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通考

全書凡三百四十八卷，計《田賦考》七卷、《錢幣考》二卷、《户口考》二卷、《職役考》二卷、《徵榷考》六卷、《市案考》二卷、《土貢考》一卷、《國用考》五卷、《選舉考》十二卷、《學校考》七卷、《職官考》二十一卷、《郊社考》二十三卷、《宗廟考》十五卷、《王禮考》二十二卷、《樂考》二十一卷、《兵考》十三卷、《刑考》十二卷、《經籍考》七十六卷、《帝系考》十卷、《封建考》十八卷、《象緯考》十七卷、《物異考》二十卷、《輿地考》九卷及《四裔考》二十五卷。 此書以杜佑的《通典》作藍本，所以《田賦》等十九考，皆依《通典》而重加離析；惟《經籍》、《帝系》、《封建》、《象緯》、《物異》五考，則廣《通典》所未及。章學誠評它“無別識，無通裁”。 ^[3] 

《文獻通考》，簡稱《通考》，是宋元時代學者馬端臨編撰的一部典章制度史，共348卷。因“引古經史謂之‘文’，參以唐宋以來諸臣之奏疏，諸儒之議論謂之‘獻’，故名曰《文獻通考》”（《自序》）。記載上古至宋寧宗時的典章制度的沿革門類較杜佑《通典》分析為詳，計有田賦考、錢幣考、户口考、職役考、徵榷考、市糴考、土貢考、國用考、選舉考、學校考、職官考、郊社考、宗廟考、王禮考、樂考、兵考、刑考、經籍考、帝糸考、封建考、象緯考、物異考、輿地考、四裔考等24門。

除因襲《通典》外，兼採經史、會要、傳記、奏疏、論及其他文獻等，資料較《通典》豐富，於宋代典章制度尤稱詳備。其中刑考分為刑制徒流、詳讞、贖刑、赦宥等。可供研究中國法制史參考。 ^[1] 

《文獻通考》全書分為24門，348卷。自《經籍》至《物異》等5門為《通典》所未有者，此外19門均為《通典》的原目或子目。書的內容起自上古，終於南宋寧宗嘉定年間。就其體例與內容來看，實為《通典》的擴大與續作，這是本書的第一個特點。

該書的取材中唐前以《通典》為基礎，並進行適當補充。中唐以後則是馬端臨廣收博採的結果，尤其是宋代部分，當時《宋史》尚未成書，而馬氏所見到的宋代史料最豐富，所以其所收之材料多有為《宋史》所無者。取材廣博，網羅宏富，可以説是本書的第二個特點。

此外，《通典》以《食貨》為首，説明杜佑對國家經濟的重視；鄭樵《通志》移之於《選舉》、《刑法》之後；而馬端臨更將之列於全書之首，且增加為8門之多，可知馬氏對經濟的重視更超過杜氏、鄭氏。《通典》之《禮典》100卷，佔去全書1/2，而《通考》之《社郊考》則3門才60卷，不及全書1/5。又《兵考》一門，詳列古今兵制沿革，使《兵典》只敍用兵方法的偏差得到改正。這些都是《通考》的優點。

馬廷鸞對馬端臨的影響是巨大的。馬廷鸞20歲時就在家鄉當“童子師”，考取進士後，先後做過池州教授、史館校勘樞密院編修官、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等一系列文教和編史職位。辭職還鄉後，過了17年隱居生活，始終勤於讀書和著述。先後著有《六經集傳》、《語孟會編》、《楚辭補記》、《洙泗裔編》、《讀莊筆記》等書。這對馬端臨有深刻的潛移默化的作用，也為他展示了一條精神充實而富足的生活方式。使馬端臨立志做一個唾棄功名利祿，專心治學的學者。馬廷鸞的座右銘是： “留有餘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留有餘不盡之祿以還朝廷，留有餘不盡之財以還百姓，留有餘不盡之富以還子孫。”

