無邊興，離別催人作燕芳。

1919年，在北京爆發了反帝愛國的“五·四”運動。聲勢浩大，波及全國，使穆青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他通過閲讀《新青年》等進步刊物，初步受到了爭取民主，講究科學的民主主義思想薰陶。深感祖國處於內憂外患之中，災難深重。決心尋找一條改造社會救國救民的道路。

這時，正值吳玉章等在成都成立留法勤工儉學分會，創辦留法勤工儉學預備學校，以“勤於作工、勤以儉學”為宗旨，積極輸送青年赴法留學。穆青得知這一消息，十分高興，在親友們的支持下，與同學李暢英（又名大章，合江人）一道去成都，考進了預備學校。經過短期訓練，於1920年底偕肖樹棫（字樸生）、陳良（字家珍）、李季達、程子健等出川，準備由上海赴法。出川前，穆青的家庭和族中長者及朋友均來為他送行。

當穆青一行自重慶乘船東下，沿途目睹三峽的雄偉壯觀，江漢平原的千里沃野，不覺心曠神怡，欣然命筆，賦詩兩首，隨信寄回家鄉。

一

衝出夔門眼界開，巫雲不見見樓台。

川流入海終歸海，小住彝陵醉一回。

二

展兄生色壯行詩，三峽驚濤視等夷。

為報平安槐樹下，説兒健勝在家時。

穆青是個富於感情，愛好詩文的人，曾學過舊體詩，後又學習新體詩，並從事過寫作，後來因革命工作太忙，環境艱險，著作不多，而所作部分，也先後丟失。穆青等人到達上海以後，小住數日，即乘法輪“智利芬”號赴法國。

當時，穆青剛二十出頭，朝氣蓬勃，血氣方剛，胸懷大志去到歐洲，原想能學到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無產階級革命理論，以備回國後參與振興中華，挽救民族危亡的大業。那知，法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經濟遭到嚴重破壞，物價飛漲，民生凋敝，不少工廠關門，工人失業，尋找工作非常不容易。穆青等先抵里昂補習法語，不久，就學於一農業學校；後來，進入蒙德里冶鐵工廠做工。中國勤工儉學的青年，在工廠一般都只能當勤雜工或普工，幹笨重的活，如鋸鐵、搬運、裝卸車、揀廢鐵等，而且常受着失業的威脅。在工廠裏，他們看到法國工人，特別是在法的華工，勞動條件惡劣，生活低下，非常同情。從而逐漸看出資本主義制度的醜惡和腐朽。

1921年由周恩來、趙世炎（四川酉陽縣人）等人發起，在法國成立了“工學互助社”，組織和指導青年們學習、研究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資本論》等和列寧的有關著作，以及國內的進步書刊。穆青和陳毅（四川樂至人）、鄧希賢（小平，四川廣安縣人）、聶榮臻（四川江津縣人）等四川青年都參加了這個組織。通過學習研究，思想更加開朗，覺悟進一步提高，並將所學得的革命道理，向工人們進行宣傳。

穆青曾寫信給族友們，談到在法的鬥爭情況：曾幾次組織起來到大使館進行請願和示威，反對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政府的賣國政策。

1922年6月，在趙世炎、周恩來等人的組織指導下，正式建立了“旅歐少年共產黨”，趙世炎被選為黨支部書記。同年8月，中共中央通知在法國巴黎成立“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由趙世炎擔任中共旅歐支部的領導工作，穆青當時也參加了中共旅歐支部“任少共執行委員會秘書長”。

1923年2月17日，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在巴黎西郊布隆涅森林中召開臨時代表大會，到會代表四十二人，穆青出席了這次會議。會議決定這個組織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受國內團中央領導，將旅歐少年共產黨改為“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大會通過了周恩來起草的團章，選出五位執行委員，周恩來任書記。最後，穆青積極參加團的活動，宣傳馬克思主義，發展團的組織。

穆青在法勤工儉學達四年之久，在中共旅歐支部的領導下，通過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和研究，通過與廣大工人的接觸和參加實際鬥爭，逐步懂得了什麼是共產黨，什麼是共產主義，以及怎樣為共產主義奮鬥。他更加痛恨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仇視國民黨右派、國家主義派及無政府主義；更加關心祖國的前途、民族的命運，熱愛黨和人民羣眾；他站得更高，看得更遠了。

