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

（粗斜體字為最初發表時被國民黨書報檢查機關刪去的內容_）

從公開的文字上看起來：兩年以前，我們總自誇着“地大物博”，是事實；不久就不再自誇了，只希望着國聯，也是事實；現在是既不誇自己，也不信國聯，改為一味求神拜佛，懷古傷今了——卻也是事實。

於是有人慨嘆曰：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

如果單據這一點現象而論，自信其實是早就失掉了的。先前信“地”，信“物”，後來信“國聯”，都沒有相信過“自己”。假使這也算一種“信”，那也只能説中國人曾經有過“他信力”，自從對國聯失望之後，便把這他信力都失掉了。

失掉了他信力，就會疑，一個轉身，也許能夠只相信了自己，倒是一條新生路，但不幸的是逐漸玄虛起來了。信“地”和“物”，還是切實的東西，國聯就渺茫，不過這還可以令人不久就省悟到依賴它的不可靠。一到求神拜佛，可就玄虛之至了，有益或是有害，一時就找不出分明的結果來，它可以令人更長久的麻醉着自己。

中國人現在是在發展着“自欺力”。

“自欺”也並非新東西，只不過日見其明顯，籠罩了一切罷了。然而，在這籠罩之下，我們有並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國人在。

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拼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樑。

這一類的人們，也何嘗少呢？他們有確信，不自欺；他們在前仆後繼的戰鬥，不過一面總在被摧殘，被抹殺，消滅於黑暗中，不能為大家所知道罷了。説中國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則可，倘若加於全體，那簡直是誣衊。

要論中國人，必須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誆騙，卻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樑。自信力的有無，狀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為據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九月二十五日 ^[1] 

九一八事變後，中國東北淪陷，但中國國民黨的官僚、政客和社會“名流”（指為國民黨官僚、政客粉飾太平的御用文人等）卻在北京等地多次舉行“法會”，祈禱“解救國難”。1934年4月，國民黨的戴季陶和下野的北洋軍閥段祺瑞等，又發起請第九世班禪喇嘛：在4月28日至5月18日，在杭州靈隱寺舉行“時輪金剛法會”，“求佛菩薩來保佑”。還説什麼“今則人心浸浸以衰矣！非仗佛力之加被，未由消此浩劫”。1934年8月27日，當時頗有影響的資產階級報紙《大公報》也發表了《孔子誕辰紀念》的社評，散佈“中國人失去了自信力”的失敗主義論調。

本文寫於“九一八”事變三週年之後，中國近代本來就國運積弱，屢遭凌侮。“九一八”事變又在許多中國人心中投下失敗的陰影，國內悲觀論調的一時甚囂塵上。當時資產階級報紙《大公報》發表社論，指責中華民族失去了自信力，為國民黨反動政府推卸責任。針對這一觀點，魯迅先生憑着對社會現狀的洞悉，發出了中國人當自信自強的吶喊。魯迅寫這篇文章之前的一個月，就發燒，肺病已相當嚴重。文章寫完之後的兩個多月，他寫了《病後雜談》，還致信楊霽雲，自稱是在敵人和“戰友”的夾攻下的“橫戰”，病情的惡化和精神的壓力，並沒有影響他對世事的熱忱和關注。後收入《且介亭雜文》（《魯迅全集》第6卷），屬魯迅後期雜文。

第一部分： 擺出對方的論點和論據。

開篇以似乎確鑿的事實為據，用一句話指出了三個階段中“中國人”表現出來的三種不同的態度：1、盲目驕傲，夜郎自大。（“總”含有“一向”的意思）2、盲目崇拜，藉助外援。（“只”含有“唯一”的意思） 3、今不如昔，祈求鬼神。（“一味”含有“死心塌地”的意思）把這三者聯貫起來，其態度是： 由自誇到崇洋，再到自欺欺人、虛無渺茫。因此有人“慨嘆”： “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這是論題的論點。（ 這是報刊上先後宣揚過的三件“事實”，都不過是“公開”的、表面的東西，並不能反映社會的本質和主流 ）用了三個事實來反覆強調和肯定，即事實已鑄成鐵案。

