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封禪泰山

封禪泰山起何時何人，《史記·封禪書》，《論衡》，和，《韓詩外傳》等典籍均記載了自炎帝以來七十二王封泰山的事實，可知這種典禮是遠古時代活動在泰山周圍的部落或氏族自然崇拜的原始祭天儀式。春秋時代，“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的齊桓公欲行封禪之禮，被名相管仲以祥瑞不現即天帝不承認而阻止；魯之季孫氏亦有泰山之旅，結果被孔子所譏，理

由是資格不夠。可以説，此時的封禪泰山至少已成為齊魯士人心目中一統天下的帝王所行的國家大典。也就是説代周而帝的統治者必須來泰山舉行封禪大典，方可得到天帝的認可，成為天下新的君主。

這種理論起碼已成為齊魯大地共識，得到齊魯士大夫的認同，寄託了他們渴望統一，渴望天下共主再生的政治抱負和社會理想。

泰山封禪説為何被秦始皇所接受並如何付諸實踐的?這要先從秦國曆史談起。秦國的祖先不同於其他諸侯國，而是直到秦襄公七年即公元前771年，始因護送周平王東遷有功而被封侯。至秦繆公“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但直到孝公時代“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會盟，夷翟遇之”。孝公認為“諸侯卑秦，醜莫大焉”，遂下決心變法圖強。武王曾説“寡人慾容車通三川，窺周室，死不恨矣”。這種被東方諸侯國卑視的遭遇深深埋藏於歷代秦國統治者的心裏，成為他們勵精圖治、蠶食諸侯、最終兼併天下的動力，也成為擁有天下後發泄私憤、炫耀功績的必然擇。因此，秦始皇得天下後，一方面企圖毀滅所有的鄙視自己的痕跡。“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發泄多年來沉積在胸中的被諸侯鄙視的窩囊之氣，也開了後代統治者消除異己文字之先例。另一方面，厚積勃發，以十倍的熱情注重形式上的炫耀，否則，無以稱成功，傳萬世。這就是秦始皇統一不久便熱衷於封禪典禮的歷史的和心理的基礎。

我們再從宗教祭祀的角度來看，自三代以來，祭祀天帝的權利逐漸成為帝王的專利和標誌。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秦國的歷代統治者深諳此道，正是沿着軍事和祭祀兩條戰線進行統一全國的事業。早在秦襄公被封為諸侯不久便開始了爭取天帝祭祀權利的過程。他自以為承繼少昊氏神靈，於公元前770年設置西峙祭祀白帝。據司馬貞考證：“峙，言神靈之所依止也。謂為壇以祭天也”。司馬貞認為“秦是諸侯而陳天子郊祭，實僭也，猶季氏旅於泰山祭”。正如司馬遷所言“秦襄公始封為諸侯，作西峙用事天帝，僭端見矣”。而後，秦宣公立密峙於渭南，祭祀青帝(前674年)，秦靈公在吳陽置上峙祭祀黃帝，置下峙祭祀炎帝。也就是説，伴隨着秦發展的進程，其統治者爭取祭祀天帝權利的步伐亦在緊鑼密鼓地進行中。秦始皇的秦山封禪正是實現了自秦襄公以來的歷代君主企圖以天下共主的身份名正言順地祭祀天帝的夢想。

泰山封禪是如何被秦始皇接受的，史無明確記載。但與封禪説有關的五德終始説的西行卻有明確的記錄，“及秦帝而齊人奏之”。秦始皇欣然接受並按照秦代周而應為水德的理論，整理了新生的秦帝國的政治社會制度，色尚黑，民為黔首……可以説，五德終始論為秦始皇認識和了解齊魯文化打開了一扇窗户，也為泰山封禪説打開了通向建立秦朝的大門，而後便有了封禪泰山之舉。關於二者的關係，顧頡剛先生認為，“同出於一個目的，就是受命的天子得到他的符應；不過得到了符應之後，五德説希望他走出制度，封禪説希望他到泰山上祭天”。今人黃松先生亦認為封禪説是以五德終始論為依據的。我們同意兩位先生的結論。在一定意義可以説封禪是形式，五德終始論是內容：後者通過前者而體現，前者由於後者而充實。它們互相依存，共同承擔了秦始皇擁有天下的理論依託和禮儀根據。