1924年6、7月間，周恩來奉黨中央之命，回國工作，行前曾召集所屬各支部代表大會，選舉黨支部領導人。穆青參加了這次會議，併為主要發言人。他的發言中肯，清楚明瞭，受到與會同志的稱讚。1924年9月第三批留法同志赴蘇，由穆青帶隊，成員包括傅烈、王自言、喻和卿、熊味耕（根）、王西屏、王錫三、郭玉昌、郭達氦、胡倫、徐東、粟澤、饒來傑、饒竟羣、孟傑亭、華鄂陽、黃品銘、陳家珍、彭樹敏、聶榮臻、李林、範易、冉鈞、廖仁先、李傳齡、黃平民、石瓊、朱琦共28人，他們從法國巴黎乘火車經德國柏林、漢堡轉乘海輪抵蘇聯列寧格勒，然後到莫斯科入東方勞動大學。

在此學習期間，穆青曾任中共旅莫支部組織委員；後因患肺結核動了手術，到黑海休養了一個時期，於1925年下半年回到國內。

穆青回國後，中央分配他到中共廣東區委任組織部長，兼國際濟難會中國南方辦事處主任。

廣東區委設在廣州市文明路，負責廣東、閩南和廣西南部梧州等地黨的領導工作。同時，由於還沒有成立廣州市委，無論在國民黨的中央機關、廣東革命政府或國民革命軍、黃埔軍校以及各羣眾團體中的黨組織，也都需要它加強領導。任務繁重而艱鉅。區委領導班子中有陳延年、周恩來、熊雄、惲代英、賴先聲（玉潤）、張太雷、阮嘯仙、蔡暢、鄧穎超、鄧中夏等人。作為組織部長的穆青，和大家團結一致，分工負責，把工作搞得有聲有色。

穆青到廣東區委工作不久，就發生了“三·二○”中山艦事件。我黨總書記陳獨秀推行右傾機會主義政策，以片面的消極的讓步，來遷就資產階級右翼勢力，更加助長了蔣介石篡奪革命領導權的野心。5月間，蔣介石製造了整理黨務案事件，輕而易舉地篡奪了國民黨的黨、政、軍權。

為了提高廣大黨員的覺悟，應付複雜的政治局面，區黨委決定舉辦黨員幹部深造班，主要培養工人黨員骨幹。具體工作由穆青領導的組織部負責，由他們編班，安排課表，聘請教員上課等等。主要課程內容有：社會發展史、唯物主義論、共產主義與共產黨、中國共產黨章程、帝國主義和中國革命的任務、中國職工運動、廣東農民運動以及其他政治專題報告。參加講課的有惲代英、羅亦農、肖楚女、鄧中夏、彭湃、項英、穆青等，以及蘇聯顧問鮑羅廷。與此同時，區黨委還加強了對工運骨幹和農運骨幹的宣傳教育工作，特別重視對省港罷工工人的教育。

1926年7月1日廣東國民政府在我們黨的組織和推動下，發出《北伐宣言》。7月9日，國民革命軍正式出師北伐。其實，早在5月，由我黨直接領導、以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為骨幹的葉挺獨立團，作為北伐軍的先遣隊已經向湖南挺進。中共廣東區委態度明朗，行動堅決，積極支持北伐，平成穆青所在的組織部挑選調配優秀黨員和團員去充實國民革命軍，以作軍事或政治骨幹，特別是從省港罷工糾察隊中挑選出許多堅強的共產黨員和積極分子，參加到葉挺獨立團。隨着北伐戰爭的節節勝利，廣東、湖南等省的工運和農運也蓬勃地向前發展。大好的革命形勢，鼓舞了軍心，激勵着廣大人民，無不感到民族有了希望，國家有了前途。

1927年春，蔣介石和帝國主義，買辦資產階級密謀勾結之後，便大肆向革命進攻。天空烏雲密佈，革命正處於危難之中。毛澤東、周恩來等同志及時提出了挽救時局的對策，但因黨的總書記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統治，而未被採納，使革命形勢急趨逆轉。這時，以陳延年、鄧中夏、穆青等同志為首的廣東區委，一方面保持着清醒的頭腦，注意形勢的發展；另一方面仍積極抓緊對工人、農民的宣傳教育，組織羣眾聲援武漢人民收回英租界、取消不平等條約的鬥爭，譴責和抗議英軍屠殺我同胞的罪行。

3月下旬，廣東區黨委陳延年、鄧中夏等同志，都先後離開廣州；在此之前，周恩來已去上海。剩下只有穆青等十餘人，擔子是非常重的。秘書長賴玉潤（先聲）負責召集會議，進行連絡工作；穆青管黨的組織建設，指導各級組織開展活動，日夜忙碌，兢兢業業為黨工作。

