驛站

驛站，是古代供傳遞軍事情報的官員途中食宿、換馬的場所。 ^[1]  漢代開始就設有“驛傳”制度，但沒有“驛站”一詞。“站”來自蒙古語jam（一説此詞源於漢語的“驛馬”），也作“站赤”（jamcin），在元代時開始普及。正因此字是蒙古語讀音，到明初，朱元璋於洪武元年將通用的“站”字改稱“驛”。但沿用成習，“驛站”連稱也已成為百姓的常用短語。 ^[2-3] 

驛站，是古代供傳遞軍事情報的官員途中食宿、換馬的場所。邊疆防衞軍傳遞信息，為古老海關、水師、海軍所管。

有關“郵”字的始源意義，可從中國的郵驛及郵政的演變中瞭解：在中國古籍中，關於通信事務之紀載常見“傳”、“遽”二字，至於“郵”字，則語出《孟子·公孫丑》：“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建立有組織的傳遞信息系統的國家之一。最遠可追溯自三千多年前的商代甲骨文。乘馬傳遞曰驛，驛傳是早期有組織的通信方式。位於嘉峪關火車站廣場的“驛使”雕塑，它取材於嘉峪關魏晉壁畫墓，驛使手舉簡牘文書，驛馬四足騰空，速度飛快。此磚壁畫圖於1982年被中華全國集郵聯合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作為小型章郵票主題圖案使用，由此看出嘉峪關是中國信息文化的發源地之一。

從春秋、左傳等書之敍述，可知當時通信之方式有三種：一是“傳”，為車遞；二是“郵”，為步遞；三是“驛”，為馬遞，綜稱“傳遽”，後因車遞費用太大，漸不使用，只剩步遞及馬遞，故改稱為“郵驛”站。

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被發現有（壴女）與（亻壴）字，據悉是跟傳遞訊息有關的文字。周朝設烽火台，並有郵驛傳遞軍報。

秦漢時期，形成了一整套驛傳制度。特別是漢代，將所傳遞文書分出等級，不同等級的文書要由專人、專馬按規定次序、時間傳遞。收發這些文書都要登記，註明時間，以明責任。

漢朝許慎著作《説文解字》：“郵者，境上傳書舍也”，“郵”即是傳送命令之站，古設“驛站”及“郵亭”，可用來傳遞信息，可説是郵局的前身。但傳統的郵驛僅用來傳達政令及軍情，民間通信無法利用，“官辦民享”的國家郵政，直至清光緒二十二年二月初七日（公元1896年3月20日）始奉準開辦民間傳遞業務；民間傳遞文書包裹貨物：鑣師、鏢局、保鏢

漢朝每三十里置驛，由太尉執掌。

唐朝郵驛設置遍於全國，分為陸驛、水驛、水陸兼辦三種，驛站設有驛舍，全國有1639個驛站，驛務人員共2萬人，由兵部之駕部郎中管轄，節度使下設館驛巡官四人，各縣由縣令兼理驛事。

杜牧有詩《過華清宮》為證：“長安回望繡城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穿州過府，要拼命運送楊貴妃的荔枝，郵驛站八百里加急：每年殉職幾名官差和累死幾匹驛館馬匹。

隋唐時期，驛傳事業得到空前發展。唐代的官郵交通線以京城長安為中心，向四方輻射，直達邊境地區，大致30裏設一驛站。據《大唐六典》記載，最盛時全國有1639個驛站，專門從事驛務的人員共二萬多人，其中驛兵一萬七千人。郵驛分為陸驛、水驛、水路兼併三種，各驛站設有驛舍，配有驛馬、驛驢、驛船和驛田。

唐代對郵驛的行程也有明文規定，陸驛快馬一天走6驛即180裏，再快要日行300裏，最快要求日馳500裏；步行人員日行50裏；逆水行船時，河行40裏，江行50裏，其它60裏；順水時一律規定100到150裏。詩人岑參在《初過隴山途中呈字文判官》一詩中寫道：“一驛過一驛，驛騎如星流；平明發咸陽，幕及隴山頭”。在這裏他把驛騎比做流星。天寶十四年十一月九日，安祿山在范陽起兵叛亂。當時唐玄宗正在華清宮，兩地相隔三千里，6日之內唐玄宗就知道了這一消息，傳遞速度達到每天500裏。由此可見，唐朝郵驛通信的組織和速度已經達到很高的水平。

宋朝驛卒由兵卒擔任，規模不如唐朝。沈括《夢溪筆談》説：“驛傳舊有步、馬、急遞三等，急遞最遽，日行四百里，唯軍興用之。熙寧中又有金字牌，急腳遞如古羽檄也，以朱漆木牌鑲金字，日行五百里”，南宋初年抗金將領岳飛被宋高宗以十二道金牌從前線強迫召回臨安，這類金牌就是急遞鋪傳遞的金字牌，含有十萬火急之意。 岳飛一日之內在前線接到的十二道金牌，即是朱漆金字牌。

宋代將所有的公文和書信的機構總稱為“遞”，並出現了“急遞鋪”。急遞的驛騎馬領上繫有銅鈴，在道上奔馳時，白天鳴鈴，夜間舉火，撞死人不負責。鋪鋪換馬，數鋪換人，風雨無阻，晝夜兼程。

另外還有鐘鼓、煙火、鴿子、旗語、狼煙等方式傳遞信息

驛站是遼朝繁重的徭役之一，《遼史·馬人望傳》記載：“民所甚患者，驛遞、馬牛、旗鼓、鄉正、廳隸、倉司之役，至破產不能給。”

