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扶之

1923年9月24日生於陝西省子洲縣三眼泉樓砭傅家新莊。世代為貧苦農民，五歲喪母，隨爺爺和父親長大，後因家中日益窘困，父親只好背井離鄉到延安的一家遠房親戚的地主家打工，從此就成了地主家的一個小放牛娃。稍大些，就輪流到附近的一些富裕農家打工。也就是在這個時候，父親求人將王扶之送到一傢俬塾上了3個月學。儘管讀的是“三字經”“百家姓”，這卻是他文化啓蒙。 ^[1] 

王扶之12歲那年，延安一帶常有劉志丹領導的陝北紅軍活動，看到這些與窮苦百姓休慼與共，與當時的舊軍隊根本不同的紅軍，他萌發了要當紅軍念頭。憑着自己12歲身高1米6多的個子，告訴紅軍説自己有17歲，於1935年7月參加了中國工農紅軍26軍，當了一名小紅軍戰士。同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1] 

1936年13歲轉入中國共產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紅26軍78師少共營戰士、紅25軍75師戰士、紅15軍團第78師測繪員；參加了勞山、榆林橋、直羅鎮、東征、西征、山城堡等戰役和重大戰略行動。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115師344旅687團測繪股長，新四軍第3師8旅22團通信參謀，2營6連副連長，師司令部通信股長；隨其所在的英勇善戰的部隊，轉戰於陝西、山西、河北、河南、山東、安徽、江蘇七省，參加了平型關戰鬥、張店、盯店、討代“頑固派”石友三、曹甸、鄭潭口、淮海區和鹽阜區反“掃蕩”、葉纖子、阜寧、兩淮等戰役和戰鬥。其所在部隊與兄弟部隊一起，先後開闢了晉東北、晉西（平山地區）、晉東南（太行山）、冀南、冀魯豫、豫皖蘇、皖東北、蘇北、皖江和淮南等抗日根據地。 ^[1] 

解放戰爭時期，任東北民主聯軍營長，東北野戰軍2縱5師作戰科長，5師14團副團長，第4野戰軍39軍343團團長；隨其所在的部隊轉戰東北、華北、華中南三大戰略區，參加了四平保衞戰、三下江南、夏季、秋季、冬季攻勢、遼瀋戰役、平津戰役、衡寶戰役、廣西戰役；歷經江蘇、山東、河北、遼寧、內蒙古、吉林、黑龍江、天津、河南、湖北、湖南、貴州、廣西等13個省、市、自治區，征程萬餘公里，戰勝了零下40餘度的東北奇寒和零上30幾度的江南酷暑，從東北的松花江，一直打到祖國南疆鎮南關。在戰鬥中，王扶之曾多次立功受獎，在姜家店迫擊、攻克錦州、平津戰役之攻克天津的戰鬥中，先後榮立大功三次。在攻克錦州和攻克天津的戰鬥中，擔任主攻團副團長、團長。 ^[1]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50年參加中國人民志願軍，同年10月21日首批入朝參戰，任中國人民志願軍39軍115師343團團長，而後任115師師參謀長、第一副師長、師長。在抗美援朝戰爭中，先後參加了第一至第五次戰役，1951年陣地防禦作戰，1952年春季、夏季鞏固陣地作戰、秋季戰術性反擊和朝鮮西海岸反登陸、反空降防禦備戰準備，榮獲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二級國旗勳章，二級自由獨立勳章。1953年5月回國後仍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39軍115師師長。1957年畢業於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京軍事學院高級系，畢業後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39軍116師師長、1960年任中國人民解放軍39軍參謀長、第1副軍長，1968年調中央軍委總參謀部工作，任作戰部副部長，部長，在1969年和1974年任總參作戰部部長期間，協助軍委首長葉劍英、鄧小平參與指揮了珍寶島自衞反擊戰和西沙海戰。1975年任山西省軍區司令員、中共山西省委書記，1980年任烏魯木齊軍區副司令員，是中共第十一屆、第十二屆候補中央委員，全國政協第七、八屆常務委員。1955年被授予大校軍銜和三級八一勳章、三級獨立自由勳章、二級解放勳章。1964年被授予少將軍銜。1988年7月榮獲一級紅星功勳榮譽勳章。1998年離職休養。 ^{[1-2]  [4]} 