為了應付時局的變化，廣東區委根據黨中央指示精神，幾次開會研究，決定採取各項緊急措施。穆青負責分配各部門的機關費，掌握各機關地址和相互聯絡的情況；整個組織部則完全隱蔽起來，分設三個接頭機關同廣州市各黨支部秘密聯繫。市外的其它地區另設了接頭地點和通訊機構，無論市內市外，均由穆青統管。同時，決定在各工會黨支部中挑選忠誠可靠並有鬥爭經驗的黨員組織秘密赤衞隊，由穆青、劉爾嵩、楊殷、李森、周文雍等同志負責制訂計劃，並領導實施。區黨委的這些措施作得及時有力，對後來反動派發動的“四·一五”大屠殺，因有所準備，減少了損失，保存了一批骨幹力量。這跟穆青、劉爾嵩、楊殷等同志的革命警惕高，夜以繼日地工作是分不開的。

國民黨新右派蔣介石到達上海後，加緊策劃反革命政變。1927年震驚中外的“四·一二”慘案發生了。消息傳到廣州，羣情憤慨。區黨委立即召開緊急會議，穆青、李森、劉爾嵩、楊殷、賴玉潤等出席。會議認為：在廣州軍警已經戒備的情況下，組織羣眾示威遊行必有困難，也會帶來巨大的犧牲，於是決定用廣東區黨委、區團委和工農團體的名義，聯合發表反抗國民黨蔣介石在上海製造“四·一二”血案的宣言。同時決定各部負責人暫停公開辦公，以防意外。誰知宣言尚未發出，廣州“四·一五”大屠殺接踵而至。

晨，穆青在一個秘密點的卧室裏，正焦急地擔心着事態的發展，突然響起了電鈴聲。開門後，進來的是個二十來歲的秘密交通員。他低聲告訴穆青：

“昨晚半夜，文明路黨、團省委辦公處被反動軍警包圍，搗毀了機關，逮捕了油印員、交通員胡繼聲、洪兆潮等同志”。

“還有哪些地方出了事?”穆青問。

“中山大學也有人被捕。聽説反動派到宿舍抓人，學運書記畢磊奮起拒捕，被打死在牀上。其它地方尚未弄清，恐怕各機關都有同樣的情形。”

“你再去打聽一下，弄清哪些機關出了事，哪些同志被捕，下午再來告訴我。另外，替我買件長褂子，一頂博士帽，一副玳瑁眼鏡帶來。”

“路上可要小心！”穆青又補充了一句。

送走交通員，穆青回到房裏，沉重地坐在牀沿上，默默不語，懸念着戰友和同志。他的愛人王凜若走過來輕輕地問道：“我今天就不能上班了？”她是不久前才從全國婦女運動講習所畢業，分配到中山大學圖書館工作的。穆青沒出聲，只是點點頭。

早飯後，穆青忽然對她愛人説：“不知軍委機關怎樣？你們鄧老師（即鄧穎超）從醫院回來沒有？你是不是到軍委機關去探聽一下。”

王凜若毫不猶豫地化了裝前往，將打聽到的情況回家詳細地告訴了穆青。

午後，交通員再次彙報：李森、劉爾嵩、何耀全諸同志被捕。之後，他從團省委書記黃居仁家，又得知熊雄、肖楚女等亦被敵人抓去殺害。

傍晚，穆青身着一件淺灰色嗶嘰長衫，頭戴淺灰呢博士帽，鼻樑上架一副玳瑁的茶色眼鏡，化裝成富商，同交通員一道出去找到了區委宣傳部長任卓宣（後叛變、化名葉青）才知道宣傳部沒有遭到破壞；罷工糾察隊、粵漢路工人武裝在同反動派激戰時，都表現得十分英勇；不幸被捕的工人，在敵人屠刀下也都堅貞不屈。

直到深夜十二點，穆青才回到家中。耳聞目睹不少戰友倒在血泊之中，千百階級兄弟失去了寶貴的生命，他悲痛憤怒之極，決心加倍工作，為死難烈士復仇，向反動派討還血債。

虎口餘生的廣東區委的同志們：穆青、賴玉潤、周文雍，吳毅等近十人又聚集在一起，開緊急會議研究嚴重局勢，討論下一步的工作計劃和鬥爭策略。經過討論，決定：（1）由穆青負責組建廣州市委，以加強廣州市區委各級黨組織的領導；（2）以廣東區黨委和它所領導的羣眾團體的名義，聯名發表《反抗國民黨反動派殘酷大屠殺宣言》。由賴玉潤起草，穆青、馮菊坡、羅綺園等人審定，然後秘密印刷，於21日中午散發；（3）由穆青、賴玉潤等去香港設立黨委辦事機構，着手整頓各地方黨組織；併到上海向中央彙報情況。

會後，穆青立即着手籌備組建廣州市委。4月下旬，在穆青的主持下，召開了廣州市委成立會議，選舉吳毅為市委書記，周文雍為組織部長，徐××為宣傳部長。接着市委舉行首次會議，決定：重新恢復和整頓市區各級黨組織，加強工會工作；整頓和發展革命隊伍；在五一勞動節時，大力開展宣傳工作，以爭取和團結羣眾；積極營救被捕工人領袖和所有革命者，以“廣東濟難總會”的名義，分頭做好調查研究，聯合組織請願。廣州市委的工作很快開展起來了。