元朝疆域空前遼闊，為維持龐大的帝國，於是強化了驛站制度，時稱站赤。馬可·波羅所著《馬可波羅行記》記載：“所有通至各省之要道上，每隔二十五邁耳（mile），或三十邁耳，必有一驛。無人居之地，全無道路可通，此類驛站，亦必設立。……合全國驛站計之，備馬有三十萬匹，專門欽使之用。驛站大房有一萬餘所，皆設備妍麗，其華靡情形，使人難以筆述也”。《經世大典》記載中國境內有站赤1496處，藏區共設大驛站28處，小站約7至8處。

明代在全國皆建有驛站，稱為驛遞，每隔十里置鋪，鋪有鋪長；六十里設驛，驛有驛丞。沿線每60-80裏設一個驛站，全國共有驛站1936個；還設立了急遞鋪和遞運所，加強了物流信息。驛站還能接待出公差的官員。

洪武八年（1375年）開國功臣延安侯唐勝宗因違犯驛站條例，被革去爵位；吉安侯外出擅使馬車，曾被皇帝申斥。

洪武十七年（1384年），貴州宣慰使奢香受令建龍場九驛。日後，王陽明曾遠謫降調龍場驛站。

明中期以後吏治敗壞，驛遞制度弊病叢生。大小官員往來於道路，常常任意勒索夫、馬。地方官吏還任意剋扣驛站經費，貪污私肥，天啓二年御史方震孺説：“至若驛遞，夫只有此數，馬只有此數，而自有東事以來，軍情旁午，差官絡繹，奚啻百倍於前。而欲其照舊支撐必無幸也。臣所經過，自通州次抵山海，見夫頭、馬户以及車户，無不泣下如雨，不忍見聞。而瘦馬走死道旁者又不可勝計。”

崇禎初年，御史毛羽健上疏説：“兵部勘合有發出無繳入，士紳遞相假，一紙洗補數四。差役之威如虎，小民之命如絲。”吳甡上言説：“今天下驛遞之疲憊極矣。……驛遞非破家蕩產以供，則鬻妻賣子以應。當此民窮財盡之秋，更罹狼吞虎噬之慘。”

崇禎二年，刑科給事中劉懋建議整頓驛遞。崇禎四年二月劉懋疏稱各省裁節銀共計685,720餘兩。

崇禎八年，四川總民鄧玘在湖北樊城被燒死。鄧玘的兄弟鄧琳為了把蒐括來的財物運回老家，由王應熊向當時的兵部尚書張鳳翼題請，以扶柩回四川為由，申請乘用驛遞。

清朝設驛站計為1785處，京師設皇華驛，軍機處公文上有如註明“馬上飛遞”，規定日行三百里，如遇緊急情況，可日行四百里、五百里，甚至六百里不等，最快速達八百里，往往到站時，已人仰馬翻。此俗稱“六百里加急”、“八百里加急”。

19世紀70年代，大清帝國開始設立郵驛遞送機構。1878年，時任海關總税務司的赫德提議設立官方的近代郵政局。當年，時任北洋通商大臣的李鴻章決定於上海、北京、天津、煙台和牛莊（今營口）五處試辦郵政業務，並且委託赫德的總税務司進行管理。赫德參照英國及歐洲郵政制度建立海關郵政，並於1878年7月24日至8月1日間發行中國的第一套近代郵票以作為已經收費之證明。這套郵票由上海邊防海關造冊處印製，以龍為圖案，一套3枚，郵票圖案正中繪一條五爪金龍，襯以雲彩水浪，郵票的顏色和麪值不同，面值用銀兩計算：一分銀（綠色，寄印刷品郵資）、三分銀（紅色，寄普通信函郵資）、五分銀（桔黃色，寄掛號郵資）。這是中國首次發行的郵票，稱為“海關第一次雲龍郵票”，集郵界習慣稱為海關大龍，俗稱大龍郵票。翌年，五處郵政辦事處以“海關撥駟達書信館”的名稱開始營業，1880年改“海關拔駟達局”。1885年發行“海關第二次雲龍郵票”。

其後，清廷台灣建省首任巡撫劉銘傳，參考大清帝國海關郵遞作業模式，1888年於台北城創立中國第一個以“郵政總局”為名的郵政機構——“台灣郵政總局”及其各分支局處，為近代郵局名稱之始，且早於大清帝國內陸1896年設立的“大清帝國郵政官局”。

在交由海關部門試辦郵政業務十四年以後，1896年3月20日清光緒帝根據總理衙門“興辦郵政”的奏摺，批准正式開辦“大清郵政”官局。光緒二十三年一月十九日（1897年2月20日），正式成立“大清郵政總局”。1897年，原海關拔駟達局改隸大清郵政；江海關撥駟達局正式更名為“上海大清郵政局”，1899年改“上海郵政總局”。天津海關拔駟達局改“天津大清郵政局”，簡稱“大清郵政津局”。1906年，清政府設立“郵傳部”。1911年，“郵傳部”接管郵政，郵政從此脱離海關，成為獨立的系統。郵傳部下隸大清郵政總局；從此，郵政業務正式脱離海關，實現獨立營運。之後，大清帝國逐漸改驛置郵，將各地的邊防驛館、海關驛站，逐步以郵局代替，另外成立專責運送公文電報傳遞官方文書及資料、軍情傳遞。 ^[1] 

除了中國古代的驛站，在世界各地的類似場所有波斯的波斯御道、日本的宿場及美國的驛馬快信制。

隨着鐵路及汽車的發展，古代主要供官方及軍隊使用的驛站已式微，取而代之的是平民也可利用的車站，現今日語及韓語仍沿用“驛”稱呼車站。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