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代奧·班戴洛

班戴洛生活和創作的年代，正是意大利由進步，繁榮走向反動、衰退的時期，也是文藝復興運動由輝煌的高峯逐漸趨向低落的時期。班戴洛的經歷，深深打上了動亂不安的時代的印記。

關於他的生年，文學史家們頗多爭議。比較流行妁説法有兩種，一説大約1480年出生在意大剩北部一個名叫斯克裏維亞新堡的市鎮，一説1485年左右誕生。他的父親是貴族，但貴族之家沒有賜予他榮富、安逸的生活。

當他還是一個天真未泯的少年的時候，便進入了米蘭的多米尼加派修道院，接受宗教教育，誦書窮經。他的叔父當時是這座修道院的院長。

嗣後，他被送到文化古城帕多瓦，在那裏學習大學的哲學、歷史課程，研讀古希臘語官文學，博學多識。

二十歲那年，班戴洛前往熱那亞，進入多米尼加派修道院當僧侶，但他對世俗生活始終懷有強烈的興趣。

1501年，他的叔父出任多米尼加教派總會長，它得以跟隨叔父巡視教務，周遊佛羅倫薩、羅馬、那不勒斯等城市，對意大利社會作了細緻的考察。叔父去世以後，他先後為割據北方的一些城邦的君主，如博洛尼亞的本蒂沃利奧、曼圖瓦的貢扎加服務，擔任文書，家庭教師，還曾受委託執行户些外交使命，這使他對教會和貴族宮廷的內情有着深切的瞭解。

1521年，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的年隊，同佔領意大剩北部的法國軍隊交戰，班戴洛於兵荒馬亂中逃離曼圖瓦，避居米蘭。

1526年，查理五世的大軍攻佔米蘭，他父親的家室被洗劫曲空，他被迫隻身出走。

1528年左右，他投奔為法國國王效力的弗霄戈索將軍麾下。

1541年，弗雷戈索被查理五世的刺客謀殺，班戴洛便追隨其遺孀，流亡法國。

1550年，班戴洛被法國王室任命為阿讓地區主教。

1561年，班戴洛去世。 ^[1] 

班戴洛一生淡泊於功名利祿，而且一度對宗教活動深感厭倦，產生過信仰危機。充斥意大利國土的兵燹戰亂，各個君主城邦的榮辱興衰，把這位才清志高、一心渴望有個寧靜的環境從事寫作的僧侶捲入了動亂的旋渦，使他備嘗顛沛流離之苦。這倒使他有機會深入體驗社會各個階層的生活，接觸三教九流的人物，熟知他們的情俗風尚，從現實生活中不斷汲取了串富的感性材料。這為他的文學創作打下了紮實的基礎。

還在跟隨叔父出遊的年代，班戴洛便開始了寫作。他的第一個短篇小説約寫於1505年，從此，直至晚年僑居異國他鄉，他始終沒有放下手頭的一管羽筆。班戴洛又是一位詩人。他擔任曼圖瓦的貢扎加侯爵的家庭教師的時候，對他的學生、才貌雙全的侯爵公主萌生了愛慕之情。愛神驅使這位僧侶秉筆寫下了熱情洋溢的《盧克雷齊婭，貢扎加小姐頌歌十一首》（1536—1538），奉獻給她。他的過人的才華在詩歌《三個命運女神》（1531）和《歌集》（1544）中也得到了顯露。

班戴洛通曉古典語文，也熱心於翻譯。他把薄伽丘《十日談》的某些故事，出色地譯成拉丁文，古希臘悲劇作家歐里庇得斯的劇作《赫卡柏》，也經他之手，翻譯介紹到意大利。

短篇小説是班戴洛最重要的作品，凝聚了他畢生的心血。他一生寫了短篇小説二百一十四篇，結集為四卷，前三卷於1554年問世，第四卷在他逝世以後，於1573年出版。

他的各個短篇之間沒有任何直接的聯繫，不象薄伽丘的《十日談》那樣藉助故事會妁形式，用一個框形結構，把不同的故事連綴為一個整體。班戴洛自闢蹊徑，在每篇小説之前附一書信，寫給他的小説所奉獻的一位高貴人士（將軍、主教，騎士、貴婦人），信件的內容之一是説明小説中的故事系講述人在某個時間、地點，參加某個愉快的聚會時目睹或耳聞所得。其實，這個説法並不可靠，它只是作者巧妙的虛構。班戴洛用這種手段來強調，他的每篇短篇小説無一不是歷史事件的產物，或者直接採自現實的社會生活，從而讓讀者產生一種真實可信的感覺。這些書信給作品塗抹了生動的肘代背景，又透露了十六世紀意大利的社會狀況和作家的個人經歷，本身就是很有價值的文學作品。

