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耿

職業和榮銜有詩人、作曲家、格鬥教練，藝術學、社會學和縱橫學教授、譜牒與世糸學學者等。曾任東南大學藝術研究中心客座教授、南京大學學生會公共關係顧問、南京青年文學愛好者協會顧問、江蘇省社科（院）進修大學社會學終身教授、河海大學學生會藝術顧問、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會員、江蘇省六朝史研究會理事、中華王氏譜牒文獻博物館館長、南京望族文化研究所所長、江蘇省國際公關文秘人才培訓中心總教務長等。

作品有詩集《爵士歌手》、歌曲集《最後的歌唱》、史詩《詛奏與歌訟》和《二十世紀的遺囑》、文論《現代公共關係與先秦的縱橫學》、譜學和世糸學專著《巨族的恐懼/王羲之家族五千年世糸考》，主編和總纂了世界上最長並唯一貫通的《中華王氏通譜/自黃帝至作者共168世》、《中華共祖上古人物世糸考/自盤古至黃帝約197世》、《琅琊王氏文化志》等譜牒專著，和世界上最全的譜牒鉅著，總括了周成王以前被賜姓授氏的198姓的《中華百姓總譜》，該譜每部計一千零八冊，全譜單本加疊高度約有三層樓那麼高。

本支王族自上古王獲（亦名盤古或望獲）始，至今有世糸傳承的記錄約兩百六十一代，七千二百零七年，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正史有稽、族譜有記、出過一百零八名帝王、兩百三十六名宰相級官員的恐怖巨族。

王耿的户籍和居所在江蘇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南京城南的孝順裏（六朝時稱王府裏和鳳凰台）。祖宅中還有簡稱為“烏衣巷”的市文保建築，實為東自南京夫子廟“王謝故居”的江寧路的“馬蕃裏”（今名馬道街）含邊營老虎頭的“宰相街”，西至鳳凰台花露崗的孝順裏王徽之種竹處。王耿的堂兄民國中央大學的王瀣王伯沆教授的舊宅至今仍然存在於邊營老虎頭，並由其女、民國語言學學者周法高的髮妻王綿改建成了“王伯沆周法高紀念館”。

王耿生於南京朝夫宮木屐巷，現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長於國家文物保護單位，“南京象山王氏墓羣”，是東晉王導王興之家族墓的第五十代守墓人（第一代守墓人是王羲之），是其神祖王倪的“先道”、王子喬的“導引術”、鬼谷子王詡的“縱橫術”和王羲之家族“青箱學”的主要傳承人。也是世界上最全（1008冊）的家譜《中華百姓總譜》、和世界上最長（261代）的家譜《中華王氏通譜》的主纂人，和在華夏發軔了五千年，至王耿才創成科學或學科的“氏族世糸學”的唯一論述人。

王耿認為：耆那-支那-道家的國度，這是上古印度人在全球首創的描述中國和中國文化的方式，一般認為，古印度對中國的呼稱為“Mahachinasthana”，簡讀為china。與印文有近親的緬文古稱中國為cin’[sin’]或cina[sina]，和佛語同源的梵文也稱中國為cina。china（支那）則為梵文“Jina（耆那）”的上古讀音，意為“得道者”或“成功者”，“sthana”讀作“斯坦”，乃“國境”之意，“Mahachinasthana”就是“得道者的國度”或“道家的國度”的意思。沒有錯，上古的中國帝王有很多得道者，中國自古就是道家的。

著成於公元前5世紀（相當於我國的春秋戰國時期）的兩大印度史詩《羅摩衍那》和《摩訶婆多》中已有此“支那”的簡稱。而有人認為“china”有“大秦”的含意，説“支那”是“瓷器”和“茶葉”，這是沒有切實依據的，因為公元前五世紀以前，只有道法自然的道家，並沒有威震四海的大秦。只有陶缽和銅鼎，瓷器還沒有成熟呢。茶葉也還不是飲料，更沒有出現在國際貿易家的視野。故此，把“china”説成“大秦”、“瓷器”和“茶葉”不是專業的考證。 ^[1] 

另考，同為“得道者”的“薩滿”來自女真語和其他通古斯語族語言。這字在通古斯語中是“智者”、“曉徹”（吠陀亦即此意）的意思，也是“得道者”的同義。“薩滿”是北方人對“得道者”的尊稱，而南方的“得道者”則被尊稱為“儺”即“儺”。“儺”是“漢”的古字，“大儺”就是“大漢”，“古儺”就是“古漢”，“儺”是“漢”的根，來自五千年前。儺也是道家的先祖，在“絕地天通”之前，“儺”與“道”是一體的，“神”和“民”沒有區隔，也就是説上古的華夏是政教合一的。

二、系統論述成功佛教和釋迦族都源自漢人

王耿認為，釋迦族來自東方。三千年前，釋迦族是一個城邦制國冢，有高度的自治權。1898年1月，法國人W．C．Peppa在尼泊爾南境的古墳（北緯二十七度三十七分，東經八十三度八分），掘得釋迦族所供養的牟尼舍利瓶，經對其中的釋迦牟尼遺骨的基因炭測後，釋迦族居住區域內的人種因此被確定：明顯屬於東方民族。這個尼泊爾的東方顯然是華夏中國，而不是婆羅門印度，釋迦牟尼是中國人在一百多年前已有公論。

