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三袁

老大：袁宗道 老二：袁宏道 老三：袁中道

明朝時，湖北有一户姓袁的人家。袁家有兄弟三人，三兄弟非常友愛，而且他們從小個個聰明機敏。但他們從小不自恃聰明，打小便勤奮好學，對人更是彬彬有禮，深受鄉里喜愛。教書先生們都覺得袁家三兄弟是品學兼優的可造之才，於是，不遺餘力地將自己所學傳授給他們。因為他們都是湖北公安人，史稱“公安三袁”。

得到老師們的厚愛，兄弟三人變得更加刻苦，對老師越發越感激、敬重，生怕辜負了老師們的苦心。老師們瞧在眼裏，樂在心裏。

一轉眼十多年過去了，兄弟三人都長成了大人，各自學有所成。先生們覺得：再沒什麼可教他們了。一天，先生們把三兄弟叫到面前，點着頭逐個看了一番，有點戀戀不捨的説：“是時候了，憑你們現在的學識，考進士應該不是太難的事。老師雖然捨不得你們，但不能耽誤了你們的前程。你們去吧。”袁家三兄弟苦讀十多年，盼的就是這一天，然而這時，三兄弟不由得想起那些和老師朝夕相處的日子。三兄弟心裏酸酸的，戀戀不捨，一拜再拜，很久才緩緩的離去。

不久，喜訊就傳回鄉里。這一年，袁家三兄弟都考取了進士。袁家一收到消息，上上下下都沸騰了，決定設盛宴慶賀。一切就緒，只等三兄弟回來，但左等右等總不見人，終於，兄弟們都回來了，連老師們也來了。原來，三兄弟約好直接趕到老師們家中，接老師們回來慶賀。

但此時，有一位先生正在家生悶氣呢，他叫劉福錦，是老三的啓蒙老師，由於時間太久，所以袁家對他印象不深，這次宴請，竟將他忘掉了。劉福錦見袁家請客沒有請他，心中很不是滋味，加上有人藉機挖苦他，他實在忍不住，便在一張白紙上寫了“高塔入雲有一層”這句話，寄給老三，意思是提醒他，有了今天的成就可別忘記了老師。老三打開一看，恍然大悟，連説：“失禮了，失禮了。”又急忙去找兩位哥哥商量。兄弟三人商定再專門請劉福錦先生一次，並重邀所有的師長、長輩作陪。

在送給劉福錦先生的請貼上，老三就劉老師的原話作了一首詩：“高塔入雲有一層，孔明不能自通神，一日為師終生父，謹請先生諒晚生。”委蜿地表達了自己的歉意。酒宴那大清早，老三特意抬着轎子，去劉福錦先生家接他，劉先生假裝還生氣，不肯上轎。老大和老二在家得知此事，連忙步行趕到劉家。兄弟三人一起恭恭敬敬地邀請。這一來劉福錦先生大為感動，忙扶起拜倒在地的三兄弟，上轎前去赴宴。

酒席上，師生們共敍往事，開懷暢飲，三兄弟對老師們一拜再拜，老師們滿面紅光，高興得合不攏嘴，拉着三兄弟連説：“孺子可教,孺子可教啊~~~”

公安派的文學主張發端於袁宗道，袁宏道實為中堅，是實際上的領導人物，袁中道則進一步擴大了它的影響。公安派的文學主張主要是：

公安派諸人猛烈抨擊前後七子的句擬字摹、食古不化傾向，他們對文壇“剽竊成風，眾口一響”的現象提出尖鋭的批評，袁宗道還一針見血地指出復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擬，而在無識”（《論文》）。他們主張文學應隨時代而發展變化，“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極其變，各窮其趣”（袁宏道《敍小修詩》），“世道改變，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勢也”（袁宏道《與江進之》）。不但文學內容，而且形式語言亦會有所變化而趨於通俗，這是因為“性情之發，無所不吐，其勢必互異而趨俚，趨於俚又變矣”（袁中道《花雪賦引》）。因此，“古何必高？今何必卑？”他們進而主張：“信腔信口，皆成律度”，“古人之法顧安可概哉！”（袁宏道《雪濤閣集序》）衝破一切束縛創作的藩籬。

