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飛宇

1964年1月，畢飛宇出生於江蘇省興化縣楊家莊村。 ^[8]  1969年，開始接受語文教育。1970年，隨父母工作調動到了陸王莊村。1975年，隨父母搬到中堡鎮。1979年，隨父母搬到興化縣城。1981年，中學畢業，因高考失利，復讀了兩年。 ^[40] 

1983年，考入揚州師範學院中文系。大一時，成為學校詩社社長，開始主編校園詩刊《流螢》，在上面發表詩歌作品。1985年，興趣從詩歌創作轉向了詩歌研究，由此開始接觸美學與哲學。 ^[40] 

1987年，畢業於揚州師範學院中文系，畢業後被分配到南京特殊教育師範學校從事教學工作，教授文藝美學，後來還教現代漢語課程。是年10月，畢飛宇開始決定寫小説。 ^[9] 

1991年1月，小説處女作《孤島》發表於《花城》1991年第1期。 ^[10] 

1992年9月，中篇小説《明天遙遙無期》發表於《花城》1992年第5期；10月，經過應聘，獲得去《南京日報》工作的機會，隨後調動了工作。 ^[40] 

1993年11月，在《鐘山》雜誌1993年第6期“鐘山看好”欄目集中發表了四個短篇，即《五月九日或十日》《九層電梯》《充滿瓷器的時代》《祖宗》，及創作談《畢飛宇談小説》。 ^[40] 

1995年1月，小説首次結集為單行本《慌亂的指頭》； ^[17]  4月，出版長篇小説《上海往事》，書中收錄電影改編小説及電影劇本《搖啊搖，搖到外婆橋》； ^[51]  9月，擔任編劇的電影《搖啊搖，搖到外婆橋》上映。 ^[46] 

1998年1月，長篇小説《那個夏天 那個秋季》（再版更名為《那個夏季 那個秋天》）作為“新生代長篇小説文庫”一種出版； ^[52]  2月，短篇小説《哺乳期的女人》獲首屆魯迅文學獎全國優秀短篇小説獎； ^[3]  7月，調至《雨花》雜誌社任編輯。 ^[48] 

2000年5月，發表中篇小説《青衣》，該小説位列中國小説學會“2000年度中國小説排行榜”中篇小説榜首。 ^[11] 

2003年，被評為江蘇省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 ^[12] 

2004年11月，任江蘇省作家協會副主席； ^[48]  12月，中篇小説《玉米》獲第三屆魯迅文學獎優秀中篇小説獎。 ^[55] 

2005年2月，出版長篇小説《玉米》，該作品由《玉米》《玉秀》《玉秧》三篇中篇小説構成； ^[54]  9月，出版長篇小説《平原》，法文版《平原》後獲法國《世界報》文學獎。 ^[13-14] 

2008年9月，長篇小説《推拿》發表於雜誌《人民文學》2008年第9期，隨後出版。 ^[15] 

2012年12月，南京大學文學院聘請畢飛宇為兼職教授。 ^[49] 

2013年3月起，正式被聘為南京大學“特聘教授”，併成立“畢飛宇工作室”，開設文學相關的課程，指導學生進行創作； ^[49]  5月，獲首屆江蘇省紫金文化獎章； ^[35]  10月，出版首部非虛構作品《蘇北少年“堂吉訶德”》，書中講述其在興化街頭長大的童年生活； ^[5]  12月，憑藉小説《大雨如注》獲2013年度“茅台杯”人民文學獎短篇小説獎。 ^[53] 

2014年12月，短篇小説《大雨如注》獲第三屆郁達夫小説獎·短篇小説獎。 ^[23] 

2015年1月，推出訪談對話錄《牙齒是檢驗真理的第二標準》以及《畢飛宇文集》9卷本。 ^[38] 

2017年2月，出版文學評論集《小説課》，年銷量突破十二萬冊； ^{[6]  [16]}  4月15日，參與錄製的文化節目《朗讀者》在央視一套播出； ^[34]  8月21日，被授予法蘭西文學藝術騎士勳章。 ^[14] 

2018年1月，任江蘇文學院院長； ^[47]  12月，被授予“為江蘇改革開放作出突出貢獻的先進個人”稱號。 ^[36] 

2019年8月，與張莉合作的文學對話錄再版，並更名為《小説生活》； ^[39]  9月，小説《推拿》入選“新中國70年70部長篇小説典藏”。

2020年7月，參與錄製的紀錄片《文學的故鄉》播出； ^[18]  12月30日，當選為江蘇省作家協會主席。 ^[2] 

2021年12月，當選中國作家協會第十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 ^[32] 

2022年3月，推出《畢飛宇文集》十二卷本；4月23日，參與錄製的節目《品讀中國·南京》在央視播出； ^[33]  8月，作品入選“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支持項目； ^[37]  10月，擔任第五屆施耐庵文學獎終評評委。 ^[41] 