馬廷鸞還親自指導馬端臨讀書。在父親的指導下，馬端臨對各種體例的史書，都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做出自己的判斷。而且廣泛涉獵，以“通儒”自許。由於馬廷鸞自身就非常好學，而且博學多才，所以家中藏書十分豐富，使馬端臨能夠方便地接觸到很多的書籍和資料，也為他著《文獻通考》提供了有利條件。馬端臨在《通考·自序》裏説：“自念業紹箕裘，家藏墳索，插架之收儲，趨庭之問答，其於文獻蓋庶幾焉。”

在《文獻通考》的編撰過程中，馬端臨也得到了馬廷鸞的悉心指導。從全書的指導思想到編寫體例，以及一些具體問題的處理，都貫穿着馬廷鸞的辛勤勞動與深思熟慮。可以説《文獻通考》凝結了父子兩代的心血。在歷史方面，馬廷鸞也著有《讀史旬編》，這是一本普及性歷史讀物，主要供給孩子教授歷史用。馬廷鸞的許多歷史見解被馬端臨以“先公曰”的形式收錄在《文獻通考》裏。

另一位對馬端臨著書產生影響的是他的老師曹涇。曹涇是朱熹的血脈傳人，宗奉朱熹。這使馬端臨的《文獻通考》裏很多見解都接近朱熹。但馬端臨對“心學”也有所涉及，《通考》裏不少地方就夾雜着“心學”的痕跡。這正是南宋後期理學變化中朱陸門人相互出入的反映。

馬端臨在鹹淳九年（1273年）漕試第一，但他決心不做官。隨父親歸隱。在父親死後，他做過慈湖書院、柯山書院的山長，台州路儒學教授。在《文獻通考》外，馬端臨還有《多識錄》153卷、《義根墨守》3卷、《大學集註》等，可惜都已失傳。《文獻通考》是他一生最大的成就。

馬端臨編撰《通考》始於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成書於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年），歷時22年。元仁宗延祐六年（1319年），道官王壽衍訪得此書進呈。

全書記載上古至南宋嘉定間各代典章制度，對《通典》有所補充，發展，尤詳於宋代史事。各類皆有按語，表達作者的獨立見解。自序稱所引古經史為“文”，所參學士名儒議論為“獻”，因以名書。 ^[7] 

對於歷史的發展， 馬端臨認為是受“勢” 的支配， “不容不然”，“不容不如此”。而“勢”又是受“利”的支配。所以他認為像井田制封建制等已經成為過去，要想返回去是很困難的，後世不能幻想靠照搬古代的某種“良法”來解決現實政治問題和當前的社會危機。在這個認識基礎上，他贊同變法。對於兩税法，他認為是“亂離之後，版籍既已隳廢，故不容不為權時施宜之舉”。他破除了那種理財之臣都是聚斂之臣的偏見。對王安石變法，他雖有批評，但基本還是肯定的。

他極力讚賞漢文帝、隋文帝躬履儉約，輕徭薄賦。而且對隋文帝為完成統一，建新都、平陳、平叛花費大量錢財，毫不吝惜也做了充分的肯定。並且認為漢文帝的黃老無為之治與隋文帝重視法律，賞信罰必，是暗合孔孟之道的。

馬端臨從南宋人口比蒙古人口更多最後仍被元朝所滅這一客觀事實出發，首先提出了國家的強弱不是由人口數量所決定，而是由人口質量所決定這一重要觀點。他説：“古者户口少而皆才智之人，後世生齒繁而多窳（音雨，低劣）情之輩，均是人也。古之人方其為士，則道問學；及其為農，則力稼穡；及其為兵，則善戰陣；投之所向，無不如意。是以千里之邦，萬家之聚，皆足以世守其國，而扦城其民。民眾則其國強，民寡則其國弱。”到了後代，由於人們“才益乏而智益劣。士拘於文墨，而授之介冑則慚；農安於犁鋤，而問之J9筆則廢；以至九流、百工、釋老之徒，食土之毛者，日以繁夥，某肩摩袂接，三孱（音饞，懦弱）不足以滿隅者，總總也。於是民之多寡不足為國之盛衰。”（《文獻通考，户口考序》）馬端臨把人口的質量僅僅歸緒為人們的才智與窳惰，固然是片面的，但他不僅對傳統的人口愈多國家愈強的觀點進行了公開否定，還明確提出了人口質量有高下之別，緊緊把國家的強弱同人口質量連在一起。 ^[8] 