第二部分： 駁斥對方的論證。

根據批駁的對象不同，分兩層。第一層，針對對方的三個論據，運用層層剝繭的方法，指出其虛偽性和欺騙性，抨擊其賣國行徑。

“他信力”、“自欺力”這是作者在本文裏特地造的兩個新詞，用“自”和“他”，“信”和“欺”兩對反義詞衍義造成的。這是一種修辭手法，這兩個新造的詞和原詞“自信力”一對照，就顯出極其深刻的諷刺意義。第二自然段“有人”是指梁實秋等文人，針對對方三個論據一一批駁。文章用兩個假設複句，第一個假設複句，“自信”早已失掉，第二個假設複句，是退一步講，接着指出失掉“他信力”後可能尋找一條“新生路”，那就是相信自己，“但”字一轉，“不幸”得很，走上了一條可怕的路，即求神拜佛、虛無漂渺、精神麻醉的路。這就是上層統治者自欺欺人，以掩蓋他們乞求於帝國主義鎮壓革命的罪惡目的。因此，文中“中國人”究竟是誰，就不言而喻了。

這裏加着重號的句子，是反動政府“書報檢查處”刪去的文字，它揭露了上層統治者大搞求神拜佛來掩蓋自己投降賣國真面目的反動實質。

第五自然段從正面立論，這是三、四自然段所揭露的邏輯結論。既失掉“自信力”又失掉“他信力”走上自我麻醉的道路，就是“發展自欺力”的表現，這一語道破了反動派自欺欺人的實質。

第二層，正面歌頌我國有史以來前仆後繼戰鬥着的中國人民，揭露反動派兇殘毒辣的行徑，駁斥論敵的論點。

第六自然段是過渡段，承上啓下，明確論點“我們有並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國人在”。先承接上文，對“自欺”作了歷史説明，指出“自欺”是反動派的老貨色，從古就有，於今更甚。“籠罩了一切”説明“自欺”在當時國民黨上層社會氾濫的嚴重性。

這裏的“中國人”與上文的“中國人”內涵迥然不同，上文指國民黨反動派一小撮民族敗類；這裏指富有反抗精神的中國人民。“中國的脊樑”是不求名利，埋頭苦幹，創造社會財富和燦爛文化，推動歷史前進的廣大勞動人民和創造發明家。如畢昇、李時珍等。也是不怕流血犧牲，起而反抗反動統治的革命者和堅持抗戰抵禦外侮的民族英雄。如陳涉、李自成、洪秀全、岳飛、文天祥等。一種是代表人民利益，不顧個人安危，為解除或減輕人民疾苦而奔走呼號，為民請命的人。如杜甫、白居易、關漢卿等。一種是歷盡艱辛，奮不顧身，探求佛教教理的人。如法顯、玄奘等。這就是“中國的脊樑”，是用比喻形象地對在歷史上起過進步作用的人的高度評價。

除歷史人物外當今的英雄更多，鬥爭更偉大。魯迅先生在讚美革命者具有堅定的信仰和不屈不撓的精神的同時，怒不可遏地揭露了敵人“摧殘”、“抹殺”革命者的罪行。最後魯迅先生鄭重宣告： “説中國人失掉了自信力，用指一部分人則可，倘若加於全體，那簡直是誣衊。”直斥“有人”的無恥讕言。觀點十分鮮明，感情十分強烈。

在這一層中，魯迅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從歷史和現實兩方面，對“中國人”作了階級分析，熱情讚揚了作為“中國的脊樑”的“並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國人”。

第三部分： 號召廣大中國人民要分清是非，向英雄人物學習，積極投入革命的洪流中去。同時寫出作者魯迅的觀點——都有不失自信力的中國人在。

這一部分，魯迅號召廣大中國人民必須擦亮眼睛，剝去敵人的偽裝，徹底粉碎反革命的陰謀活動。同時指出“狀元宰相”與“地底下”的地位不同、立場不同、對待革命的態度也不同。“狀元宰相”是為一小撮上層統治階級搞搖旗吶喊的，“地底下”是指中國人的真正代表及其正在奮鬥的光輝業績。這裏運用了比喻，含義是： 反動派及其御用文人的文章是荒謬的，不足為據的，要自己親自到被壓在下面的另一個世界裏去觀察。 ^[2] 

