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啓昌

河南省省主席劉峙（江西省吉安長塘鄉廟背村人）考慮“我對家鄉人民沒有什麼貢獻，就辦個學校吧！培養一些人才”。1937年，劉峙創辦私立扶園中學于吉安廟背村，自任校長，聘陳啓昌擔任扶園中學的校務主任。篳路藍縷，以啓山林。每進城辦事，則騎一匹小馬，翻山越野，奔馳道途。恆於馬上開卷閲讀，馬蹄“得得”，流水潺潺，充耳不聞。有一次小馬誤入歧途，待啓昌發覺，已晚霞滿天，抵校，暮色蒼茫，新月初升矣。自此，師生稱他為“馬背上的學者”。 1937年冬，江西省府將來自上海復旦、大夏等大學和江浙等省的流亡學生組成“青年服務團”，分為10隊，分赴各專區從事救亡運動。第六隊於1938年春駐吉安。夏，陳啓昌聘請該團餘家宏、賀忠(女)、張世經3人至扶園中學任教。人們提醒他：餘、賀、張均為中共地下黨員，何必惹此麻煩?啓昌一笑置之。中共“江西省青年抗戰”服務團總支書記餘聽(原名李毓琰，永新梘田村人)常來吉安，是陳啓昌家常客，每縱論天下事，深相契合。當時吉安遇有集會，必邀陳啓昌參加，啓昌每請必到，必講話，必罵國民黨。有一次，在吉安城運動場舉行的各界民眾代表大會上，繼國民黨省黨部特派員李中襄之後講話。冷嘲熱諷，令李哭笑不得。有一次在駐吉安某軍事機關舉行的典禮上，陳啓昌歷數當時政治違反孫中山遺教者數十條，在座軍官無不瞠目相向。又一次陽明中學畢業班聯歡晚會，陳啓昌陪同省教育廳督學蒞臨。啓昌大談國共兩黨，一一對比，盛讚共產黨能不斷前進，全場十分緊張，啓昌神態自若。人們稱讚陳啓昌罵國民黨罵得最漂亮，有人贈他以“陳大炮”之綽號。省督學來校視察，陳啓昌與之論辯，面紅耳赤，不讓分毫。之後，陪同進餐，與其他教師一樣，每人一葷一素一湯而已。有人問他：“你考慮過後果嗎?”陳啓昌回答；“我辦我的民主教育，他辦他的法西斯教育。勇者不懼，有什麼可怕的！”

1939年初，日軍逼近南昌，省級機關紛紛南遷。3月29日，南昌淪陷。時，江西省府正駐吉安，有人向教廳告密，攻擊陳啓昌“養共”、“縱共”，餘昕告知此消息，啓昌凜然無畏，經組織安排，餘家宏、賀忠於是年暑假離開扶園，啓昌悵然久之。

是年4月，扶園中學遷啓昌故里，慘淡經營，煞費苦心。由吉安廟背至永新塔下，數年如一日，恆於晨起率學生越野長跑。返回校門，舉行朝會，總是以嚴師兼慈母的口吻諄諄勉勵學生髮憤讀書，誓雪國恥，牢記“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古訓。講話中常表示對孫中山的景仰和對古代思想家墨翟的推崇，而對楊朱利己主義的批判和對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的官僚政客的抨擊則不遺餘力。談及時局，不禁流露出對中共抗日主張的堅決擁護，論及祖國前途，則深深寄希望於年輕一代並盛讚陶行知的教育思想。

1943年夏，扶園中學遷回吉安。吉安地方反動勢力以陳啓昌不僅思想赤化，甚至1940年竭立營救被軍統逮捕之張世經使之脱險等情，百般排擠，啓昌憤而辭去扶園代理校長職務，就聘於陽明中學，任教務主任。

1945年春，以全部積蓄和妻子唐述華的陪嫁財物創辦私立至善中學。校名取“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之意。任校長。

陳啓昌對學生一貫要求嚴格，又關懷備至。常説：“你不來，我不怪；你要來，受我戒”，以此提醒學生遵守校規。有住宿生夜間看戲不歸，次晨，啓昌集合全校師生講話，説明加強風紀既為了大家好好學習，又可消除不安全因素。高舉竹鞭，似乎要施箠楚，以儆效尤。講了一番道理後，泣不成聲，學生也跟着掉淚。晚上與學生一道在教室裏自修。學生就寢後，手提馬燈查鋪，為學生蓋好被子。

他提倡學生廣泛閲讀，自由議論。學生日記有觸及時事與社會且言之成理者，加圈加點，並加批語予以鼓勵。常在《前方日報》等報刊上發表文章，從不隱諱自己的觀點。在課堂上講話亦然，曾公開對學生説：，“一個人不怕有缺點，就象不怕生瘡一樣。他們發明了一個好辦法，叫做‘自我批評’，用這把刀放掉膿，瘡就會好。"(注：“他們”指中共。)

