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户時代

慶長五年（1600年）的關原合戰奠定了江户幕府的天下。慶長八年（1603年），德川家康被天皇任命為徵夷大將軍，在江户設幕府。慶長十年（1605年），德川家康為了確立將軍世襲制，決心讓位於第三子德川秀忠。在挫敗了豐臣氏和朝廷的反對之後，德川秀忠接替德川家康成為徵夷大將軍。德川家康自稱“大御所”，遷居到駿府城遙控幕政，與江户城的德川秀忠形成兩個政治體系。

慶長十九年（1614年）至慶長二十年（1615年），通過“大坂冬之陣”與“大坂夏之陣”兩場戰爭，消滅了德川氏最大的政敵豐臣氏。大坂夏之陣結束的當年（慶長二十年，1615年）七月十三日，朝廷在幕府的授意下宣佈改元“元和”，從此日本再無大戰事，史稱“元和偃武”。同時德川家康時期又採取了大名改易政策，並頒佈了《武家諸法度》、《禁中並公家諸法度》等措施，這些都為江户幕府兩百多年的霸業奠定了一個堅實的基礎。 ^[9] 

江户幕府建立後，天皇雖然享有崇高威望，名義上是國家的最高統治者，但並沒有實權，實權掌握在幕府將軍手中。將軍也是最大的封建主，直接管理着全國四分之一的土地和許多重要城市，全國其他地區分成大大小小兩百多個“藩”，藩的首領大名享有藩的世襲統治權，但必須聽命於將軍。將軍與大名都養着自己的家臣即武士，武士從將軍或大名那裏得到封地和祿米，但必須效忠將軍或大名，這些武士一般是職業軍人，擁有佩刀的特權，他們構成了幕府統治的基礎，從而形成了由幕府和藩構成的封建統治制度即幕藩體制。江户幕府為了從思想意識上培養武士這個支柱，大力宣揚武士應具有忠、義、勇的“武士道”精神，使武士為其效力和賣命。

元和二年（1616年），德川家康去世，二代將軍德川秀忠正式掌握天下大權。為了有力統御大名，改易了福島正則等外樣大名，並建立“御三家”；同時嚴格對待朝廷，將五女德川和子嫁給後水尾天皇。為政風格上，起用了酒井忠世、土井利勝等人擔任幕府中樞的老中，發揮自己的領導風格。另一方面，德川秀忠對家臣、親屬，甚至朝廷管制都相當嚴格，對外貿易僅限於平户、長崎兩地。

元和九年（1623年），德川秀忠把將軍讓給長子德川家光，自己效法父親德川家康成為“大御所”，退後掌握實權，在江户城進行二元政治。 ^[10]  最初是考慮隱居小田原城遙控政務，但最後是居住在江户城的西之丸（皇居所在）。寬永三年（1626年），德川秀忠和德川家光率領伊達政宗等多位大名上洛，在二條城拜見後水尾天皇和中宮和子，並升為左大臣。

寬永八年（1632年），德川秀忠去世，解除了二元政治，開始由將軍德川家光親自執政的政治。德川家光確立了老中、若年寄、奉行、大目付的制度，並將幕府的現職將軍定為最高權力者。寬永十二年（1635年），修訂《武家諸法度》，對諸侯施加參覲交代為義務的規定。壟斷長崎貿易的利益，強化天主教壓制， ^[11]  寬永十四年（1637年）的島原之亂，四年後完成了鎖國政策。 ^[12]  在慶安年間，德川家光頒佈了“慶安御觸書”。“慶安御觸書”的內容是對農民的規定。例如不準抽煙，喝茶、衣服要用木棉製作、生活儉樸、要交規定的年貢等等的規定，確保了江户幕府的財政收入來源和對農民的控制。因為這些政策，江户幕府的一連串的強權政策被認為是“武斷政治”。 ^[13] 

至三代將軍德川家光時，幕府機構大體完備。 ^[14]  幕府設巡見使及被稱為目付的監察官監督各藩，並採取大名參覲交代和大名改易等辦法控制大名，但各藩仍具有相對獨立性。因此形成在德川將軍控制下的各藩分割統治的政治體制。

慶安四年（1651年），德川家光去世，年僅十歲的德川家綱在江户城中接受了將軍宣下。德川家光去世後，發生浪人暴亂未遂事件（慶安事件），社會動盪不安。不過，由於保科正之和大老酒井忠勝、老中松平信綱、阿部忠秋的輔佐，才化解了這個事件。德川家綱任職29年之間，將江户幕府機構整備的更加完善，並下令禁止殉死，並將父親德川家光的“武斷政治”改為文治政治。德川家綱晚年幕府財政惡化，由於德川家綱天生身體虛弱，時常卧病在牀，造成大老酒井忠清專擅幕政，幕府威勢逐漸減弱。

延寶八年（1680年），德川家綱因病去世，享年40歲。由於沒有子嗣，由弟弟德川綱吉繼承徵夷大將軍的位置。天和二年（1682年），德川綱吉為整肅財政，設立勘定頭差添役，任命佐野正因及與國領重次擔任。 ^[15]  德川綱吉設置“側用人”一職，重用牧野成貞和柳澤吉保，疏遠老中，實施獨裁政治。德川綱吉禁止以前戰國那種殺伐的風氣，且推崇重視德行的文治政治，德川綱吉治世的前半部分被稱為“天和之治”。

貞享四年（1687年）二月，德川綱吉頒佈“生類憐憫令”，這個法令的背景是防範戰國時代濫殺狗的陋習，最初是很正經的法令。不過法令逐漸穩定後，甚至是連殺死蚊子都必須被判刑， ^[16]  這也使得人民怨聲載道。而且，德川綱吉允許大奧的奢華，使得在家綱時期就有些不良的幕府財政再度惡化。元祿十一年（1698年）發生敕額大火。燒燬三百餘町，死者三千人以上；寶永四年（1707年），富士山火山爆發。寶永六年（1709年）德川綱吉去世，享年六十三歲。德川綱吉無後嗣，由甲州德川家宣繼任徵夷大將軍。

德川家宣將德川綱吉時期的大臣柳澤吉保免職後，起用甲府時代的家臣間部詮房和新井白石，且推行文治政治。命令荻原重秀進行財政改革。不過德川家宣僅僅在任三年，就在正德二年（1712年）逝世，享年五十一歲。繼承他的四子德川家繼卻只是個四歲的孩子。而家宣和家繼的治世被稱為“正德之治”。德川家繼即位後頒佈正德長崎新例限制長崎質易。繼續上代的政治。但是即位三年就早夭，將軍家絕嗣， ^[17]  由御三家中紀州藩主德川吉宗繼任為第八代徵夷大將軍。

德川吉宗上任伊始便表現出不同於先代的風範。以後，借鑑先前在大小兩藩的藩政經驗，開始實行享保改革。 ^[18]  享保六年（1721年）至次年，連年災害導致作物嚴重歉收，國庫收入降到了最低點，甚至連旗本的俸祿都發不出來。為此，幕府發佈了“上貢稻米制（上げ米の制）”。德川吉宗在任期間花了很大的精力來處理米的生產和售價的問題，因而得了個“米將軍”的綽號。德川吉宗還廢除賞賜虛禮，壓縮行政開支。享保改革時限制修建寺院，簡化佛事，並不再新建將軍陵廟。幕府發佈節儉令，不僅對大名、旗本、武士，而且涉及一般市民、農民，從衣食住行各方面都加以限制。匡正不良風氣。 ^[18] 