所謂“性靈”就是作家的個性表現和真情發露，接近於李贄的“童心説”。他們認為“出自性靈者為真詩”，而“性之所安，殆不可強，率性所行，是謂真人”（袁宏道《識張幼於箴銘後》），進而強調非從自己胸臆中流出，則不下筆。因此他們主張“真者精誠之至。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應當“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雷思霈《瀟碧堂集序》），這就包含着對儒家傳統温柔敦厚詩教的反抗。他們把創作過程解釋為“靈竅於心，寓於境。境有所觸，心能攝之；心欲所吐，腕能運之”，“以心攝境，以腕運心，則性靈無不畢達”（江盈科《敝篋集序》）。只要“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靈無涯，搜之愈出，相與各呈其奇，而互窮其變，然後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於楮墨之間”（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就能實現文學的革新。

公安派重視從民間文學中汲取營養，袁宏道曾自敍以《打棗竿》等民歌時調為詩，使他“詩眼大開，詩腸大闊，詩集大饒”，認為當時閭里婦孺所唱的《擘破玉》《打棗竿》之類，是“無聞無識真人所作，故多真聲”，又讚揚《水滸傳》比《史記》更為奇變，相形之下便覺得“六經非至文，馬遷失組練”（《聽朱生説水滸傳》）。這是和他們的文學發展觀與創新論相聯繫的，對提高那一時期民間文學和通俗文學的社會地位有一定作用。

公安派在解放文體上頗有功績，“一掃王、李雲霧”（《公安縣誌·袁中郎傳》），遊記、尺牘、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潑詼諧，自成一家。但他們在現實生活中消極避世，多描寫身邊瑣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會內容，因而創作題材愈來愈狹窄。其仿效者則“衝口而出，不復檢點”，“為俚語，為纖巧，為莽蕩”，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後人評論公安派文學主張的理論意義超過他們的創作實踐，是為公允之論。

袁宗道（1560～1600）字伯修，號玉蟠，又號石浦。明代文學家，明湖廣公安（今屬湖北）人。萬曆十七年（1589）會試第一，選庶吉士，授編修，官至右庶子。“公安派”的發起者和領袖之一，與弟宏道、中道並稱“三袁”。荊州公安人。萬曆十四年(1586)禮部會試第一，次年任翰林院編修，授庶吉士。在復古派極盛一時的情況下，他獨推白居易、蘇軾，成為公安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萬曆二十五年八月，以翰林院修撰充東宮講官，“雞鳴而入，寒暑不輟”。萬曆二十八年秋，在北京“竟以憊極而卒”。終年41歲。光宗繼位，贈禮部右侍郎。在文學上既反對模擬復古，又注重學習前人“古文貴達”的精神，先後發表《論文》上下兩篇，在中國文學史上起過重要的作用，至今仍有一定的進步意義。這兩篇論文批駁前後“七子”違反文學發展規律，倡導剽竊蹈襲、復古倒退的謬論，主張作家應“從學生理，從理生文”。萬曆二十六年，三袁共同發起，在北京西郊崇國寺組織“蒲桃社”，吟詩撰文，抨擊“七子”。為人神清氣秀，穩健平和。居官15年，"省交遊，簡應酬"，“不妄取人一錢”，身為東宮講官，死後竟僅餘囊中數金，幾至不能歸葬。著有《白蘇齋集》22卷行世。他的詩文創作無人云亦云之作，多是有感而發、率真自然之作。代表作有《戒壇山一》、《上方山》、《小西天一》等，但他的創作如袁宏道一樣存在着內容貧乏的缺點，這也是由他的創作思想導致的。