魯迅雜文的一大特色是小中見大，“格局雖小”，內裏卻“有着時代的眉目”。這是由他的革命的創作思想所決定的。他在談到自己寫雜文的目的時説：“是多麼切迫的時候，作者的任務，是在對於有害的事物，立刻給以反響或抗爭，是感應的神經，是攻守的手足。”（《且介亭雜文·序言》）這就告訴我們魯迅寫作雜文完全是時代的要求，鬥爭的需要，《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正是這樣。

當時一家有影響的資產階級報紙《大公報》。在1934年8月27日社評《孔子誕辰紀念》中所散佈的悲觀主義、失敗主義的論調並不是《大公報》的發明創造，《大公報》實在只是撿了蔣介石的唾餘而已。蔣介石於1934年2月17日《新生活運動發凡》一文中説：“反觀吾國國民，頹唐，污穢，散漫，零亂，安得不見輕取侮於列邦？”蔣介石於1934年7月在廬山軍官訓練團大肆兜售“三日亡國論”更是荒謬絕倫，説什麼“到他（指日本──引者）一切軍事的準備比世界上任何一國都要充足”，“不僅十天之內，三天之內他就可以把我們中國所有沿江沿海的地方都佔領起來，……滅亡我們中國。”──長敵人志氣，滅自己威風。中國之大，神州之眾，還有誰比蔣介石更失掉自信力的？還有誰比蔣介石所代表的大地主、大官僚、大資產階級更失掉自信力的？

這有代表性的論調深刻地反映了時代的、階級的心理，決不是偶然的個別的街談巷議。魯迅捕捉住這一論調進行深入剖析，是極有現實戰鬥意義的。我們讀起來仍然深深感受到內中所包藏的豐富的歷史內容，呼吸到強烈的時代氣息，並且領略到一顆偉大的心臟在緊緊連着人民革命事業而勃勃跳動的心聲。

“要自己去看地底下”一句中“地底下”，是相對於豺狼當道、狐鼠奔逐的地面上而言；這不是一個自然科學的涵義，而是政治範疇的概念。正如魯迅在《野草·題辭》中寫道：“地火在地下運行，奔突；熔岩一旦噴出，將燒盡一切野草，以及喬木……”當年中國政治舞台的“地底下”正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力量風起雲湧，蓬勃發展，他們才是中國的“筋骨和脊樑”，是中國未來的希望所在。

《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一文語言犀利是和作者出色地運用仿擬修辭手法是分不開的。魯迅筆下的仿擬，決不是簡單、機械的模仿，而是仿照現成的詞語格式變動字眼、寓以新意的一種創新用法。這種仿擬修辭手法往往都書有一定的針對性，或順其意而仿之，或反其意而仿之，都能借助變動的字眼表明自己的獨特見解，尤其是在駁論文章裏往往能產生一種辛辣的幽默感和諷刺意味。因而仿擬修辭格為魯迅雜文廣泛使用，如《拿來主義》中仿擬出“送去主義”便是。這一篇中“自信力”本是《大公報》社評使用的一個字眼，魯迅抓住不放，就着這個字眼起伏翻騰，在“信”的對象、類屬、影響上大做文章，起而剖析出反動政府本沒有“自信力”而只有“他信力”，繼而聯繫新近求神拜佛鬧劇進一步挖掘出現正發展“自欺力”，由“自信力”而“他信力”而“自欺力”，析理精警，出語奇崛，使人耳目一新。由於運用“仿擬”修辭格翻造出一字之差的三個詞語，層層深入剝筍，步步強化邏輯力量，而且睿智閃爍，機趣橫生，也增添了辛辣的諷刺鋒芒。

魯迅雜文對敵人深惡痛絕，犀利如刀，而對中國人民的優秀兒女則是衷心愛戴，熱情似火。一曲高亢激越的“脊樑頌”之後，便熱情讚頌中國共產黨人“有確信，不自欺”，“前仆後繼的戰鬥”。在那樣嚴重白色恐怖中寫得這樣字字含情，句句有意，寄託着這位偉大革命作家的欽敬深情，是何等難能可貴！

