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首驛

界首驛最早開設於至元十四年（1277年），位於江蘇省高郵市界首鎮的京杭大運河東堤。

驛站在我國古代交通運輸中有着舉足輕重的地位和作用，是現代文明的基礎之一。開設於明洪武八年（1375年）的盂城驛，是明清時期大運河沿線規模較大的古代驛站。

數百年來，界首驛也經歷了興衰。肖維琪稱，宋元以來，高郵州均轄興化、寶應，而從清乾隆起，興化、寶應兩縣屬揚州府直轄，高郵州的地位相應下降，驛站的地位隨之發生變化。明清兩代在一省之內只有少數或個別州縣的驛站設有驛丞。高郵明代盂城、界首兩個驛站均設驛丞，盂城驛丞一職從清初便已取消，界首驛丞亦於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取消。清初，界首遞運所及其大使均告取消。乾隆年間起，界首驛丞宅改成了巡檢司署，但因高郵地處南北交通要道，其郵驛制度並未取消，界首驛站正常運行，其業務歸高郵州署直接管理。辛亥革命勝利後，公文改歸郵遞，驛站和遞鋪同時取消。

高郵市界首鎮文化體育站相關負責人表示，按照“護其貌、美其顏、揚其韻、鑄其魂”的古鎮保護總體思路和“修舊如舊、情景再現”的原則，相關部門已經於2015年9月12日首期啓動界首鎮北大街“三線落地”整治工程，對置身北大街的驛站遺存是部分修繕，以恢復北大街昔日繁華風貌。隨着實施方案的進一步推進和落實，一座有着近千年歷史的古驛站，將再次走進人們的視野，再現“驛馬追風”的魅力，也將成為推介界首的一張名片。

界首驛存在了600多年，它不是一個孤立的建築羣，而是京杭運河水馬驛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正如明代天啓年間程春宇的《士商類要》選載的一首《水驛捷要歌》所述：“試問南京至北京，水程經過幾州城？皇華四十有六處，途遠三千三百零。從此龍江大江下，龍潭送過儀真壩。廣陵邵伯達盂城，界首安平近淮陰。一出黃河是清口，桃源才過古城臨……”在明末南京、北京之間46處沿河驛所中，界首驛處在高郵盂城驛和寶應安平驛之間，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一位曹德存老人回憶，上世紀50年代初，老人他經常和從事中醫的父親到位於竹廠街和運河大堤交會處的老劇場看戲，老劇場背對大運河，正門面對北大街，正門對過就是界首驛站。如今，驛站舊址作為公產房，被多户居民租住，格局和麪貌雖略有改觀，但古色古香的整體風貌依然清晰可見。曹德存説，從驛站南行200米左右，在運河東大堤的西坡，就是驛站的養馬場。1953年，高郵在運河堤界首集鎮段實施加築圩岸、興建界首小閘等水利工程，由於運河拓寬，部分驛館和養馬場遺址也隨之消失，但運河水位回落時，仍可見一塊偌大的長滿野草和蘆葦的灘地。

多位文人雅士曾在界首驛題詩

古驛站不但是達官貴人、文人雅士在赴任途中或旅遊路上的休息場所，也是他們詩情流溢和遠遊行跡的一個會聚點。在古代文人官員吟唱界首驛的上百首詩詞中，題壁詩無疑是傳承的載體之一。

界首是京杭運河線上重要的集鎮之一，元代著名詩人薩都剌一生至少有10次經過界首。薩都剌每次沿運河南來北往都必須經過界首，據記載，他至少3次在界首題詩。例如，至元二年（公元1336年），薩都剌自京城到福建赴任，途經高郵，寫下了《再過界首驛》，詩曰：“二月好風吹渡淮，滿湖春水綠如苔。官船到岸人多識，楚館題詩客又來。近水人家楊柳暗，禁煙時節杏花開。一官迢遞三山遠，海上星槎幾日回。”可見在此之前，薩都剌已在界首驛題過詩。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薩都剌赴杭州升任江浙行中書省郎中,途中經過高郵，寫下《題界首驛二首》，其一是：“清氣撲人湖面水，幽聲到耳樹頭風。麥黃蠶老櫻桃熟，正是淮南四月中。”這些詩句，讓今人看到了六百多年前界首生動的民俗民風。

許多文人還喜歡將留宿驛站的見聞和心境直抒胸臆，例如清代詩人王士禛在下榻界首驛站時，觸發了思鄉情結，在驛館寫下《界首驛寄家兄》：“楚天風送採菱舟，菱葉青青稻葉秋。兄弟相思二千里，木蘭亭北驛南樓。”

作為南北要衝，界首鎮的自然風光讓來往過客詩興勃發。宋代大詩人楊萬里、清代舉人陳兆蘭、清代詩人張問陶等文學大家，相繼在這裏留下了《過界首九里亭》、《界首鎮》、《過界首》等膾炙人口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