1927年4月底，穆青受廣東區黨委之命，向黨中央彙報“四·一五”大屠殺經過。他輕簡行裝，立即上路，由韶關經湖南到武漢。後繞道上海轉香港。在香港，由區黨委成員穆青、賴玉潤、楊殷等組成領導班子，設立區黨委辦事處、組織部的秘密處所和通訊聯絡機關等。

由於去香港的領導成員不齊，加之政治、地理諸條件之不便，區黨委開展工作受到一定限制。但穆青等同志不畏艱險，克服種種困難，抓緊工作：整理和加強了各地區的領導，建立起潮梅、東江、西江、粵北、南路、瓊崖等地區特委和聯絡機構；大力開展各地農民運動，積極武裝農民，發動羣眾組織起來進行鬥爭；恢復、整理和加強港口黨的組織，調馮菊坡到香港，領導港九地區工作，發展各產業、各行業工會黨支部；通過廣九鐵路黨組織和海員內河輪渡黨組織，建立與廣州和各地區秘密通訊聯絡機構；開展了宣傳報道工作，由區委秘書處負責編輯油印《紅旗通訊》，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和指示，報道廣州和各地區活動情況，秘密分送到廣州市及各特委。

穆青在香港工作期間，傳聞陳延年在上海被蔣介石逮捕殺害，使他悲痛至極。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中央決定將廣東區委改為廣東省委，並於是年秋遷回廣州。工作按原區委的計劃進行。張太雷任省委書記，穆青仍作省委組織部長。

11月，中央臨時政治局在召開擴大會議，提出“一切政權歸蘇維埃”的武裝起義總口號。根據中央指示精神，廣東省委召開會議，通過了發動工農兵舉行武裝起義的決定。穆青參加起義行動委員會工作，並給一位共產國際代表擔任翻譯，因此移住東山蘇聯顧問住宅區。

省委會議後，穆青、楊殷、周文雍等分別到工人羣眾中去作宣傳組織工作，公開號召羣眾起義。廣州工農兵代表大會在越華路一家電影院裏秘密召開。

晚飯後，穆青將妻子王凜若叫到身邊，手裏拿着三十元港幣，低聲説：“今晚上我要同第三國際代表去參加武裝起義，奪取政權，建立我們自己的政府，並提出施政綱領。當然，要成立工農兵民主政府，實現我們的政綱，還需要共產黨員去克服各種困難，那怕是流血犧牲，也必須為實現這個政綱而奮鬥！”説到這裏，他撫着妻子的頭囑咐道：“如果這次我參加起義死了，你一定不要哭，也不要難過！相反要為我犧牲得壯烈而自豪。你要聽黨的話，刻苦地學習，踏實地工作，繼承先烈們未盡之志，為實現共產主義而奮鬥！”“萬一起義發生意外，黨組織一時找不着你，你也找不到黨，這三十元錢你就拿着作回家的路費吧！回到家鄉再找黨。”

王凜若接過港幣，淚如雨下，不斷地抽泣着。因為馬上還要在西關召開起義部隊各級指揮員會議，穆青站了起來毅然地離開妻子，走出門去。他的身影很快在馬路的燈光下消逝了。

11日凌晨，信號彈耀眼的亮光劃破了廣州沉寂的夜空；接着槍聲大作，重炮齊鳴，武裝起義的戰鬥打響了！經過數小時的激烈戰鬥，一些重要據點都為起義部隊所佔領。指揮部和廣州工農民主政府就設在維新路偽公安局裏。這個昔日使人感到陰森可怕的閻王殿，如今工農兵成了它的主人，人們頸上繫着紅領帶，英姿煥發，歡歡喜喜的進進出出。工人們打開監獄，原來被捕的同志獲得了自由。世道全變了。

穆青身着黑色工人服，頭戴鴨舌帽頸系紅領帶，揹着一支上了刺刀的長槍，腰間捆着兩條子彈帶，緊張而又不紊地在指揮部處理着各種問題，研究戰鬥進展情況。經過一天的戰鬥，起義軍已佔領了東至沙河，南踞長堤的陣地，與河南李福林軍相對峙；西達粵漢路南段。但北邊戰鬥仍異常猛烈。

12日中午，指揮部在西瓜園召開羣眾大會。到會羣眾數萬人。張太雷、惲代英、穆青、周文雍等均出席。張太雷在大會上莊嚴宣佈：“我們工農兵革命軍已佔領廣州市。現在，一切政權歸工農兵蘇維埃。”在這個新生的革命政權中，穆青為土地委員會成員之一。