犀利如刀與熱情似火，是兩種不同的語言風格，卻又和諧地統一在一篇優秀雜文裏，這也説明不同的思想感情的確也要求迥然相異的語言外衣才能出色地表現出來；二者不僅不相左，而且相互映襯，相輔相成，顯示出魯迅雜文語言藝術的色調豐富、絢麗多彩。

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社會逐漸淪為帝國主義列強的半殖民地。在帝國主義面前，“可憐的民族，奴隸的民族，上上下下都是奴隸。”在某種意義上，整個舊中國就是一個奴隸王國，在這個鐵一般黑暗的國度裏，帝國主義的奴役與中國古老的封建傳統相結合，使中國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與自信力受到了極大的摧殘，在一部分人當中，甚至喪失殆盡。魯迅對此痛心疾首，與這種奴隸的“劣根性”進行了堅忍不拔的鬥爭，但這並不意味着魯迅認為四萬萬同胞都已經消極、沉淪乃至墮落，他清醒地看到了問題的另外一面，即中國現實和歷史上的“脊樑”。《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就是中華民族脊樑的一曲頌歌。

《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寫於1934年9月25日，時值“九一八”事變和“七七”事變之間。當時，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在踐踏了東北三省之後，又向關內步步進逼，亡國滅種的威脅迫在眉睫，悲觀失望的情緒主宰了一部分人的頭腦。1934年8月27日《大公報》社評《孔子誕辰紀念》哀嘆：“民族的自尊心與自信力，既已蕩焉無存，不待外侮之來，國家固早已瀕於精神幻滅之域。”針對這種論調，魯迅在他53歲誕辰時，寫下了這篇著名的雜文。

作者冷峻的目光首先注視着現實。文章一開頭就列舉了三種事實：自誇“地大物博”，寄希望於“國聯”；“一味求神拜佛，懷古傷今”。這些事實都見之於“公開的文字”，表示言之有據，事實確鑿，然後很自然地引出本文批駁的論點：“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但作者當即指出，這個提法本身就是不確切的，因為信“地”，信“物”，信“國聯”，這明明是“他信力”，而不是“自信力”。這種以論敵的論據為論據來反駁論敵的論點的方法，使文章在從容不迫的氣度中，藴含着一種無可辯駁的力量。

文章在指出一部分人連他信力都已喪失之後，筆鋒一轉：“失掉了他信力，就會疑，一個轉身，也許能夠只相信自己，倒是一條新生路。”作者在這裏開出的“新生路”，意在反襯下文的“死路”：“玄虛之至”的求神拜佛，只能説明“中國人是在發展着‘自欺力’。”這一結論是前文的自然引申，但文筆一波三折，跌宕起伏，在層層遞進的推理之中，始終貫穿着邏輯的力量。

在批駁了論敵的論點之後，作者深沉的目光由近及遠地轉向了我們民族古老的歷史。他那縱貫古今的思緒首先從嚴峻的現實中生髮開來，指出“自欺”並非新東西，而是古已有之，於今為烈，以致“籠罩了一切”。“籠罩”一詞，在這裏用得十分準確、形象，它生動地描繪了這種思潮像毒霧一樣禁錮着人們的頭腦，並蔓延到了各個領域。然後，作者用“然而”一轉，滿腔熱情地歌頌了“在這籠罩之下，我們有並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國人在。”他們當中，既包括歷史上那些“埋頭苦幹的人”，“拼命硬幹的人”，“為民請命的人”，“捨身求法的人”，更包括那些“有確信，不自欺”，“前仆後繼的戰鬥”而又“被摧殘，被抹殺”的人。這樣，作者的思緒就在追溯歷史長河的源流之後，又回到了現實，明確指出：“説中國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則可，倘若加於全體，那簡直是誣衊。”