日本的荻原雲來、藤田豐八、以及我國的印順法師等，均主張釋迦（Sakya）族不是主流印度的白皮膚的雅利安人，而是黃種的蒙古人。中國南方尚白的人羣，尤其是僰、濮系統的氐羌氏人羣早在8000年前就從雲南、四川通過緬甸、泰國進入印度東北部和整個喜馬拉雅山脈的南側，這一帶往東也正是佛教最流行的區域。不久前，人們還在印度北部山區發現了公元前2500年的中國龍的巖畫。王耿由此勘論：老君化胡始於顓頊時期在華夏施行的“絕地天通”的廢止“先道”信仰和“鬼神”崇拜的行政命令，促使了那個時期的老君即釋迦族先民西遷有關。西王母和周穆王的西巡不過是慰勞華僑去的，

在玄奘遊學印度時，其地有個名叫迦摩縷波的國家，國王名童子王，他熱情地迎請禮奉中國這位高僧。不久王玄策也到這個國家，童子王更是請他回國後把《老子》譯成梵文送去。這個翻譯任務以後果然由玄奘完成了。童子王當時告訴王玄策，'先人神聖，從漢地飛來，王於此土，已四千年。'講這話的時間是一千三百多年前，也就是説：漢人西遷至印度至少已五千多年了。這與他們的載記中，漢地飛來的先人至今己五千多年的説法吻合。據玄奘《西域記》所載當他遊印時的人種分佈狀況，釋迦族等地，當時乃為黃種人所居，今日的尼泊爾，更是蒙古族的黃種民族居多。

三、在學術界首次完成“漢藏同源”和鬼族鬼方的“老君化胡”的論述

釋迦牟尼族的先祖和佛教文化的淵源均來自中國的“白漢人”西遷，即傳説中的老君化胡。老君不是老子，老子也不是李聃，老君和老子是先夏時代至商周的移民領袖和先道領袖的簡稱，華夏民族在緬甸、尼泊爾、泰老柬和越南等上古印度的邊緣地區，留下過大量教化當地土著的遺蹟，甚至具體到無所不在。

既然釋迦牟尼的舍利，經基因炭測後被確定是中國人，人們還在印度北部山區發現了4500年前的中國龍的巖畫，和印度童子王告訴王耿在初唐的先祖王玄策其先人從漢地飛來已五千多年的説法，據此，我們可以下結論説：老君化胡不是始於周穆王時期，而至少是始於在華夏施行的“絕地天通”，廢止“先道”信仰和“鬼神”崇拜的行政命令的顓頊時期暨有虞氏的天吳國朝後期，促使了那個時期的老君即釋迦族先民西遷。

中國古代的學術界堅持“老君化胡”的論述，這個老君化胡的時間點正好契合了印度北部山區4500年前的中國龍的巖畫，和印度童子王的先祖從漢地飛來已五千多年的説法，王耿一發不可收拾地開展了“漢藏同源”的研究，和“老君化胡”的考證，王耿還專門撰寫了能為其西晉先祖王浮《化胡經》狗尾續貂的專論，以彌足《化胡經》證據方面的倉促，特別是“鬼”“老”多流寓於西藏的載記。王耿還專門撰寫了能為其西晉先祖王浮《化胡經》狗尾續貂的專論，以彌足《化胡經》證據方面的倉促，特別是“鬼”“老”多流寓於西藏的載記。

吐蕃十八部中就有“鬼”部。吐蕃前藏地十個王朝中第六個也是鬼部。《漢書·武帝紀》：“今天下大酺五日膢五日。”蘇林曰：“ 膢之祭也。”師古曰：“《續漢書》作劉。”劉膢義通，劉又作柳。辛訓劉（柳），是故辛膢義通。商之祖高辛氏即九膢，九膢亦即奎膢。九、鬼、皋、奎等字在古音亦同。高陽即皋陶，商之祭膢神於桑林，而桑林本封豨所居之地，封豨亦江南和東夷之裔。故，西藏在上古就是江南有虞氏和東夷蚩尤族的地方，漢藏自古一家，羌漢同出一源，藏獨毫無道理。

氏族是上古人類社會形態的編制，姓氏是上古人類組織形態的番號。中華民族是世界上已知的在氏族形成和姓氏誕生方面最古早最廣泛最系統最無斷裂的民族，其學科類價值史料的建設積累的流傳有序，也是全球任何民族的文史典籍和田野考古中最獨一無二、最系統完善的。在國家形成以前，唯有氏族和姓氏的體系，才是人類階段性文明中唯一有證據價值的傳續和遺存。

2011年9月21日《現代快報》封十五版報道了對王耿的專訪，將王耿一項進行了三十年的研究成果低調公開：中國2.5萬個姓氏都是由（周成王以前封授的）198個姓氏演變而來的；而姓氏的最初爆發是環太湖地區的帝釐糸的吳虞陶釐等姓。當時的“古太湖”地區和如今的“環太湖”地區的核心是揚州暨南京。“正姓氏”的第一人伏羲氏至吳回都是聚族於江南的，釐姓的有虞氏政權始於黃帝政權之前，唐堯們則是堂邑的籍貫，而此前的姓氏專著記載的姓氏出處多為周成王前後，而姓氏爆發的帝釐時代則比周成王早了近兩千年。

