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家在社會中的角色

作者在該書中採用了歷史的方法，從考察科學家角色的形成過程入手，具體分析研究了自古希臘文明以來，西方科學的發展進程，並且採用比較的方法，研究了不同國家科學家的社會角色的產生、發展以及體制化的進程，考察了西方的科學活動的發展和科學中心的轉移過程，並從歷史比較的角度作出了社會學方面的解釋，對科學史學界和科學社會學界長期流傳的某些觀點提出了反駁和自己的看法。 ^[2] 

《科學家在社會中的角色》是本·戴維為社會學家英格爾斯主編的《現代社會學叢書》而撰寫的一部社會學著作，該書試圖描述科學家這一社會角色的出現和發展，以及科學工作組織的出現和發展。 ^[4] 

作者提出，科學社會學的基本研究方法有四類，第一類是對科學的基本概念和邏輯結構作互動的研究；第二類是對於科學的基本概念和邏輯結構作體制的研究，如知識社會學；第三類是針對科學活動（或行為）作互動的研究，例如庫恩關於科學共同體的研究；第四類是對於科學活動體制的研究，該書即屬於這最後一類。 ^[1] 

作者認為，在考察各種類型的人類社會中阻礙科學成為社會上有價值的活動的條件時，也要考察在其他社會類型中使得科學的出現成為可能的那些條件。接下來作者討論的是，與理解自然事件有關的散漫的興趣的活動，如何逐漸形成了公眾承認的科學家角色。作者指出，一種新的社會角色的出現要產生在一個更綜合的社會環境中，它的真正出現暗示了社會價值觀的一種改變。價值觀的改變意味着社會接受用邏輯和實驗手段對真理的探索，把它作為值得做的智力上的追求。這就更改了哲學和宗教的權威，抬高了技術知識的尊嚴，創造出了在一般意義上關注知識分子自由的概念和規範，並且最終對實踐的所有傳統的社會安排都有深遠的影響。因此，科學角色的出現被聯繫到制約着文化活動的規範（體制）的變革，也被（反來間接地）聯繫到其他各類的社會活動。這種體制上的變革像科學角色的出現一樣，首先發生在英國。 ^[4] 

作者提出，制約科學活動的主要兩類社會條件：一類是引導人們支持信奉或從事科學的動機條件，即全體公民中間社會的價值觀和興趣分佈的狀況；第二類是科學工作組織。第一類條件在廣泛的意義上與各種社會體制有關係，但當科學工作組織已經變成社會的一個相對獨立的子系統時，就與第二類條件有關係了，此時，社會尋求科學家或受過科學訓練的人來服務，而他們則作為一個集團參與該社會的政治和意識形態進程。 ^[1] 

作者認為，科學活動在時空中的變化水平和形式要通過一種自然選擇的方式來發展。儘管近來在國家科學政策的系統闡述方面有些嘗試，但是，實際的發展還是那些直接關注科學的人的不連貫的創新以及所採納的戰略方法的結果，這些人包括科學家和作為科學家之合作者或競爭者的對科學感興趣的其他知分子，以及那些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或者假定的公眾或私人的利益給科學研究提供資金的人。這些羣體主要有科學的和（或）更一般的智力方面的目的。然而，他們在能對科學做什麼這一方面，受到了他們的經濟狀況和政治、宗教和其他制約因素的限制。這些制約因素決定了社會的結構，例如科學角色的定義，以及這些羣體要實現自己的科學目的所建立的科學組織的種類。通常他們從可得到的模式中選擇結構，很少產生新的。他們根據各自所在的社會中力量的現有分佈情況設計建立這些社會結構的戰略。 ^[4] 

作者指出，雖然科學的角色從一個國家移植到另一個國家，但它們都沒失去與它們的發源地的接觸。通過一個由知識分子組成的網絡可學習和交流科學，這些知識分子起到了角色模式的作用，那些把科學帶到遠方去的知識分子又複製這種模式。因此與發源地的聯繫沒有中斷；科學移植到邊遠地區，形成科學中心的一個連續的外圍。移植的進一步發展不僅取決於它們最接近的環境，而且也取決於一個國際共同體的新環境，這種共同體是擴散作用的結果。因此必須修改進化論的模式。在每一個時期，在暫時是中心的國家（或幾個國家）中工作的社會學與其他地方的科學社會學之間有一些差別。在17世紀後半期英國是中心，18世紀法國是中心，19世紀德國是中心，19世紀末美國是中心。在新的中心，科學的社會結構的發展是建立在前面中心的發展形式的基礎之上，而且革新與新中心佔優勢的條件有關係。但是，其他地方發生的大多數事情不過是對中心的響應、模仿、反抗或競爭。由於全世界的科學共同體的統一性，邊遠國家中的共同體成員們在思考他們自己的工作條件時，把科學中心的狀況作為他們的參考框架。 ^[4] 