“會通因仍之道”的史學思想。所謂“會通因仍之道”，即通過對歷代典章制度的沿襲繼承和變革創新的融會貫通，探究歷代典章制度的發展變化過程。馬端臨在《文獻通考·自序》寫道：“其變通張弛之故，非融匯錯綜，原始其終而推之，固未易言也。”他認為典章制度在歷代是相因襲的，“典章經制，實相因也，殷因夏，周因商，繼周者之損益，百世可知，聖人蓋已預言之矣。爰自秦漢以至唐宋，禮樂兵刑之制，賦斂選舉之規，以至官名之更張，地理之沿革，雖其終不能以盡同，而其初不能以遽異。如漢之朝儀、官制，本秦觀也，唐之衞府，本週制也。”馬端臨認為，“典章制度的變革有一個過程，並且有其自身的相因關係。只有藉助於撰修通史，才能如實反映這一變革過程及其相因關係。”《文獻通考》二十四考從上古時期開始，按時間順序編排至南宋末年，將歷史上各類典章制度的變化貫穿於各章，以達“通古今之變”的目的。

“變通張弛之故”的史學思想。所謂“變通張弛之故”，是指典章制度發展變化的原因。《文獻通考》並不以敍述“會通因仍之道”為其根本目的，敍述會通之道是為了總結“變通張弛之故”，即通過對歷代典章制度承襲、變革的梳理，形成對歷代興亡的認識，總結歷代興亡的經驗教訓。受南宋後期史學對歷史總結的影響，馬端臨從更為開闊的視角探究歷代衰亡的原因,馬端臨馬端臨補齊司馬光《資治通鑑》省略的典章，説明唐代杜佑所撰的《通典》審備不詳、分類不精等疑惑，作《文獻通考》分田賦、錢幣、户口、職役、選舉、學校、職官等二十四考，從上古至南宋末年分門別類，詳細敍述，以達到其“會通因仍之道”和“變通張弛之故”的目的。 ^[10] 

《文獻通考》是以《通典》為藍本，兼採經史、會要、傳記、奏疏、議論等多種資料，擴大和補充內容。在內容上比《通典》更加廣泛，在分類上比《通典》更加精密。對於《通典》的體例和內容，馬端臨都有深入的研究。馬端臨認為《通典》條目設置未為明備，史料取捨頗欠精審，留下了許多缺陷失誤和遺憾。在《文獻通考·自序》裏他對《通典》做了詳盡的分析。取其得，補其失。終於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體例設計首先在思路上，他就不同於《通典》，《通典》是為了對行政事務有所助益，始終圍繞這個中心展開。作為亡國遺民，馬端臨考慮更多的是宋朝為什麼會滅亡。潛心探索歷代典章制度發生發展的來龍去脈，渴求找出規律，掌握歷史的經驗教訓。

在有些條目的設計上也顯示了時代的進步。如《通典》禮部分多達100卷，佔了全書的一半。馬端臨在《文獻通考》中把禮進行了大規模的壓縮。僅為其書的六分之一。還將“邊防”改為“四裔”，從“邊防”看多少帶有敵意，包含戰爭的氣氛， “四裔”表達了各民族的友好共存。其內容也比《通典》相關部分增加了36倍。

對於經濟內容他也很重視。在他之前，鄭樵編《通志》把“食貨”部分放到了14位。馬端臨又把它放到了首位。在他的24門中，食貨佔了8門；在348卷中，也佔到了27卷。在職官部分也着重記述了一大批財政官，如户部尚書、太僕卿、司農卿、將作監、度支營田使、租庸使、兩税使、户口使、轉運使等等，還有祿秩、職田以及兵門中的馬政等。在字數上，總共470餘萬字，比《通典》多了283萬字。總字數雖不及《通志》，但《通志》中紀傳佔了很大比重，《文獻通考》專考制度，在這方面其成績遠遠大於《通志》。