延享二年（1745年），德川吉宗辭去徵夷大將軍職，由長子德川家重繼任。德川家重時代因為有德川吉宗推進的享保改革，初期十分安定，而德川家重也進行了幾個獨立的經濟政策。寶曆五年（1755年）因為農作物歉收，郡上藩農民反對藩主金森賴錦的增税、檢地，要求免除勞役而掀起了被稱為寶曆郡上一揆（暴動）。同時，健康情況每況愈下的德川家重言語表答方式也越來越不清晰，德川家重的親信大岡忠光被重用，側用人制度再度啓用。一般認為不良政治家的田沼意次成為大名也是在德川家重時代。

寶曆十年（1760年），德川家重讓出將軍之位後自稱大御所，德川家治因此繼承第十代將軍。翌年，德川家重去世。德川家治因為父親德川家重的遺言，開始重用側用人田沼意次。 ^[19]  家治致力與老中松平武元一起打理政治，意次實施印幡沼和手賀沼的排水開墾，並計劃開發蝦夷地和對俄羅斯貿易等。 ^[19]  天明六年（1786年），家治逝世，享年五十歲。在德川家治去世後，田沼意次立刻就失勢，且馬上被罷免老中的職位。

天明七年（1787年），德川家齊成為第11代將軍，白河藩主松平定信就任老中。為了平息動亂，挽救幕藩體制，實現封建中興，幕府一反田沼意次的重商主義政策，實行以重農抑商政策為中心的幕政改革。幕府獎勵種植糧食作物，限制種植經濟作物， ^[20]  寬政二年（1790年）到寬政六年（1794年）一再發布《舊裏歸農獎勵令》，勸導城市遊民歸鄉務農，禁止農民離鄉入城，以確保農村勞動力。天明八年（1788年）發佈《節儉令》，要求士農工商嚴格遵守等級身份制，禁止奢侈享樂。 ^[20]  削減幕府經費二分之一、將軍家內用度三分之一，連同江户城削減下來的經費中提取七成，作為救濟貧民的費用和低貸資金，稱為《七分金積存法》。享保、寬政年間的幕政改革，均未能從根本上緩和嚴重的社會矛盾，至天保年間，社會矛盾更趨尖鋭。 ^[3] 

天保三年（1832年）到天保八年（1837年），天災頻仍，導致農業歉收和全國性大饑饉，農民起義頻繁發生。為維護封建統治，幕府在首席老中水野忠邦主持下再次實行改革。改革始於天保十二年（1841年），要點是：鞏固幕藩領主制經濟基礎，限制農村人口流入城市，強迫外流的農民返鄉，嚴格限定農民外出做工期限，嚴禁農民從事副業生產；抑制物價上漲，實行公定價格，禁止奢侈，矯正風俗；嚴格限制城鄉人民生活，並且解散“株仲間”（同業公會），以廢除其對商品的壟斷權，實行自由交易，增加江户商品進貨量。 ^[21] 

為增強幕府經濟實力，穩定財政收入，天保十四年（1843年）9月發佈《上知令》（封地調換令） ^[21]  ，宣佈將江户城周圍10（日）裏、大阪城周圍 4（日）裏範圍內的大名、旗本領地收作幕府直轄領地。

為避免重蹈中國清朝在鴉片戰爭中慘敗的覆轍，緩和同西歐列強的緊張關係，幕府撤銷文政八年（1825年）的《異國船驅逐令》，發佈《燃料淡水供給令》。實行富國強兵策，加強對江户灣等戰略要地的警備，以鞏固海防。幕府的對內改革措施實質在於抑制商品經濟的發展，維護和加強封建領主所有制，因此未能緩和尖鋭的社會矛盾，反而導致經濟混亂，引起社會各階層的不滿。天保十四年（1843年）9月水野忠邦下台，改革失敗。

德川家慶在位後期，向土井利位、阿部正弘、筒井政憲等委託政治，把水户德川家的德川齊昭之子的一橋慶喜（德川慶喜）作為一橋家的繼子，將軍繼任候選。嘉永六年（1853年）7月8日美國海軍准將馬修·培裏率領艦隊強行駛入江户灣的浦賀及神奈川（今橫濱）。在美國的武力脅迫下，幕府接受了開港要求，於嘉永七年（1854年）3月31日在神奈川簽訂了《日美親善條約》，日本被迫同意開放下田、箱館（今函館）兩港口，美國船可以在這兩個港口加煤上水，並得到糧食等物品的供應。條約還允許美國在上述兩港派駐領事，並享有最惠國待遇。不久，英、俄、荷等國援例而至，也和日本政府簽訂了類似條約。西方勢力的到來，江户時代被迫結束鎖國政策，幕藩體制也隨之瓦解。

安政三年（1856年）七月，湯森·哈里斯作為第一任美國駐日總領事，帶着要與日本締結通商條約的使命到下田上任，隨後上江户要求幕府收下富蘭克林·皮爾斯總統寫給將軍的書簡。幕府害怕再三拒絕這項要求會使美日之間發生糾紛，所以做了讓步。安政四年（1857年），德川家定在江户城接見哈里斯。幕政由老中阿部正弘來主導，安政四年（1857年）正弘去世，這之後由老中堀田正睦主導幕政。

安政四年（1857年），德川家定的身體情況更加惡化，此前家定的正室天親院有君和澄心院壽明君都沒有生育，即便家定迎娶了島津齊彬的養女篤姬（天璋院），也依然沒有後嗣。幕府此刻分為兩派，企圖抑制幕閣專政的改革派擁立有着英明之譽的一橋慶喜，稱“一橋派”，主要代表人物是德川齊昭、松平慶永和島津齊彬等人；欲維持幕閣專政的保守派則主張擁立與將軍血統最近的紀州藩德川慶福，稱“紀州派”，主要代表人物是井伊直弼。在堀田正睦上京落實《日美友好通商條約》的時候，留守江户的老中格松平忠優（忠固）與南紀派勾結，向唯恐齊昭介入幕政和干預將軍內府的家定進言，並在4月23日，突然讓井伊直弼出任大老。6月25日，幕府卻公佈了立家茂（即德川慶福）為嗣子的決定，7月6日，將軍家定病逝，享年35歲。

安政大獄發生以後，愈發激起反對派（尊王攘夷派）的憤怒，使以前醖釀中的除奸計劃迅速具體化，最後促成行刺大老井伊直弼的壯舉。萬延元年（1860年）3月3日，井伊直弼在櫻田門外被倒幕志士暗殺。

早在天保八年（1837年），下級武士出身的大鹽平八郎，在大阪發動武裝起義，反對幕府的暴政，有幾百人參加。儘管在一天之內被鎮壓下去，這次起義成為打倒幕府統治的一個信號。

文久三年（1863年）6月，幕府被迫宣佈“攘夷”，隨之發生了美、法軍艦進攻下關，英國艦隊進攻薩摩藩的事件。慶應元年（1865年）春，長州藩尊王攘夷派領袖高杉晉作提出“開港討幕”的戰略，決定不再提“攘夷”，轉向武裝倒幕，並與薩摩藩結成秘密軍事同盟。與此同時，英國也權衡利害，改變策略，援助倒幕派。幕府方面則投靠法國，於慶應二年（1866年）7月發動第2次征討長州藩的戰爭。此時人民起義風起雲湧，沉重打擊幕府。慶應二年（1866年）薩摩、長州兩藩的倒幕派武士結成同盟。

從19世紀60年代中開始，日本人民掀起了鬥爭的高潮。在這一過程中，日本西南部的長州、薩摩、土佐、肥前四藩中的下級武士，迅速擴大實力，成為日本資產階級和倒幕的主要力量。同年五月，日本全國爆發了規模空前的大暴動和大起義。暴動的直接原因是由於物價特別是米價的暴漲和幕府為了增加軍費而徵收鉅額的臨時税。暴動從兵庫縣開始，擴展到將軍的駐地大阪。江户發生的暴動，比大阪暴動的規模更大，從慶應二年（1866年）五月，一直延續到明治九年（1876年）六月。羣眾的反幕情緒十分激昂。 ^[22] 