廣州起義的勝利，震驚了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派。軍閥張發奎、李福林、薛嶽等，在帝國主義的策動和支持下，很快向革命軍反撲過來。12日下午，總指揮張太雷不幸中彈犧牲。13日晨敵人分四路向廣州城大舉進攻，起義軍浴血奮戰，終因敵我力量懸殊過大，無法挽救敗局。為了保存革命力量，遂決定撤出廣州。

13日深夜，穆青同國際代表一道回到東山。因張太雷犧牲，不少革命戰友和階級兄弟倒在血泊之中，大家的心情都非常沉重，徹夜不眠。

12月15，穆青先後送走了國際代表毛子等。16日下午，他和妻子王凜若都化了裝，分路而行，在長堤會合，乘船前往香港。

穆青在香港住下後，聶榮臻常來和他共同研究黨的工作。

1928年1月，穆青同妻子從香港抵達上海。不幾天，周恩來、鄧穎超到旅館看望他們。穆青向周恩來彙報了廣州起義的經過和形勢。隨後，黨中央通知穆青，決定派他去武漢參加湖北省委工作。

穆青到武漢後，任湖北省委組織部長。與省委秘書長任開國夫婦同住在法租界一幢房二樓上。任開國也是四川人。為了掩護黨的工作，他倆對外就以表兄弟相稱。

一天下午，一個穿着深黃色長袍，頭戴咖啡色呢帽，年約二十六、七歲的男人突然上樓來，口稱找秘書長任開國。第一次被支唔出去了；不一會兒，那人又上樓來，未説話就轉身下樓去了。任開國、穆青都覺得有問題，決定立刻轉移。穆青搬到“福昌旅館”；王凜若留機關；任開國夫婦也另住一家旅館。打算暫避一下，看看情況再説。

哪知任開國夫婦遷去新旅館不久，一天上街時，不慎為叛徒發現而被捕。當晚，反動派即在各旅館進行搜查，特別是福昌旅館，因原設有鄂北區委接頭點，已被敵人破獲，所以搜查得更嚴。穆青剛一出門就被捕了。

穆青被捕後，先關押在武漢偵緝隊。敵人用盡刑罰，副他招供，他堅貞不屈，只説自己是留法學生，路過此地在旅館被抓來了。根本否認是共產黨員。敵人因無任何證據，只好把他作為共產黨嫌疑犯押解到警備司令部。

湖北省委書記聽説穆青、任開國被捕，立即趕來安慰王凜若和任開國的夫人顧文衡，向她們表示，黨組織一定想盡辦法營救。在王凜若的積極活動和配合下，穆青終於被營救出來。

穆青出獄後，為防範敵人再生事端，經省委決定，以治傷為名，讓他前往上海，住在法租界一家成衣店的前樓。周恩來冒着險特地去看望了他。穆青傷愈後，被黨中央任命為特派員，到四川視察和協助省委工作。王凜若則暫留上海候船去蘇聯學習。

1928年夏，穆青回到了闊別八年的家鄉——四川。這時的四川，在經歷了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國共兩黨合作和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之後，不但成立了中共四川省委，而且有了一些縣委和基層黨的組織，黨員已有數百人。但在軍閥的殘酷鎮壓下，黨的組織被破壞，黨的領導人和黨員遭到殺害，整個四川仍被烏雲籠罩，白色恐怖十分嚴重。特別是號稱“爬壁虎”的劉湘所統治的山城重慶，環境更為險惡。

穆青從上海回到中共四川省委所在地重慶後，同代理省委書記張秀熟朝夕相處，共同研究工作，指導各地黨的活動。不久，省委召開了一次臨時會議，其中一個議程是決定向黨中央建議，留穆青在川作負責工作，並向中央寫了報告。會議結束後，穆青親自去川南地區視察。川南瀘州、自貢一帶黨的工作比較活躍，組織建立得比較早，工農羣眾的發動工作也較為紮實有力。穆青到達川南後，根據自己親身參加廣州的經驗教訓，學習毛澤東、彭湃等在井崗山、海陸豐建立農村根據地的經驗，提出工作重點應放在敵人統治薄弱的小城市，特別是邊遠縣區。他選擇了高縣、珙縣、筠連、永寧、古藺等邊區，作為永久革命根據地的基點，而以瀘縣、敍府（宜賓）、自流井三地為集結地；工作重心是宣傳羣眾、組織羣眾、武裝羣眾，建立工會和農民協會，在有條件的地方組織農民自衞軍及工人糾察隊，建立革命政權。經過穆青的動員指導，黨組織很快在自流井的大墳堡、三多寨等地組織起鹽井工人數千人，建立了工人武裝糾察隊；在敍永、古藺等地，農民武裝組織也先後建立。