關於秦始皇封禪泰山的過程，《史記·封禪》書有較為詳細的記載。秦始皇即帝位的第三年，就率文武大臣開始了千里東封泰山。秦始皇一行先到嶧山(今山東鄒城市境內)，在山上立石銘記秦之功業。向齊魯士人明確展示秦朝的千古功勳，表示自己在功業上已具備封禪資格，不至於重蹈齊桓季孫之覆轍。秦始皇的嶧山之行是其封禪泰山的序曲。

之後秦始皇才來到泰山腳下，召集齊魯儒生博士70多人，商議封禪大典的具體儀式。有的博士告訴秦始皇，要用蒲草將車輪子包起來，以免損傷山上的一草一木。然後掃地而祭，用其簡易。這顯然只是上古時代祭祀山神或祭天儀式的縮影，與秦始皇利用封禪展示其“席捲天下，包舉宇內”的期望值相差很遠。結果只能是秦始皇遂貶退諸儒士而不用，自帶文武大臣上泰山封禪。這恐怕是秦始皇接受五德終始説以來秦文化與齊魯文化融合過程中出現的第一道裂痕。

秦始皇的封禪大典分兩步進行，首先闢山修路，從泰山之陽登上山頂，“立石頌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是為封禮。我們從中可以看出，其一，歌頌秦帝之德而非單純的功業，承繼了西周以來的以德配天説；其二“明其得封也”，向天下表明秦王朝具有封禪資格並實現了這一曠世大典。

從泰山之頂下山，“禪於梁父，其禮頗採太祝之祀雍天帝所用，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記也”是為禪禮。亦有兩點值得注意，其一，禪禮主要採用秦國在雍祭祀天帝的形式，一方面這是秦始皇斥退儒生後無可奈何的選擇，另一方面也是秦始皇自信心乃至自負的體現；其二，所用之禮“皆秘之”，恐見笑於齊魯儒生，又是其自信心不足乃至自卑的表現。這恐怕也是多年來秦國曆代君王因東方鄙視所形成的潛意識的體現。

從秦始皇的整個封禪過程可以看出，他對封禪所代表的齊魯文化存在着深深的矛盾心理，且走過了一段自謙、自信、自負、自卑的心路歷程。先是十分虔誠地邀請齊魯儒生商議封禪大典的具體儀式，最後又粗暴地斥退了他們，自作主張地舉行了封禪之禮。一方面充分體現了秦文化的功利主義色彩，無論封禪的具體形式如何，不必拘泥。只要來了，就要行禮；只要封禪了，便達到了目的。但另一方面秦始皇又對所採用的秦國祭祀天帝的禮儀能否得到齊魯士人的認可，是否合乎封禪大典的要求沒有把握，只能是秘而不宣。説明了他在齊魯文化方面開始失去往日的自信和自負，逐漸代之以自卑的心理。更重要的是這種自卑心理伴隨着他的齊魯之行，愈來愈嚴重。當年“續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的雄風蕩然無存，以至於完全聽從齊魯方士們的擺佈和愚弄，身死求仙途而不悟。豈不悲哉!