當局不準至善中學立案，陳啓昌決心以辦學成績表明這是一所合格的中學。學校經費拮据，他動員家屬和親友無償兼課。千方百計聘請優秀教師。他教英語，採用加拿大人文幼章編《直接法英語教學課本》，每上課，師生全講英語，氣氛愉快，深受歡迎。

1949年5月，捐銀元26元給中共閩浙贛區委江西工委作為活動經費，解放後，將至善中學全部捐獻給國家，表示對新政權的竭誠支持。

建國初任吉安聯中校長，當選為吉安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代表，選入協商委員會，擔任第一屆主席，又由吉安市選為出席江西省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之代表。由於在省首屆第一、二次各界人民代表會上，根據中央人民政府頒發的《土地改革法》針對當時基層土改工作中某些過左行為所作的發言，於1951年冬，受到批判。知情者認為，“他的發言是根據中央文件的，此心無它。”後調至吉安師範任教。於1954年12月4日帶學生在文山一小聽課時因腦溢血逝世。

《至善老師》補記

作者：譚加慶

《至善老師》收入1992年版《永新縣誌》時，題為《陳啓昌傳》。付印前，曾將打字稿寄請傳主家屬審閲，家屬無意見，但轉告了一位親戚的看法：作為教育界人士，還是應該着重寫教書育人方面為是。我想，此言極是，譬如作戰，按常規，仗應該這樣打。但我想出奇兵，不落窠臼，使傳主的形象能在讀者心中留下較深的印象。我反覆思忖：傳主從事教育工作，的確有獨到之處，但是，更可貴的是他的性格，熱愛人民，耿介無私。一事當前，常人很少有不考慮利害得失的，而陳啓昌卻把國家與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不計個人成敗利鈍，與“識時務者為俊傑”者流背道而馳。這才是他最突出之點，是極其難能可貴的，應該如實記述，使人物躍然紙上。《禾川人傑》出書後，陳啓昌的生前友好蔣靜娜同志等人看了《至善老師》一文，説：“這寫的就是陳啓昌。”我獲悉此言，暗稱慚愧！

最近接觸到陳啓昌生前一些私人信函等資料，我又一次為他的愛國敬業精神和博大胸懷、無私性格所感動，乃提筆作如下補記。

從抗日時期起，對國民黨與共產黨，何去何從，陳啓昌早已瞭然於心，經十多年風雲變幻，而後因直言得禍，仍然不改初衷。1954年12月1日給侄兒平之的信上，因為侄兒來信談到他爭取入黨的問題，他説：“在1949年大約二三月間，我由劉嗣生介紹，曾參加解放前的地下黨，當時我只因他的一句話：‘參加了組織，可以更好為人民服務’。我便決定了。（至於我素來根本贊成並擁護共產黨，那就不用説了。）”“大約在49年底，原地委組織部吳部長曾找我談過兩回，也叫我填過一回黨員表”。可惜的是，在吉安解放前夕參加地下黨，後來黨組織不予認可，所以他見了李立政委（永新人，時任吉安地委書記。解放初，縣委以上黨委書記都被稱為政委），李立對他説：“很好。你將來可以以一個民主人士的身份在這裏工作。”以後有人提出想要他加入民盟，但答覆是：“在吉安，民主人士也不可少。”於是，他既沒能參加共產黨，也未參加其他民主黨派。雖然如此，但他在信上説：“即使形式上還未入黨，在實質上難道不許‘言黨員所欲言，行黨員所欲行’麼？……有一天，黨認為我的實際行為合得一個黨員的資格和品質而無愧，能批准我做一個黨員，那當然是我所欣願的。如果不然，我不會改變初衷，仍當忠誠為人民教育事業而盡瘁終身。”這是在公開場合譁眾取寵嗎？不，這是跟侄兒私下裏談心，是一個忠厚老實人出自內心的誓言。

毋庸諱言，有不少人入黨是為了做官。陳啓昌可沒有這種動機。1950年秋直言獲咎之後，上級決定將他免去吉安聯中校長之職，改任永新聯中副校長或省文教廳工作。1951年2月底徵求他的意見，或赴泰和任縣中副校長或任赴省教廳。他卻希望在吉安教書。張部長跟專署商量後，按他所願，調他到聯師任教。中學副校長或省廳幹部，大小是個官，但他棄之若敝屣，寧願過粉筆生涯。若不是真心熱愛教育事業，誰會這樣選擇？

