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鬼·人

1934年11月，巴金東渡日本，在那裏住了半年多，寫下了小説《神》《鬼》《人》。 ^[2] 

巴金初抵橫濱，由朋友事先的介紹住到一個姓武田的橫濱商業學校的漢語教師的家裏，三個月後，因無法忍受主人成天唸經拜佛的騷擾，搬出了武田家，移住東京。小説《神》《鬼》就是巴金根據這三個月的生活經歷寫成，其中的《神》，據作者自己交代，是住進武田家幾天之內寫成的。

小説以書簡體的形式，描寫一個叫長谷川的日本小公務員，由一名“無神論者”變成一個“有神論者”後對神的狂信，以及“我”對這種行為全知全能式的分析批判。關於這篇小説的寫作動機和主題，巴金説得很明白：“我的朋友認識武田（即小説中的長谷川）的時候，他還不是個信佛唸經的人。這個發現對我是一個意外。我對他那種迷信很有反感，就用他的言行作為小説的題材……”“這個無神論者在不久之前相信了宗教，我看，是屈服於政治的壓力、社會的壓力、家庭的壓力。他想用宗教來鎮壓他的‘凡心’，可是‘凡心’越壓越旺。他的‘凡心’就是對現存社會秩序的不滿，這是壓不死、撲不滅的火焰。‘凡心’越旺，他就越用苦行對付它，拼命唸經啦，絕食啦，供神啦，總之用絕望的努力和垂死的掙扎進行鬥爭，結果呢，他只有‘躍進深淵’去。”

小説裏有一個細節特別值得一提：主人公的藏書裏，除了大量法國和俄國進步作家的文學名著，還有無政府主義者蒲魯東、巴枯寧和日本的社會主義者幸德秋水、大杉榮、河上肇等人的著作，這一切，都證明着長谷川過去曾是一個思想自由的無神論者。四十年以後，在巴金的創作回憶錄裏仍清楚地寫着：“我住在武田君的書房裏，書房的陳設正如我在小説中描寫的那樣，玻璃書櫥裏的書全是武田君的藏書，他允許我隨意翻看，我的確也翻看了一下。這些書可以説明一個事實：他從無神論者變成了信神的人。”

巴金言之鑿鑿，然而，偏偏有人就這個細節提出了疑問。東京大學文學部教授藤井省三在研究過程中，發現《神》的主人公長谷川與其原型武田之間存在着原則性的差異，現實生活中的武田，並不像《神》描寫的那樣，是一個曾經有自由思想的人，而是一個“右翼”的漢語教師，當初出於“雄飛大陸”報效大日本帝國的念頭選擇了中國語專業，考入東京外國語學校漢語部，後來追隨日本漢語界右翼師祖宮越健太郎，畢業後當過他的助手。侵華戰爭爆發後，自動辭去商業學校副教授職務，作為日本軍隊的少佐翻譯來到中國，參加侵佔濟南的戰鬥，此後先後在張家口、包頭等地的日軍特務機關任職，為日軍侵略中國盡犬馬之勞。藤井就此疑惑給巴金寫信請教，謎底才解開。巴金回信説明：那些有思想問題的書，都不是武田的，他有的只是文學書，而像蒲魯東、巴枯寧、拉薩爾等人的著作，都是他自己的藏書；並且這樣辯解：《神》是一篇小説，不是新聞報道，人物與故事沒有必要拘泥於生活事實。（參見藤井省三《東京外語學校支那語部：在侵略與交流的狹隙之間》（日文版），朝日新聞社1992年。）

巴金的辯解不無道理，這裏涉及到文學創作中藝術真實與生活真實問題，不是幾句就能説清楚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巴金對武田有嚴重的誤讀，因為巴金在創作談中説得很明確：“小説裏的長谷川君就是生活裏的武田君”。由於誤讀，巴金將一個日本右翼知識者演繹為一個安分守己的弱者，一個向命運屈服的曾經的無神論者。然而，現實生活中的武田，只是一個思想保守、效忠天皇，並且有着日本人獨特的“曖昧”性格的男子，這樣的男子在日本並不少見，可惜巴金視而不見。

按道理講，初到異國他鄉，語言不通，人地生疏，應該虛下心來，儘量體驗那裏的一切。但巴金卻下船伊始就剋制不住寫作衝動，把一點並不可靠的發現敷衍成篇。由此可見，是一種自以為知的無知，導致了這種誤讀。

巴金認定武田過去是一個“無神論者”的惟一證據，就是聽一位介紹他認識武田的中國朋友説過武田過去不念經信佛。這個並不可靠的證據在眼前所見的刺激下，啓動了巴金頭腦裏早已預設的人/神二元對立程序，使他深信武田“從無神論者變成了信神的人”，於是才虛構出主人公藏書中有大量無政府主義革命家的著作這樣一個細節。這個虛構的細節，隨着時間的推移，在巴金的回憶中最終變成了生活真實，説明人的記憶並不可靠。

以西方“有神”/“無神”二元對立的觀念解釋日本人的精神生活，本來就很牽強。日本是一個“人”“神”難分的國度，求神問佛，消災祈福，在日本是家常便飯。日本人的“神”不是西方的上帝，而是孕育“萬世一系”天皇的天照大神，千百年來統治着日本民眾的心，凝聚着大和民族的精神。巴金在日本遊歷的時候，正是這個“神”大發其威的時候，包括武田在內的許多日本文化人成為侵略中國的鷹犬，都是這個“神”激勵的結果。可惜的是，如此重要的現實不在巴金的視野中。日本人特有的“島國根性”，就這樣輕易地消融到了“人類”的普遍性中。