不幸的是，秦始皇封禪泰山的結局又是無奈的，不僅封禪受到了儒生們的冷嘲熱諷，而且連秦王朝的功德也遭到徹底否定。《史記·封禪書》分兩處詳細地記載了儒生們對秦始皇封禪泰山的態度。其一是封禪發生的當年‘始皇之上泰山，中途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儒生既絀，不得用於封事之禮，聞始皇遇風雨，則譏之。”其二是秦朝滅亡之後，“始皇封禪之後十二歲，秦亡，諸儒生疾秦焚詩書，誅戮文字，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皆偽曰：“始皇上泰山，為暴風雨所擊，不得封禪。’”司馬遷火上澆油，“此其所謂無其德而用事者焉。”

從司馬遷的上述記載可知，儒生們對秦始皇封禪的態度經歷了一個發展過程。秦始皇剛下山，被廢而不用的儒生們聽説遇到風雨則幸災樂禍，進行冷嘲熱諷。但又説不出正當的理由，因秦始皇畢竟是以天下之王的資格舉行大典的，與當年孔子譏笑季孫氏泰山之旅也無法同日而語。再説，此時的秦始皇與儒士們的衝突只是二者關係上亮起的一張黃牌而已。秦始皇的極端專制主義文化政策還沒有完全暴露，剛剛脱離戰亂之苦的儒生們也沒有從“斐然向風、虛心向上”於秦王朝的情結中走出。封禪十二年之後，秦朝大廈頃刻間灰飛煙滅。如果開始時儒生們還是敢怒不敢暢所欲言的話，這時期的儒生們就可以有充分的理由和充足的膽量對秦之封禪妄加評論了。他們恨秦始皇焚書坑儒，恨秦代政策的暴虐無道，以至於“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結論是秦始皇上泰山，遭遇暴風雨的襲擊，根本就沒有實現封禪大典。更重要的是，秦始皇苦心經營的幾代帝王為之努力的秦王朝功德也遭到徹底否定。從譏笑到一無是處，關鍵是秦王朝的滅亡。遭遇暴風雨一事，恐怕是儒生的有意誇張。因為泰山上氣候變化異常，遭遇風雨是常有之事。而史記記載秦始皇避雨於大樹下，事後樹因護駕有功被封為五大夫。充分説明此次風雨的確不大，否則一棵樹焉能擋風雨? 若擋不了風雨又焉能因功受封?譏笑和徹底否定更是不同，前者僅是就事論事，後者則是對整個秦王朝的徹底否定。當然這也與秦末漢初否定秦王朝的大環境是有關的。司馬遷對此有較公允的評論：“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此聞，見秦在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清人方苞認為司馬遷也是“大書始皇封禪後十二歲秦亡，示無德而瀆於神，為亡徵也”。

從更深層的意義來説，主張寓王朝受命於封禪之中的儒生們，如果不徹底否定亡國之天子—秦始皇的封禪，怎麼再向新王朝推銷他們極力宣揚的封禪學説呢!當然，也許出乎他們的預料之外，儒生們的結論會影響一千多年，直到元代馬端臨撰《文獻通考》時仍對秦始皇的封禪活動持否定態度。重要的是，儒生們的言論也開了秦始皇由千古一帝被否定為千古罪人的先河。

秦王朝的短命給了儒生們否定封禪的口實。秦始皇的短命也給主張封禪成仙的方士們否定的信息，因為他們同樣也面臨要向新王朝兜售封禪理論的問題。徐孚遠曰：“始皇遇風雨不得上者，非是時所傳語也，蓋因武帝上封之後，方士誇大之詞耳”。秦始皇封禪不久即亡，無疑為方士們向新帝王推銷封禪成仙的理論設置了無法跨越的障礙。那麼，方士極力誇大秦始皇封禪的失敗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了。