長州藩聯合倒幕勢力英勇抗擊，同年9月迫使幕府撤軍。幕府權威一落千丈。慶應三年（1867年）孝明天皇死，太子睦仁親王（即明治天皇）即位，倒幕勢力積極結盟舉兵。倒幕派加緊在宮廷活動，聯絡一些權貴，爭取到年幼的明治天皇的支持，獲得討幕密詔。11月8日，天皇下達討幕密詔。9日幕府將軍德川慶喜奏請“大政奉還”，同時卻在大阪集結精兵，妄圖以此來分化瓦解倒幕派，等待時機，捲土重來，企圖反叛。明治元年（1868年）1月3日，天皇發佈《王政復古大號令》，廢除幕府，令德川慶喜“辭官納地”。

明治元年（1868年）初，德川慶喜潛出京都，逃往大阪，集結兵力，待機反撲，於是一場公開的內戰爆發了。8日及10日，德川慶喜在大阪宣佈《王政復古大號令》為非法。1月27日，以薩、長兩藩為主力的天皇軍5000人，在京都附近與幕府軍1.5萬人激戰，在京都附近的伏見、鳥羽一帶，倒幕軍與政府軍展開了決戰。這場戰役，幕府軍隊全線潰敗，倒幕軍取得了決定性勝利。倒幕軍乘勝追擊，直逼江户，德川慶喜被迫投降，德川慶喜敗走江户，“戊辰戰爭”由此開始。天皇軍大舉東征，迫使德川慶喜投降，明治元年（1868年）4月21日新政府軍“無血”進入江户城。德川慶喜讓田安龜之助（德川家達）繼承德川家，仍給靜岡土地70萬石。至此，統治日本二百六十多年的德川幕府名實俱亡，江户時代結束。 ^[23] 

明治元年（1868年）7月末，北越地方的諸藩向新政府軍投降；9月下旬，陸奧地方投降。明治二年（1869年）春，天皇軍出征北海道，於5月攻下德川幕府殘餘勢力盤據的最後據點五稜郭（函館），榎本武揚投降，戊辰戰爭結束。 ^[23]  明治二年（1869年）3月，明治政府從京都遷往江户（東京），並開始了一系列的政治、經濟改革，即明治維新。

江户時代的日本統治着除蝦夷地（今北海道島）以外的日本羣島。18世紀初以來早期資本的進入及18世紀後期蝦夷地已經成為長崎對外貿易中出口海產品的重要產地 ，蝦夷地實質上已經被納入了幕府的對外貿易體系 。

徵夷大將軍直接管理着全國四分之一的土地和許多重要城市。封地在一萬石以上的大名，其領地及行政機構就稱為“藩”。 當然也有例外，比如蝦夷松前福山的松前家沒有石高（土地及收入），下野喜連川的喜連川家石高只有五千石，但它們被幕府確定有一萬石的格，因此也有被稱為藩的資格。需要指出的是，一般大大名的家臣，領地超過一萬石的大有人在，但因為不是大名，所以其領地不能被稱為藩。綿延二百六十年的江户幕府，前前後後存在的大大小小的諸藩計有五百多個，平均下來的話，各個時代所存在的藩大概有二百七十個，號稱“江户幕府三百藩”。 ^[24] 

在江户時代，知行10000石達以上者便稱為大名。江户時代共有200多家大名。江户時代的政治體制為“幕藩體制”，由江户幕府和各藩共同管理國家。在幕藩體制下，幕府將軍是江户時代日本的最高統治者，幕府是國家的最高的政權機關。江户幕府統治全國各地的藩國。各藩的統治者是大名，效忠於幕府。將軍實質上是各藩諸侯盟主，大名處於半獨立狀態，仍擁有很大的獨立性，在自己的領地就是絕對的主宰，但受到幕府將軍的控制，對幕府負擔政治、軍事以及經濟義務。 ^[25]  各個藩國的大名實際上分為親藩、譜代、外樣三類。

親藩大名是與德川家有血緣關係的藩領，在這之中有着御三家之稱的尾張、紀伊、水户藩最為重要。

譜代大名又稱世襲大名，是指在關原之戰以前一直追隨德川家康的。地位僅次於親藩大名，大多位居幕府要職，在社會上有一定的地位、有權力，俸祿卻很少，如本多正信、大久保忠鄰等。德川家康設計幕府統治必須完全由親藩和譜代大名操控，外樣大名不得參與。 ^[26] 

外樣大名則是在關原之戰被迫臣服的大名，他們有的擁有雄厚實力，不過，卻沒有親藩或譜代大名的權力，又常被幕府監控，即使有心要反抗德川家，也無法成事。因為外樣大名的領土多在偏僻的外邊，在鎖國時期反而最容易跟外國勢力結合，成為倒幕的主要動力。 ^[27] 

江户時代針對大名進行嚴格的法律約束，《武家諸法度》因此頻頻出台。慶長二十年（1615年）閏六月，大阪夏之陣結束後不久，江户幕府針對全國各地大名用於防禦而城堡林立的情況，發佈“一國一城令”。緊接着，在德川家康的幕後策劃下，幕府第二代將軍德川秀忠在京都伏見城召集全國大名，發佈“元和令”（1615年7月從“慶長”改元“元和”），是為江户幕府頒佈“武家諸法度”之始。《元和令》共有十三條，基本內容為：

（一）、專心修練文武弓馬之道，文左武右，古之法也，需兼備之。（二）、不可聚飲遊佚。（三）、各國不可隱匿違背法度之人。（四）、諸國大名小名及諸侍從、士卒，發現叛逆或殺人者，應速追捕法辦。（五）、自今以後，本國之外，不得與他國之人交往。（六）、諸國居城，即使修繕，亦當呈報，新城之建嚴令停止。（七）、鄰國若有生事或結徒黨者應速呈報。（八）、不可擅自締結婚姻。（九）、有關諸大名江户參覲的規定。（十）、衣裳品級，不可混雜，君臣上下，各有其別。（十一）、雜役者不可坐轎。（十二）、諸國諸侍應節儉。（十三）、國主當選政務之良才任之。 ^[28] 

《元和令》頒佈後，德川前期各代將軍多次進行了修改。寬永十二年（1635年），第三代將軍德川家光就任將軍後，由儒官林羅山主持對《元和令》進行修改，並頒佈《寬永令》。《寬永令》的內容由原來的13條增加到19條，成為後世“武家諸法度”的藍本。在這一法令下，江户幕府以完善法度為名，對大名實施高壓政策。寬文三年（1663年），第四代將軍德川家綱發佈《寬文令》（21條），又增加了禁止基督教和對不孝之子科以處罰的條文，同時禁止殉死習俗，廢除令大名與重臣的人質居住江户的制度。天和三年（1683年），第五代將軍德川綱吉頒佈了以和漢文混合體撰寫的《天和令》（15條），其中不再有《元和令》、《寬永令》、《寬文令》中都強調的“專心修練文武弓馬之道”這樣的條文，增加了“厲行忠孝，重視禮儀”條文。這表明隨着幕藩體制的穩定，幕府放棄了“武斷政治”，開始向重視以儒學為指導的“文治政治”轉變。寶永七年（1710年），第六代將軍德川家宣頒佈了由儒學者新井白石用和文撰寫的《正德令》（17條），增加了嚴禁官員收受賄賂的條文。享保二年（1717年），第八代將軍德川吉宗頒佈《享保令》（15條），宣佈恢復天和三年（1683年）《天和令》的內容，此令後來一直使用到幕末。 ^[29] 

