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磊

畢磊，1902年7月13日出生在湖南長沙一個家境貧寒的小職員家裏。他在家鄉念小學和中學的時候，自知家貧，讀書機會得來不易，因此不斷策勵自己要刻苦用功，勤奮讀書，以謀出路。1922年高中畢業後，他因成績優良，以官費考進了設在廣州的廣東高等師範學校（後改廣東大學，再改名為中山大學）英語部讀書。 ^[2] 

畢磊入學時，廣州政局一分混亂動盪。在此前不久，廣州還發生了軍閥陳炯明公開叛亂，企圖謀害孫中山的嚴重事件。但畢磊入學後，抱着埋頭讀書，只求學問上得到進步，對政治不過問的宗旨。後來，他與一些友好的同學一起，成立了一個叫做“知用學社”的團體。學社以“求知致用”為宗旨，主張“科學救國”、“讀書救國”，宣稱不問政治，“政治立場個人自負責任”。 ^[2] 

1924年1月，孫中山在廣州召開國民黨“一大”，確定了聯俄、聯共和扶助農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國共之間正式實現了第一次合作。廣東成為全國革命的中心。在國共兩黨共同努力下，廣東革命形勢日益發展，工農羣眾運動蓬勃開展。在此革命形勢推動下，廣州地區相繼出現了一批青年學生團體，使得不少原來不過問政治的青年學生，也漸漸被捲入了政治漩渦中去。畢磊也不例外。1924年，畢磊在學校參加了國民黨；不久還參加了廣東高師學生組織的“民權社”。“民權社”標榜信仰三民主義，提出“伸張民權”、“實行聖人政治”等主張，是一箇中間偏右的團體。畢磊這時的政治態度搖擺不定，他崇信三民主義，但對孫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卻又持觀望態度。他參加主編一份《民權》的刊物。刊物一方面發表一些有關反帝的文章，但又同時刊登一些盲目反共的言論。他力圖埋頭讀書，不捲入政治漩渦；但又時常受到政治潮流的衝擊和影響，思想上經常處於矛盾與仿徨的狀態之中。 ^[2] 

但是，帝國主義與中國封建軍閥勢力勾結，在中國土地上橫行霸道，任意掠奪中國資源和壓迫殺害中國人民的種種事實，不斷衝擊着畢磊的頭腦。1925年6月19日，香港和廣州沙面工人為響應上海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奮起舉行了震驚中外的省港大罷工。6月23日，廣州各階層羣眾與省港罷工工人共五萬多人，在廣州東較場集會，聲討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罪行。會後，舉行遊行示威。在反帝洪流的推動下，畢磊再也無法閉門讀書了。他毅然放下書本，積極參加了這次活動。他走在學生隊伍的前頭，一手持着喇叭筒，一手緊握拳頭高高舉起，情緒激昂地帶領同學們高呼“打倒帝國主義”、“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等口號。當隊伍行進至沙面租界對岸的沙基路時，埋伏在沙面租界的帝國主義軍隊竟然向遊行隊伍開火，彈如雨下。遊行隊伍遭此突然襲擊，走避不及，紛紛倒在血泊之中，當場死傷一百多人。這就是駭人聽聞的“沙基慘案”。畢磊在場目睹這一悲慘情景，憤恨異常。他不顧個人安危，英勇地搶救傷者和掩護其他羣眾疏散到附近街巷。 ^[2] 

這次血的教訓，成為畢磊人生道路上的一個轉折點。他猛醒過來，毅然拋棄了“不問政治刀”、“讀書救國”等糊塗觀點，決心要為死難同胞報仇，積極投入反帝反封建軍閥的革命鬥爭之中。此後，他主動靠攏共產黨、共青團直接領導的“新學生社”等進步社團，爭取他們對自己的教育幫助，積極參加反帝反封建軍閥的各項活動，磨練自己。共青團廣東區委和廣東大學共青團組織十分重視畢磊的進步表現，經常派人對他進行教育，幫助他進一步認識當前的革命形勢、孫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以及革命青年的正確出路等問題。在黨團教育下，畢磊的思想覺悟不斷提高，更加積極地參加多種政治活動。 ^[2] 

