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恰裏特山下

該書講述了一批邊地軍人的故事。他們因家庭氛圍的影響選擇從軍，卻在軍隊中，漸漸找到不同於父輩祖輩的，自己想要真正守護的東西。然而，荒涼和沒有盡頭的苦寒生活，讓有的人選擇前往沿海地區，甚至退伍出國；有的人，因繼續留在邊地，妻子與他們離婚；有的人，因長期在邊地苦寒的生活，身體受到嚴重損害，不能開口説話；還有的人，常常夢見掉入冰窟的戰友的臉，想象假如掉進去的是自己，會不會有人下馬去救自己……在那些猶豫中，他們漸漸變得堅決；在那些困惑中，他們漸漸變得對未來清晰。那大部分人不願意或不能夠守護的，總要有人去做。董夏青青用自己的筆，寫下人物命運的同時，也畫出了自己靈魂的輪廓。 ^[4] 

劉志金就是一個普通士兵，他的逸聞軼事成為大家尋開心的段子，他也經常被生活不如意的人們當作自我安慰的對象。劉志金退伍後查出心臟有問題，做搭橋手術花光了新房首付，老婆就改嫁了。做完手術正恢復的時候，老母又歿了。屬於他的那盞昏暗的生命之燈的泯滅，不但悄然得無聲無息，甚至也沒有給什麼人帶來傷感與悲痛。股長在請指導員的父親等人喝酒並不斷地拿他的段子取笑時，他的骨灰就放在一邊。 ^[5] 

北郵的大學生黎娟畢業前被男友甩了，回了老家塔什庫爾幹縣，在庫爾勒村下河邊盤下一個小木屋。客源都被一個漢族司機壟斷，他給她帶客，然後就把她給硬做了，後來她就跟他混在了一起。男人在一個叫“老虎口”的地方，被路政車的掛鈎打中眉骨和太陽穴，死了。黎娟賣掉了小木屋，轉到縣城。最後黎娟跟團裏一個退伍軍人結婚，在城裏一塊開店。 ^[5] 

副團長出身軍人世家，爺爺、父親都是軍人，從小就受到簡單與粗暴的規訓，灰暗的情緒一直籠罩着他的成長之路。當兵後也是齟齬不斷，尤其是女友的跳樓讓他在情緒失控中大鬧連隊。連長就懷疑副團長，以他的優越條件何以在這樣的鬼地方消磨時光。獻身事業？還是隱忍晉升？這個問題恐怕副團長自己都不清楚。 ^[5] 

連長的父親是警察，事業並不順利，母親又失明，他似乎已經適應了邊防的枯寂與煎熬，彷彿這就是他的生活與生命。連長期待着對象的到來會帶給他一種新的人生，這種不無虛妄的想象中飽蘸人生的無奈與況味。 ^[5] 

該書敍事的美學向度與思想內涵是顯而易見的，董夏青青就是要真實地還原戍邊的基層官兵以及那裏的普通人的粗糲困厄的生活——一種不加修飾的原生態的東西，不去主觀賦予他們那些外在的、不屬於他們的意識形態的東西。董夏青青的獨特或深度在於，她並不是就這樣簡單地呈現，她賦予邊疆蒼茫遼遠的環境以一種詩意的暗喻與象徵——只有邊疆才具有的大美，它們之間形成一種同構性的關聯，或言之一種互文性的交融。這樣的一種文學境界的達至，是因為董夏青青將自己真正置身於邊疆，置身於戍邊的基層官兵，以及那裏的普通人的粗糲困厄的生活之中；也許她還不能完全地成為他們中的一員，但即便是一個旁觀者，近距離的觀察、交流與體驗，也足以讓她獲得較為真切的生命的存在感。董夏青青這樣描述她的經驗與思考：“這些年，我常收拾背囊，從烏魯木齊輾轉去到邊界線上，在連隊裏和戰士們共同生活一段日子。在那特定的時間中，會和很多人產生交集，得以通過也許徹夜，也許三言兩語的聊天，知曉他們的生活和內心。這些發自內心的聲音時常很微弱，被日常生活中數不盡的其他聲音所遮蔽，但那卻是他們靈魂的起伏，熱血精神鼓盪其間。我要做的，就是拿起文字的鑿子，一下一下破除表面的冰殼，將這些裹挾着堅忍、痛楚、犧牲的生活開採出來，讓讀者看到他們安靜無聞的身影，如何在大漠中留下生命的軌跡。”