文學史家們的考證表明，班戴洛短篇小説的題材，來源十分廣泛，其中絕大部分以古代、中世紀的史實、傳説，民間故事、當代生活中的真實事件、趣聞軼事為素材，有的則採自馬基雅維利，瓦扎裏，卡斯蒂利奧內，多尼的作品，也有的取材於法國小説或東方的傳説。

班戴洛對現實生活中的事件懷有這樣濃厚的興趣不是偶然的。他在照例冠於小説之前的一封書信中寫道，他寫作的旨趣在於“給人們帶來裨益和欣悦”在他看來，小説只要是從歷史或現實生活的臟腑中脱生出來，便具有扣人心絃的力量，便能實現這一宗旨。

他不想使自己的小説象薄伽丘的《十日談》那樣充滿批判的鋒芒，咄咄逼人。他只是把當代社會的一幅幅姿色富麗的壁畫，把一個個形象鮮明的人物（君主、貴族、武士、僧侶、貴婦人、外交家、藝術家、詩人、藝伎、市民、手工業者、農夫、水手），精細地描繪出來，讓讀者去品賞、評判。他只是在情趣橫生的描繪中，不動聲色地融入自己的人生體驗。然而，正是尊重現實忠於現實的精神，使他在作品中成功地把封建貴族奢侈逸樂、道德衰敗的景象，客觀而真切地呈現於我們的面前，從而起到了抑惡彰善的作用。 ^[1] 

班戴洛的短篇小説在藝術上獨其一格。

在一封書信裏，班戴洛對他的藝術主張作了筒略的概括。他説，他的志向是追求“一種嶄新的，迥然不同的藝術，這種藝術不復以設計光彩的形式結構，對微妙的心理世界給以明淨、透徹的剖示為目標，而是着力於表現各式各樣的運動，各種激情的悲劇性的衝突，表現新穎有趣的事件，變幻爭端的糾葛，直截了當地展示各種場面，使你產生恍若置身其間的幻覺，並從中感受到震動。”確實，薄伽丘以後，不少作家競相仿效《十日談》的框形結構，結果把這種當初富有獨創性的，“光彩的形式結構”，變為一種千篇一律的模式。

班戴洛在短篇小説結構的設計上別出心裁。在每篇短篇小説前面附一封書信，不只點明瞭時代背景，而且賦予他的二百來個短篇小説以一種內在的聯繫，從而使它們成為一個無形的但卻是有機的整體。

班戴洛的藝術功力不在於對人物心理的細緻刻畫，而是以巧妙地編織傳奇性的故事見長。

無論《羅密歐與朱麗葉》，還是他的其他小説，情節都曲折有致，變幻多端，故事的展開恰似波迭浪湧，一波三折。而在描寫人物情感的衝突的時候，班戴洛常常使用濃墨重彩，務求給以酣暢淋漓的表現。他不惜篇幅、不止一次地讓羅密歐、朱麗葉在緊要的關頭作；慷慨激越的長篇自敍，使人物直接吐露胸懷，把他們豐富而複雜，矛盾而痛苦的情感盡情地宣泄出來。

他的小説語言也同《十日談》迥然有別。薄伽丘追求一種俊逸，玲瓏的風格，異常講究文辭精美，談吐優雅，而且喜歡在描寫中不時插入機智俏皮的話語，務欲使讀者賞心悦目而後快。班戴洛則以為，作家寫人敍事，不啻同友人相聚、交談；進行感情的交融。因此，他偏愛講述故事、跟讀者敍談的方式，娓娓動人地傾談，自由自在，緊慢相間。所有這些特點，就使得班戴洛的作品充滿戲劇性的因素，不只讀來饒有興味，而且具備改編為劇作，搬上舞台的優越條件。毫不奇怪，他的短篇小説被許多戲劇大師相中，紛紛從中採擷再創作的素材。 ^[2] 