參覲交代是指各藩的大名在一定時間內前往江户覲見將軍，並在幕府執行政務一段時間，然後返回自己領地。簡言之，即大名交替履行江户幕府與本藩政務。參覲交代是幕府控制大名、強化將軍權威的最有力的實際措施。德川家康在關原之戰中取勝後，加賀藩藩主前田利長在德川家康官拜幕府將軍前就於慶長七年（1602年）初捷足先登，到江户向德川家康示好，岡山藩主池田輝政也緊隨其後，是為外樣大名參覲將軍之嚆矢 ^[30]  。後來，長州藩主毛利輝元、廣島藩主福島正則、仙台藩主伊達政宗等東西諸侯皆仿效參覲，不過此時尚未形成制度。

慶長二十年（1615年），幕府發佈《元和令》，其中第9條為“有關諸大名江户參覲的規定”，首次提到大名參覲，但並沒有明確規定實施辦法。直到寬永十二年（1635年），第三代將軍德川家光發佈《寬文令》時，才對參覲事務做出明確規定。《寬文令》把參覲交代的規定置於第二條：“大名小名在江户交替勤務，每年四月參覲。最近隨從人數甚多，增國郡之費、領民之勞，今後應適當減少人數。但上京之節，應隨教令，公役者當按分限行事。” ^[31]  原來單純的“參覲”將軍變成了大名定期到江户執行公務；規定了“交代”的時間為每年4月，將“參覲”制度化。參覲交代制度本身是為了抑制大名勢力，提高幕府的權威。在整個江户時代，這種制度被髮揮到極致，對於大名的影響是巨大而深刻的。

軍隊是武家政權的統治基礎，將軍唯有掌握強大的軍事實力才能鎮壓大名的反抗，對全國各階級形成威懾。將軍為了維持和鞏固其軍事霸主的地位，都要將掌控軍權和擴充軍備視為首要政務，通過牢牢控制與自己有利益關係的股肱之臣——直屬家臣（禁衞軍），保持強大的軍事力量，成為具有絕對統治權的權力性君主。江户幕府的締造者德川家康也是依靠其強大的軍事實力君臨天下的。 ^[32] 

將軍是全國軍事力量的最高統帥，幕府是指揮德全國軍事力量的最高司令部。有日本學者就認為德川家康之所以最後能夠取得天下，其三河時代的譜代家成團功不可沒。德川家康通過譜代家成團的強固組織，擁有一大批甘願為之浴血奮戰的家臣。在戰國時代，德川旗下的武士只知有德川而不知其他，為家為主，眼看必敗必死也要勇往直前。所以又有“三河武士甲天下”的説法。 ^[32] 

江户時代的經濟制度是一種封建的小農經濟。16世紀末，日本人口的80%以上為農民，基本的生產關係為各藩領主直接控制廣大農民。農民為領主耕種一塊世襲土地，並交納一定量的實物地租和貢米，這種被稱為“本百姓”的自耕農，是江户時代幕藩體制的主要經濟基礎。

17世紀，商品經濟在農村出現，農村的生產力程度由於生產工具的改造以及栽培技術的提高而獲得了很大的發展，一部分農民開始有了年貢之外的剩餘產品。這為商品經濟在農村的發展與城市的繁榮創造了條件。一部分富裕起來的富農、地主僱傭貧僱農進行土地的耕種，同時在農村開設手工作坊，進行商品的經營，牟取更大的利益。 ^[33]  鄉村商人統包農民的農產品及手工產品，銷往外地。同時城市商人也把目光投向農村，他們向農村收購產品，牟取利潤。 ^[34]  封建領主出於生活與財政的需要，也不得不鼓勵農民進行一些經濟作物的生產，農業生產日益商品化。 ^[35]  在這樣的情況下，逐漸產生了農業特產區，如棉花生產集中在畿內和東海地區，養蠶集中於關東和東山地區，大豆盛產於本州東北地區。這樣的地區性特色農業為農產品的商品化提供了契機。米、棉、油等農產品除了上交部分外，剩餘部分都作為商品出售，自然經濟逐漸受到衝擊。

農村經濟作物的生產，促進了手工業的發展。從17世紀末開始，農村手工業成為手工業發展的顯著特點。農產品的商品化，使農村捲入商品經濟的漩渦。上交給幕藩的租貢和農民的剩餘品都向貨幣趨勢發展。 ^[33]  17世紀後半期開始，為解決複雜的財政生活需要，各幕藩開始實行初期專賣制，並開始經營地方性特色手工業。一部分農民在商業活動中獨立出來，成為新興的階層。經過商人的活動與幕藩的經營，各地手工業也形成了一定的規模和自己的特色。手工業的主要產地有：京都西陣、九州博多的絲織業，大阪附近的棉織業，越前、美濃的造紙業，灘、池田、伊丹的釀酒業等等。

由於各產業的發達與“參觀交代”制度的影響，交通的建設也如火如荼。形成了以江户為中心的呈反射狀的交通要道。沿海岸到京都的東海道、經信濃到京都的中山道、通往甲州（今山梨縣）的甲州街道、去往奧州（今東北地區）的奧州街道與通往日光的日光街道被稱為當時的“五街道”。由於運送大米與貨物的商船的增加，航運事業也逐漸發達起來。

隨着各產業的發達，城市的發展進一步繁榮。18世紀晚期，日本有15%到20%的人口已經城市化了；有6%乃至10%到13%的人生活在10萬人以上的大城市裏。 ^[36]  為削弱各地大名的反抗力量，“一國一城令”頒佈之後。幕藩的領主將武士聚集到城堡周圍，並召集手工業者、商人也聚集到這裏，形成“城下町”，在“城下町”的基礎上慢慢發展了城市的規模，到17世紀末，全國上下已有城市300餘座。其中江户、大阪、京都是全國最大的城市。以江户為例，不僅是幕府所在地，而且是經濟文化的中心。據元祿六年（1693年）的調查，江户各階層的人口總數有100餘萬，超過當時世界上最繁華的城市倫敦。大阪為當時商業的中心，江户時代的這裏形成了全國市場的中心，活躍在城市的町人與進出大阪的商人使大阪成為當時最具活力的城市，人口也僅次於江户。另一個繁華的城市就是京都，18世紀初城內外人口達到36萬左右。

城市的興盛使商業更加繁榮。為保證商業的利益，批發商門組成同業公會，不斷地積蓄起財富，出現了大阪鴻池、江户三井等大商人。

江户中期以後商品經濟得到了極大發展，全國形成了以大阪、江户、京都為中心的商品經濟圈。江户是最大的全國消費市場。每天都有來自全國各地的商船滿載大米、酒類、鹽、手工製品在江户港停泊。這些產品一半以上為進入江户流通市場的商品。以大米為例，送到江户的商品大米由米批發商賣給銷售商，經“舂米屋”加工後直接送往市場銷售，在嘉永（1848-1853）年間，僅江户城就有這樣的“舂米屋”2700餘間。 ^[37] 

在大阪，於元祿十年（1697年），開設了堂島大米市場，享保十五年（1730年），堂島米會所成立，下設“正米商內”與“帳合米商內”。“正米商內”負責米券的發放，“ 帳合米商內”則進行相當於期貨交易的證券買賣活動。每年有100萬石以上來自畿內、九州、四國甚至東北的大米集中在被稱為“藏屋敷”的倉庫中，米商用購買的“米切手”（米券）兑換大米運往大阪堂島米市場進行銷售。除了大米之外，酒的市場也在形成。幕府為穩定米價，曾於寶曆四年（1754年）下令解除對造酒業的限制，兵庫縣灘地方、攝津的伊丹、池田都成為著名的酒產地，興盛的酒製造業還吸引周邊百姓參加勞動。 ^[38]  另外，鹽的產地主要是瀨户內海沿岸諸國。17世紀，這裏出產的鹽佔全國鹽市場的九成以上。由於城鄉分工擴大，商品生產的流通、合作性日益加強。例如秋田的棉紡織業，其原料就來自藩外的大阪。這種生產方式打破了藩與藩的界限，使商品生產的市場日益擴大。

