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穿

碑穿，在碑石上開鑿一個對穿的圓洞，以備拴騾、馬等牲畜之用，這個洞孔即稱“碑穿”，多見於周代的早期無字碑。----《古代碑帖鑑賞》 費聲騫 詳解圖示 ：漢代袁安碑。或墓碑之穿所以下棺 ^[1]  。

中國古代碑之“穿”起於東漢延續於魏晉南北朝，漸次消殆於隋唐。其開始的形式與內涵寓意是明確的，且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至後來再以實用功能或其它形式復出，其反映出設計功能與形式相互牽制的普遍規律。 ^[1] 

漢碑碑之“穿”是具有時代識別性的一種形制。漢之後，碑之“穿”漸次消弭，其中所包含的寓意歷代多有解釋。就碑的形制而言，碑之“穿”雖不是以後碑的結構的核心要素，但作為漢碑設計中的一種特殊存在，其形式和寓意，皆有特定的解釋空間。

“穿”之形制，經歷如下軌跡：從漢碑之“穿”這具有時代標識意義的當然形制，漸漸變為象徵式的，至基本消除而後又在實用的需求下“復出”的路徑。概括説來，漢碑之穿的發展與消弭，其一是與技術的發展密切相涉，其二又與文化內涵的語義轉變相關聯，受歷代審美、習俗等一系列因素的牽引。就技術因素而言，漢碑之“穿”有“引縴”（即穿引下棺槨繩子）之用，其時的碑“穿”，起到的是滑車類機械構件之一的實用功能。其時，碑“穿”又與“圓”的寓意相涉，逐漸轉化為漢碑一種典型形制。漢以後，碑之“穿”這種形制隨着穿之寓意的漸次消殆，技術演進與碑的體量等因素的變化，“識日影”、“引轆轤”之實用功能居後。尤其是在實際碑的形制演變中，“碑額”的視覺中心位置越來越重要，穿的位置往往影響碑的字體與紋飾的安排，在平面佈局上不利於字體及圖像的經營。進而穿的形制被漸漸弱化，從形制中逐漸消失。另一方面，隨着漢代以後碑的體量越來越大，在搬運過程中，為實際搬運之便和係扣之需，穿作為形制的一種“輔助”復又出現，甚至，漢碑之“穿”還作為一種“復古”情結在一些碑刻中間或出現。這些軌跡，生動地體現了設計功能與形式發展的相互辯證關係。

東漢墓碑皆有穿，而在更早的西漢未見。以此看，碑在形成初期，“穿”在形制中還不是有機組成的部分。實地考察和歷代圖像資料可證，漢碑穿孔的位置高低、形狀大小並不整齊劃一，但一般多在碑額的額題之下、碑身的碑文之上，起到分界碑額與碑身的作用。 ^[1] 

相傳，當年受禪大典舉行以後，曹丕為了宣揚自己的功德，就提出要在讓王台上獻帝行宮大殿正門前立兩通石碑，做為永久紀念。皇帝一言既出，大臣們立馬行動起來。那王朗不惜絞盡腦汁，搜腸刮肚，引經據典，連熬好些夜，總算把碑文寫好了。接下來，就是找尋合適的石料和刻碑了。曹丕就把這項任務交給了梁鵠和鍾繇。梁鵠當時的漢隸八分書寫得出神出化，登峯造極，無人可比。鍾繇與梁鵠相比不僅書法藝術不相上下，更可貴的他有一手刻碑的絕技。接受任務後，他兩個帶人在方圓千里內四處搜尋雕刻三絕碑的石材。經過幾個月的尋找，結果終於在禹縣，登封一帶的深山找到了。於是，他們就人如聞龍象泣 來幹，先由梁鵠在碑上用硃砂書寫出《公卿將上尊號奏》全文。可能是由其它原因，“受禪表”碑則是由鍾繇書丹的。待碑文書丹完畢後，就由鍾繇雕刻了。據老輩人們説，當時鍾繇為了刻好這兩通石碑，就單獨跑到深山裏苦練了16年，待技藝達到爐火純青後才刻碑。費了好多年的辛苦石碑終於刻成了。可在當時的條件下，這麼大的石碑，要把他從幾百裏外運回繁城，又談何容易呢？這天夜裏，鍾繇、梁鵠正在為運碑的事發愁，朦朧中，忽然有一個巨人來到他們面前。只見那巨人身高超過一丈五，肩寬背闊，那巨人見到二人，就直爽地説道：”運兩塊石這有何難，只要把碑上鑽上圓孔，能穿下合適的扁，我一夜之間就能把它送到繁城。”説話直像洪鐘一般，立刻震得眾人耳畔轟轟作響。待他們緩過神來，那巨人已經不見了。抱着僥倖的心態，鍾，梁二人就連夜找來工匠，加班加點打鑽碑上的圓孔（碑穿），到第三天一切準備停當後，那巨人果然如約而來。他找了一要特大號的扁，一頭穿住一個碑孔，然後挑起這兩塊各重8000多斤的石碑化作一股輕煙向東南方向飛奔而去。到第二天天剛放亮的時候，他已經把大石碑運到了繁城。到立碑那天，曹丕就帶領文武百官在繁城舉行了降重的儀式。後來，人們為了紀念巨人挑碑的故事，就把碑上的圓孔叫碑穿。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