2023年1月，任第十四屆全國政協委員； ^[43]  3月，受聘為蘇州城市學院文正書院兼職教授； ^[44]  5月，長篇小説《歡迎來到人間》發表於雜誌《收穫》2023年第3期； ^[45]  7月，出版長篇小説《歡迎來到人間》。 ^[50] 

2024年1月8日，被授予“2023名人堂年度人文榜·十大作家”稱號。 ^[56] 

畢飛宇的父親是畢明，畢明原名陸承淵，跟隨其養父姓陸，陸承淵的生父生母不詳，養父於1945年因把大米賣給日本人而被親兄弟舉報，以“漢奸”罪名被一個“組織”在私家祠堂處死。為了生計，陸承淵放棄學業，參加革命後因身世被部隊“勸退”回到江蘇興化，1949年獲名“畢明”，取《水滸傳》“逼上梁山，走向光明”之意。畢明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後，這個家庭被迫不斷漂泊流轉。 ^[19]  1979年，畢明調回興化縣城，從事新聞工作直至退休。 ^[40] 

畢飛宇的母親畢業於師範學校，曾在村中當小學語文教師。畢飛宇有兩個姐姐，大姐比他長六歲，二姐大他一歲半。 ^[40] 

1989年，畢飛宇結婚，妻子是他的大學同學。 ^[40]  畢飛宇的兒子是畢雨桐。 ^[42] 

從創作軌跡來尋覓，會發現畢飛宇從創作之初就已經開始關注“權力”這一主題，處女作《孤島》就是對“權力”的一次質疑與追問。《青衣》《玉米》系列之後，他便開始將權力的探討與日常生活互為滲透，思考權力對人們身心的傷害、對人性的扭曲等問題。懷着對權力相對寬容的理解，畢飛宇的作品中對於權力的描寫表現出極大不同，他更為關注權力實施的對象，即那些底層百姓與民間弱勢羣體。他以這些情感對象作為觀察支點，進而悲憫地審視權力本身的威嚴、暴力與神聖，並試圖從中尋找權力在底層得以實施的人性基礎，以及運行機制等問題。在畢飛宇的作品中，他將權力與日常生活相匹配，消解關於權力的宏大敍事的文學傳統，並最終擺脱權力的殘暴色彩，而將其表現為一種細碎、神秘、深入人心的威懾力量。

《玉米》中的玉米，先確立起在同一層級的兄弟姐妹間的權力地位，從此展開了一系列的鬥爭形式。在爭鬥中，玉米逐漸變得冷酷無情，為了權力甚至無所不用其極。人性之善、鄉村倫理秩序的維繫，在權力爭鬥面前都退居身後。在畢飛宇的很多作品中，無論背景景觀如何轉換，他對於權力主題的關注、對於權力背後“人”的觀察卻始終沒有發生變化，這是他權力主題小説的一個重要特徵。面對權力每一個人表現出了自己的姿態，在《孤島》中，為爭奪揚子島的統治權，文廷生等人之間展開了血腥爭鬥，在鬥爭中人性的惡得以細緻地展開。但最為吸引人的還不是這些爭奪權力的人，而是那些對權力無限崇拜的揚子島民眾。他們堅持認為文廷生是白龍家族雲遊四方的太子，並據此表現出了近乎狂熱的敬畏，而一個迷信、矇昧、粗野的民間就這樣突兀地出現於讀者面前。他們雙方的共同表現使揚子島成為中國社會的一個縮影。 ^[10] 

“人性”是畢飛宇小説創作的一個核心主題，他始終堅持着對現實社會的關注以及對於人性的深刻把握，並將其作為自己的創作理念與審美追求。畢飛宇筆下人物所呈現出來的人性往往是扭曲、陰暗的，人性之惡幾乎成為了他小説創作的主要方向。深入到作品之中，可以發現畢飛宇在呈現人性之惡的同時，並未表現出狂歡化式的“惡”之沉迷，也沒有表現出痛心疾首的強烈的批判意識，他的作品更多地表現出的是一種寬容、悲憫的“救贖旨歸”。總而言之，畢飛宇在他的文學作品中，寄託了對人之生存困境的無限悲憫與同情，他勘探人性之奧秘，並進行着救贖的努力。