商品經濟的發展也把農民捲入了商品生產的環流。農村不僅僅是商品原料的提供地，同時也成為簡單加工業的工廠。商人會向農民統購一定的手工產品，支付有限的加工費；地主富農開設手工作坊，僱傭農民進行生產等等，都是這一變化的體現。這樣，全國各地各地都出現了相對獨立的市場，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萌芽逐漸出現。

德川家康時，積極與越南、呂宋等地進行貿易，與中國和葡萄牙商人等等競爭，他確立持有朱印狀者才能准予貿易的朱印船制度，據説豐臣秀吉時代就有朱印狀，德川時代加以延續，狀上會附上詳細的航行目的地，以及幕府批准的準確日期，右上角則蓋有將軍的紅色官印。日本西南的外樣大名與有勢力的商人便在德川家光下令鎖國之前，航行著朱印船往來東南亞、台灣、馬尼拉之間。江户幕府鎖國政策確立以後，限制朱印船海外貿易，寬永十二年（1635年）在尋求國家安全的前提下，停止朱印船航行，並廢止朱印狀制度。

宋學在16世紀開始形成學派並逐漸影響到幕府政治。朱熹的理論側重於倫理道德的“大義名分”思想，極符合剛剛建立起統治的江户幕府的政治需要。因此朱子學逐漸受到統治階層的重視。 ^[39] 

日本朱子學的代表人物當推藤原惺窩與林羅山。 ^[40]  藤原惺窩由禪僧轉向儒學，為朱子學在日本思想領域的地位作了開創性的努力。而真正使朱子學成為統治思想的是藤原惺窩的弟子林羅山。 ^[40]  林羅山也脱胎於禪僧，同樣由批判佛教走向朱子學。在他的努力下，幕府將朱子學定為官方意識形態，並將其推廣到民間。幕府資助林羅山在各地開設專門講授朱子學的學堂，各地也出現了被指定教授朱子學的藩校。 ^[41]  第五代將軍德川綱吉時期，幕府建立了直屬幕府的昌平黌，大學頭的職位由林家世襲。朱子學在以後的發展過程中，逐漸分裂成兩派。一派是山崎闇齋為代表的海南派， ^[40]  帶有濃重的國粹主義傾向；另一派是以貝原益軒為代表的關西派，強調朱子的“窮理”理論，具有唯物主義的傾向。

陽明學傳入日本最早可追溯到室町時代的了庵桂悟。史料表明他與王陽明曾有過接觸。但他的思想上並未體現陽明學的系統理論。陽明學真正在日本興起，始於中江藤樹。中江隨着學問的深入，他逐漸感覺到朱子學過分拘泥於外在形式，有漂浮不實的感覺。 ^[42]  在接觸陽明學後，深感“格物致知”理論的深刻，遂傾倒於陽明學。

中江藤樹之後，其弟子熊澤蕃三進一步發展了陽明學。熊澤蕃三通過與藩主、大名的接觸，將陽明學傳播到上層社會。熊澤蕃三之後，日本陽明學一度沉寂。直到江户後期，陽明學又出現復甦，它的鼓勵實踐的精神，鼓舞了一批日本社會的革命家。如大鹽中齋（大鹽平八郎），吉田松陰等。陽明學還影響了一批後來明治維新運動的重要領導人，如高杉晉作、西鄉隆盛等。

古學派的創始人是山鹿素行。他提出朱子學與陽明學都不是真正的孔孟之道，要恢復真正的儒學，必先追蹤孔孟經典，鑽研先秦儒學。山鹿素行於寬文五年（1665年）撰寫了《聖教要錄》，批判朱子學和陽明學對儒學的曲解，遭到幕府的流放。另一名古學派的代表人物是伊藤仁齋，他也站在反對朱子學的立場上，高喊復古口號，編撰《論語古義》7卷，主張以“人情”而非政治手段來樹立道德。伊藤創建的這一學派被稱為“古義學派”。荻生徂徠也是古學派的著名代表人物。他在文學方面提倡“古文辭”，主張在本國文的基礎上，吸收和摹擬先秦隋唐詩文，反對宋代文風。 ^[43]  同時，他將這一文學原則貫穿到自己的政治理論與道德觀上，大力推崇“先王之道”，反對朱子學。

18世紀以後，在儒家學問的重重包圍中，出現了一支主張迴歸日本古典，從本國文化中尋覓“大和精神”的“國學”潮流。它經過契衝、荷田春滿、賀茂真淵的努力，到本居宣長集大成，確立了國學派的地位。契衝通過對《萬葉集》與古代假名的深入探討，總結出了國學的研究方法。主張應着眼於古典中的自然情感。國學在本居宣長時期集大成。統治論方面，強調日本乃天照大神之子孫，只要遵守神道，日本可保持天下太平，皇統無窮。關於政治改革，他主張恢復“古道”，以古人之治挽救今日之危機。本居宣長之後的平田篤胤更是大力提倡復古神道和純粹國學，在幕末動盪的社會背景下具有極大的煽動性。國學者提出的理論大多有着尊皇、復古的國粹主義傾向，這也為幕末培養了一批尊王攘夷運動的活動家。

町人思想的發展與成熟是以工商業者的經濟成長為背景的。在四個等級身份中，“商”的地位是最低的。隨着商品經濟的發展，商人在經濟上的實力得到極大的提高。在這樣的情況下，產生出別具一格的町人思想。町人思想的首要任務是否定封建社會的尊卑觀念，否定身份等級制度。他們首先從全人類的角度，提出人皆為天地子孫，本沒有貴賤上下之分，主張“武士不為貴，商人亦不賤”。其次，對於商人的社會作用的肯定是町人思想的又一特徵。心學的創始人石田梅巖就認為商人的行業有助於天下，它不為私利私慾，具有公益的性質，因而不應對商人的行業產生偏見，商人的利益也是正當的。商人出身的町人文學家井原西鶴在他的作品中就多處表示對武士階層的輕視與諷刺。

俳諧來源於前代連歌之發句，在江户時代經松永貞德的努力使之脱離連歌，成為迎合庶民口味的短小精悍的詩歌形式。俳諧的風格幽默滑稽，帶有諷刺的意味，因而得名。後來西山宗因將俳諧從和歌、連歌等古典傳統的束縛中解脱出來，取材、語言都追求自由的風格，表現城市新興階層町人的真實生活情感。元祿時期，武士出身的松尾芭蕉對俳諧進行改造，使之成為由17個音節組成的短句，並改革俳句的內容與風格，將俳諧從純粹的通俗消遣文學中昇華，成為一種雅俗共賞的詩歌藝術形式。

芭蕉的俳句，經過正岡子規的努力推廣，形式被加以固定，成為世界上最短小的詩歌形式，在今天，俳句仍然被廣大人民所喜愛。它成為日本文化的特色之一。

江户時期在前代“御伽草子”和“假名草子”的基礎上出現了描寫當世人俗風情的新形式小説 “浮世草子”。“浮世”，指現實社會。浮世草子主要以町人生活與情感為描寫對象。17世紀中後期出身於商人家庭的井原西鶴是江户時期浮世草子作家的傑出代表。 ^[65] 