司馬遷的《史記·夏本紀》中雲：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同理，劉秀的《上山海經表》説：《山海經》者，出於唐虞之際。禹乘四載，隨山刊木，定高山大川。司馬遷文的關鍵詞是“稽”，成了浙江紹興的出處，劉秀文的關鍵詞是“刊”，當然也可以成為江蘇揚州的出處，一千年前的揚州的首府，始終沒有離開過南京。而陶唐虞和夏商周的族源，無一不是來自江南和東夷的首都，揚州的首府南京及周邊。據《禮記·王制》載，“有虞氏皇而祭”，有虞氏既然是“皇”，“天吳”國就一定是一個朝代。因此，我們在“天吳”國的首都南京及周邊曾隸區，找到了數十處在姓氏和文明起源方面，早於中原和西部一千年至兩千年以上的遺址和史證。

我國的歷史教科書和國學經典中，關於“上下五千年”的論述中的薄弱環節，就是在對“陶唐”和“唐堯”的詮釋，據《左氏春秋/古樂》所載的帝序：陶唐氏和“有虞氏”是發端於黃帝之前的，並序其如下：朱襄氏--葛天氏--陶唐氏--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此序中缺“昌意”）。堯舜則位於黃帝之後的第四代和第五代，故陶唐和堯舜並非同時代，但是，經《世本》將他們合成為“唐堯”後，又被司馬遷加持並流傳開來：變成了“唐堯”的組合，使“陶唐”至“堯舜”的千餘年，瘦身成只有幾十年的格局，從“陶唐”至“堯舜”的演變，則是我國上古史研究中最大的誤區，生生地將中國的上古史隱匿了一千年。

二、“陶堯姚饒”等帝釐糸的氏族起源於一萬年前的“丹陽”和“潯陽”

4500萬年前的溧陽上黃鎮水母山出現中華曙猿，為高級靈長類動物找到了源頭，其意義可與周口店北京人的發現媲美。距今約30萬～50萬年前，南京江寧的湯山留下了“南京猿人”完整的頭骨化石；南京溧水回峯山神仙洞也發現了距今l萬年以前的“溧水人”遺址，其中亦發現了距今約1、1萬年的陶片。溧水神仙洞的發現，為重寫華夏上古史，校正“中華五千年文明”的提法，將中華文明追溯到一萬年前，並重排世界古文明位次增加了依據。進一步為我國新、舊石器時代文化的劃分和前移提供了重要依據。太湖之濱的南京地區，第一次成功登臨了我國和世界上古之都的最前沿。

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蘇秉琦教授説過：“超百萬年的文化根系，上萬年的文明啓步，五千年的古國，兩千年的中華一統，這就是我國曆史的基本國情。”林河先生在《中國巫儺史》中指出：中華文明是一萬年，而不是五千年。中華文明的發源地是長江，而不是黃河，中華民族是鸞鳳的傳人。王耿認為：以鸞鳳為圖騰的江淮流域暨環太湖的帝釐糸族羣，由揚州的丹陽影響到江西的潯陽，進而影響到兩湖川蜀和舞陽慶陽。著名的三星堆遺址，就是這次大遷徙的遺產，也是江南揚越和幹越對兩湖川蜀和舞陽慶陽的侵伐或融合的見證。

神姓，風俗通説是神農氏之後。丹徒縣誌認為神農氏之裔榆岡失位，子孫遂以神為氏。姓苑説今琅邪有神氏。“神宜耕而作陶”，説明吳、虞、陶、姚等族製陶外，神、宜等族務農之餘也是製陶的，“軒轅（神農）作碗碟”就是明證。丹徒縣誌之所以載記了此事，更説明神、宜等族是在丹陽境內的丹徒宜興等地，從事農桑和製陶業的。

《太平御覽》：“少典妃遊華陽，有神龍首感之，生神農於裳羊山，娶莽水氏之女聽訞，生帝臨魁”。《史記》司馬貞補撰《三皇本紀》：“神農納奔水氏之女聽詙為妃，生帝哀，帝哀生帝克，克生榆罔。”神、農二氏封於“裳”即“堂”國的“羊山”即“陽山”，榆岡失席位，子孫遂以神為氏。“神宜耕而作陶”，證明“宜”姓也是封於南京近郊的宜興的。此處的“宜”通“虞”“吳”“餘”“俞”“於”等。

古屬凓水的高淳縣的薛城也出土過距今己有6000多年的先民氏族的遺址。溧水（含高淳潥陽丹陽當塗等）的古稱“中山”，中山（盤古）有子十七人，長曰赫（賀）天氏，埋父屍於中山。“瀨渚”“荊山”“荊溪”“荊邑”均為《容成氏》和《山海經》等上古典籍有稽的古都和古邑，其周邊“鴻山”“歷山”“華山”“茅山”“苗山”“三江”“五湖”“洋河”“丹水”等自然壯景和巫儺聖地的成名，也大大地早於那些中原和西部的克隆版。