那時，延安一帶常有劉志丹領導的紅軍活動。從小見過不少反動軍隊的王扶之頭一次覺得，紅軍是一支令人可親的部隊，因為他們經常為老百姓挑水掃院子。

“我想跟你們到隊伍上，行不行？”1935年的一天，12歲的王扶之突然萌發了當紅軍的念頭。

回話的紅軍看他一臉稚氣，不免疑惑：“你多大了？”

“你看我有多大？”王扶之不知哪來的機靈。

“有十六七了？”

“還真差不多。”

就這樣，12歲的王扶之成了一名小紅軍，來到紅26軍“少共營”。這個“少共營”最大的17歲，一般只有十五六歲，但像王扶之這樣年紀的孩子還少有。這是1935年7月的事。説是當紅軍，其實他依然穿着老百姓的衣服，手持梭鏢。後來在與侵犯陝北的國民黨軍隊作戰中，王扶之才第一次有了一支“馬拐槍”。 ^[3] 

1935年10月1日，紅15軍團成立後的第二天，徐海東、劉志丹定下了圍城打援的方案。紅75師在陝北勞山路東，紅78師、81師一部在勞山路西，形成一個夾擊的態勢，就等敵人送上門來了。很快，東北軍110師進入紅軍的包圍圈。10月1日下午2時左右，我紅75師、78師、81師一部發起衝鋒，一下子把敵人分割成好幾段。敵軍110師就地慌亂地組織防禦，我軍則就地各個圍殲。“少共營”共有200多人，負責攻打一個小高地。那時王扶之還是個“紅小鬼”，因為紅軍槍支數量很少，他就扛着一柄梭鏢衝鋒上陣。 ^[3] 

營長給他們分配了任務，全營分三個梯隊：一個梯隊正面進攻，另兩個梯隊從兩側迂迴。“少共營”的這些娃娃兵衝到高地底下，就聽到敵人在用東北話喊：“底下都是些‘小疙瘩'，不成氣候。”小孩有一個特點，就是天不怕地不怕。敵人一叫喊，這些“紅小鬼”更來了勁，正面進攻牽制，兩側迂迴就攻上去了，子彈嗖嗖地從他們頭頂上飛過。敵人盯着正面放炮、打槍時，兩側的娃娃兵已經衝到眼前了，王扶之端着梭鏢直奔一個舉槍瞄準的敵人，“繳槍不殺”，梭鏢抵到了敵人脖子上，敵人只好跪下，雙手將槍舉過頭頂，王扶之一把就奪了過來。從此，他擁有了從軍以來的第一支槍。 ^[3] 

1952年8月，抗美援朝戰爭進入膠着狀態。王扶之任中國人民志願軍第39軍115師代師長。8月2日9時許，《人民日報》記者劉鳴為採寫報道，來到了這裏。王扶之見劉記者在燭光下寫作很吃力，便請劉鳴到自己的位置上來，他自己則在坑道深處，點着蠟燭與作戰科長蘇盛軾、參謀陳志茂研究工作。幾分鐘後，“轟隆”一聲巨響，一枚重磅炸彈在作戰室頂上爆炸，坑道被炸塌了。老將軍回憶道：“在坑道爆炸的瞬間，我只感到被股兇猛的力量一推，便失去了知覺。當我醒來時，四周漆黑一片，耳內嗡嗡作響，一條腿被圓木和岩石壓着動不了。”當王扶之意識到自己還活着時，努力回想剛才的經過，在記憶中搜尋當時在坑道中的人員姓名：記者劉鳴，作戰科長蘇盛軾，參謀陳志茂、張釜山，偵察科參謀小劉，書記員小楊，測繪員小梁，共7人。而後，他開始急切地呼喚他們的名字，可除了蘇盛軾和陳志茂兩人低弱的聲音外，其他5人沒有迴應。接下來，王扶之才弄清他們都被爆炸的氣浪推進洞底了，己被坍塌的土石埋在下面。由於3人之間都有一段距離，又各自受困負傷，相互間無法幫助。王扶之一邊鼓勵他倆自救，一邊奮力用雙手扒開壓在身上的木頭、石塊。 ^[3] 