是年9月，廣州地區一些進步青年團體聯合成立了“廣州革命青年聯合會”，以進一步發動和團結廣大青年，參加國民革命活動。畢磊積極參加這一活動，被選為聯合會的執行委員，具體分工負責宣傳部工作。不久，畢磊被選為廣東大學學生會主席，還被選為廣州學聯負責人之一。1926年2月，在新學生社的推動和畢磊等積極籌備下，廣州各青年團體在廣州召開統一青年運動大會。畢磊被選為大會主席團成員，並主持會議進行。大會決定成立青年運動委員會，畢磊當選為委員。4月中旬，廣東全省學生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畢磊代表廣州學聯參加了大會，在開幕典禮上發表演説，呼籲全省青年學生團結起來，積極投身於大革命運動。5月7日，廣州地區工農兵學商各階層羣眾四萬餘人，於廣東大學操場舉行紀念“五七”國恥大會。畢磊代表廣州學聯，與國民黨中央執委會委員毛澤東、陳其璦等人一道被選為大會主席團成員。他還在大會上發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説。經過了一系列革命鬥爭的鍛鍊與考驗，畢磊鍛鍊成為廣州地區青年運動的領袖人物之一，在廣大青年學生中享有較高的威望。在此期間，畢磊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此，更加自覺和積極地搞好工作，組織發動廣大青年投入大革命運動之中。 ^[2] 

1926年5月，畢磊在中山大學英語部畢業。由於革命工作需要，他又隨即轉入中山大學文科繼續學習，以此為掩護，繼續從事學生運動。不久，他擔任了中共廣東區委直接領導下的學生運動委員會副書記職務，積極協助學委書記惲代英工作。他還奉組織委託，負責籌辦並主編以國民黨廣州市特別黨部宣傳部名義發行的《廣州評論》旬刊，對宣傳黨的革命統一戰線，號召羣眾支援北伐，投入國民革命運動等方面，起了一定作用。畢磊亦親自在刊物上撰寫了一系列重要文章。 ^[2] 

在畢磊短促而又不平凡的一生中，最為光彩耀目的一頁，就是他與文化革命的偉大旗手魯迅之間的戰友般的關係與革命情誼，以及畢磊為溝通魯迅與中國共產黨之間的密切聯繫過程中所作的突出貢獻。1927年1月，魯迅應中山大學的聘請，從廈門到廣州中山大學任教，擔任文學系主任兼教務主任的職務。中共廣東區委十分重視魯迅的到來。區委書記陳延年指示中山大學黨團組織一定要積極做好接待和團結魯迅的工作，配合他開展活動和戰鬥。陳延年還親自指定畢磊代表黨組織負責公開與魯迅進行聯繫，積極協助魯迅瞭解和掌握有關情況，便利他開展工作。畢磊衷心擁護黨這一決定，認真執行這一光榮而又重要的任務。 ^[2] 

魯迅抵達廣州後，畢磊主動上門探望和親近他，坦率而又誠懇地向他介紹自己的情況，如實地向魯迅介紹所希望瞭解的有關情況。魯迅對畢磊這種坦誠態度，一開始便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對畢磊表示歡迎和信任。 ^[2] 

