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泗原

祖父王邦璽與王先謙為同科進士，曾任國子監司業及光緒皇帝的南書房行走，甲午戰爭因主張抵抗而被李鴻章貶斥還鄉。父親王仁照先生，字仲蘭，也是博學多才，精通詩詞，熟諳文史的教育家。早年曾參加維新派江標的湖南學使幕，宣統二至三年（1910－1911）任吉安府師範學堂監督（校長），晚年在鄉里辦學校，而且他還是一名中醫，在自辦新式小學的同時也常為貧困農家免費治病。著有《葵芳齋詩集》等書，不幸早逝。

王泗原先生是安福縣洲湖鎮王屯村沙洲自然村人。與王禮錫是叔侄關係。王禮錫是王邦璽長子仁煦（字伯蘭）之孫，王泗原是王邦璽次子仁照（字仲蘭）之子。

由於父親早亡，王泗原先生為負擔老母及三個弟妹的生活不得不從大學退學，在一所山村小學以每月6元的微薄收入來支撐全家。後幸遇一位慧眼識珠的伯樂陳啓昌校長(北京大學政治系畢業，思想進步，稟性坦誠剛直，對國民黨的專制腐敗厲聲斥罵。為了辦學，1945年春，陳啓昌變賣全部家產，傾其所有創辦了私立中學——至善中學，校名取自《禮記·大學》中的“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被聘為至善中學老師。

1950年，被舉薦調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從事更重要的教材編撰工作，成為專家，以後還為我國第一大辭典《辭源》任終審工作。 王泗原先生建國前歷任《日新日報》《前方日報》總編輯，建國後歷任教育部、出版總署編審、《中國語文教學》雜誌主編、廣西師範大學客座教授、中國民主促進會北京市委員會宣傳部長等職。他還主編最早的工農速成中學語文課本，出版《離騷語文疏解》《離騷例釋》《古語文例釋》《楚辭校釋》等專著。其中《離騷語文疏解》被馬敍倫先生稱許説：“初一循誦，已徵博雅”；《古語文例釋》是在葉聖陶先生的鼓勵與熱情支持下完成的，年近九十歲的葉老還拿起多年不執筆的毛筆破例為《古語文例釋》題寫了書名，該書就先秦兩漢典籍中語文上的疑難問問題，一一作了辨析，提出了正確的解釋，是研讀古籍的一部重要參考書；《楚辭校釋》運用語法、訓詁、古音、文字、校勘的方法，辨正文字音校的論誤，闡釋篇章字句的意義，富有創見。如運用故楚舊地的江西吉安、安福、永新、蓮花一帶的原存方言，解釋楚辭的“羌”字，解決了東漢王逸以後歷代學者未能正確解釋的問題，受到了學術界的讚揚。該書榮獲國家教委頒發的優秀圖書獎。

王泗原重視家鄉的歷史文獻。1992年，他擔任《安福縣誌》顧問，為保存祖國的優秀文化遺產和故鄉歷史文獻作出了可貴的貢獻。此外，整理出版了王邦璽的《貞石房奏議》和詩集《釋簪草》，還整理明代安福劉鐸的《來複齋稿》和南明安福抗清女英雄詩人劉淑的詩集《個山集》，合而出版為《劉鐸劉淑父女詩文》一書，這也是繼承先父王仁照遺志之作。先父王仁照先生曾在民國三年（1914年）刊刻過劉淑遺集——《個山集》，但其中還有多處有待校勘之處，據王泗原先生回憶：“書既成，先父猶時作覆校，命記錄之。憶侍先父之日，方十餘歲，忽忽七十年矣”（《一九九二年重印後記》）。故而王泗原先生在八十歲高齡之際，不顧年老體弱，將北京圖書館所藏劉鐸、劉淑父女詩文集《來複齋稿》《個山集》整理出版。先生曾向他的學生致信説：“我在印另一本書，也是為民族文化盡一點力。”而且，先生為使北圖所藏原書不受複印損害，每日步行去北圖一字一句的抄寫劉氏父女的十萬字的詩文。知識分子的純誠情懷，令人感動。