穆青雖為黨中央派來四川視察和協助工作的特派員，但他從不以“欽差大臣”自居。事事總是身先士卒，不畏艱苦，不講享受，密切聯繫羣眾。為了深入農村，他化裝成苦力或小商販，到幾個縣的山區，召開座談會，幫助地方組織總結工作，制定計劃，鼓舞大家的鬥志。一次，在一個霜凍的早晨，穆青從江安同當地幾位幹部去瀘縣的途中，突然被地頭蛇團閥程子芳發現，跟蹤緊追不放。穆青當時本已過度勞累，加之胃痛得厲害，步履艱難，但他臨危不懼，獨自斷後，掩護同志們迅速脱險。他忍痛爬上一個森林茂密的山頭，居高臨下，以巧妙的戰術，數處放槍，敵人不知虛實以為中了埋伏，未敢窮追。到達瀘縣後，穆青的病越來越沉重，但他毫不在意，仍照常堅持黨的工作。

中共四川省委和穆青很重視統戰工作，常常利用四川大小軍閥為爭“防區”而結下的不解之冤，來鞏固和發展自己的力量；派遣黨員打入軍閥部隊內部，爭取其中傾向進步的分子為我黨工作，以瓦解敵人，壯大自己。當時駐川南瀘縣一帶的部隊，是劉文輝二十四軍所屬唐瑛師。中共川南特委在穆青同志的指導下，作了爭取該部參謀長的工作，取得了成功。

正值穆青視察川南地區的過程中，反動軍閥劉湘又於1928年10月初在重慶破壞了我黨團省委機關，逮捕了代理省委書記張秀熟等二十餘人。穆青聞訊後，立即取道自流井去成都；然後到潼南雙江鎮召集重慶、川南、川西幾個地區負責人會議，決定省委西遷在成都成立四川臨時省委，以便領導四川黨的工作繼續向前發展。臨時省委的分工為：穆青（化名維新）任書記，組織劉披雲、張春帆，軍委李鳴珂，工運書記程子健。穆青、劉披雲、張春帆、許海生（交通員）和陳志筠（作省委機關的繕寫等工作）等五人住在省委機關成都芭芭巷一個小院裏。當時多數同志未結婚，穆青的愛人又不在成都，五個單身人住在一起。為防萬一，大家約定統一口徑，都説是由鄰水等縣前來成都找事做的。穆青和劉披雲裝扮成兄弟，張春帆為表兄，陳志筠為妹妹，許仁智為傭人。果然，一天軍警查户口來了，見都住着些二、三十歲的青年人,家中既無老人,又無家庭主婦,連泡茶罈子也無一個，發生猜疑。雖經穆、劉等人再三解釋，軍警不予置信。除陳志筠他們覺得象個農村姑娘外，其餘四個均被帶走。在街上幸被共產黨員李欣雲看見，立即去找他在田頌堯二十九軍工作的父親進行活動，説芭芭巷住的都是好人，不是危險分子；軍警聯合辦事處軍法官彭某先後審問了穆青、許仁智，均無可疑口供，最好才取保釋放。

1928年冬，劉願庵從莫斯科出席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後回到四川。同年12月18日，中共四川臨時省委在成都召開緊急會議。會議決定：將10月間分別在重慶、潼南兩地組成的兩個臨時省委撤銷，選穆青、劉願庵、程子健、劉遠翔、陳峻山王人組成新的臨時省委；以穆青、劉願庵、程子健三人為常委；穆青任臨時省委書記兼軍委書記，劉願庵任宣傳鼓動部主任兼黨報編輯，程子健任組織部主任。

1929年2月12日，中共四川臨時省委擴大會議在成都召開。由劉願庵傳達“六大”會議精神，改選了省委。由劉願庵任書記，穆青任組織，劉披雲任宣傳，李鳴珂任省軍委書記。並決定省委機關復由成都遷往重慶。

根據省委擴大會議關於發動羣眾，開展武裝鬥爭的精神，1929年至1930年初，省委先後在全省範圍內發動和領導了萬源固軍壩起義、鄺繼勳部起義、以及涪陵羅雲壩起義等。穆青領導的省委組織部，先後派出羅世文、鄒進賢等到鄺繼勳部參加旅委和前委的領導；派李鳴珂去涪陵任起義總指揮。穆青也常常親自去各地檢查工作。