井原西鶴一直以町人的身份與立場關注着人世間的冷暖飢渴，創造出其著名的“好色”文學。《好色一代男》《好色一代女》是其中的代表。他利用俳諧的手法，通過對町人社會男女戀愛故事的描寫，肯定人的慾望與愛情，同時刻畫出等級社會中商人的心理與生活遭遇， ^[65]  被譽為日本社會現實主義的頂峯作家。井原西鶴的代表作品還有《世間胸算用》《日本永代藏》《西鶴諸國話》等。在井原西鶴之後，一大批浮世草子的作家活躍於文壇。著名的作家與作品還有西澤一風的《風流御前義經記》、江島奇磧的《傾世色三味線》《傾城禁短氣》；上田秋成的《諸道聽耳世間猿》等等。他們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井原西鶴世情小説的影響。

草雙子是以圖為主的小説體裁，類似於中國的連環畫。它用連續性的繪畫來描述一定的故事情節，配以假名解説。江户時代，這種通俗易懂的小説形式得到文化教育程度較低的平民百姓的歡迎。

淨瑠璃，人形即木偶，是一種木偶説唱藝術。江户時代元祿年間，一邊演奏淨瑠璃一邊操縱木偶的表演被廣大民眾所接受。民間藝人竹本義太夫創作出別具一格的人形淨瑠璃曲調，人稱“義太夫小調”。加上當時著名的戲曲作家近松門左衞門為竹本義太夫的劇團寫了大量膾炙人口的作品，近松創作出深受町人大眾歡迎的庶民悲劇，同時也形成了其獨自的悲劇創作方法。不僅如此，近松還通過自己創作實踐，提出了劇本創作理論，尤其在藝術論上主張"虛實難辨論"，為日本近世戲劇和文學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 ^[44]  作品如描寫男女含冤殉情的《曾根崎心中》、《心中天網島》等，這些都大大引起庶民的興趣。

進入18世紀，歌舞伎的興盛給人形淨瑠璃帶來了挑戰，腳本的缺乏與對歌舞伎的盲目模仿使人形淨瑠璃走向衰敗。歌舞伎一經推出，迅速在民間傳播開來。經過幕府壓制的歌舞伎逐漸改變了其過於媚俗的特點，慢慢走向洗練、正規，並出現了例如市川團十郎、坂田藤十郎等著名的歌舞伎演員。18世紀中葉，歌舞伎大膽改革，借用人形淨瑠璃的劇本上演，再次獲得了強大的生命力。

在江户時代，美術創作方面最值得一提的是“浮世繪”。17世紀後期，隨着町人思想與文化的崛起，原本服務於宮廷貴族的狩野、土佐派繪畫作品逐漸失去魅力，取而代之的是風格華麗、取材生動的“浮世繪”。“浮世繪”就是描寫歌舞伎、相撲、花街柳巷等今世浮華景象的繪畫。18世紀，鈴木春信發明“錦繪”，使浮世繪的色彩如織錦般華美豐富。喜多川歌麿的美人畫、東洲齋寫樂的歌舞伎演員畫都是當時人們喜愛的浮世繪畫。江户時代末期，浮世繪的描繪對象由原來的美女、歌舞伎肖像轉而變為風景畫，葛飾北齋的《富嶽三十六景》、安藤廣重的《東海道五十三次》都是其中的傑作。

香道這門藝術在江户時代被正式確立， ^[45]  香道使用的組香大多是江户時代所制的。美麗的小道具以及精巧的盤物使的香道更為女性所喜好。

德川時代日本史學有顯著的進步，儘管當時學問受官學（朱子學）統治，但和早中期封建社會被神話、帝王家譜或故事充塞的史書相比，則後期封建社會的“近世史學”已多少具有合理主義和實證的精神。林羅山及春齋、春德父子著《本朝通鑑》，站在儒學大義名分立場，擁護武家政權。林羅山以繼承中國史學傳統——《春秋》“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的態度自居，雖標榜以六經為本立論，卻努力菟集諸侯、神社、舊家族的遺文日記等作為依據，表現尊重事實；在有關國際的史事上，參照中、朝兩國史籍；神道觀上，力闢神佛混合的“本地垂跡”説，使它理性化，對神代的敍述，只羅列系譜，不表示看法。林家史學總的是在封建理學和武家史觀的指導下，重視史實，講求考證，排斥宗教（佛耶）迷信，關心政治制度和沿革地理，傾向實踐，具有一定的客觀精神。 ^[66] 

德川時代另一修史事業是水户藩主德川光圀和一部分朱子學派儒者主持編纂《大日本史》。光圀於明歷三年（1657）設史局“彰考館”，繼續200餘年，才完成了這部鉅著。《大日本史》着重史實考證，對史料典據註釋謹嚴。全書標榜朱子學的正統論，強調“大義名分”觀點。這種尊王斥霸的精神，以後成為“水户學”的學風，由此影響了幕末的維新運動。 ^[66] 

元祿時代的政治家新井白石（1657-1725），首先在敢於從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中發現其演變的階段性。他在《讀史餘論》中，按照日本封建時代政治變革的性質，提出了“王朝九變而為武家之世，武家之世五變而至德川氏”的歷史理論，將今天史學中上古、中世等概念都用於歷史時期的劃分，這和單純編年體或記事本末體的舊歷史編纂學大不相同；其次，對史料力主求真求博。他不但引用參考了日本大量的史料，還利用中國、朝鮮史書中有關日本的記載，甚至從西方國家採擇資料；第三，他解釋史料，突破過去用漢文解釋的舊習，闡明日本古今語言的變化，以至某些東西方國家語言成為國語的過程；第四，白石的《古史通》等書，表現了他史學思想的合理性——邏輯性。他批判了從來儒家道家的歷中觀，説，“申者，據實記事，以為世之鑑戒者也。” ^[66] 

江户時代的人們教育水平是在中古型態的國家中出奇地高的，當時的男性大部分皆識字，女子識字率也較高，一是因為私塾和寺子屋沒有特定收費，富人可繳交銀兩作學費，即使出身寒微，如一般農家也可交以少量農作土產作學費，學費的相較便宜令多數人皆有機會受教，其二隨著商業化，人流物流增加，生活技藝的提高也迫使人們必須識字以維持生計，故當日之日本社會的教育水平是頗高的。

江户時代的學校大致分作下列五種：

德川吉宗解除除基督教書之外的洋書及漢譯洋書的輸入禁令後，許多與西方自然科學有關的洋書和漢譯書籍蜂擁而至，隨之學術研究羣體也不斷壯大，從而大大豐富了當時的儒教實學和作為技術學和經驗科學的實學的內涵，為近世實學的高度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江户時代作為禁教政策的一環而採取的禁書制度極其嚴格。用中文書寫印刷的宣傳基督教教義的書籍禁止傳入，禁止私藏，更不允許貿易。元祿五年（1692年）幕府在長崎奉行之下設書物改役一職，專司調查境外傳來的書籍中是否含有基督教的內容，沒有的方可輸入。在整個江户時代，禁書的書名並沒有公開，瞭解此事的僅限於負責檢查書籍的官吏及其他一小部分人。關於禁書的種類，以《御禁書目錄》（現藏於長崎縣立圖書館）記載最值得信賴，寬永禁書有32種（一説31種），貞享二年（1685年）繼《寰有詮》被視為禁書後，又把《帝京景物略》、《西湖志》等15種列為禁書，其後種類又有所增加。禁書制度的實施，對當時的中日貿易產生了很大影響，但大量被視為不含“邪教”的書籍（其中不乏漢譯洋書）仍暢通無阻，輸入日本。