《壟堆與長夜》中的劉志金，一個如此卑微的生命，命運的多舛也就罷了，卻經常被那些生活得不如意的人們拿來安慰自己；而且，塔縣的人們很快就會把劉志金忘了。魯迅説，哀莫大於心死。在這裏，不如説哀莫過於忘記。無論他是英雄崇高，還是普通卑微，他都曾經是人們中的一員。用他的恥辱與哀痛帶給人們輕鬆與快樂，這與魯迅小説所揭示的中國人的劣根性並無二致。

《在晚雲上》，出身軍人世家的副團長灰暗的情緒無人理解，也沒有人想去理解，甚至還會有誤解。軍旅生涯與個人生活不斷的齟齬，尤其是女友的跳樓讓其無法承受，不假；而內心思想與情感的無法言説才是他無法忍受的不堪。連長的命運並不比副團長好，但他似乎已經適應了邊防的枯寂與煎熬，彷彿這就是他的生活與命途。這又應了魯迅説的哀莫大於心死，不是心死，至少也是麻木。小説結尾的那片晚雲上的麻雀既是一個意象，也是一種象徵。殘酷的現實與歷史交叉在去〇三號峯會哨這條遼遠蒼茫的敍事線上，不斷地回敍、插敍也在消解着現時態的詩意情境，讓人們浮想聯翩。

《河流》中，指導員的悲哀首先是他的姑姑將“我”介紹給他，原因是她猜疑領導跟“我”的曖昧關係；但與“我”一接觸他就知道，自己跟“我”是不可能的。然後他拿連長安慰自己：其實自己對結婚也無所謂，連長結婚了，但老婆也不來部隊看他。無望，甚至於絕望，好像還有點兒阿Q精神。之後他帶領戰士翻修靶場時，老圍牆倒塌，壓死了兩名戰士，那後果可想而知。其他還有名叫“紅紅”的戰士、“豁牙子”，來部隊之前的生活就更加悲慘，悲慘得讓指導員認為都是瞎編的。作品是一幅速寫式的羣像，“我”與領導的曖昧近乎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表面上輕描淡寫，內在的卻是一種無聲的抗拒與掙扎。 ^[5] 

2019年12月26日，該書獲第六屆“天山文藝獎”。 ^[3] 

在該書中，1987年出生的董夏青青以冷靜、從容的筆調賦予了邊塞生活不一樣的色澤，簡約、節制、充滿個人特質的語言和切近生活的書寫也使該書成為近期中國青年作家創作中的特立獨行之作。在多年的從軍生涯中，她在漫長的行走和尋訪中積累了大量素材，卻並沒有選擇傳統寫作中對於邊塞書寫的宏大敍事框架，無論主角是士兵，還是普通百姓，在她筆下都被還原成一個個具體、真實、鮮活的人，有喜樂、有無奈，有遼遠的希望，也有困頓和糾結的內心。（《文學報》評） ^[1] 

董夏青青，1987年生，陸軍宣傳文化中心創作室創作員。習作發表於《人民文學》《解放軍文藝》《當代》《十月》《收穫》《芙蓉》《青年文學》《青年作家》《小説界》《大家》《南方週末》等報刊雜誌。曾獲“人民文學•紫金之星短篇小説獎”“青年作家短篇小説提名獎”“解放軍長征文藝獎”“鐘山之星•年度青年佳作獎”。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