畢飛宇筆下所表現出的人性之惡，往往並非以直接猙獰的面目出現，而是被置於鄉村的迷信和知識分子的軟弱，以及人性普遍具有的冷漠、嫉妒、報復等負面情感之下，從而展現出惡之暴力的間接性以及給人帶來的生存困境。這在《蛐蛐 蛐蛐》之中體現得尤為明顯，這篇小説是通過二呆尋找蛐蛐的過程串聯起的三個關於死亡的故事。這些在“文革”時期普通的事件被畢飛宇巧妙地與蛐蛐聯繫了起來，以蟲喻人，借蛐蛐的好鬥性暗指人性的殘惡，從而揭示了在特殊年代裏的人性的扭曲與變異，全文充斥在死亡、幽暗、恐怖的氛圍內。在畢飛宇所有作品中，《推拿》是表現尊重需要較為強烈的作品。畢飛宇認為，尊嚴的問題，在中國幾乎是一個社會問題。於是他找到了需要尊重的一個特殊羣體：盲人。因為身體的殘疾，盲人們在社會中舉步維艱，他們不願承受人們的歧視，更無法忍受人們的泛濫同情。畢飛宇將人性尊重的需要置於盲人羣體是一次恰切的選擇，盲人因為特殊的生理原因是表達尊嚴最直接、最具承載力意義的載體，因為盲人擁有超出常人的強烈自尊心。他們雖然生活在黑暗中，但是在生活面前他們始終保持着個體的尊嚴。因此，《推拿》是一部有關人性尊重的作品。 ^[10] 

畢飛宇熱衷於女性形象的塑造，給予她們更多的關注、關懷與同情。女性作為社會弱勢羣體，畢飛宇更為關注她們的生存困境，以及面對世界表現出來的抗爭精神、迷茫與困惑，甚至是自甘墮落。在女性“奮鬥史”的整體描繪過程中，畢飛宇更為關心這一羣體豐富而複雜的內心世界，以及人物曲折的悲劇性命運。

畢飛宇筆下的女性大多處於精神困境之中，她們在掙扎與反抗中傳達女性的希冀與憤懣，在悲劇結局中傳遞女性的困境與無奈。爭權逐利的玉米，躁動不安的玉秀，狡黯墮落的玉秧，大膽執着的三丫，迷失自我的小蘇，出賣肉體的樂果、追求本能快樂的阿來，藝術破滅的筱燕秋，瘋癲的吳蔓玲，迴歸原點的林紅等等。她們每一個人身上烙印着對生活的不滿，對世界的控訴。她們不公於自己的生存環境與既定命運，在艱難環境中執著奮鬥、艱難掙扎，對抗現實政治環境與地理環境，試圖改變自己的生活，完成自我超越。然而在社會現實面前，尤其女性的力量顯得單薄。在盲目、殘酷的傷害與自我傷害過程中，最終傷害的只能是女性羣體本身。

畢飛宇的作品中也有温暖的女性塑造。《哺乳期的女人》中的惠嫂充盈着母性的光輝，整個鎮里人只有她理解旺旺對父母的思念，也只有這位哺乳期中的温暖母親能夠理解乳汁對於孩子的意義。在《一九七五的春節》中思女心切的“瘋”女人，無論人們如何議論與排擠她，但是她對女兒的愛使她超越了輿論的力量。《生活在天上》的蠶婆婆，《平原》中的孔素貞，《嬸孃的彌留之際》中孤苦無依的嬸孃，一生勞碌熱情助人不計回報，《那個夏季，那個秋天》中的董惠嫺等等，這些母親形象對於孩子的傾注式關愛，雖然表現形式各異，但無私奉獻的愛的本質卻是她們共有的。在愛面前一切爭鬥與掙扎失去了意義。 ^[10] 

畢飛宇在長期文學創作過程中有意識地將“自我救贖”提升為一種穩定的敍事模式，以此形成自己的創作特徵。在畢飛宇的創作中，“自我救贖”式的敍事模式不僅僅是一種形式，而且表現為故事情節和作品的主題內涵。其小説中的紅豆、林紅、耿東亮、端方等人物，他們有理想有追求，同時也充滿各類慾望，他們的慾望在社會背景下顯得合理合法而又難以實現。為了理想、追求與慾望他們努力奮鬥，堅持抗爭，在一個個逆境來臨之際尋找理想的光輝，雖然艱辛但體現出了個體的覺醒與拯救意識，是不依賴他者的自我救贖。這種敍事模式在畢飛宇的作品中反覆出現，作家的價值判斷、對人物命運的關注和對時代悲劇的反思精神都隱含在其中，使其既是一種敍事模式，也是一種主題思想的表達方式。 ^[10] 

畢飛宇在小説敍事方面表現出來的節制，保證了敍事節奏的跌宕起伏，避免情緒氾濫帶來的無節制的敍事狂歡。在《平原》中，畢飛宇採用了一種類似音樂旋律般的敍事節奏，在開端部分如序曲般和緩委婉，在蓄勢部分則表現得沉鬱頓挫、風雨欲來，到高潮部分則激烈磅礴、氣壯山河，隨即戛然而止，留下無限回味。