《文獻通考》的具體體例是：每門有小序，合載於卷首。每門之下又分為若干子目（類），每一目的內容按時間先後排列。《文獻通考》除了排比材料，還有敍述以及考證和論斷。《通考》的每一條目，凡是頂格排行的，就是“敍事”部分，這也就是《文獻通考》中的所謂“文”。馬端臨説：“本之經史，而參之以歷代會要以及百家傳記之書。”《文獻通考》中凡是低一格排行的，就是“論事”的部分，就是《文獻通考》中的所謂“獻”。對於這一部分，馬端臨的設計是“先取當時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之評論，以至名流之燕談、稗官之記錄”。《通考》中凡是低兩格排行的，是馬端臨自己的議論，“其數之史傳之記錄而可疑，稽諸先儒之論辭而未當者，研精罩思，悠然有得，則竊著己意附其後焉”。一般認為這一部分就是《文獻通考》中的所謂“考”。

後人對馬端臨在南宋滅亡後獨善其身的做法也有所批評。特別是他為了不觸及元宋交兵，而把《文獻通考》截斷在嘉定五年（1212年），使宋代典章制度不能成為一個完整的體系。

《文獻通考》包括的歷史時間比《通典》和《通志》都要長，材料也更豐富，六倍於《通典》，三倍於《通志》，其參考價值也在兩書之上。 ^[5] 

《文獻通考》成書之後，封建統治者看中了它在經邦治國上的社會價值，將它和《通典》、《通志》一起稱為“三通”。清初幾代皇帝一再“命禮臣訂補殘缺，御製序文，梓行宇內”。乾隆時，設立“三通館”續修“三通”，成“續三通”和“清三通”。這固然有“粉飾太平”、“網羅文人”之嫌，但畢竟不是無謂之舉。乾隆皇帝在《文獻通考》序中説過：“是編也，誠考據之資可以羽翼經史，裨益治道，豈淺鮮也哉。”在《四庫全書》中，“三通”被列入史部政書類。何謂政書?《四庫全書總目·史部》政書類小序稱其為“國政朝章六官所職者”。可見，事關國家大計決非“對策敷陳”的指南之類。此其一。再者，元代統治者和清代統治者一樣，也十分重視《文獻通考》。元仁宗延j右四年(1317年)道士王壽衍奉旨尋訪道行之士，於饒州路訪得馬端臨《文獻通考》原稿68冊，上奏獲准官印。元仁宗準印《文獻通考》和清高宗為《文獻通考》作序印行有異曲同工之妙。 ^[9] 

首先，創立了文、獻、考的特殊編撰形式。全書內容在編排上採用這樣一種獨特方式：敍事部分稱為“文”，對歷代典制作了探本溯源的考察；論事部分稱為“獻”，力求彙集各種學術見解，他本人的考證意見也以“按”的形式附在後面。馬端臨創立的這種新型編纂形式，既能使我們清楚瞭解各項典制的沿革變化，又能讓後來學者基本熟悉歷代學者對它們的看法。

其次，重析門類，增立新目。《文獻通考》一書基本取法《通典》，同時又吸收《通志》之長，使其體例更加完善。《文獻通考》吸收了前人的長處，對封建社會面貌的考察更加全面、細緻，幾乎涉及到封建社會結構的所有主要內容。馬端臨進一步完善封建社會結構的編纂形式，是他發展會通思想的一個表現。 ^[10] 

對於歷史研究者來説，可能《通考》的“敍事”部分的史料價值最高。因為它主要根據的是現已失傳的宋代國史和現已殘缺的會要。

其實其“論事”部分，也很有意思，彙集百家思想，不僅收集前人議論，對當時的同輩學者也積極收集。當然作為史料來説也非常的重要，其引用的前賢議論及著作，有些現今已經不傳了；即使現存的，也可作為校勘資料。但是這種就某一專門問題彙集百家看法的編撰方式是很有意義也很有意思的。等於各門各派，穿越時間和空間，一起跑到你面前討論爭吵辯論，讓你有機會兼聽各門各派的各種思想各種想法。也讓你有機會在思想的碰撞中得出自己的想法。如沙隨程氏（程迥）、石林葉氏（葉夢得）、致堂胡氏（胡寅）、山齋易氏（易祓）、止齋陳氏（陳傅良）、水心葉氏（葉適）、東萊呂氏（呂祖謙）、巽巖李氏（李燾）還有馬端臨的“先公”馬廷鸞都一起來和你討論。他還引用了不少宋人的筆記，如吳曾的《能改齋漫錄》、洪邁的《容齋隨筆》、沈括的《夢溪筆談》等。