1992年，他自費應邀至江西師大講《楚辭》，深受師生歡迎，臨別時他婉言拒收校方給他的“束脩”，連路費也自掏腰包。他説：“為家鄉做點事，難道還要錢？”他是個窮學者，一身舊布衣，一雙老布鞋，主餐是烤饅頭就鹹菜。1992年，他出版其祖父王邦璽的兩種著作，花盡了他平生的積蓄，免費贈送給有志研究他祖父的人們。

丁淦林，現任復旦大學文化與傳播研究中心主任、新聞學院新聞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中學時曾在先生任教的陽明中學（現吉安一中）就讀。2008年9月，丁先生返回母校時，深情地回憶起和王泗原先生的師生情：“當時學校裏一些老師的行為和人品對我影響頗深。他們是典型的知識分子，憂國憂民，性格鮮明，不求聞達，但學問過硬，功底紮實……還有王泗原老師，講授語文，一絲不苟。我原來對語文興趣不是很大，王老師在改作文時，把我叫在一旁，一字一句細緻地指出問題所在，還教導説，作文就是把自己想説的話説出來，寫在紙上。王老師的指點使我的語文水平日益見長，學習興趣也越來越濃。解放後，王泗原老師被請到了北京，專門編審語文教材。他精通古典文獻，曾參與《辭源》的審稿，出版了《楚辭校釋》和《古語文例釋》等專著，頗受葉聖陶先生的賞識，幾次催他出書，還專門為書題名。我們一直保持着聯繫。每次出書，他都會寄我一本，還附信寫出書的感受想法。”丁淦林説，母校的老師們就是那種知識分子，默默無聞、紮紮實實地做學問，不求聞達。這些知識分子憂國憂民，心繫祖國，對民族文化有深厚的感情，總是想要讓國家發展好。

附：

——王湜華

王泗原先生是人民教育出版社資深語文老編輯，堪稱聖陶仁丈的左臂右膀之一。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即與家父交往至深。於楚辭的研究，尤有獨到之處。每次來看望家父，總要靜坐細談移晷，然後離去。家父十分敬重他。

1954年，泗原先生的《離騷語文疏解》一書出版之前，曾拿手稿來請家父過目，家父一讀之下，欽敬不已，未提任何意見，只是對原有的副標題《與郭沫若同志商榷》提了一下，建議刪去。泗原先生欣然接受，刪去。所以出版後贈書，他的題款是，“持謝伯祥先生，並請指正。泗原，一九五四年八月”。後來與他談起這本書，他還自豪地告訴我，這是一本絕無錯字的書，因為從頭至尾一二三校，都是他一個人經手的。由此不難看出，他工作態度一向是多麼認真仔細。教育出版社是出版教科書的，那個時代教科書是能作到無錯字的，其中有多少像泗原先生這樣的編輯，付出了多少艱辛勞動啊！

泗原先生的祖父王邦璽先生，是清同治乙丑（1865）科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守冷官之位長達二十年之久，卻與中法戰爭中援台事件有着重要關係。我曾撰文，1994年發表於《傳統文化研究》第三輯，茲不贅。編者特加編者按，在引了魯迅在《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裏的一段話後寫道：“王邦璽就是這樣有脊樑的中國人。特刊此篇以煥發其光耀，對當代人也必將有所激勵。”這樣一位真正的愛國者，長期默默無聞，而其人格之光輝，在泗原先生身上體現得尤為突出。他一輩子艱守清貧，家一直住在西城丁章衚衕的一所小破院裏的小小三間東屋，朝西，真所謂冬寒夏炎。直到生活實在難以自理時，在女兒強令下，才接到女兒家住。穿的總是那麼儉樸，只要還能穿的，一定繼續穿，新的女兒遞到手裏也不穿。他一生始終這樣，真是我們民族艱苦樸素的優秀典範。