《推拿》中圍繞人物心理節奏展開的敍事節奏較為明顯。作為邊緣性羣體的盲人，在生活上相對對單調和乏味，但是他們向內轉，反而擁有了更為豐富的心理想象空間。他們的空閒時間是以充分調動內心的情感和思維的“想”來打發時間。比如小馬將“時間”的物質化，金嫣對婚禮誇張而不切合實際的幻想。因而《推拿》的敍述節奏與盲人的日常生活節奏保持了驚人的一致，在小説敍事中以延宕的手法保證了小説敍事與盲人心理的一致進度。 ^[10] 

畢飛宇在作品中做出了敍事視角的革新性嘗試，由此形成了“第二”人稱敍述視角，他稱這個“第二”人稱是“第一”與“第三”的平均值，換言之，是“我”與“他”平均值，即是對第一人稱與第三人稱敍述視角的綜合性提升。他通過“第二”人稱敍述視角，保證了敍述者、主人公的在場性特徵，使敍事話語、審美距離、價值的隱含判斷以及情感傳遞程度等產生了巨大變化，具有了更為豐富的表現方式與更為深刻的表現力。在這些作品中，一般會存在一個敍述者，這種介入方式使得小説的層次感愈加鮮明。這在小説《玉米》中表現的比較突出。小説以第三人稱貫穿全文，第一人稱介入其中，可以説文本中的“第二”人稱敍述視角在主客觀的互融、價值判斷與情感表露的交叉中，拉近了讀者、敍述者和人物之間的距離，將讀者帶進了小説場景。敍事者似一位親切的鄉里人，帶領讀者遊逛於王家莊的角落，玉米、玉秀一干姐妹真實而又親切，使小説敍事效果產生極為真實的感覺。

這種視角的優勢在於它的全方位性與自由度，可以根據需要轉換敍述視角，將外視角的“顯”與內視角的“隱”緊密地相結合，因此，讀者能看到人與人間的秘密與情感，比如《哺乳期的女人》中旺旺偷看惠嫂餵奶，惠嫂假裝不知，且主動給旺旺餵奶，這是兩個人的情感默契與温暖的隱秘；《馬家父子》中蝸居北京離了婚的老馬對兒子的情感寄託與苛求；《雨天裏的棉花糖》中紅豆在“文革”時代獨具個性的張揚與不被理解；《彩虹》中的老年人和兒童對親情與交流的渴望；《大雨如注》和《家事》中高中生們的困境。可以説，畢飛宇以“第二”人稱敍述視角建構起了人們彼此理解的可能性。 ^[10] 

畢飛宇(4張)

畢飛宇是一位高度注重文體實驗的作家，在小説語言、節奏和形式上進行了多方面的探索與追求。畢飛宇對語言的要求非常苛刻，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語言風格，具有很高的辨識度。畢飛宇小説語言力避陳詞濫調，追求一種智性與原創。畢飛宇一開始是寫詩的，後來才轉向小説創作，正是得益於早年的詩歌創作經驗，畢飛宇小説語言中夾有許多詩意性的意象，讀來令人回味不已。（揚州大學文學院教授張堂會評） ^[30] 

畢飛宇的語言是詩性的，字裏行間流淌着漢語的血脈和韻律。他自稱沒有姓氏、沒有故鄉，但他的文學是有故鄉的，他小説裏的人物是有根的，玉米、玉秀、筱燕秋、端方從蘇北水鄉里長出來，包裹着厚厚的文化土層。當然，如今他們已離開蘇北大地，跟九兒、富貴們一起闖蕩江湖，行走國際。畢飛宇筆下的王家莊已經構成當代中國文學最重要的風景之一，它提供了一個高密度的社會標本、美學文本和思想座標。（北京師範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教授張同道評） ^[30] 

畢飛宇直面這個時代複雜豐盛的經驗，舉重若輕地克服認識和表現的難度，在日常人倫的基本狀態中呈現人心風俗的經絡，誠懇而珍重地照亮人心中的隱疾與善好。他有力地回到小説藝術的根本所在，見微知著，以生動的細節刻畫鮮明的性格。在他精悍、體貼、富於詩意的講述中，尋常的日子機鋒深藏，狹小的人生波瀾壯闊。（茅盾文學獎授獎詞） ^[31] 

在畢飛宇的作品中，人物、命運、細節等小説藝術的基本價值得到雄辯的確證和肯定，人的獨特性格、人在生活中充滿激情的夢想和鬥爭，構成了他的小説世界的基本動力。由此，畢飛宇準確地、富於歷史深度地探討和表現了處於現代化轉型壓力下的中國社會中生活的內在戲劇性和人的複雜的精神境遇。他的寫作在現代藝術經驗的基礎上接續了小説藝術的經典傳統，體現了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小説藝術發展的主要趨向。（莊重文文學獎評語） ^[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