《羅密歐與朱麗葉》

是班戴洛最優秀的短篇小説之一，莎士比亞的同名悲劇就是從這個短篇中汲取創作素材的。它收入1554年在盧加城出版的前三卷《班戴洛短篇小説集》的第二卷。

關於《羅密歐與朱麗葉》的歷史依據尚無定淪，但有一點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班戴洛的作品孕育與生髮於社會生活的土壤；誠然，這篇小説借鑑了前人的藝術成果，然而，它卻是以作家獨特的生活實踐和創作實踐為底藴，以進步的人文主義思想為靈魂，獲得了新的藝術生命。它的思想價值與藝術價值，絕非既往有關羅密歐與朱麗葉的口頭或文字作品所能比擬，也不能同一般的傳奇故事等量齊觀。

班戴洛的小説有着經久不衰的生命，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它成功地塑造了羅密歐與朱麗葉這兩個人物形象。 ^[1] 

《菲利普·利皮》

這是很有代表性的一個短篇小説。班戴洛從達·芬奇、利皮的生活中選取幾個斷面，甚至是平凡的日常經歷，用輕鬆活潑的筆調描繪出來。在饒有興味的敍述中，作者把封建統治階級宣揚的人的高貴在於出身，地位和財富的陳舊觀念，盡情地加以奚落，宣揚了人的高貴決定於才能和在社會實踐中作出的貢獻的觀念。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思想在這裏自然而然地流露了出來。

更可貴的是，班戴洛身為僧侶，卻能突破宗教的藩籬，在一部分小説中顯示了反教權的傾向，揭發僧侶勾引良家女子，貪圖錢財的惡德敗行。自然，在班戴洛的小説中，更多的短篇是以愛情為題材，或寫傳奇式的悲歡離合，或寫引入入勝的冒險。作者在若干書信中曾經表示，不少愛情風波每每起因於人的理智的軟弱無能，不足以駕馭七情六慾。可是，作者在小説中的現實主義藝術描繪，卻令人信服地表明，事情同理智，或者説同情欲，都毫無干係。衝突的根源全然在於現實的社會環境。 ^[1] 

班戴洛的小説開闢了16世紀敍事文學的新方向，並在英、法及西班牙有廣泛影響。 ^[3] 

班戴洛的名氣雖然沒有像其他文學巨人那麼赫然，但他的小説對歐洲文學很有影響。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朱麗葉》，就是以他的《羅密歐與朱麗葉》（1562）為素材寫成的。莎士比亞的其他劇本，如《無事生非》、《第·十二夜》，也取材於他的故事。他的小説《孿生兄妹》，是莎士比亞《皆大歡喜》的素材，《安託尼奧·博洛那》則是韋伯斯特的劇本《馬爾菲公爵夫人》的創作素材。以下七篇即為馬泰奧·班戴洛所著。 ^[3]  費力克斯·洛卜·德·維加·卡爾皮奧的兩部喜劇和塞萬提斯的一些小説，都取材於其中的故事。 ^[4]  著名學者錢鍾書先生在他的著作中不止一次論及班戴洛的小説與莎士比亞的戲劇的關係，並給予他的短篇小説創作以很高的評價。 ^[5] 

他十分注重小説內容，尤其是注重描寫人物感情和曲折情節，他的作品為現代小説勾勒出雛形。對有人指責班戴洛的小説缺少高雅的風格，他這樣回答：“任何一個故事，不管它的語言多麼粗糙，多麼笨拙，只要它是真實的，就能夠贏得讀者的喜愛。我的小説就是這樣……它們不是寓言，而是真實的故事。”

班戴洛筆耕一生，奮意縱筆，描繪出了一個時代的風貌和情態。他當之無愧地是薄伽丘之後意大利最出色的人文主義小説家。他的創作標誌着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短篇小説的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