不求名利，一心只想為社會作貢獻，這樣偉大的胸懷按理應該被人理解而且受到尊重。事實卻不然。他耿介直率的性格使他在解放前對舊政權無情抨擊，大膽揭露，解放後他對新政權當然無比熱愛，但為了求其“至善”，對某些不夠完美的現象不免有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對個別工作或領導同志提意見不等於對黨對人民政府有什麼不滿。可嘆的是有人把二者混同起來，把給個別領導同志提意見説成是對黨和政府不滿。他後來的單位裏有人甚至説：“組織上就是派一隻狗來，我們也該服從它”，否則就是“打狗欺主”。陳啓昌認為“講這些話的同志表面上好像是對黨很忠誠，實則在他們骨子裏違反了‘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有什麼説什麼’的正確原則，他們的內心並非真正愛護黨，瞭解黨，而是有不純的動機存在。我同這些同志對待領導的態度不同，而是見到有不對的事，有不合原則、不合政策的事，我一定要説。”説得多好啊！他不僅這樣説，而且這樣做了。他因此遭到了趨炎附勢的一些人的批評，他“最初當之，確也有些不安於懷，但後來想多了，也就心懷坦然了。”多坦蕩的胸襟！

對於師範教育，陳啓昌主張應該改進，要革除“在教室學耕田，從書本學游泳之弊”，就要採用陶行知“教學做合一”的原則，即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方法。在1951年4月4日給王泗原的信中提出了具體的辦法，請王補充並代為轉達（王當時在教育部任職）。

陳啓昌教學實踐取得的成績相當出色。2004年2月11日《人民網》載有王碩訪問復旦大學首席教授、新聞學院院長丁淦林的談話紀要。丁淦林談到早年讀至善中學時，“校長陳啓昌教我們英語。他教學方法很到位，全用英語授課。我雖然只學了兩年多時間，但打下了紮實的英語基礎，當時完全可以看懂一些英文版小説（爽朗地笑）。”對陳啓昌教學工作的評價，這應該是有力的佐證。

陳啓昌的夫人唐述華，乳名蔭子，號梅君，祖籍安徽巢縣。曾祖父離家到南京，進了金陵兵工廠，發奮努力，由工匠慢慢升到副廠長。祖父開五金店，父親承辦祖父開辦的“同興”號店。父親有子女8人，述華為長，於1912年7月出生在南京。讀高中時，正值國立中央高級助產學校開辦，與同學4人前去投考，錄取2人。這是首屆，入學時32人，畢業時剩12人。述華分配到中央醫院產科工作。日寇侵上海，中央醫院遷湖南與湘雅醫院合併。述華回家隨祖母等人避難原籍。1938年4月，離安徽返中央醫院，途經九江，當年中央助產學校教務主任管葆真女士介紹述華到江西省衞生處，分配到中國戰時第二保育院任保育股股長。戰事日緊，敵機轟炸南昌，保育院奉令遷永新，於1938年7月5日遷抵永新城東門外台上村。1939年，院名改為江西第一保育院。保育院收容了來自贛、浙、蘇、皖、豫、粵、桂、鄂、湘、滇、遼等省的難童，先後累計入院兒童1100餘人，在院兒童最多時曾達800人，年齡3至13歲有差。

1941年春，述華經友人撮合跟近在咫尺的駐塔下村的扶園中學代校長陳啓昌訂秦晉之好，暑假中結婚。婚後述華離了保育院，來扶園任圖書管理員、出納保管。

1943年夏，扶園中學遷返吉安。次年啓昌辭扶園職。夫婦倆一無所有，只好住進永新會館。後啓昌就聘於陽明中學。

1945年，啓昌開辦至善中學，初辦時僅幾個學生，生活不能維持，述華便重操舊業。儘管異常拮据，述華接生收費極低，對窮苦人家甚至免費（以後一貫如此）。是年夏，日軍過境，夫妻倆帶着小孩避到鄉下，後從鄉下回城，連買小菜的錢都沒有，一家大小隻靠園裏的東瓜、南瓜果腹。8月，日本投降，他們便向朋友借點首飾，兑換現錢，添置校具，修理教室。

述華離家已8年，思親心切，1946年10月勉力籌措30萬元法幣作路費，赴南京省親。回到吉安之後，述華將父母給作陪嫁的首飾換錢修繕校舍。而物價飛漲，資金不足，校舍難以完工。百般無奈，述華又帶着孩子赴南京向父母告貸。借到兩千萬元，總算房子得以竣工，但借款一直無力歸還。不過，借來的錢並非生活開銷而是為了辦學校，所以述華的母親和諸弟表示不必歸還，這使述華安下了心來。

1954年底啓昌因腦溢血逝世，留下6個孩子（4男2女）。儘管啓昌的治喪費用是所在單位及文教科負擔，述華還得到地委統戰部發給撫卹金舊幣一百萬元（相當於新人民幣一百元），她當時在醫院裏工作，工資有限，要養活九個人（自己和子女，還有她的母親、弟弟），困難自不言而喻。但她終於挑起了這副重擔，扶養子女成人。想大去之日她和啓昌在靈山會上重逢，兩人拈花相笑，啓昌定當感激她撫孤成立之艱難與劬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