文章的結尾提出了判斷自信力有無的正確標準：“狀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為據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狀元宰相”，當是泛指古今封建統治階級在思想文化戰線上的代言人。“地底下”，則是泛指古今一切有自信力的中國人，並與前文的“籠罩”成為鮮明的對照。這樣的結尾，既總結了全文，又恰與文章開頭“公開的文字”相呼應，使文章結構完整，渾然一體。

綜觀全文，文章以現實為緯，以歷史為經組織材料，開頭始於現實，然後引申到歷史，再由歷史回到現實，結尾則既是對歷史的總結，又是對現實的概括。文章先破後立，破得有力，立得牢固，駁論與立論相結合，互相映襯。駁論以事實為依據，內含邏輯推理，極其雄辯；立論則直抒胸臆，充滿激情；排比句式的運用，更使文章增添了氣勢；議論與抒情水乳交融，增強了文章的説服力和感染力。

《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的核心是論述中國人自信力的有無，因此，正確地理解作者所稱頌的有自信力的人的含義，就成了理解這篇雜文的關鍵。筆者認為，“中國的脊樑”是一個民族的概念，而不僅僅是中華民族中某一階級、某一集團的概念，在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的情況下，更是如此。我們中華民族是有着光榮革命傳統的偉大民族，她孕育了千千萬萬個英雄豪傑，其中既包括勞動人民中的優秀人物，也包括剝削階級中的志士仁人以及歷代統治階級中的傑出人物。由於歷史條件的原因，後者的聰明才智比前者有更多的機會得到發揮；他們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科學、藝術等領域為中華民族的發展所做出的貢獻，也比前者有更多的可能在史書上有所記載。文中所論及的“埋頭苦幹的人”，指那些為了國家、民族的利益，執着於某一項事業，不畏艱險，奮鬥不息的人。就在寫作本文之後一年，作者寫了歷史小説《理水》，塑造了古代治水英雄大禹的形象，可互相印證。“拼命硬幹的人”，當指那些置身家性命於不顧，揭竿而起、斬木為兵的農民領袖和精忠報國、壯懷激烈的民族英雄。“為民請命”的確切含義，指的是為老百姓請求保全生命或解除疾苦，這一詞語的出處，見《漢書·蒯通傳》：“西鄉（向）為百姓請命。”“為民請命”這一提法在極“左”思潮氾濫時曾經受到過大規模的口誅筆伐，以至一些教科書的編者在選用這篇雜文時，不得不將這句話從文章中刪除。但是，正如一位戲劇家藉助劇中人物之口所説的那樣：“為民請命，何罪之有？”幾乎在寫作本文的同時，作者寫了歷史小説《非攻》，塑造了一個古代為民請命的墨子形象，也可互為印證。“捨身求法”的“法”，這裏可做標準，規範解。又，“法”在世界各國語源上都兼有“公平”“正直”“正義”等含義，所以，“捨身求法”可以解做：為追求某一種規範（諸如公平、正義等），不惜犧牲性命，類似“捨生取義”，而“捨生取義”語出《孟子·告子上》，它在本質上屬於儒家思想。歷代統治階級中的不少傑出人物，都把它奉為行動的準則，這樣的例證，史不絕書。甚至無產階級革命的一些先驅，有時也借用這一成語來激勵自己的革命意志。可見，作者在這裏列舉的幾種類型的人，都不僅僅限於某一階級或集團，而是指我們整個中華民族的精華。魯迅是實事求是的典範。對於那些所謂“正史”，他雖然借用梁啓超的説法，認為它們不過是為帝王將相作家譜，但這並不意味着對歷代統治階級採取簡單否定、一筆抹殺的態度，更不意味着對他們中的傑出人物所做的貢獻也採取不承認主義。他曾經把漢唐統治者魄力的“雄大”與“閎放”和“人民具有不至於為異族奴隸的自信心”一起來加以肯定；他還推崇被人誤認為奸臣的曹操是個“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個英雄”，至於他稱讚一些在文學史上做出重要貢獻的詩人和散文家的例子，就更是俯拾皆是了。對於那些被現代的某些人改鑄得無比高大的農民起義領袖，魯迅也從未做過無原則的歌頌，而是毫不掩飾他們歷史和階級的侷限性。他對明末農民起義領袖張獻忠多有針砭，即是一例。

