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村遺址

碧村遺址為龍山文化（前2500年—前2000年）晚期的一座石城聚落 ^[1]  。

20世紀70年代末期，碧村遺址被發現，碧村村民在平田整農田時，發現大量玉器 ^[2]  。

2014年6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對碧村遺址進行了考察，考察地點為碧村遺址中心的小玉梁；9月，山西省考古研究對碧村遺址進行了前期摸底工作，並制定工作方案；10月—11月，山西省考古研究對碧村遺址及附近10千米範圍內進行了系統調查，確認了碧村遺址範圍及遺存分佈情況，周邊區域各階段遺存的空間分佈 ^[2]  。

2015年4月，山西省考古研究分別對碧村遺址內的小玉梁和城牆圪垛上的重要遺蹟進行發掘，在小玉梁台地中心發現了石砌排房及外圍台地的圍牆 ^[1]  。

2022年9月16日，國家文物局發佈山西興縣碧村遺址最新考古發現與研究成果。 ^[10]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發佈最新考古成果稱，發現山西碧村遺址外城門具有明顯防禦性質，認為這處龍山時代大型石城聚落應為黃河畔一座關口城市。 ^[12] 

碧村遺址佔地面積約75萬平方米，東以一道橫亙南北的石牆為界，形成一個相對封閉的地理單元 ^[3]  ，自西向東主要包括寨樑上、小玉梁、殿樂梁、城牆圪垛四個台地，含仰韶文化（前5000年—前3000年）、龍山文化（前2500年—前2000年）、漢代（前2世紀—1世紀）、遼金（9世紀—12世紀）、明清（13世紀—19世紀）等階段堆積，以龍山文化時期遺存較為豐富，幾乎遍佈整個遺址，在碧村遺址所在的蔚汾河及附近區域存有同類石城遺址10餘處，仰韶早中晚及龍山等階段遺址40餘處 ^[1]  。

石砌房址位於碧村遺址內的小玉梁最高一級台地上，呈南北分佈，構成一石砌排房，約有4座，其平面形狀分方形和長方形兩類，相間排列，白灰鋪地，中央設一直徑2米左右的圓形火塘，房址石牆建造統一而有序，選材多為長石砂岩，錯縫平砌，石塊之間以砂質黏土坐漿，個別牆體採用礫石壘砌 ^[1]  ，方形房址面積較大，達70多平方米，門道朝向西方，正對蔚汾河與黃河交匯處；長方形房址面積較小，約60平方米，門道位於東側一角；其中，F2（考古編號）保存較為完整，是同時期規模較大的石砌房址，東西長9.2、南北寬8.2米，佔地面積達75.5平方米，白灰面異常堅硬，厚約1釐米，地面灶與F1的灶址南北呈一條直線排列，直徑達2米以上，F2東牆封閉，並向南北延伸，與其他房址相連，西牆外是F2石鋪地面的室外院落，主門道在西面；F1東西長11.6米，南北寬6.4米，佔地面積約74平方米，房址中央偏東位置為一直徑約1.6米的圓形地面灶，灶坑周壁塗抹有白灰，中間放置一塊有“S”形裂紋的圓形石塊，石塊外圍墊土，並塗抹一層硬麪，石塊及硬麪均被燒結成青灰色，其上還附着一層薄薄的灰燼，緊貼東牆根內側，有一長條形熟土擱台，殘長3、寬0.5、高0.21米，擱台上部與側面均塗抹有白灰，F1僅在東南角有一寬約0.9米的偏門，呈斜坡狀通向室外 ^[2]  。

護坡牆位於碧村遺址內石砌房址東側的緩坡上，走向為西北至東南向，其方向與F1、F2加寬的東牆一致，屬於維護小玉梁東側緩坡的一道護坡石牆，護坡牆長15.2米，寬約0.6米，建築方式是在緩坡上下切生土，再緊貼生土邊上壘砌石塊，護坡牆牆體較粗糙，僅局部有規整立面，局部立面參差不齊，個別地方在立面之外再立置條石，護坡牆北端有“回”字形石包墩台，墩台殘長約4.8、寬約4.3米，墩台四周用片石包砌，裏面填塞黃土，在與石包牆基本等高的中心黃土之上，為片石壘砌的方形站台 ^[2]  。

東城牆圪垛距離碧村遺址小玉梁近1千米，在城牆圪垛的東端有大量散落的石塊，清理出一段長約11.5米的主牆，寬約3米，方向20°，與地表散落石塊綿延的方向基本一致；在主牆東西兩側有與之垂直的牆體，寬度約2.5米；石牆上部破壞嚴重，僅存底部及基槽，牆體為大小不一的石塊堆築而成，兩側立面較明確，基槽直接打破生土，石牆緊貼基槽而建 ^[2]  。