最後是“考”，是馬端臨自己的看法。由於其綜合百家，眼界開闊，往往能有獨到的見解。這一部分也非常值得一讀。這些見解並沒有因為時間的流逝而消逝，反而隨着時代的進步發展，更顯其價值。

《文獻通考》書中卷三二八至三三一是嶺南少數民族史的專篇，對嶺南各個少數民族分別敍述，涉及起源、地理分佈、社會風俗、民族關係等等方面。涉及嶺南少數民族的主要有盤狐種、擦、西原蠻、交趾、南丹州蠻、撫水蠻、黎桐、古城（此條在卷三三二）等，在敍述上是從接近內地到外圈，逐層序説的。開始全部引用杜佑《通典·邊防典總序》，可以看出馬端臨的民族觀上的繼承。但是他並沒有因襲杜佑的體例，而是對每個族屬給予專篇敍述，除了地域的説明外，還抓住嶺南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並且做出解釋。 ^[6] 

此書得以流傳。自刊刻以來一直得到好評。元人評價他：“行履端純，詞章雅麗，家傳鼎鼐之譜，幼館閣之儲，知前代之典章，識當世之體要。” “凡於治道有關者，無不彪分匯列，井井有條，治國安民，特舉而措之耳，此可謂濟世之儒，有用之學。”

當代史學家張舜徽先生曾經説：“馬端臨既就杜氏《通典》補充其內容之所未備，分析其門類之所未詳，並且把它向前發展了，可以説，《通典》一書的精華已包含在《文獻通考》中。”

《四庫全書總目》文獻通考條下也説：“其條分縷析，使稽古者可以案類而考。又其所載宋制最詳，多宋史各志所未備。案語亦多能貫穿古今，折衷至當。雖稍遜《通典》之簡嚴，而詳贍實為過之，非鄭樵《通志》所及也。” ^[9] 

通行的刻本為清乾隆年間在武英殿校刊的三通合刻本，附有考證，其後復刻者多以此為底本，重要者為江西崇仁謝氏及浙江書局等本。

《文獻通考》問世後，代有續作，形成了一套前後連貫自成系統的《文獻通考》系列。

《續文獻通考》有兩種。

明代王圻所撰。比《文獻通考》增加了節義、諡法、六書、道統、氏族、方外等門，發展成30 門。共254卷。年代上與《文獻通考》相銜接，上起南宋寧宗嘉定，下至明萬曆初年，輯宋末、遼、金、元、明史事議論，明代部分最為豐富。但因記載議論有關對金和後金（滿洲）之事，觸犯清的禁忌。《四庫全書》沒有收錄，也不在“十通”之列。

一是清三通館在乾隆十二年（1747年）編撰。後經紀昀等校定。體例基本與《文獻通考》同，只是從郊社、宗廟兩門中分出羣社、羣廟。合計26門。記載從宋寧宗嘉定年間至明末四百多年政治經濟制度的沿革。對《文獻通考》所未詳的地方也有所補正。食貨部分佔到了33卷，比重大大超過了《文獻通考》。

《清文獻通考》，《續文獻通考》的續編。乾隆時官修。成於乾隆五十二年。記事上起清初，下斷於乾隆五十年。體例與《續文獻通考》同，分26 門，共300卷。增加了前代所無的八旗田制等。

《清續文獻通考》， 《清文獻通考》的續編，近人劉錦藻纂。從1894年開始編，完成於1921年，首尾28年。共400卷。體例在《清文獻通考》基礎上又增加了外交、郵傳、實業、憲政四門，共三十門。年代與《清文獻通考》相銜接，包括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以後到清末。其書還記載了很多清末新疆石油史料。

《文獻通考》最初刻於元泰定元年（1324年），有西湖書院刊本，現已不存。現存的有元后至元五年（1339年） 餘謙補修本， 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慎獨齋劉洪刊本，嘉靖四年（1525年）馮天馭刊本，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武英殿刊“三通”合刻本，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浙江書局刊本。比較易見的是商務印書館1936年的萬有文庫“十通”本。其中以晚出的浙江書局本錯誤較少。中華書局、浙江古籍出版社都有影印本出版。2011年9月，中華書局以清乾隆十二年校刊的武英殿本為底本出版點校本。