同樣，現實生活裏的“脊樑”，既包括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革命人民，也包括中華民族中其他階級和集團中的傑出人物。就在作者寫作本文之前兩年，在日本帝國主義挑起的“一二八”事變中，駐守上海的十九路軍就曾奮起抵抗，重創敵人，使之四易司令。在作者寫作本文之前一年，二十九軍又血戰喜峯口，以大刀和血肉之軀與敵人拼搏，震驚中外。國民黨軍隊在這些戰鬥中所表現出來的與敵人血戰到底的英雄氣概，無疑是“有確信，不自欺”，“前仆後繼的戰鬥”的具體表現，在民族敵人面前，他們理應和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革命人民同屬於民族“脊樑”之列。至於作者在本文中所指斥的失掉自信力而發展自欺力的人，主要指的是國民黨政府中的一部分上層人物，但也不宜理解得過於絕對。本文明明寫道，這種自欺力已“籠罩了一切”。可見，這種思潮也不僅僅侷限於一個階級、一個集團。恩格斯在論述三十年戰爭給德國帶來的影響時指出，小資產階級的市儈庸俗習氣“已經沾染了德國的一切階級”，“它既經常籠罩着王位，也經常籠罩着鞋匠的小屋”。“這種舊遺傳病毒”甚至“感染”到黨內，以至“必須警覺地注意這些人”。聯繫到作者一貫堅持的對國民“劣根性”的解剖，我們也應該承認，這種缺乏自信力甚至發展着自欺力的現象與人民羣眾中的某些不覺悟的部分也並非絕緣。正由於此，在困難當頭的情況下，強調民族自信力，喚起民族自豪感，就成了思想戰線上一項十分緊迫的任務，而《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就是魯迅實踐這一任務的光輝篇章。 ^[3]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魯迅學會理事錢理羣教授：本文以論述為主，但嚴密的論證背後，又藴含着複雜的情感，卻隱而不露。這是本文寫作上的最大特點。 ^[4] 

魯迅，原名周樹人（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浙江紹興人，字豫才。原名周樟壽，1898年改為周樹人，字豫山、豫亭。以筆名魯迅聞名於世，筆名除魯迅外，還有鄧江、唐俟、鄧當世、曉角等。魯迅的作品包括雜文、短篇小説、評論、散文、翻譯作品，對於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文學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毛主席評價他是偉大的無產階級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也被人民稱為“民族魂”。他時常穿一件樸素的中式長衫，頭髮像刷子一樣直豎着，濃密的鬍鬚形成了一個隸書的“一”字。出生於破落封建家庭。青年時代受進化論和托爾斯泰博愛思想的影響。1898年魯迅從周樟壽更名為周樹人。1902年去日本留學，原在仙台醫學院學醫，後從事文藝工作，希望用以改變國民精神。1905—1907年，參加革命黨人的活動，發表了《摩羅詩力説》、《文化偏至論》等論文。期間曾回國奉母命結婚，夫人朱安。1909年，與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譯《域外小説集》，介紹外國文學。同年回國，先後在杭州、紹興任教。1918年以“魯迅”為筆名，發表白話小説《狂人日記 》。在此之前，他是一名醫生，因戰亂奮起改行為作家。魯迅生平是一個“愛書如命”的人。1927年與許廣平女士結婚，生有一男名周海嬰。1936年10月19日因病逝世於上海。著作收入《魯迅全集》，作品及《魯迅書信集》，並重印魯迅編校的古籍多種。1981年出版了《魯迅全集》（共十六卷）。2005年出版了《魯迅全集》（共十八卷）。他的著作主要有《祝福》、《阿Q正傳》、《狂人日記》等。北京、上海、紹興、廣州、廈門等地先後建立了魯迅博物館、紀念館等。魯迅的小説、散文、詩歌、雜文共數十篇（首）被選入中、小學語文課本。小説《祝福》《阿Q正傳》《藥》等先後被改編成電影。魯迅的作品被譯成英、日、俄、西、法、德、阿拉伯等50多種文字，在世界各地擁有廣大的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