泗原先生的又一部力作是《古語文例釋》，是他用一輩子鑽研古語文的心血撰寫而成的，讓人心服口服的鉅著。他曾與聖陶丈口述其內容，聖陶丈極力慫恿他寫成書，併為他題寫了書名。這部書的學術價值，我認為，將是今後幾代人用之不盡的古語文寶庫。張中行先生，也只有張中行先生，才能寫該書的書評，稱之為“厲兵秣馬”，一點也不過分，而實在還難以涵蓋之。

他祖父有兩部著作存世——《貞石山房奏議》與《貞石山房詩鈔——釋簪草》，到泗原先生晚年，已只有當年捐贈北京圖書館的一部還存世，成了孤本。泗原先生通過館長特批，借了出來，手鈔一部。然後又自費由自己所在單位——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只印了三百部，總算沒要他掏書號錢，已算是十分照顧他了。此時已趕上電腦排版的時代，書中不少字必須拼湊，十分難看，難能盡如先生之意。我深深為先生的精神所感動，並在先生親自指導下，撰文介紹邦璽公。但先生還一定不許在文中提到他。先生就是這樣謙虛為懷，只幹實事，不圖名利。

如果為祖父著作留存，也算是私心的話，那麼為劉鐸劉淑父女出詩文集，則當更能説明問題了。劉鐸是明末被皇帝冤殺的，劉淑是抗清的民族女英雄，只是他隔了幾百年的鄉先輩而已。先生又是自費印書，親自校對。遺憾的是，等書出版，先生卻已作古了！

這樣一位專門利他，一心為公為國家的先生，真應該成為世代人學習的榜樣啊！

——張中行

一

我結識王泗原先生在五十年代初，以後一直在一起從事有關語文的工作。依世風，可以稱他為老同事，或近一些，熟朋友，但都不妥，因為前者太泛，後者太輕。應該稱為畏友。拙作《負暄續話》有一篇提到他就是這樣稱呼的，那裏説：“王先生是我的畏友。小畏是他的治學，深入而精粹，不吹吹拍拍，華而不實。大畏是他固執，嚴謹，有所信必堅持到底，有時近於違反常情也不在乎。畏，就因為有不少我認為可學的，我學不了。”其時他的大著《古語文例釋》還沒出版。可是《離騷語文疏解》早在三十年前就問世了，我讀過，説他治學深入而精粹，根據的一部分就來自這本書。王先生寫零碎文章不多，勤學少作，正是嚴謹的一種表現。但不是不作，而是有所作就重如泰山，甚至壓到古人。如這本《古語文例釋》就是這樣，四十萬言，用了四十多年的時間和精力，像是很慢，其實不然，因為分量太重。重，可以由兩個方面看，一是不讀書破萬卷就寫不出來，另一是有所論述，幾乎都可以解前人之惑，成為定案。出版後給我一本，我打開看看，有知書之明，決定用較長的時間啃。暑中得暇，一共讀了半個多月，勉強完了。想想，還是隻能算作走馬看花，並沒往裏鑽。也不敢鑽，因為，即如對於其中的有些則，確辨是非，就不只要思，而且要考，這就不能不往古籍的大海里跳。為學力和時間所限，我不敢跳，也就只好安於浮光掠影。但獲得，或説深的印象，終歸是有的。這所得，我想，對於想親近或不得不親近古典的人(數量不會很少)還會有些用。本諸“己欲達而達人”之義，寫出來，用意可以説得形象一些，是：有誰想走上古典的征途嗎？請先細心讀讀這本書，當作厲兵秣馬，以免倉卒登程，碰到小小坎坷就摔倒在地。