據《蒼溪陶氐宗譜》載：堯，姓姬又姓祁，又云姓伊耆，父帝嚳，母陳豐氏慶都，名曰放勳，陶唐氏，誕生於丹陵，妣富宜氏，生丹朱、源明、洪祺諸九子。《姓苑》記載：“陶姓，陶唐氏之後”。望出丹陽（江寧至宜興）、潯陽（景德鎮至九江）。又據《吳縣誌·吳縣西山禹王廟碑記》載：大禹由揚州（丹楊）來到太湖治水，其時太湖東西山一帶有陶臣（陳）氏等原始氏族部落。一萬年前，陶堯饒姚等姓誕生在丹陽到潯陽。

陶姓的老祖宗是“丹陽皋鄉”即“江寧咎廟”的“皋陶”即“咎繇”而不

不是“堯”。據《春秋–元命裏》載：“堯得皋陶，聘為大理，舜時為士師”。陶姓是誕生在公元前2475年前後唐虞時期的陶都丹陽咎繆村（今南京江寧，當時宜興亦屬丹陽），而不是公元前475年春秋末期的越王都山東琅琊時的山東定陶人，山東的陶可比南京的陶晚了兩千年，如果再將“陶唐”至“唐堯”的一千年挖掘出、來，山東或河北的陶可比南京或丹陽的陶晚了近三千年。

據《史記》載，春秋末，越國大夫范蠡助勾踐滅吳後，棄官攜西施，出三江，入五湖，三轉而至陶。這裏的三江五湖都是古太湖地區的地名，與山東的定陶沒啥關糸。用此話作為陶姓是在定陶發源的證據是極為輕率的。據《羣輔錄》記載：“舜七友（虞舜、雒陶、方回、續身、伯陽、東不訾（按：陬訾氏，陬同咎）、秦不虛）之一有秦不虛，曾併為雷澤（太湖）之遊”。與“陶”有關的還有一個安徽六安是皋陶次子仲甄的封地，而定陶則只是范蠡化名陶朱公隱居的地方，它們都不能成為陶氏的發源地。

方雷和方回都是南京方山人，並且都是公元前2475年前後的名人，排名在他之前的雒陶和之後的東不訾各項指標看來也是無出其右的。方姓起源於帝榆罔長子方雷，丹徒縣誌説榆罔糸的神、宜等族是在丹陽境內的丹徒宜興等地，從事農桑和製陶業的。嫘祖是方雷的女兒，後來嫁給了黃帝。離宜興不遠的南京的方山，就是方姓的起源地。王耿説，人們都認為方姓起源於河南，但他研究後認為，南京的方雷比河南的方叔還要早兩千多年。

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蘇秉琦教授説過：“超百萬年的文化根系，上萬年的文明啓步，五千年的古國，兩千年的中華一統，這就是我國曆史的基本國情。”林河先生在《中國巫儺史》中指出：中華文明是一萬年，而不是五千年。中華文明的發源地是長江，而不是黃河，中華民族是鸞鳳的傳人。王耿認為：以鸞鳳為圖騰的江淮流域暨環太湖的帝釐糸族羣，由揚州的丹陽影響到江西的潯陽，進而影響到兩湖川蜀和舞陽慶陽。著名的三星堆遺址，就是這次大遷徙的遺產，也是江南揚越和幹越對兩湖川蜀和舞陽慶陽的侵伐或融合的見證。

2011年11月8日至10日，受江西省景德鎮市下轄的樂平市政府的相關部門的邀請，由王耿率領的、由世界華人尋根基金會、南京望族文化研究所和南京農業大學科技史專業及研究生院等機構人員組成的“湧山舊石器遺址古人類洞窟羣的史前情境”專家考察組，對景德鎮市樂平仙源洞及周邊的湧山舊石器古人類古陶瓷遺址進行了一次新舊石器收集、古陶瓷鑑定、古人類和上古氏族的起源研究和徙徑追蹤的跨院所多學科課題的綜合考察。。

2011年12月5日，江西省博物館研究員、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老所長劉詩中，在湧山洞穴遺址再次進行了實地考察和又一次的鑑定，他所發現和鑑定的至少有三千多年產齡的原始青瓷豆和殷商瓷鼎足，就是被王耿考證出的“王”的禮器，並旁證了景德鎮“瓷都”“瓷源”的身份，也坐實了景德鎮曾是我國和全球瓷業“最早”“最佳”和“最多”的聖地的美名。王耿還在湧山舊石器遺址仙源洞內發現一萬年前原始人類的“劃刻”，這一發現使景德鎮樂平地區一舉登臨了建設江西文化大省的最前沿。

三、“南京”和“楊州”也是“陳”“李”等數百姓的發源地

扶桑，東方古國名，扶桑就是扶木。美國影片《阿凡達》的核心是催毀建木，這個建木就是以南京為首都的楊州的圖騰，《淮南子·墬形訓》：扶木在陽州，日之所曊。高誘注：扶木，扶桑也。那麼，陽州在哪裏呢？《淮南子·地形訓》曰：正東揚州曰申土。《後漢書·張衡傳》注引《河圖》曰：正東揚州曰信土。《初學記》卷八·州郡部·總敍·州郡·第一引《河圖括地象》曰：正東曰陽州。看來“陽州”郎“楊州”。扶桑是夏商周以前的漢人的國家或朝代，建木亦象徵華夏文明之源，看來，他們就是要將我們連根撥起了。

