町人

從十七世紀初至十九世紀中葉是日本歷史上的江户時期（德川時期）。安土桃山時代動亂仍然頻繁，到了本時期這種動亂基本結束，日本全國受到德川幕府的嚴密統治。

德川幕府的統治，意味着前一時期一度高漲起來的民眾力量遇到了挫折，嚴密的封建身份制度使社會發展停滯下來，戰國時期“下克上”的時代風潮消失了。統治者利用儒家的封建道德與宗法觀念建立了等級森嚴的“四民制”社會。武士階級脱離了“在地”的地位，成為了純粹的寄生階級。農民階級被緊緊的束縛在土地上，處於完全無權的狀態。

但是從另一方面説，全國出現了統一的局面，各封建領國的地區經濟有了進一步發展。各地區封建領主的所在地，也都發展為大小不同的城市，另外在港口、大寺院的周圍也都出現了一些城鎮，商業、手工業也相繼發展了起來。這樣，本時期出現了一個新興的階級町人階級。

町人階級是一個利用商業資本及高利貸資本從事剝削的階級。這個階級，有與封建武士矛盾、對立的一面；但同時他又寄生於武士階級。町人最大的商業活動是倒賣封建領主從農民手裏搜刮來的米穀。町人所經營的城市消費品以及所從事的高利貸活動也是以大小武士為主要對象的。這樣也就使町人階級的反封建意識及要求受到很大的制約。同時，他們受封建主及武士的種種壓迫，身份低微，於是形成了町人階級特殊的思想意識，支配他們的是頹廢的、虛無的享樂主義的世界觀。不擇手段的追求財富與追求肉慾上的享樂，便成了他們生活的唯一目的。大阪與江户兩大都市是町人階級最密集與活躍的地方。

公元18世紀末，在日本，城市生活中的相當大的範圍內，很難區分武士和非武士階級的貢獻。但是，仍然可以説有一種明顯的、起源於大阪、京都和江户這種大城市的町人文化。正是在德川時代，城市人口第一次有條件、有閒暇來支持一個和貴族的藝術文學傳統完全不同、羣眾參加的文化。町人在他們的城市居住區中有自己的藝術和娛樂，給這個國家的文化整體增加了生機。他們的文化顯然是資產階級的產物，在社會環境中，侷限於它的特殊地位和身份。町人文化和政治或玄學全無關聯，其目的主要是追求享樂。它逃避“貴族”而追求人性和享樂，對個人的、直接的、情慾的東西十分注重。它的最終目的是“浮世”，即時尚和大眾化娛樂的世界。

但是，也不能不設想町人的生活就沒有理想，或者沒有道德準則。商人與工匠生活在義務和追求中，正像武士那樣的嚴格要求。商人自認為有責任使生意興隆，以便光宗耀祖。工匠則努力保持自己手藝的質量。有一種町人的方式督促商人勤奮地為正常利潤而工作、並把勞動獻給發展商業上。

與武士階級相比，町人的出現較晚一些。町人，即一般所謂的商人階層，也包括遍佈於城鄉的大大小小的手工業者。町人起源於中世晚期的“城下町”，這裏的“城”主要指地方豪族和武士首領依據險要地勢修建的城堡，既是軍事要塞，也是軍事指揮和政治統治的中心，如大阪城、伏見城等。“城下町”則是指在城堡四周形成的以“町”為單位的街區，也指居住生活在町內的居民，他們主要是為城堡內的武士們服務的工商業者。在戰爭蜂起的十六世紀，城下町已較為普遍，到了十七世紀初的江户時代，町的形成已經擴展到整個日本。具體説是在十七世紀的中後期，町人階層作為一個以工、商、貿為業，擁有雄厚財力的羣落登上了日本的歷史舞台。

町人，作為日本民族中的一個特殊階層，其輝煌期也主要存在於明治維新前的近世歷史上。豐臣秀吉統治的後期，町人身份、職份通過幕府法令得以確立。德川幕府一方面通過法律和政治倫理嚴格規定了町人的身份、職份和社會等級地位，似乎是構成了對町人發展的束縛和框制。而另一方面，作為幕府總體控制政策之一部分的“鎖國”政策，卻同時為町人作為一個階段的成長、壯大並最終衝破封建政治規範創造了絕佳的歷史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