武田熱衷於唸經求佛，其實並非無跡可求，小説裏無意中寫到這樣一個細節：長谷川恐懼地對“我”表示，“今年正好是自己33歲的“凶歲”，假如今年不發狂，以後就有好日子”。這個被巴金一筆帶過的細節，也許正是武田成為“有神論者”的真正原因，按照日本的習俗，處在“大厄之年”的人，要舉行各種消災禳解的儀式，比平常更多地敬神拜佛，過了這個時期，一切恢復常態。生活中的武田，正如巴金後來在回憶文章中寫到的那樣，並沒有像他在小説中斷定的那樣“跳進深淵”，而是恢復了常態。假如巴金對日本的宗教生活與風俗習慣有足夠的瞭解，或者退一步説，假如他不是那麼自信，不屈從急近的寫作衝動，而是冷靜觀察日本的生活，結果也許會是另一種樣子。

巴金在武田家住了三個月，終於無法忍受鬼神的騷擾而搬出，離開橫濱前，又寫了《鬼》。巴金這樣説：“《鬼》不過是《神》的補充，寫的是同一個人和同一件事。”説明將近三個月的朝夕相處，巴金對武田的認識並沒有任何變化。比起《神》來，《鬼》有更多的虛構，故事也比較完整。“我”與堀口君是早稻田大學時代的同學，畢業後的摯友。堀口同一位叫橫山滿子的姑娘相愛，私定婚約，由於兩家父親的反對，斷絕了關係。橫山幾次約堀口一起情死，他都沒有答應，認為“違抗命運的舉動是愚蠢的”，橫山後來嫁了一個商人，患肺結核死去，堀口與一個自己並不愛的女子結婚，生一女兒，過着灰色的人生，求神事鬼，成了他惟一的精神寄託。小説結尾，巴金以洶湧而起的海濤，暗示堀口人性的覺醒。

《鬼》延續着《神》的思路，人與神的衝突，通過更具體的戀愛悲劇得到表現，其反封建的主題，讓人聯想起巴金後來的《家》。其中雖然寫到不少東瀛民俗生活細節，如往海里拋供物，在家裏驅鬼，向路邊的馬頭觀音石碑合掌行禮之類，卻不能產生多少生活真實感。這毫不奇怪：當生活細節僅僅是演繹人/神二元對立的證據時，其鮮活的內涵不能不喪失。日本畢竟不是中國，巴金用西方的二元對立進步觀演繹新舊勢不兩立的中國社會現實，尚不失有效性，以此來解釋有“萬世一系”的皇統和根深蒂固的集團精神的日本社會，難免發生錯位。

寫完《鬼》以後，巴金意猶未盡，寄稿的時候，在手稿第一頁上標題後面寫了一行字：神——鬼——人。後來巴金這樣解釋：“這説明我還要寫一個短篇：《人》。這三篇是有關聯的，《人》才是結論。我當時想寫的短篇小説《人》跟後來發表的不同。我不是要寫真實的故事，我想寫一個拜神教徒怎樣變成了無神論者。”然而，巴金沒能實現自己的寫作意圖，一次突如其來的拘捕打亂了他的計劃，使他不得不提前回國。此次被拘捕的最大收穫，是一篇以自己的獄中體驗為內容的記實散文《東京獄中一日記》問世，後來經過修改，變成了《人》。

《人》與前兩篇小説結構上儘管明顯地不配套，主題內涵上卻是一脈相承，人與神的衝突，被引入了東京神田的拘留所，其中因偷書而入獄的76號囚犯，被塑造成一個真正的“人”，一再駁斥迷信神、軟弱愚昧的77號囚犯，並且這樣向“我”表示：“我偷高爾基的書，托爾斯太的書，羅曼·羅蘭的書。高爾基教我認識真理，為着真理而奮鬥；托爾斯太教我愛人，不承認上帝的權威。但是為了他們的書我卻給關進這裏面來了……”這位囚犯學識淵博，思維敏捷，甚至對《罪與罰》里拉斯科爾尼科夫的主張，對孔子的春秋筆法，都瞭然於心。然而，這一切顯然都是出自巴金的虛構，就像他虛構長谷川（武田）的進步藏書一樣；確切地説，他就是巴金自己的化身。 ^[1-2] 

受制於時代的潮流和特殊的人格氣質，巴金信奉絕對的進步理念，將世界視作“光明”、“黑暗”搏鬥的兩大陣營，不遺餘力地為前者呼號，為後者咒詛，而對兩者之間複雜的聯繫與互動關係缺乏清醒的認識，這一切在巴金的異域題材寫作中有較充分的反映，值得後人反思。

巴金（1904年—2005年），現代作家，翻譯家。原名李堯棠，字芾甘。筆名巴金。1927年至1928年旅法期間，他接觸了一些無政府主義者，在巴黎創作第一部長篇小説《滅亡》。1928年底他回國，從事文學創作和編輯工作。抗戰前的作品主要有《愛情三部曲》（《霧》《雨》《電》）、《家》以及短篇小説集《復仇》《光明》等。抗日戰爭期間，巴金的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説《火》《憩園》《寒夜》和《第四病室》。解放後，巴金歷任中國作協副主席、上海作協主席、中國作協主席等職。新時期出版的《隨想錄》《探索與回憶》等，具有極高思想價值與藝術價值，是新時期文學最重要的收穫之一。巴金於1982年獲意大利但丁文學獎，1983年獲法國榮譽勳章。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