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記纂言

據《漢書·藝文志》記載，《禮記》為《儀禮》附庸，原有一百三十一篇，後戴德取其八十五篇，而成《大戴禮記》；其侄戴聖則刪作四十九篇，是為《禮記》。吳澄認為，《禮記》篇帙繁複，經文雜錯，疑其多為錯簡所致，故在每-篇中。其經文都以類相從，按類系事，使其意義連屬貫通，而識其章句於左。

書中共分三十六篇，其次第亦以類相從，計《通禮》九篇，《喪禮》十一篇，《祭禮》四篇，《通論》十一篇，各有標目，如《通禮》首為《曲禮》，而以《少儀》、《玉藻》等篇附之，與《禮記》原有體例差別較大。另如《大學》、《中庸》，作者則依程朱之法，將其別為一書；《投壺》、《奔喪》歸入《儀禮》；並將《冠禮》、《昏（婚）禮》、《鄉飲酒禮》、《射義》、《燕義》、《聘義》六篇，單輯為《儀禮傳》，與古制迥不相謀。

全書排比有序，頗具倫次，其説解亦時出新意，發前儒所末發。虞集於吳氏《行狀》中説，此書始終先後，最為精密，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其僅存可考者，既表而存之，各有所附。所評雖稍有過譽，但作者這種不襲舊例，自出體裁的研究方法，其本身就是對《禮記》研究的一個貢獻。

有明正德間刻本，嘉靖新安黃氏刊本，《四庫全書》本及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