王耿在一塊名叫“戚有虞”的古玉的銘文上，找到了上述帝釐糸的遷徙路線的關鍵證據：上闕“戚又虞自徙歸甫”的意思説：中原的有虞氏，是江南越人伐四川天全後，又遷徙至河南豫州等地的，下闕“滷於用倡冊章”的意思説：“反應很慢的周文王到周章時才冊封了他們”。這是於史有據的，不過意思剛好相反，不是説有虞氏從江南和東夷的江淮地區向西遷徙，而是説中原的周人“太伯奔吳”了。

王耿認為：戚（前戚為楊越，後戚為濮陽）又虞（有虞）自徙（徙：有施）歸甫（甫：中原）。以上證出：1、《説文》：（前）戚,戉也。香港饒宗頤認為：戉即越；（後）戚，今河南濮陽北戚城；2、“有虞氏”也是指江南楊越人的；3、鄧少琴先生認為“有施”即是古代的“徙”，《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司馬長卿便略定西夷，卭、筰、冄、駹、斯榆之君皆請為內臣。故“有施之國，在今四川天全之始陽”。4。《周禮夏官職方氏》：“河南曰豫州。其澤藪曰圃田”。而此玉銘文的下闕指出了有虞氏西遷後被周文王冊封的典故：滷（遲鈍）於用（周）倡（昌）冊章（周章）。

據2002年7月16日《人民日報》公佈的《湘西出土萬枚秦簡》載：“日前，在湖南省龍山縣裏耶古城出土了兩萬枚秦簡，這些簡牘約有20餘萬字，內容多為官署檔案”。簡文“越人以城邑反蠻”，説明越人曾在此與土著五溪蠻發生糾紛，可證兩湖地區曾有戉人；戉徵“湔、戈、邛和徙”等地的戰場均在四川，可見戉人伐川的史實是有史有證的。五溪蠻，亦稱“武陵蠻”。分佈於今湘西及黔、川、鄂三省交界地沅水上游若干少數民族的總稱，歡兜率三苗暨荊蠻部落南遷時形成，他們與後來伐川的戉人其實是祖地的同宗。

關於陳豐、陳邦、陳鋒和陣豐的淵源，《索隱》和《正義》等著作都認為鋒、峯、豐、邦同意通義，陣豐、陳鋒、陳邗和陳邦指的是一回事。從陳豐到陳邗、從陳邗到袐刊，都是華夏上古“秘（袐）祝氏”和“陶臣（陳）氏”的後裔，以其官職之稱轉為姓氏的，以念先族威赫，世代相傳。《後漢書》稱秘氏為“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 。

會稽《神禹秘圖碑》載此“秘”此“刊”應與製作和收藏大禹治水的工程方案有關。既然此“陳豐”“ 陳邗”“ 袐刊”最早是誕生在西羌之本“三苗”的，那麼她至少也是出自“三苗”與“會稽”所屬的楊州。《説文解字》説：“邗，國也。今在臨淮。一曰，邗本屬吳”。故，“陳”“陳邑”和“陳國”早期也有“臨淮”或“吳”的淵源，遷到河南的“陳”，則是近兩千年後的事情，以“陳”為範本，中原百姓的絕大多數都是這麼來的。“臨淮”或“堂邑”，也是“唐”“堂”“棠”“湯”“方”“羲”與“和”等族氏的祖地。

帝堯作為與末世虞舜同一時期的氏族首領，與陳豐暨陳邦氏家族是世代聯姻的關糸，《通志》：“陳氏，姚姓。初封虞，後封幹遂，後封於陳”。虞就是吳，幹隧是姑蘇的衞城，陳鋒或陳邗也在揚州。顯然，這裏説的陳還不是河南的陳留，因為這中間還有一個陝西的陳倉，陳氏是在虞、遂、陳都等南京為首府的古楊州一帶被封的，因為當時的長江還是天塹，跨江而治的政權那時是不存在的，只有有虞、幹遂和陳邗之間的聯糸或過渡很自然很方便，到陳留必須從長江上游的陳倉過江才行。江南人從陳倉向西向北的遷徙，和自西自北向中原的遷徙後，江南人從陳倉向西向北的遷徙，和自西自北向中原的遷徙後，又完成了從中原向魯豫蘇皖交界處回到江南的回遷。陳倉就是來自古丹楊古楊州的“陳”人徙居的地方。