隨着四川各地黨組織的恢復和壯大，工農運動、武裝起義的蓬勃發展，國民黨蔣介石和四川軍閥劉湘一夥大為震驚。於是他們串通一氣，聯合“剿共”。劉湘採取了所謂“以共黨制服共黨”的反革命策略，收買叛徒，破壞革命。在二十一軍軍部設立了特務委員會，建立了負責行動的偵緝隊，大肆搜捕共產黨人和愛國人士；建立反省院，進行所謂心理策反；利用我黨叛徒創辦《路燈》、《綠州半月刊》等反動刊物，進行反革命説教，編寫“懺悔”、“新生”等劇目，誣衊共產黨“殺人”、“放火”等等。在軍閥劉湘等採用引誘與屠殺、剿撫並舉的反革命策略下，四川形勢越來越險惡。但是，堅強的共產主義戰士穆青，與劉願庵、李鳴珂、鄒進賢、程攸聲、羅世文、程子健等省委的同志一道，堅持馬列主義立場，捍衞黨的純潔性，教育廣大黨員保持革命氣節、滿懷信心，努力奮鬥。穆青在軍警、特、叛猖狂活動的山城，仍晝夜不停地到黨的基層組織去指導工作，找黨員談話，鼓勵他們忠於黨的事業，不怕困難，不畏艱險，繼續戰鬥。在那極為艱難的日子裏，他曾寫信給親友們：“埋骨何需桑梓地，人間處處是青山”，對未來充滿信心和希望。

不幸的是1930年3月的一天，穆青（呂維新）在完成黨交給的任務後，於重慶迥水溝街上，被叛徒鄒榮芳帶着的偵緝隊逮捕。在敵人監獄中，他沉着堅定，矢口不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也不承認叫呂維新，更不承認當過省委書記和組織部長，用早已編好的口供去搪塞應付。當叛徒出面指供時，他以同叛徒“為女人發生糾紛”來掩護，與之周旋，弄得敵人一時難以斷定，只好將他移禁在巴縣監獄。不料，同年5月初，臨時省委機關因為叛徒出賣而被軍閥破壞，捕走省委書記劉願庵、宣傳部長程攸聲、秘書長鄒進賢等，並搜走一批文件和會議記錄。敵人從這些文件和記錄中，證明了穆青的真實身份，任過四川省委書記，因而就不會放過他了。

黨組織在穆青被捕後就積極設法營救。劉願庵、李鳴珂等四處奔走；並告訴穆青的愛人王凜若（因交通不便，未去蘇聯留學，於1928年冬從上海回到四川工作）：“穆青同志已經拘押在二十一軍軍部，改名袁雨蒼。你趕快和你父親設法營救。”王凜若同父親王旭初商量後，決定去找二十一軍副官長李根固（特務委員會實際負責人，還兼任二伍附加税局局長）説情。因他們在成都一條街住過，加之王旭初是重慶地方法院的檢查官，曾同李打過交道。

一天，王凜若去到李根固處，説袁雨蒼是自己的表姐夫，因從上海來重慶清理債務，被二十一軍偵緝隊抓了，要求保釋。

李根固裝傻説：“我還不知道此事，等到軍部查一查。下午二時請王女士到白象街二五附加税局聽回信。”下午二時，王凜若準時去了。李根固説：

“令戚不叫袁雨蒼！”並拿出一張用毛筆寫的名單説：“他叫呂維新，是共產黨四川省委書記，地位滿高的。……”

王凜若當即申辯説：“哪裏，他是法國留學生，姓袁不姓呂。他才不是共產黨咧！”

“哼哼！”李從鼻子裏哼了兩聲説：“你不相信嗎？這是自新分子供的，你可看看。”王凜若伸頭一看，果然寫着呂維新的名字，還寫了穿着、相貌等。王凜若仍説：“我的親戚確實叫袁雨蒼，不叫呂維新。如果不信，請問我父親”。

後來，省委和王旭初等又通過多方關係去劉湘處活動，似乎事情有了些進展。一天，李根固對王旭初説：

“王檢查官，我決保令戚不槍斃就是。請放心！”接着穆青被轉到巴縣監獄。這時早已被捕入獄的代理省委書記張秀熟等，見穆青也被捕了，感到震驚。穆青在獄中沉着、樂觀，向難友們宣傳正在全國發展的革命形勢：講述劉願庵從莫斯科出席黨的“六大”回來後繼任省委書記的情況，説明四川黨的組織建設和羣眾工作，在黨的“六大”精神指引下，有了恢復和發展。鼓勵戰友們提高勇氣，樹立必勝信念。他還常寫大字，並用中、法、俄幾種文字給外面的親戚朋友寫信，表達自己對革命事業的忠誠和對人民的熱愛。

4月下旬，穆青在獄中聽説省軍委書記李鳴珂等在朝天門打死十惡不赦的叛徒易覺先，為黨除了奸，為戰友們報了仇，為革命除了害，心情無比痛快。可過了兩天，突然傳來李鳴珂、張紹武等四同志被劉湘抓住而英勇犧牲的惡訊，這使他悲痛萬分。