在畢磊等積極籌備與主持下，1月25日，中山大學師生舉行了歡迎魯進來校工作的大會。魯迅應邀在會上發表演説，勉勵廣東青年學生要勇於衝破沉寂的氣氛，有所作為。畢磊遵照黨的指示，時常將廣東地區黨團出版的有關書刊及時送給魯迅，讓他進一步瞭解黨的政治主張和有關活動情況。畢磊主編了一份叫做《做什麼》的刊物，發表了歡迎魯迅來廣東工作的文章。畢磊還自己動手撰寫了《歡迎魯迅以後——廣州青年的同學（尤其是中大的）負起文藝的使命來》等文章，號召青年們在魯迅的教育指導下，要勇於做文藝沙漠上的駱駝，負起文藝的使命，在西南的園地上開出幾朵燦爛的鮮花。魯迅十分重視並認真閲讀了這些刊物，對畢磊的才能稱讚不已。 ^[2] 

在這期間，畢磊與中山大學一部分同學成立了一個“中山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會”的社團，積極組織同學們認真學習革命理論和進行社會科學訓練。畢磊主動向魯迅介紹研究會的情況，得到了魯迅的熱情支持。魯迅在畢磊陪同下，親自到研究會發表演講，同時一再在經濟方面對研究會給予贊助。魯迅的熱情指導和支持，更加激勵了青年們學習革命理論和參加革命實踐的積極性。 ^[2] 

魯迅對於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的情況，過去已有印象；來廣東後，經過向畢磊等人的瞭解，對陳延年也就更加敬重。在畢磊的積極聯絡和陪同下，3月下旬，魯迅與陳延年在廣東區委進行了一次會見。陳延年親切地與魯迅一道分析了當前國內的形勢，並向他詳細介紹了黨的主張和策略。會見後，魯迅興奮地向畢磊談及自己對這次會晤十分滿意，收穫不少。魯迅也更為敬重與信任畢磊，與他無所不談，時常將自己的各種感受和見解提出來與畢磊交換意見。通過畢磊，黨也及時瞭解到魯迅的思想和態度，就更加有的放矢地具體幫助與支持魯迅開展工作和戰鬥。 ^[2] 

1927年4月15日，駐廣東的桂系軍閥繼蔣介石集團在上海公開發動反革命政變後，也在廣東地區實行了反革命政變，瘋狂搜捕和殺害大批共產黨人和革命分子。當晚，一批反動軍警在右派分子指引下，衝進了中山大學進行大搜捕。畢磊正在學生宿舍睡覺，不及走避，與其他黨團員一起被捕，押到廣州市區天字碼頭附近的南關戲院，不久再被轉押至南石頭監獄。翌日，廣州報紙披露説：“軍警捕獲了蕭某某（即蕭楚女）、容某、熊某（即熊鋭）等人，在中山大學亦捕獲了畢某（即畢磊）等人。” ^[2] 

畢磊被捕後，中山大學反動當局戴季陶、朱家驊等人無恥地勸誘畢磊説：“如果你能悔過自新，寫一份悔過書來，我們就保釋你出來。”畢磊當場嚴正拒絕，同時憤怒地痛斥他們平日如何偽裝革命，但事實上卻無恥地背叛革命，並與反動派勾結一起，迫害革命師生的種種事實。 ^[2] 

畢磊等被捕的消息傳到魯迅那裏後，魯迅立刻趕回中大，召開各系主任緊急會議，痛斥國民黨反動派的無恥行為，並討論如何營救畢磊等被捕學生問題。但受朱家驊等人的壓制。魯迅十分憤恨，因而向學校當局辭職，以示抗議。 ^[2] 

由於畢磊頂天立地，決不屈服，更不肯供出黨組織的情況，反動派便慘無人道地對畢磊拷打折磨。反動軍警用鐵鏈把畢磊捆綁起來，用刺刀向身上亂戳。畢磊被折磨得傷痕處處，但始終寧死不屈，大無畏地高呼“ 共產黨萬歲”、“打倒國民黨反動派”等口號。國民黨反動派無奈，於是下令對畢磊加以殺害。事後，中山大學反動當局還無恥地張貼布告，宣佈開除畢磊等一批革命學生的學籍。畢磊為革命事業於廣州壯烈犧牲時，年僅二十五歲。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