他掙脱了出來後，又急忙幫助另外兩位同志脱身。此時，他們3人的情況是：王扶之和陳參謀腿部負傷，蘇科長有3根肋骨被砸斷，不能動。為了與外面聯繫，他們摸遍了所有能找到的電話機，但都無法通話，又試着敲打臉盆、水桶之類的東西與外面聯繫，均無效。在坍塌的坑道之外，115師工兵連的指戰員們正冒着敵機轟炸，緊張地實施救援作業。在志願軍總部，彭德懷司令員得知王扶之等同志被埋在洞中的消息後，親自打電話給中國人民志願軍39軍：“要想盡一切辦法，把王扶之等同志搶救出來！”在中國人民志願軍39軍軍部，吳信泉軍長也不斷催促：“要想盡一切辦法救人！”並指示，工兵不夠，可迅速從軍直工兵營派出一部分進行增援。副軍長張竭誠當即前往現場，和115師政委沈鐵兵、參謀長程國璠等一起指揮搶救。 ^[3] 

3日上午10時許，4架敵機向指揮所掃射、投彈，我115師高炮連立即迎頭痛擊，擊落敵機1架，其餘3架敵機倉皇逃走。隨着時間的不斷推移，王扶之等人生還的希望越來越小，但所有救援的人都不言語，仍在埋頭挖掘。沈鐵兵政委命令警衞連找來幾個當地人盛鹹菜用的大罈子，準備盛殮烈士的遺體。參謀長程國蹯説：“師長個子大，還是給他準備一口棺材吧！”在紅軍時期，吳信泉軍長就是王扶之的老上級。悲痛之下，他含淚給志願軍總部發出了一份王扶之等同志生還無望的電報。彭總當即表示：就是犧牲，也要找到遺體，送回祖國安葬。就這樣，志願軍總部幹部花名冊上，王扶之一欄的後面被註上了“犧牲”二字。 ^[3] 

第二天下午，工兵連副連長劉文才突然發現有兩隻蒼蠅從坍塌的石縫中飛出來。他欣喜若狂，立即將這一發現報告師首長。蒼蠅能活，人就能活！沈政委立即決定，再增派部隊，加快救援速度。當晚11時30分，在經歷38個小時之後，王扶之等3人獲救，記者劉鳴和其他4人犧牲。 ^[3] 

1973年，王扶之向葉劍英建議，為加強渤海海灣地區協同作戰能力，由他帶領一些人員到山東半島勘察地形和調查研究，以便制定作戰計劃。對這一建議，葉劍英十分贊同。於是，王扶之他們來到山東地區。説來湊巧，王扶之所到的部隊，事前有江青的追隨者于會泳、劉慶棠、浩亮等人前腳“駕到”。這些在“文革”中紅極一時的人物，當時有恃無恐，狂妄傲慢。對這些人的表現，部隊官兵怨聲載道。跟隨王扶之的一位參謀出自義憤，事後未和大家商量，將耳聞目睹的事實寫成一封信寄給周恩來。沒想到，這封信被“四人幫”截獲。於是，這封信成了“告黑狀”，當時的總政治部主任張春橋批給總參，要求嚴加查辦，並要追查黑手和後台。王扶之又一次首當其衝。 ^[1] 

在追查王扶之的同時，那位寫信的參謀被當作反革命隔離審查，進了“學習班”。當時與王扶之同行的還有數人遭到牽連和誣陷。在“四人幫”眼裏，王扶之的這次“山東之行”是受葉劍英指派的。當時“四人幫”的爪牙三天兩頭找王扶之談話，其目的是要從王扶之嘴裏掏出葉劍英的所謂“罪行材料”。王扶之早就看出他們的野心。為了保護葉劍英，王扶之在談話和“交待問題”時從不涉及葉劍英，自己全部承擔起來。 ^[1] 

審查期間，王扶之被免去了作戰部部長職務。1975年，對王扶之的的審查結束，給他的結論是：“犯了嚴重方向路線錯誤”，調離總參，到山西擔任省委書記。 ^[1] 

王扶之在山西一呆便是5年。直到1980年，葉劍英問起王扶之時，他才被重新安排工作。不久，他赴烏魯木齊任新疆軍區副司令員，以後還擔任了七屆、八屆全國政協常委。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