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評傳

該書第一章討論了關於白居易獨特的家世的幾個問題；第二至五章幾乎是編年式地縷述了白氏曲折而漫長的一生，行文中多引述其各時期的詩作，以見詩人內心世界的豐富，並從而窺知其思想的轉變的軌跡；第六、七章分別評述其前期的激進民本主義思想和後期知足保和的中庸主義思想；第八、九章分別評述其富有現實主義精神的文學主張與創作成就；第十章總述白居易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和影響。元稹是白居易生死不渝的摯友。二人詩風相近，才名也大體相當，史稱“元白”。故附其略傳於白傳之後。 ^[1] 

“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由匡亞明教授於20世紀80年代中期發起，由南京大學中國思想家研究中心組織編撰，總計200部、6000餘萬字，是南京大學文科重要的標誌性工程，凝聚了當代一批學有所長專家的集體智慧。叢書的學術顧問包括丁光訓、王元化、安子介、趙樸初、馮友蘭、張岱年、楊向奎、任繼愈、蘇步青、程千帆、杜維明等數十位學者。他們與南京大學中國思想家研究中心共同研討，從2500年曆史長河中選取了270多位不同時代、不同民族、不同領域的傑出人物作為傳主，從整體組合上奠定了中華民族傑出人物思想研究的格局。2006年，該叢書全部編撰完成，由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白居易評傳》即該叢書中的一本。 ^[2] 

該書“傳”之部份，注重白氏思想萌芽、發展、形成、衍變之脈絡的同時，也注重在中唐社會歷史文化的宏大背景下，從權力結構、人際關係、黨派分野等方面，筆端飽含感情，生動鮮活地述寫白氏豐富的內心世界和紛繁複雜的世態、政治晦明變化。在論述白氏生平經歷之時，常常結合唐代有關文化典章制度、社會習俗而論述，是論人，同時也是論世，是“以人論世”和“以世論人”的有機結合，如論及自居易三登科第，則兼談科舉選人之制；述及與其座主之關係，則通論其時座主門生之社會習俗，呈現出了豐富的社會情態，如此則使得白居易以一個鮮活的“社會關係總和”的“人”活躍於其時的社會場景中。在中唐政局近乎原生態的狀況下，考見白氏一生行事及思想衍生、演變之契機，同時，亦以白氏之行事、思想來全面反映這一特定時期的社會生活全貌。使得作為傳主的白氏，與社會融為一體，絕無疏離之感，以人而論世，因世而論人，因此，這一個“社會關係總和”的白樂天是鮮活而生動的，是其時豐富多彩的社會文化信息的“載體”。正因為如此，該書藴含豐富，頗耐玩味。如在述及白氏官職遷升時，常常論析相關官制的職掌、變化，從而分析樂天之從官心態，世事之可否有為等，頗能切中肯綮。人情人理的分析，能夠貼近史實，切入傳主心扉，甘露事變前，朝廷擬任分司東都之白氏為同州刺史，白氏以多病婉拒，有云：“諳盡宦途滋味，漸入衰病之年的白居易，對日趨衰颯、積重難返的中唐政局，已不存任何幻想，況且他對（舒）元輿及（李）訓、（鄭）注等除宦官的用意，未必完全清楚；即使瞭解他們的底細，富有務實精神、行為謹慎的白居易，也未必會對這一極富冒險性、萬一失敗其後果不堪設想的行動，能夠悍然予以支持並積極介入。”又如，分析樂天晚年的獨善自守、安貧樂道，委婉指斥公安三袁之未得其實，“所謂‘白頭老寡婦以貞驕人’的苛評，亦似謔而虐，有失‘不薄今人愛古人’的敦厚之旨”；並進而從總體上作出了客觀審慎的評價：“綜觀白氏一生行跡，中年以後從‘兼濟’轉向‘獨善’，從客觀上説，固然是因為他痛感時不可為，不願捲入爭名逐利的政治傾軋，徒作無謂的犧牲；從主觀上説，也是他介然自守，不願隨俗俯仰，與世浮沉，追求人格上的獨立與自我完善的表現。”具有深刻的“理解之同情”，不厚誣古人，亦不妄加拔高。

該書在行文上，或寓評於述，或評述結合，並不強行劃一，處處在在，着眼於白氏之思想軌跡及豐富意藴，並由此而展現了豐富的社會歷史文化情態，“世”與“人”渾融一體，因人而論世，因世而知人，凸現了一個鮮活時代中的“這一個”頗富生命氣息、有着豐富社會文化信息的“人”。之所以如此，該書乃完全立足於堅實的文獻基礎之上，言必有據，而從不駕空斡旋，故作高深之論。所涉及的文獻，有紙上之遺文，亦特別關注地下之實物，參證考定；自中唐至近現代學者的有關白居易之研究資料，收羅宏富，且作精深之辨析，而能融會貫通，以成一家之言。因此，文中即使小小問題，亦時有卓見，如，關於樂天與唐街之相識時間，據作於元和八九年間的《傷唐衢二首》，細繹詩意，從時、地分析，認為“識唐衢的確切時間，是在貞元二十一年早春”。關於《讀道德經》的寫作時間，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繫於會昌二年至六年之間，該書則從唐代歷次毀佛都與道教對佛教的排擠有關這一文化視角來觀照，以為此文作年當繫於會昌五年滅佛之際為宜。 ^[4] 

蹇長春，男，1933年生於四川營山，1960年畢業於西北師範大學中文系，1987年晉升為教授，1998年7月退休。曾任《西北師大學報》主編、西北師範大學中文系主任及該校敦煌學研究所所長。有《傅玄陰鏗詩注》《白居易論稿》出版，發表學術論文約50萬字。 ^{[1]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