秦始皇封禪泰山過後的兩千多年裏，貶之者多，褒之者少，宋人尤甚。掀開歷史的面紗，論斷：

其一，秦始皇的封禪活動將原始簡樸的泰山封禪説改造成政教合一的受命就職典禮。其泰山刻石就是秦始皇的就職演説詞，我們從其內容上便可略知一二。秦始皇基本上是按照齊魯士人宣揚的受命説，認真地舉行封禪大典的。只是在具體儀式上，也是因為齊魯士人沒有提供現成的禮儀而臨時改用秦國舊禮的。其指導思想始終是齊魯士人宣揚的受命説，至多加大了歌功頌德的成分。這就將處於朦朧狀態下的封禪理論推上了歷史的舞台，秦始皇因此成為封禪大典的第一個實踐者，封禪泰山也成為興廢繼絕的一代巨典。它擴大了封禪的社會影響，提高了封禪大典的神聖性。司馬談因未能參加漢武帝封禪活動而鬱郁成疾，臨終前拉着兒子司馬遷的手，泣不成聲：“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餘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司馬相如説封禪泰山“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舉，王者之丕業”。而後的漢武帝、漢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接踵而來，舉行封禪大典。即使在魏晉南北朝和元明清時代，也不乏主張封禪的呼聲。使獨具一格的封禪活動得以貫穿中國歷史一千多年，組成了千古獨步的封禪文化。

其二，封禪泰山是秦朝宗教上的需要。秦雖在雍完成了祭祀天帝的禮儀，然畢竟名不正。與軍事上統一全國相適應的是，尋找全國統一的公認的天帝祭祀地點，以統一全國的神界，成為秦王朝意識形態領域的迫切任務。封禪泰山無疑符合了秦王朝的要求，成為由多神崇拜(如秦的四帝祭祀)向一神崇拜轉變的最佳選擇。秦始皇的封禪活動雖因儒生們的否定而未能達到預期的目的，但它畢竟是被齊魯士人津津樂道的封禪理論的第一個實踐者，其在神權和天命方面的作用與影響難以低估。連司馬遷亦曰：“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衞之暴戾者，量秦之兵力不如三晉之強也。然棄並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也。”難怪漢高祖劉邦亦要造赤帝子斬白帝子的神話來消除秦王天下的社會影響。

其三，關於封禪和求仙問題。封禪泰山完成了秦王朝祭祀天帝，受命於天的歷史使命，也在某種程度上滿足了秦始皇個人野心和成就感。如何長久地擁有和享用這人間帝王的至高無上的尊嚴與威風，成為秦始皇封禪泰山後的追求和願望，構成了東巡海上求仙的強大動力。加上燕齊方士頗具欺騙性的描述，使秦始皇對個人生命的無限延續充滿了憧憬與希望，最終上演了一場千古一帝身死求仙途中而不悟的悲劇。後人往往將秦始皇的封禪和求仙混為一談，並因求仙而否定封禪。“至秦始皇封禪，而漢武因之，皆因方士之説，虛引黃帝而推於神仙變詐，是以淫祭瀆天也。”顯然失之偏頗，明人茅坤已有定論“齊公、秦皇特侈心生欲，因之以告神明，頌功德，本非以求神仙不死之術也”。另外，秦始皇的封禪和漢武帝的封禪是不能同樣看待的。後者主要由於方士的過多參與，才使封禪自始至終貫穿着濃重的仙話迷信色彩，使之幾乎成為登山成仙的儀式。更甚之，武帝制訂的五年一封的制度也破壞了封禪作為受命典禮的含義，豈有一帝數次受命之理!以至於出現了與郊祭合流的趨勢，到漢光武帝封禪時以高帝后配祭，更具有了宗廟禮儀的內容。

其四，秦始皇的封禪活動拉開了齊魯文化進軍華夏繼而獨霸天下的序幕。如果説，五德終始理論為秦始皇認識齊魯文化打開了一扇窗口，秦始皇的泰山封禪活動則着實架起了一座齊魯文化通向全國的橋樑。而後秦始皇的出遊多次留連往返於齊魯大地，也許初步品嚐了齊魯文化的博大精深，客觀上擴大了齊魯文化的影響，促進了齊魯文化向華夏大地的傳播和滲透，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説為齊魯文化統治漢代思想文化界打開了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