解禁後先後傳入的書籍有《歷算全書》、《新寫譯本歷算全書》、《西洋新法曆書》、《靈台儀象志》、《圜容較義》、《同文算指》、《職方外記》、《交友論》、《三才發秘》、《堅誇瓜集》、《西湖志》、《天學初函》器物篇的《幾何原本》、《勾股義》等。由於希望文庫中增加一些載有實利性的荷蘭書籍，德川吉宗於享保二年（1717年）收入的《動物圖説》（荷語版）等。由於知道了西方醫藥書籍的附圖非常精密，名儒醫青木昆陽、侍臣野呂元丈奉將軍之命學習蘭學。至德川吉宗時期徹底地結束了對“形而上”學問的窮追，改為提倡以形和物為基礎的客觀的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把注意力轉向經世濟民上來。實學成為幕府和諸藩殖產興業、加強封建制度的有力手段。以技術學和經驗科學為特色的實學都孕育着實用的、實證的、合理的、批判的性質，因此“蘭學”受到人們的重視。通過蘭學，日本人的視野也漸趨朝向西方，大規模地吸收先進的西方文化，開始了近代化的歷程。

天元術是宋元時期最大的數學成就之一，後來不幸失傳。江户幕府初年，關孝和（1642？-1708年）精心研究了先前傳入的天元術知識，並加以補充發展，獨立發現了行列式、數字係數方程解法、不定方程解法等。他被人稱道的點竄術，實即筆算形式的直行天元術。關孝和由此成為日本古典數學（和算）最主要奠基人。江户中後期，日本天算之學的水平遠越前代。 ^[46] 

圓周率方面，到享保七年（1722年）數學家建部賢弘已推算出真值四十二位數字來（《不休綴術》），到十八世紀五十年代末數學家松永良弼更推算出真值五十二位的數字（《方圓雜算》），成為日本古代最精密的圓周率數值（法國人已推算到小數點後第一百萬位）。 ^[46] 

在醫學、藥學方面，日本已經開始摒棄宋代以來醫學中以陰陽五行來説明生病原因的唯心主義偏向，提倡“親驗實試”。如貝原益軒（1630-1714）不僅是對德川封建統治思想提出大膽懷疑的思想家，而且是一個注重調查研究的本草植物學家。他以明代李時珍的《本草綱目》為藍本，細心採集調查了日本300多種動、植物和礦物，並於1708年總結整理完稿，1709年出版了《大和本草》16卷。其中記載了千餘種本草（中藥）的性能、特徵和效用，開拓了日本的本草學。同一時期的另一個本草學者稻生若水（1655-1715）也對日本的動、植物和礦物作了廣泛的調查，並在收集大量資料的基礎上，編篡總數達360卷的《庶物類篡》，從而奠定了日本本草學的基礎。後來他的門人丹羽正伯等人，又將這部鉅著增補為1054卷，使日本的本草學有了更大的發展。 ^[64] 

農業科學方面，更能體現出這個時代的精神，17世紀中葉出現了最早的農書——《清良記》（作者不詳），是用向領主講述農業經營的形式寫成的。但到了元祿年間，宮崎安貞（1623-1697），在畿內、伊勢、志摩等地進行調查和自己農事體驗的基礎上，編著了《農業全書》（1697），成為當時日本農學的代表作。全書共10卷，分為總論、五穀、菜蔬等類，並由貝原益軒校訂，加上附錄1卷，為日本後世農書的典範。 ^[64] 

除上述兩部普遍性的農書外，還出現了許多地方性的農書：①《百姓傳記》，就東海地方的水稻栽培概述了氣象、土質、農具、肥料等。②《會津農書》，記述了寒冷、後進地區會津地方的水稻栽培。③《才藏記》，記述了紀州地方棉花栽培的知識。④《耕稼春秋》，根據加賀石川郡平原地區的水稻耕作，企圖引進較高的技術。 ^[64] 

明清時期中國天文歷算科學在日本的廣泛傳播和巨大影響。延寶三年（1675年）夏日食。與宣明歷甚不合，而檢之授時歷則可以驗證。於是，天算名流保井春海發憤進行實測。次年，他的同道安藤有益著成《東鑑歷算改補》。1677年發生月食，與政府根據宣明歷所頒行的當年曆書之記相差竟有一日；又有日食，而頒歷不記之。這些情況引起了日本更多的天算學家的嚴重注意。延寶八年（1680年），春海著《日本長曆》，關孝和著《授時發明》。次年，春海再次上表請求改歷，指出：“歷數一差，寒暑過候，耕種失時，農桑無利者，是以唐堯正曆象，周公測日景（影），前聖之所重焉” ^[47]  。於是朝廷乃召春海入京，大議改歷之事，保守派抵敵不過，到貞享元年（1684年）三月終於改行大統歷。這樣就結束了使用宣明歷823年的漫長厲史。次年又頒行春海的貞享歷（實際上是大統歷的翻版），至少從名義上結束了日本人直接搬用中國曆書的歷史。

蝦夷地（阿伊努人居住地區。16世紀以後，泛指北海道及其以北地區 ）在寬政十一年（1799年）幕府宣佈東蝦夷地“上知”（江户時代，幕府把藩及其他領地收歸為幕府直轄領地的做法 ）之前，因為18世紀初以來早期資本的進入及18世紀後期蝦夷地已經成為長崎對外貿易中出口海產品的重要產地 ，蝦夷地實質上已經被納入了幕府的對外貿易體系 ，並且與幕藩制國家日本之間形成了密切的關係，但是至少在形式上和人們的意識中 ，蝦夷地還是處於由寬永鎖國令確立的對外體制規定下的一塊異地，幕府只是通過“委任”大名政權松前藩的管理—— 幕府對幕藩體制外地域的一種統治形式—— 來實現它對蝦夷地的權力滲透和延伸的。 ^[48] 

天明五、六年（1785、1786年）幕府派遣官員前往蝦夷地探查 ，天明六年（1786年），幕府據此探查結果制定了大規模開發蝦夷地計劃。天明七年（1787年）繼任老中的松平定信任職伊始，就十分關注蝦夷地問題。 ^[49]  他在蝦夷地問題上持有與田沼執政時期不同的主張 ，即保持松前藩的委任制和提出蝦夷地非開拓論。是要把蝦夷地當做防備俄國南下的一種天然屏障。

從17到18世紀中葉，亞洲最重要的地區和經濟體，人口增長速度非常快。如果將中國和日本作為一個整個進行考察，那麼慶長五年（1600年）到元祿十三年（1700年）這個區域的人口增長了45%，慶長五年（1600年）到寬延三年（1750年）則增長了90%。根據日本學者的統計和推算，享保六年（1721年）時日本全國人口達到3128萬，西方學者的測算數值則為2600萬。 ^[50] 

寬永十三年（1636年）到天和二年（1682年），中國清朝正忙於統一戰爭，無暇顧及與日本建立外交關係。江户幕府也囿於華夷成見，傾向於明朝殘餘勢力，曾一度想假道出兵中國。這一時期中日關係仍以民間為主，而且僅限於經濟貿易。天和三年（1683年）到享保元年（1716年），清朝已經完成對台灣的收復，極為關注對日關係。康熙派官員赴日查探，試圖打破對日僵局，進而建立外交關係。此時的江户幕府雖沒有與清朝建交的意願，但對清朝的態度已由原來的敵視、排斥轉變為默認，並在一定程度上顯示了對清朝的尊重。雙方關係轉暖，但仍未建立正式的官方關係，雙方往來仍舊以民間經濟往來為主。 ^[51] 

江户幕府在初期的對華貿易中，制訂了一系列的政策和管理辦法，並隨着兩國貿易走向的變動做出調整。在這一時期內，由於受到中日貿易形勢變動頻繁，江户幕府管理貿一易經驗不足等諸多因素的影響，日本的對華貿易政策更迭頻繁。在短短的年裏，幕府四次調整對華貿易政策，前後使用了包括絲割符制度、相對商賣法、市法、貞享令、長崎貿易改正令在內的五種貿易制度，平均每十幾二十幾年便有新政策出台，其政策更迭頻率之高可見一斑。在此法規的刺激和鼓勵下中日貿易走向繁榮，但隨之而來的卻是日本白銀的大量外流。而且中日貿易的規模越大，日本白銀的流失越嚴重。 ^[52] 