碧村遺址出土大量陶器、玉器，玉器以琮、環、璧、玦、刀、臂釧、鉞、璜為主，樣式有環形璧、牙璧、多璜聯璧等，玉質多為青白玉及墨玉，工藝為片切割，鑽孔技術發達 ^[6]  ；陶器以夾砂灰陶居多，泥質灰陶和褐胎黑皮陶次之，器形有鬲、甗、斂口斝、管流盉、蛋形甕、高領罐、粗柄豆、大口尊等 ^[1]  。

碧村遺址是蔚汾河流域較大規模的城址之一，遺址內的小玉梁台地中心發現了龍山時期規模較大的石砌排房及外圍台地的圍牆，出土有大量玉器，為認識晉西乃至北方石城遺址的聚落形態與社會結構提供了考古資料；碧村遺址出土的玉器，是晉西北集中所發現史前玉器的地點之一，與陝北高原的石峁等遺址玉器相呼應，凸顯了黃河東岸的晉南、晉西北在玉文化傳播路線中的重要作用 ^[1]  ，其性質歸入石峁文化系統，為探索中國早期王朝的出現提供重要資料 ^[3]  。

碧村遺址是晉陝高原入黃河口處史前時期規模最大、保存最好的一座石城遺址，擁有着雙重城垣和嚴密的城防系統。碧村遺址是黃河文化的重要標識，為揭示中華文明歷史進程中的山西貢獻增添了新的重要支點。 ^[15] 

2016年6月6日，碧村遺址被山西省人民政府公佈為山西省第五批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7]  。

2018年11月20日，山西省人民政府公佈上碧村遺址保護範圍：東以城牆圪垛梁遺址牆體為界，向外延伸至和尚溝邊，南以遺址牆為界向外延伸至忻黑線，西以遺址西地坎為界向外延伸至蔚汾河東岸及及其黃河入口處，北以城牆遺址根底為界向外延伸至山崖邊；建設控制地帶：以保護範圍為界，各向外延伸，東至大和尚溝，南至忻黑線，西至蔚汾河西岸及其黃河入口處，北至黃河南岸邊 ^[8]  。

2019年10月7日，碧村遺址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佈為第八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5]  。

2022年12月24日，山西興縣碧村遺址發現約4000年前石城防禦體系入選央視《2022年度國內、國際十大考古新聞》。 ^[13] 

2023年3月28日，入選2022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14]  [17]} 

2015年至2018年，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聯合山西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考古系(今山西大學考古學院)、興縣文化和旅遊局，對碧村遺址小玉梁台地進行連續發掘工作，基本理清該台地的整體佈局及其聚落的階段性變化。

2022年8月8日，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對外發布考古新發現，當地考古人員在位於黃河岸邊的碧村遺址發現史前龍山時期的文化遺存，並揭開了黃河岸邊史前聚落形態的變遷脈絡。根據對小玉梁台地西北部的層位關係的梳理，再結合台地中部偏東的石砌排房和護坡牆，以及東北部的石砌建築和北圍牆，考古人員逐步明確小玉梁台地在龍山時期聚落形態大體發生了三次大的變化。 ^[9] 

專家認為，遺址的東城門保存完整、結構嚴密、形制規整，顯示了河套地區石城遺址一類獨特的城門形制。同時，碧村遺址控扼黃河兩岸的突出戰略位置，城址佈局呈現出的處處設卡、重重把關的多重防禦體系，強烈指向其應是龍山時代黃河岸畔的一座關口城市，掌控着西部與中原之間的關鍵要道，是揭示晉陝高原龍山時代社會和政治關係的重要支點。 ^[11] 

晉南是玉文化傳播路線上的關鍵節點，中國境內史前用玉傳統相對深厚的是東部沿海地區，碧村遺址的玉器發展起步時間較早，至新石器時代的龍山時期早期，尚玉之風波及晉南地區上層社會，玉文化開始向西擴散和傳播，尚玉之風逐漸進入陝北和甘青地區，在陝西延安蘆山峁和神木石峁、青海民和喇家、甘肅廣河齊家坪和武威皇娘娘台等地點，也發現了大量的玉器 ^[2]  。

碧村遺址位於山西省呂梁市興縣高家村鎮碧村北，地處黃河與蔚汾河交匯處 ^[1]  ，東距興縣縣城約20千米，西接黃河，南鄰蔚汾河，北抵貓兒溝 ^[2]  。

呂梁市——晉綏路——虎山路——446縣道——G59呼北高速——016鄉道——218省道——蔚汾南路——313省道——沿黃大道——碧村遺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