馬端臨，字貴與，號竹洲。饒州樂平（今江西樂平）人。生於南宋理宗寶祐二年（1254年）。其卒年史志無載。一般根據《扶風馬氏宗譜》所載其子馬尚志的行狀裏“父已耄”推定其卒年為元順帝至元六年（1340年）。根據餘謙《文獻通考序》透露的信息馬端臨應該在至元元年（1335年）以前已經死了。其實“耄”在古意裏特指具體年齡時，可以有三解：70歲、80歲、90歲。70更合適一些，他應該卒在元文宗至順元年（1330年），享年77歲。

馬端臨是宋代著名的史學家之一，他發展了杜佑所創立的新史書體裁，即以事類為中心敍述歷史發展的典志體，又推進了鄭樵所倡導的會通之義。

在馬端臨77年的人生旅途中，大半生活在元代。他23歲時南宋就滅亡了，從此他以宋代遺民自居，念念不忘故國熱土。

馬端臨家學淵源深厚。他的父親馬廷鸞字翔仲是南宋末年的丞相。馬廷鸞早年喪父，家境貧寒。刻苦攻讀登進士第，鹹淳五年（1269年），出任右丞相兼樞密使。馬廷鸞為官正直，對於權臣丁大全、賈似道的拉攏，他不為所動。還上書請求皇帝： “遏惡揚善以順天，舉直錯枉以服民。”矛頭直指當時惡貫滿盈的權奸賈似道。但個人力量難有作為，他感到孤掌難鳴，九次上疏辭職。鹹淳九年（1273年），馬端臨隨父親回原籍居住。

《文獻通考》與《通典》相比，從內容到形式都有了擴大和提高；《通志》只做到舊史書的粗略總和，《文獻通考》則予以重新組織，表達了若干新思想、新看法。如商鞅變法和楊炎的兩税法，對古代封建社會發展均具有重大作用，馬氏明確指明其重要歷史意義，而不因自己對二人的否定態度而否定其經濟政策。又如五代時期，參加過唐末農民起義的張全義，對恢復洛陽一帶經濟生產起過有利作用，歐陽修作《五代史記》，因他出身於“羣盜”，僅略記數語。而馬端臨不僅詳記其事，而且加按語云：“全義本出‘羣盜’，乃能勸農力本，生聚教誨，使荒墟為富實。觀其規劃，雖五季之君號為有志於民者，所不如也。賢哉！”作了有力的頌揚。

馬氏著《文獻通考》，在《自序》中反覆説明，一方面為續補杜佑《通典》天寶以後之事蹟，一方面要配補司馬光的《資治通鑑》，略如紀傳體史書中的紀和志。總起來説，是使“有志於經邦稽古者，或有考焉”。這就形成了這部書的消極面，雖有同情人民之處，但主要是為統治階級立言。又因全書規模宏大，某些部門便容易失於疏略，如《職官考》全錄《通典》之文，於五代部分則敍述寥寥；又如《經籍考》內容雖豐富，而主要依據不出於晁公武、陳振孫二家，自不能完備；《輿地考》多本於歐陽忞《輿地廣紀》一書，無甚訂補。

馬端臨編纂《文獻通考》的目的，是為了彌補《通典》的不足。他認為“杜書綱領宏大，考訂該洽，固無以議為”。但“時有今古，述有詳略，則夫節目之間，未為明備，而去取之際，頗欠精審，不無遺憾”。因此，他以嚴肅的態度另行撰寫。“凡敍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以歷代會要及百家傳記之書，信而有徵者從之，乖異傳疑者不錄”，“凡論事，則先取當時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之評論，以至名流之燕談稗官之記錄，凡一語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則採而錄之”。如果“載之史傳之紀錄而可疑，稽諸先儒之論辯而未當者”，他就“研精覃思”，“竊以己意而附其後”，這樣，他就完成了一部既有翔實豐富的史料又有深思獨到的觀點的史學名著。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