科學角色和組織的發展被看成是模式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的擴散和移植過程，這種觀察智力活動的社會學的方式是討論科學角色和組織發展的理論基礎。它也解釋了為什麼我們強調中心的繼承，而沒有系統地比較所有國家中的科學的狀態。 ^[4] 

作者認為，必須從兩個不同的角度研究中心的繼承。其一是支持科學的水平。這可能反映了科學家和（或）他們的支持者在範圍廣泛的各階層中喚起對科學的興趣方面的成功。這種興趣使年輕人增加了學習科學的動力，也使較富有階級把部分閒暇活動時間轉到科學上。直到約1830年，對科學本身的直接興趣就可充分解釋科學活動的生態學。科學中心首先是在英國，然後又到法國，它的位置是那些自發地從事科學研究的人們所努力的直接結果。另一個研究科學中心的方向是科學研究的組織和系統是否恰當。自從19世紀中期以來這已成為科學活動的一個重要的決定因素。那些導致不同社會中的系統、組織形式和角色定義的出現和選擇的戰略，那些使系統運行的戰略，以及那些使系統（與大眾興趣截然不同）在科學活動的水平以及對科學的支持兩方面產生效果的戰略，都是體制方面的論題。 ^[4] 

另外，作者還提到，唯科學主義運動的業餘愛好者從科學共同體的專家中的分離，在18世紀末產生了一種新局面。一方面科學專業化的因素開始出現，另一方面，因為科學家在學術上享有特權，所以在某種程度上，科學家變成了傳統社會的特權階級的一部分。美國的所謂學術自由不是高級教師自我管理的自主權，這些教師就像是管理大學的整個事務的一個法人實體。確切地説，學術自由是科學家自由的保證，它可以防止代表一個非本專業的評議會的行政機構干擾科學家的工作方向和阻礙他自由表達自己的觀點，也可以防止大學以外的干擾，以及通過中間媒介的干擾。 ^[4] 

從歷史上看，科學家在社會中發揮着有限的作用。作者指出，古希臘創造了人類早期輝煌的文明，甚至少數人發展了可與現代科學家相比的自我想象力，但這些仍然不能證明古希臘時期已經浮現出的與其他傳統社會中常見的智力角色不同的、公眾承認的“科學家”角色。在整個希臘化時期，科學的地位及其在教育中其他公共方面的影響一直是有限的。不論當時希臘公眾的個人愛好和選擇的標準如何，他們要麼把科學家看成是哲學家，或者如果認為科學家是專家的話，也只把他當做在社會上並不重要的具有特殊興趣的人。 ^[2] 

戴維認為，古代科學不能發展並不是因為它的內在缺點，而是因為那些搞科學的人沒有把自己當做科學家來看待。也就是説，社會上並沒有出現科學家這種角色。到了17世紀，歐洲有一些人在歷史上第一次認為自己是科學家，並且認為科學家的角色具有獨特的責任並有存在的可能性。 ^[2] 

該書中引用了大量的科學史和社會學的資料和論著，對從古希臘以來兩方科學的歷史作出了系統的解釋，進而討論了不同科學體制的科技政策的利弊。因此該書不但是科學社會學研究者必備的經典著作，而且也是從事科學史研究和教學的參考書，並且是關心科學與社會的大學生、中青年學者以及科技管理幹部瞭解社會結構對科學的影響的一本有深度的啓蒙著作。 ^[3] 

約瑟夫·本·戴維，以色列希伯萊大學社會學教授，當代科學社會學家之一。本·戴維儘管不是美國人，但因為他是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學教授，並且在美國的社會學雜誌上發表了許多研究成果，所以一般把他列為美國社會學家。1960年以來，本·戴維寫了一系列科學社會學的重要論文，重點研究了不同的學術組織與科學發展活動的關係，並陸續撰寫了《基礎研究與大學》（1968年）、《科學家在社會中的角色》（1971年）、《學問中心》（1977年）等社會學專著。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