17世紀初期，德川家康建立新政權後，在對外關係中積極與朝鮮講和。慶長十二年（1607年）終於迎來江户時代第一次朝鮮通信使，標誌兩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從慶長十二年（1607年）至文化八年（1811年）兩百年間，朝鮮通信使共訪日十二次，其規模之大、人數之多，在17、18世紀東亞文化交流史中實屬罕見。 ^[53]  江户時代的文人通過與朝鮮通信使詩歌唱和、筆談、書信等形式，朝鮮間接地源源不斷地向日本傳播着中華文化。在閉關鎖國的日本江户時期，中日文化直接對話交流的機會不多，朝鮮通信使作為中日文化交流的主要媒介，其重要作用不容忽視。 ^[54] 

在德川“鎖國”時代，對馬藩與朝鮮的貿易以三種運營方式進行，即封進（向朝鮮國王進獻）、公貿易（政府之間的貿易）、私人貿易（商人之間的貿易），私人貿易在17世紀後期興盛起來。日朝貿易以“藥材、絲、綢衣料”為主，同時也包括銀、銅等金屬。但是，生絲貿易也將中國納入其中，日本、朝鮮、中國之間貿易的往返路線於是由“絲綢之路”和“銀之路”構成。 ^[55] 

慶長十四年（1609年）薩琉之役對於琉球和日本的關係、中琉關係都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寬永十一年（1634年），被薩摩藩入侵的琉球在島津氏的主導下開始向江户幕府派遣使節。這種從寬永十一年（1634年）至嘉永三年（1850年）持續兩百多年的朝貢行為也簡稱為“上江户”。 ^[56] 

天文十一年（1542年）至天文十二年（1543年），葡萄牙人漂流至種子島（位於日本九州南側），拉開了日歐接觸的序幕。伊達家的家臣支倉常長在1613年到1620年間率領使節團先到墨西哥後又轉往歐洲，出使過西班牙、法國和意大利，之後回到日本。他是有史以來第一個派往歐洲的日本人。

自寬永十八年（1641年）至嘉永六年（1853年），荷蘭成為日本唯一直接接觸的歐洲國家。繼葡萄牙和西班牙，16世紀中後期荷蘭在利益的驅動下，開始了向海外擴張，尋求經濟利益的活動。荷蘭慈善號，由英國人領航，最終於慶長五年（1600年）4月19日抵達日本的豐後（日本九州的東海岸）。 ^[57]  這是日本與荷蘭的首次接觸。慶長七年（1602年），荷蘭東印度公司通過特許狀和公共集資成立。 ^[58]  荷蘭東印度公司可以荷蘭議會的名義建造防禦工事、任命長官、為士兵安排住處以及同在亞洲的列強簽署協議。

嘉永十八年（1641年），長崎荷蘭商館建立並開始成為鎖國時期日歐交流的唯一組織機構，隨着日蘭貿易的交往，歐洲的文化、技術、學問被源源不斷地傳播到日本，在日本經過漫長時間的傳播與融合後形成蘭學。在長達218年的鎖國時期，長崎荷蘭商館成為日本學習西方文化的窗口，並在日本近代化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59] 

俄羅斯自17世紀末擴張至遠東太平洋西岸的勘察加半島之後，就在一直在尋找一條可以和日本進行貿易的海上航線。而在不斷南下的過程中，對北方諸島進行貿易以及殖民統治，並在其上建立據點就成為俄羅斯打開對日航路的基礎。俄國人在日本北方的活動引起了日本的注意。在日本人的眼中，千島羣島早屬於其管轄。因為早在17世紀，日本的松前藩就同南千島羣島的阿伊努人有交易。俄羅斯在千島羣島的擴張和對千島羣島的佔領，日本的松前藩是早已有所瞭解，並記載了沙俄前來進行商談貿易的情況。但是松前藩沒有把這些情況報知幕府。這時的幕府已得到了有關沙俄勢力南下千島羣島的情報。起初反應遲鈍，但隨着俄國人的頻繁出現，直至俄國派出正使拉克斯曼前來日本，幕府才警覺，並決定開發千島羣島。

並且自元文四年（1739年）以來，俄船在日本水域出沒也就使得日本對俄羅斯有所警惕。江户中後期，由於幕府對蘭學的弛禁以及財政危機，開發北方經營北方，就成為了18世紀後半期日本國內自幕府高層至中下級武士中的一種共識。並且自明和八年（1771年），俄羅斯向日本長崎荷蘭商館遞交警告性書信。 ^[60]  1785年幕府派出一批考察團赴千島羣島和薩哈林等地考察。通過考察，幕府瞭解到俄國人己完全控制了得撫搗以北的千島羣島。由此幕府開始加強邊界管理和對阿伊努人的統治，安定擇捉島以南的地區。1792年沙俄再派拉克斯曼為正式使節出使日本。裝有毛皮、棉織品、鏡等商品的船，經擇捉島和國後島，抵達日本的根室， 並遞交了公文，表示希望通商。但日本以閉關鎖國為“國法”，並以此為由，拒絕與沙俄通商。

1798年幕府在擇捉島上豎起寫有“大日本惠登呂府”牌柱。隨後幕府採取了驅逐得撫島上的俄國殖民者的政策。同時，禁止擇捉島上的阿伊努人前往得撫島謀生。至1805年，北方日俄邊界的實際控制線，便基本上以得撫島為界固定下來。'此後，俄船經常在南庫頁島和千島羣島進行騷擾和襲擊。從1805年到1813年在日本北方發生的日俄衝突，日本歷史上稱“北寇八年”。以後的四十年間，俄日關係出現了相對穩定的局面。

嘉永六年（1853年）俄羅斯海軍中將普提雅廷率艦隊至長崎叩關，並且沙皇尼古拉一世同時也向庫頁島日方控制之地派出考察隊並佔領了日方據點。之後雙方通過談判簽訂了《下田條約》並劃定了雙方的北方邊界。 ^[60] 

武士約佔全國總人口的6.6%，屬於統治階層。根據其門第高低與政治權力的大小，武士羣體又劃分出二十多個等級，他們擁有很多特權，可以擔任官職、受領俸祿，絕對服從權威。 ^[55]  包括：

將軍：是全國最高統治者，下設老中，決定政策，統轄政務，負責控制朝廷、大名與外交。

三百位左右的大名及旗下家臣：大名是各藩的統治者，下設家老、年寄等，直接統治人民，擁有領地的行政、司法和年貢徵收權等。 ^[61] 

公家貴族、神職和僧侶的地位亦等同於武士，人口大致上有六十萬人，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二。

人數共有二千五百多萬人，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五。江户幕府的收入主要依賴農民的年貢。因此為保證大米等糧食的供應充足，幕府千方百計提高對土地產量的剝削，不斷地變換租税收取制度，提高農民上税的份額，對農民的搜刮幾乎到了使農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境地。為防止農民從土地上流失，嚴禁土地的永世買賣。 ^[62]  同時為了防止農村生產、生活的商業化，慶安三年（1650年），幕府向全國農民發佈《慶安告諭》，禁種經濟作物，提倡節約。並通過改革幣制、強制捐獻、壟斷專賣等形式壓抑商品經濟的發展。

很難把手工業者和商人明確的分開，是因為他們的經濟活動經常重疊。工匠及商人人數共有一百八十萬人，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六。 ^[33] 

地位等同奴隸的階級，為數三十萬人，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一，位列於士農工商四民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