在上古典籍《周禮·考工記·鳧氏》中，被表現為兩千多年前的王者賜“百姓”時出現的“鳧氏”和“鳧臾”，實際上是起源於七千多年前訓養和捕撈魚、鳧等水族和家禽時而誕生的“符”“伏”“富”“府”“扶”“浮”“付”等“鳧氏”，和“虞”“餘”“宜”“於”“俞”“吳”“巫”“武”“五”“王”“汪”等“魚氏”家族的氏族和世家體系，並直接衍生出中國的東南西北、朝鮮、韓國、日本和蒙古、中亞、通古斯和東南亞等國家和地區中的“扶余”“扶桑”“浮浪”“浮沙”“蠻”“夷”“戎”“狄”人為主的國體、部族、州郡、王號、王侯和王朝，其證據和史實在典籍和考古發現中比比皆是。

對華夏氏族起源、華夏文明起源、神祗宗教起源、世家百姓源頭及宗族世系傳承的考證和論述，王耿將《尚書》《史記》《百家姓》等典籍中黃帝至大禹的六世，修正和補足成三十二世，並據此建立了以“氏族世系學”為工具論的方法論、以“世家傳承論述”為編年史內涵的的華夏上古史體糸，並由氏族的聚居和遷徙畫出了華夏文明是東鳳西漸的線路，和上古華夏的版圖，這也許才是人們始料未及的。

使西方學者和國內疑古派產生懷疑，並且長期堅不採信的，就是伏羲、黃帝、顓頊、彭祖、周公、鬼谷子這些人在史籍中各自延綿幾百上千年的傳説，和各人獨有十幾、二十個名號的記載，他們決不相信黃帝一百多歲(實際黃帝族對中原地區的統冶，約有五百年)、彭祖八百歲、顓頊一千多歲、周公和鬼谷子各二三百歲的歷史，有什麼真實的可能和符合科學的價值。但是王耿發現，這才是最真實的。

正因為他們是分屬這些名號下的氏族，他們的傳承，才是有血緣價值，有共同的DNA排列的基因聯糸的。華夏文明疑古論者對史前文明的無知或忽略，絕對改變或抹殺不掉的事實是：正是幾百上千歲的黃帝、顓頊和彭祖數代或數十代同名(和同爵)的相傳，才是填補了中華文明究競是“三千多年”還是“五千多年”間落差或空白的實證。

法國的人類學家雷納克在《圖騰崇拜的規則》中曾經這樣説過：“氏族及其個別成員都必須採用圖騰動物成為自已的名字。” 馬克斯．繆勒也在《獻給神話學》中曾經這樣説過：“一個圖騰開始是一個氏族圖騰的標記，而後是部族的名字，而後是部族祖先的名字。”王耿説：這也正是華夏氐族和世家成員的姓氐和姓名的早期來源。 “鳧氏”和“鳧臾”、“扶余”和“扶桑”的圖騰和傳説很詳細。

受古長江改道和分流成三江的影響，同時也為了躲避杭州灣水浸和古太湖氾濫對江南和東夷腹地的浸襲，江南和東夷的核心在古楊州古丹楊建都的帝釐糸的陶唐皋堯虞舜等史前氏族的統治，在顓頊帝時開始在地域上分際：東江從南京的江寧，向安徽宣城、江西吳城、湖南武陵、四川丹稜、陝西寶雞和甘肅天水一帶遷徙，中江從六合堂邑，向安徽六安、河南商丘、湖北丹江、山東定陶。

兩千二百年前的“漢”字，應是六千年前的“儺”。可惜的是：前上古史的學者們只會侃北方的“漢”，而不知南方的“儺”為何物了。王耿認為：北方的夏商周，就是南方的“天吳”“有虞”“陶唐”和“咎堯”的承繼或僭越者，南方的“儺”就是北方的“漢”的祖先，他們堅持只講夏商周不講吳虞唐，不單是學術上的負數也是道德上的欠缺。

王耿對時下藏否和批判中國傳統學術界的方式非常不屑，有些人在對中國傳統學術界無知和生疏的情況下，就倉促而狂妄地以自已的無知為參照系地下結論説“不實”和“無考”，他們把傳承了幾百年帝位的黃帝部落嘲諷為“神話人物”，他們把“唐虞”或“夏先”戲謔為“傳説時代”，他們本末倒置地宣佈六千年前的吳文明的來源是三千年前的“太伯奔吳”，他們黑白顛倒地判決高度文明的“飯稻羮魚”和“斷髮紋身”是“野蠻”和“落後”的風尚。王耿憤怒地説：難道我們就任由他們這樣比“五胡亂華”還亂地為非作歹下去嗎？”

王耿對把“中道”篡改成“中庸”的孔丘的推崇十分困惑，“中道”和“中庸”的區別也許不同於“妓女”和“公主”，但是其營養和口味至少也該是“洋雞”和“土雞”的差別。在他們信口雌黃的學習和研究下，“道”就墮落和異化成“庸”了，他們最得意的偷換是“中”，而彼“中”是非此“中”的，這到底是孔丘的無道和墮落，還是偽國學的墮落和無道呢？把“需”和“濡”偷換成“儒”，把“夏磚商瓦”萎縮成“秦磚漢瓦”也是他們讓王耿怒不可遏的“偷換”和“纂變”。

在華夏和中國的傳統文化的精髓中，道家文化是唯一能在七千年華夏文明史和全中國版圖中可以人神共享的，她與半道溢出的儒家和釋家不同的是：道家文化不但沒有史前空窗期，而且越是緣桓於人們的心理實踐的形而上學領域，越是去追述人們的社會實踐的本質還原的過程，道家愈是能無所不在地充盈於華夏民族的全過程和文化中國的全領域，道家文化和道學文明才是華夏文明最有表率能力的形態。