……

六

依世風，也要説説不足的一面，以表示不偏不倚。但這很難，因為王先生的學風是嚴謹，恪遵繩墨，磨磚對縫，還想從中找點缺漏就不容易了，何況我的學力，以及在這本大著上用的功夫，都有限。但應制文還是不得不作。挖空心思，只想到兩點：一是有極少數講法，可信的程度差些，應該説是可商；二是有極少數講法，像是證據還不夠充分，應該再補充些材料。

前者，可以舉以下幾則為例：

(一)457頁“詩雞鳴所詠者何”一則，“匪雞則鳴，蒼蠅之聲”，王先生説：“竊以蠅字乃（圭黽）之誤。蒼蠅即今語青蛙。蛙聲閣閣，似雞鳴也。”案此説始於明朝晚年焦澹園……，《義府》捲上“蒼蠅之聲”條説：“焦澹園謂，蠅字乃（圭黽）字之誤，誠然。”以下引《漢書·王莽傳》“紫色（圭黽）聲，餘分閏位”，並進一步説《詩經·小雅·青蠅》的蠅也是（圭黽）之誤。但這種説法，《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不同意，説是“穿鑿附會”。其後，錢熙祚還舉出理由駁：“《齊風》‘蒼蠅之聲’末章明言‘蟲飛薨薨’。《小雅》‘營營青蠅’，《傳》：‘營營，往來貌。’《説文》作‘營營’，訓小聲也。鄭《箋》雲：‘蠅之為蟲，污白使黑，污黑使白。’其為蠅可知。焦澹園謂《雞鳴》之蠅乃（圭黽）字，荒經蔑古，明人惡習。黃氏反引《王莽傳》‘紫色（圭黽）聲’以證之，並欲改‘青蠅’之‘蠅’。（圭黽）非上樹之物，而云止棘、止樊、止榛，豈非笑柄？”(《義府跋》)可見這説法還有爭論，所以可商。

同樣情況是342頁“鈎以寫龍，鑿以寫龍”一則，王先生説鑿是酒器，……之誤，也可商。因為還有另外的猜測，見於《義府續貂》，説是蔽膝，黻之誤。

(二)40頁“漢高之法三章是否殺人傷人及盜”一則，王先生主張三章，一是殺人者死，二是傷人及盜抵罪，三是餘悉除去秦法。這也可商，因為法是要守的，犯則治罪，餘悉除去秦法用不着守，也無所謂犯，與殺人、傷人、盜的性質不同。

(三)26頁“子所雅言章舊讀誤”一則，王先生説應該這樣斷句：“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這樣變，意思與傳統讀法無別，只是感到，一，唸到詩書那裏站不住，二，“皆”字有點突如其來。至於王先生提到的疑難，“若以‘所雅言’統詩書禮，則‘皆雅言也’為贅辭”，似乎同一意思重複説，古書中並不罕見。

後者，可以舉以下兩則為例：

(四)323頁“主臣之語舊解多誤”一則，王先生説誰都講不清楚的“主臣”乃“臣以”之誤。但古書中“主臣”的説法不一見，何以“臣以”都誤成“主臣”？又，“臣以”並不是處處可通，如馬融《龍虎賦》的“莫不主臣”就代不進去(王先生説是“必為訛字”)。總之，雖可備一説，卻終嫌證據不夠充分。

(五)321頁“除某官之除1日解誤”一則，王先生説“竊謂除某官之除乃階除義之引申”。是否如此？總感到再加些證據才好。

最後説幾句跳到圈外的話。這年頭，按部就班上學，讀，死心塌地求知，如還有些人，是愚公，因為費力很多，或有失而無得；在古典的大海中求知，並想考辨，解決一些疑難，為後學鋪路，如王先生，是超級愚公，因為常常是，用千鈞之力，所得也許只是滄海之一粟。但山總是愚公移的。由成就方面看，王先生這本《古語文例釋》就是移了山。人都忙於求或忙於看，惟恐其結果就連有移山之舉也不知道，所以我偷閒寫了以上這些，用意是提醒一下，至少是與古典有較多關係的，不要“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