袁宏道(1568～1610)明代文學家，"公安派"主帥，袁宗道二弟。字中郎，又字無學,號石公，又號六休。荊州公安(今屬湖北)人。

袁宏道始終無意於仕途，萬曆二十年（1592）就中了進士，但他不願做官，而去訪師求學，遊歷山川。他曾辭去吳縣縣令，在蘇杭一帶遊玩，寫下了很多著名的遊記，如《虎丘記》《初至西湖記》等。他生性酷愛自然山水，甚至不惜冒險登臨。他曾説“戀軀惜命，何用遊山？”“與其死於牀，何若死於一片冷石也。”（《開先寺至黃岩寺觀瀑記》）在登山臨水中，他的思想得到了解放，個性得到了張揚，文學創作的激情也格外高漲。

明神宗萬曆二十六年（1598），袁宏道收到在京城任職的哥哥袁宗道的信，讓他進京。他只好收斂起遊山玩水的興致，來到北京，被授予順天府（治所在北京）教授。第二年，升為國子監助教。《滿井遊記》就寫於這一年的春天。

袁宏道生於湖廣公安（湖北公安）。北國的寒冷，多少阻住了他的遊興。文章的第一段，就寫了這種欲遊不能的苦惱。早春二月，乍暖還寒，這對北方人來説本不足為奇，但對一個在江南長大的人來説，卻是不可忍受的。作者從理性上知道“燕地寒”，但“花朝節後，餘寒猶厲”則是他親身的感受和體驗了。一個“餘”字，一個“猶”字，兩相映襯，把寒流不肯罷去的情狀描述無遺。那麼，其具體表現是什麼呢？作者用了極其簡練的語言來描繪：“凍風時作，作則飛沙走礫。”不説“寒風”“冷風”而説“凍風”，意在説明寒冷的程度，也表明作者對“燕地寒”的敏感。這樣惡劣的天氣，只好“侷促一室之內，欲出不得”。從“每冒風馳行，未百步輒返”來看，作者不知做過多少次嘗試，都無奈而歸。

明代文學流派。代表人物為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三兄弟，因其籍貫為湖廣公安（今屬湖北），故世稱“公安派”。其重要成員還有江盈科、陶望齡、黃輝、雷思霈等人。

公安派成員主要生活在萬曆時期。明代自弘治以來，文壇即為李夢陽、何景明為首的“前七子”及王世貞、李攀龍為首的“後七子”所把持。他們倡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大曆以後書勿讀”的復古論調，影響極大，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為四大家，無不爭效其體”（《明史·李夢陽傳》）。其間雖有歸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爭，但不足以矯正其流弊。萬曆間李贄針鋒相對提出“詩何必古選？文何必先秦？”和“文章不可得而時勢先後論也”的觀點，振聾發聵，他和焦、徐渭等實際上成為公安派的先導。

袁宏道（1568—1610）是明代公安派代表人物。針對前後七子“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字摹句擬，製造贗鼎偽觚的風氣，他大聲疾呼：創作要充分發揮自己個性，不要從人腳跟，要“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筆”。（《小修詩序》）他把死學古人的做法斥之為“糞裏嚼渣”“順口接屁”“一個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與張幼宇書》）。他強調文學要“真”，要有真知灼見、真情實感，要從“假人假言”，也就是從“文以載道”的封建文學觀中解放出來。這種尊重個性、要求解放，反對傳統的文學主張，使他的創作充滿着由儒、道、禪混合的自由放縱思想。袁宏道一生創作了大量山水遊記，在他筆下，秀色可餐的吳越山水，堤柳萬株的柳浪湖泊，風清氣爽的真州，春色宜人的京兆，皆着筆不多而宛然如畫。這些山水遊記信筆直抒，不擇筆墨。寫景獨具慧眼，物我交融，怡情悦性。語言清新流利，俊美瀟灑，如行雲流水般舒徐自如。