但是，由於道家文化和道教活動的相類和相離，思想界學術界宗教界文化界科學界和易學醫學法學兵學丐學等領域的學者，在面臨道家和道學的分際時，觀點和學説上常常會發生混亂，並在認識論和方法論上往往會出現混淆，受祖傳家學的薰陶和啓示，王耿經過數十年的研學和修習，終於將道家和道學中的形而上學的領域，和本質還原的過程分離，得到完全不同的論述和闡釋。

王耿通過家族傳承和考古發現，經過研究整理和訓練修習，完成了失傳千年的王子喬導引術的復建，並能在四不一沒有（不打針、不吃藥、不節食、不手術和沒有增加營養）的前提下，通過點穴、拉筋、潤絡、擊虞、暖宮、殛寒、通皋、太極、瑜珈和導引等初段水平的（最高九段）十大功法，來解決人類常見的肥胖、早衰和失調的問題，並通過增加血液循環、平衡大腦及經絡對臟器和肢體的控管，來提高身體免疫力和血氧淨化率，以達到“十功”參與者的血管不硬化、肢體不老化、精神戀愛化、心理幸福化和麪貌年輕化有效率為百分之百的康體效果。

“王”和“氏族世系學”

王耿認為：炎帝糸的舜族亦是王氏之源，曾被叫做“扶桑”“扶木”的木槿，也是自然界融入上古人類姓氏的最早的植物之一，更是舜族的圖騰。關於扶桑，據《本草綱目·木三·扶桑》載：“扶桑產南方，乃木槿別種。【禮·月令】木堇榮。一名舜。赤槿，名日及。一名王蒸。【陸璣·草木疏】（扶桑或木槿）齊魯之閒謂之王蒸。

全球第一個王氏，要從“王亥”的名號開始考證，雖然之前還有“盤古王獲、火神王燧、帝師王倪、玉女王素”等，但是他們很可能多為文化學範疇的，甚至不是真的。近期被納入正史的《容成氏》和《唐虞之道》等史前典籍，倒是拓寬了王耿的思路，豐富了找到比王亥更早的“人”王的證據。為了求得王氏的“人”祖，只能從有過生命並世糸淸晰的人開始考證，以避免有些人在尋根時，把神仙也羅列在祖先的名位裏的尷尬再生。王耿認為：考證氏族的始祖，得具備三項要件：

必須是以爵為氏，否則便會有來歷不明之虞，而第一個姓王的又必須是“王”或“親”王；（2）考慮到夏以後的爵氏均為世代相傳的，始王五代以內的子孫亦須以王為氏，並須有傳承有史證，不能有他姓贈封或入贅；（3）遠世後代與祖先的世糸清晰，不能有超過連續五世的史譜記載方面的失稽（即只有姓名沒有生卒和事蹟等項信息），或是任何一個世代的斷代。如此考證下來，“王亥”完全符合。這也是筆者五上商丘，並三次接受當地電視台專訪的初衷和用心，因為鄭重和謹慎是必須的。

王亥字太章，是商王朝開國帝王成湯的七世祖，是先商十四代部落首領中，一個僅次於商人發祖“契”的重要人物。而此前傳説的王氏始祖太原或洛陽王氏的太子晉，因為比王亥晚生一千多年，顯然成不了始祖了。但是，問題遠遠沒有這麼簡單，因為問題終於來了：王亥是一個人嗎？請看他們的名字的記錄吧：

（1）《竹書紀年》作王子亥或侯子亥；（2）《甲骨/卜辭》中稱之為“高且（祖）亥、王亥、高且（祖）王亥；（3）《初學記》引《世本》作“陔”；（4）《呂氏春秋·勿躬》作“冰”；（5）《世本》作核、骸、或胲；（6）《史記》作振，則因與核或垓二字形近而訛；（7）《楚辭·天問》和《左傳·昭公二十七年》作“該”或“眩”；（8）《古今人表》作垓，皆其通假字。據不完全統計，十五個，與炎帝、黃帝各有十幾個名號完全相同。

十五個名字可以是一個人的嗎？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如果他的名字達到了十六個時，王亥的名字就肯定不是一個人的名字了，例如：豎亥。聽到這個事情，懂點歷史的人不禁會啞然失笑，大嗔王耿作怪，因為豎亥本來就是王亥，前人己考證無數次了，肯定沒有問題。不信就繼續聽王耿説吧： ^[2] 

a、豎亥即太章、王亥。（1）《禹貢會箋》卷十二：禹使大章步東西，豎亥步南北。（2）《山海經·海外東經》：帝命豎亥步,自東極至於西極。（3）陳夢家在《殷墟卜辭綜述》雲：《吳越春秋》和《淮南子地形篇》大禹命步南北之豎亥（和太章）都是王亥。雖然上述三證的出處很硬，但沒有關鍵的排他性證據，所以王耿認為：豎亥既不是太章、也不是王亥，他們就算都姓是王家的，至少也應是數代人。 ^[3] 