原曾認為，穆青可能以判刑而結案。可是在李鳴珂、劉願庵等英勇就義後，監獄仍然籠罩着陰影，難友們都感到不安。一天早上，穆青突然被提走了，聽説是送到二十一軍軍部審訊。大家都放心不下，眼巴巴的等着，希望他能被釋放或判刑結案。但久等不歸，下午傳來噩耗，説軍閥劉湘已將他殺害。同牢難友十分悲痛激憤，表示：一定要化悲痛為力量，如果今後能活着走出牢房，必將用自己的雙手，砸爛舊世界，為先烈們報仇！ ^[1] 

穆青之死，也是因省委遭到大破壞的“浩池街事件”引出的惡果。

本來，穆青在1930年3月22日就已被叛徒鄒雲芳當街指認而遭逮捕，説他就是當局一直想抓捕的中共臨時省委書記呂維新（穆青在黨內的化名）。但穆青拒不承認，一口咬定自己叫袁雨蒼，才從上海來到重慶，受上海時聞通訊社之託來川組建辦事處，並幫助上海時聞通訊社清理重慶各家報社賬目。鄒雲芳找來一個曾為地下黨工作的女青年與穆對質，穆青毫不慌亂，從容地編了一個“桃色”故事，説成是鄒君因與他爭風吃醋而挾嫌報復。他講得繪聲繪色，審判官們聽得津津有味，全都相信了，反而懷疑指認他的鄒雲芳是想“捕良冒功”。

穆青先被關押在二十一軍軍部看守室，他設法託人三次送出密信，向地下省委報告他被捕及審訊情況。隨後，穆青又向二十一軍軍部寫了一篇長長的呈文為自己辯護，堅持説是被挾嫌誣告。鄒雲芳見他如此從容，又找不到像樣的證據來印證指控，加上時時擔心地下省委對自己制裁，也就再不敢對穆青一案多説什麼了。審判官們也完全認為這一案子是挾嫌報復的假案，只當作茶餘飯後的談資，擱置了起來。穆青也被轉押到了巴縣大監。

地下省委的營救工作也同時在積極進行。一方面，省委急報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轉述了穆青“供詞”要點，提出“頂好能由中央設法用時聞通訊社來電二十一軍軍部，證明彼確係該社通訊員，以免久遭羈留，妨礙黨的工作”。另一方面，地下黨組織安排穆青的妻子王凜若進行上層關係的疏通。

王凜若當時的秘密身份是中共四川省委組織局工作人員，公開掩護職業是重慶地方法院推事（法官），是當時為數極少的女法官之一。她的父親是重慶的檢察官，有一些上層關係，同二十一軍副官長兼特務委員會實際負責人李根固有些交情。王凜若和父親特地去拜訪李根固，説袁雨蒼是他家親戚，請求幫忙疏通。李根固答應盡力幫忙。瞭解案情後，他告訴王凜若的父親，“決保令戚不槍斃”。

正當穆青脱險有望時，“浩池街事件”發生了，警察當場搜獲許多省委文件。二十一軍特務委員會在研究這批文件時，發現了這樣一些記載：“自維新被捕鐘鳴（省軍委書記李鳴珂的化名——引者注）被難，常委極不健全……”“自三月二十日起，同志被捕在獄中者省委常委一人……”特務們由此判斷：“袁雨蒼”是被捕的，在他之前沒有捕獲別的人，在他之後獄中也沒有第二個叫“維新”的，因此，袁雨蒼肯定就是呂維新。

至此，穆青的自救和黨組織的營救,全都前功盡棄。

王凜若多年後回憶：“穆青被槍斃在巴縣衙門前大壩內，兩槍未中要害，補了一刀才絕了氣。據父親密向母親説：‘嗣良（穆青另一化名）死得真慘，蜷伏在地上像只狗樣。’……父親偽稱穆青是他表侄女婿，出面收的屍……我父親曾親見他的慘死情景，歸來大病瀕於死。”

劉願庵、穆青等相繼犧牲於魚市口刑場後，新建的中共四川臨時省委沉痛地向中央報告：這次損失最大的是“全部常委犧牲完”。

主要成就：參加廣州起義併為領導人、旅歐少共執行委員會秘書長、中共四川省委早期領導人、四川省委臨時省委書記兼軍委書記、組織部長、中共廣東省委代理書記、組織部長、中共廣東區委組織部長、中共湖北省委組織部長、中國共產黨革命烈士。

穆青的一生，是為黨為人民鞠躬盡瘁的一生。他胸懷磊落，百折不撓，多次面臨死亡而仍奮鬥不息，直到獻出自己的生命。他的詩句——“光明日月無私照，萬古經天給與人！”正是他光輝一生革命精神的寫照。

穆青的崇高精神，將激勵我們在祖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奮勇前進。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