宏道在佛教內部融攝禪、淨、教，學凡數變，不拘一説。於“外道”亦然，他會合三教道：“一切人皆具三教，飢則餐，倦則眠，炎則風，寒則衣，此仙之攝生也。小民往復，亦有揖讓，尊尊親親，截然不紊，此儒之禮教也。喚着即應，引着即行，此禪之無住也。觸類而通，三教之學，盡在我矣。奚必遠有所慕哉？”（93）在他看來，三教融通已深深地融入了百姓日用之中，是毋庸辯説的事實，無需遠慕，不假外求、自然而然。晚明期間雖然三教融通之論甚多，但不落理礙，即身而自得，莫過於宏道。這是因為在他看來，三教本出一源，他作詩云：“堂堂三聖人，同宗偶異胤。刻影求飛鴻，霧眼自生暈。白水湧冰輪，千江同一印。”（94）他作《廣莊》，但“語有禪鋒”（95），因此，陸雲龍嘆其“直為三教之冶。”（96）而對於佛道、儒佛之間的融通關係，宏道則分別從性命雙修和借詮解“格物”等不同的途徑進行了論證。

袁中道（1570-1623） 明代文學家。字小修，一作少修。湖北公安人。"公安派"領袖之一，袁宗道、袁宏道胞弟。16歲中秀才，以豪傑自命，性格豪爽，喜交遊，好讀老莊及佛家之書。成年後科場考試，幾經落第，萬曆進士，授徽州府教授、國子監博士，官至南京吏部郎中。少即能文，長愈豪邁。與其兄宗道、宏道並有文名，時稱"三袁"，同為公安派。其績稍遜於宏道。反對復古擬古，認為文學是隨時代的變化而變化的，"天下無百年不變之文章"；提倡真率，抒寫性靈。晚年針對多俚語纖巧的流弊，提出以性靈為中心兼重格調的主張。

三袁兄弟中，小修享年最長，著作的數量也最多。萬曆四十四年（1616），小修四十六歲，這一年，他經過二十多年的場屋之苦，好不容易考取了進士，使他喘過一口氣，如他自説的，“叨得一第，聊了世法”（《與愚庵》），或換一個説法，“卑卑一第，聊了書績”（《寄王以明居士》）。這時他想到有必要清理一下自己積年所寫的詩文，為自己的文集做一個總結了。他給朋友錢受之，也就是有名的錢牧齋，寫了一封信，其中寫道：

……弟前歲（指萬曆四十二年[1614]）一病幾殆，故取近作壽之於梓，名為《珂雪齋集》。蓋弟有齋名珂雪，取《觀經》“觀如來白毫相如珂雪”意也。近轉覺其冗濫，不欲流通，正思取一生詩文之精警者，合為一集。時方令人抄寫。完後當寄一帙受之，為我序而傳之可也。日記系另一書，目下亦未可出耳。詩文之道，昔之論氣格者近於套，今之論性情者近於俚，想受之悟此久矣。……

小修生於隆慶四年（1570），卒於天啓三年（1623）。終年五十四歲。伯修壽四十一歲，中郎壽四十三歲。袁氏三兄弟，小修的年壽最長了。但兩位兄長功名早達，伯修二十七歲舉會試第一，中郎二十五歲登進士第。小修則遲至四十六歲對科第已幾頻絕望時，方考取進士。所以中年以後，他詩文中的失意自傷情緒是相當濃厚的。

創作以散文為佳，遊記、日記、尺牘各有特色。遊記文描摹入微、情景交融，日記寫得精粹，對後世日記體散文有一定影響。其詩偶有關心民生疾苦之作，也寫得較清新。但詩文思想較平泛，酬作應答、感時傷懷，藝術上創新不夠。有《珂雪齋集》20卷，《遊居柿錄》（《袁小修日記》）20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