《淮南子》曰：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七百五十里；使豎亥步，自北極至於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七十里。《屍子》曰：此太極之內，有君長之地也。我朝輿地之廣，縱一萬九百里，橫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山高路遙，很多地方那時根本沒路，沒有幾代人的努力，是萬萬完不成如此艱鉅的任務的。正如大禹家族是世代治水的，王亥家族也一定世代測地的，至少在王亥王恆兄弟之前是這樣。 ^[4] 

b、王亥即契。由上述事實計，從“契”至“亥”，王家都在測地，否則那些數據出不來，而且，也不會受到禹王和舉國的如此敬愛。卜辭中祭祀王亥非常隆重，説明他在商人的心目中的地位與眾不同，王亥和王契在商人的心目中是“王”的結論毋庸置疑，但是要説王亥即契還是稍顯強勉，所王耿認為從王契至王亥，在“商”朝未立的夏朝，都是以“亥”族自稱，應該是沒問題的，否則一個王亥，就不會有十六個名號還多。此外，太章的“章”通“商”，太章就是商人的太祖，王亥、豎亥和太章等人都是商祖。

c、上述三證均可證明豎亥、太章和王亥不是同輩人。王亥是商王朝開國帝王成湯的七世祖，也就是夏王第七帝寒浞前後的人，如此算來，夏禹時的王契約年長寒浞時的王亥二百歲，誰再説他們是一個人就連他自已也不好意思了吧。但是，如果他們同屬不同輩的“亥”氏或“亥”族，相信還是可以的。那麼王亥族是來自商丘的嗎？王耿回答説不是的，王耿常説：一個嚴謹的氏族世系學的學者，他的眼中口中腦中心中不能有半點傳説，只能只有證據。那麼，王亥族到底是從哪裏來的呢？請看證據：

d、王亥族的祖籍是長江以南的“湯山”和“湯泉”。據《海外東經》載：“黑齒國在其（湯谷）北，為人黑（皮），食稻啖蛇。一曰在豎亥北，為人黑首，食稻使蛇”。“黑齒”、“黑皮”和“食稻啖蛇”，這都是江南人的生理特徵和生活方式，無論怎麼會説話怎麼有學問的人，想把這些排他性的證據，論述到北方的山東、河南和甘肅去的努力，都將是極幼稚和欠專業的。當時長江的入海口在江蘇的江都以北。

e、王亥族的祖籍楊州也是其祖伏羲的出生地。此時，王耿還要首次提出南京的“湯山”和“湯泉”是全世界最早有記錄的“湯谷”，即世界上最早的帝王居住和養生的地方，《風俗通》 ^[5]  説：“伏羲之後。帝出於震，以主東方，子孫因氏也” 。震即震澤，太湖也。南京就在環太湖的核心。《山海經.大荒南經》寫道：“東南海之外，甘水之間，有羲和之國。有女子曰羲和，帝俊之妻，生十日，方浴日於甘淵”。

這裏的“東南海”和“羲和”都在南京為首府的華夏東南。羲和是伏羲家族的，伏羲族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帝王一族。西漢劉向(歆)《上〈山海經〉表》曾説：《山海經》者，出於唐虞之際，唐虞就是江南和東夷的國家，夏商周都是陶唐虞之後的朝代。從這些證據的意説來，自王亥族上溯，禹稷契摯至炎帝伏羲都是江南的祖籍。 ^[6] 

王耿認為：炎帝糸的舜族亦是王氏之源，曾被叫做“扶桑”“扶木”的木槿，也是自然界融入上古人類姓氏的最早的植物之一，更是舜族的圖騰。關於扶桑，據《本草綱目·木三·扶桑》載：“扶桑產南方，乃木槿別種。【禮·月令】木堇榮。一名舜。赤槿，名日及。一名王蒸。【陸璣·草木疏】（扶桑或木槿）齊魯之閒謂之王蒸。

從追蹤王耿家族史開始，王耿已順藤摸瓜地找到了周成王以前被封授的一百九十八姓的氏源，居然都是來源於“王”、“王氏”、“王姓”、“王家”，如果沒有“王”和“王氏”的封爵、授姓和賜氏，任何一個人都不可能讓歷史和文牘記住自己，傳續給後世。而今天全球華人沿用的約兩萬五千個姓氏，當然也都是從這一百九十八個姓中繁衍和演變出來的。

王耿五十世祖王羲之（303--361）就曾專門召開過修撰家譜的主題宗親會，並説：本支“在夕已分山左右 ( 琅琊、太原 ) ，一旦 俱卒，行序 無稽， 何以傳信？”至其堂弟、東晉尚書令王彪之(305-377)時，他“博聞多識、練習朝儀、自是家世相傳，並諳江左舊事，緘之青箱，世謂之‘王氏青箱學”，（以上詳見《宋書．王淮之傳》等）。這就是王氏首創有國家圖書館價值的‘王氏青箱學’的淵源。

按：本文中的“首證”“發現”和“唯一”的概念，僅為“較糸統”“有體糸”的論述或引伸，不是“發明”和“創造”，有些論述古已有之，王耿並不敢貪天功為已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