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滋

1896年3月5日 出生於察哈爾省（今河北省）懷來縣南辛堡村。

1913-1917年 在河北省宣化中學學習。

1917-1923年 在北洋大學學習。

1923-1924年 任天津南開大學助教。

1924-1935年 任河北省柳江煤礦從監工到總工程師。

1935-1938年 任安徽省淮南大通煤礦工程部長。

1938-1939年 任貴州省築東煤礦籌備主任。

1939-1945年 任雲南省明良煤礦總經理兼總工程師。

1945-1949年 任淮南煤礦公司煤炭局局長室總工程師、協理。

1949-1955年 任燃料工業部、煤炭工業部基本建設司副司長。

1955-1977年 任北京煤炭科學研究院院長。

1977年3月3日 病逝於北京。

王德滋（曾用名王潤琴），1896年3月5日出生於察哈爾省（今河北省）懷來縣南辛堡村的一個農民家庭。父親識字不多，但對培養兒子上學讀書卻十分重視，為送兒子上學，不得不多次出賣土地。因此王德滋上學很晚，1917年才中學畢業，時年已21歲。由於成績優異，獲得了懷來縣資助上大學的貸學金。

王德滋於1917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學採礦科（採礦、冶煉工程）學習，依靠貸學金完成了大學學業。由於學習刻苦，勤奮努力，以成績第一名於1923年畢業。畢業後到天津南開大學採礦系當助教1年。

1924年8月，王德滋辭去南開大學助教工作，到河北省秦皇島開辦不久的柳江煤礦工作，這是他人生道路上的第一個大轉折。在煤礦工作艱鉅、條件惡劣、危險性大，柳江煤礦是一個小礦，條件更差。而若在南開大學任教則對他今後提高理論、開展學術研究都很有利，工作、生活條件比在礦區要舒適得多。但王德滋感到煤礦太缺乏技術人員了，自己雖然在大學學了不少理論知識，而對於煤礦生產建設實際卻接觸不多，瞭解不深，只有進行實際鍛鍊，才能更好地發揮所學，並且從小就參加農業勞動，不怕吃苦，更何況柳江煤礦是自己家鄉的煤礦，應該出一把力，於是下決心去了該礦。從此一直在煤礦生產建設第一線幹了25 年，直到53歲才改做行政管理工作。在柳江煤礦前後工作了10 年，曾設計施工了礦井地面、井下防水工程，解決了每年雨季淹井停產；改善了電力、通風系統，保障了安全生產；改進了窄軌鐵路坡度和車輛結構，避免了頻繁發生翻車、斷軸事故。柳江煤礦煤炭產量由年產六七萬噸增加到20多萬噸。由於成績顯著，由最基層的監工升為工程師、科長、工程部長兼總工程師。

1935年11月，柳江煤礦被日本侵略者佔據，王德滋便離開了為之奮鬥10年的柳江煤礦，被聘請到安徽省懷遠縣（今淮南市）大通煤礦公司任總工程師。當時該礦只有一個井出煤，且產量很小，日產煤500多噸。為發展生產，改善經營狀況。王德滋從實際出發，充分運用現有技術，自行設計並監督施工（只有技術助手3人），新建了日產煤2000t的大通二號井，並着重解決配套中的薄弱環節，修建輕便鐵路運煤至鐵路支線，全部工程只用了約一年半時間，大通礦每日產煤迅速增加到1700多噸，到1938年9月被日本侵略者佔領時，已基本收回了投資。由於王德滋成績突出，受到當時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負責人的注意，1938年被吸收為資源委員會委員。

1938年9月，日本侵略者佔據了大通煤礦，王德滋帶領部分技術人員撤退到大西南後方。由於戰時後方對煤炭需要大增，急需增加煤炭產量。王德滋參加了貴州省貴陽市築東煤礦的建設，任築東煤礦籌備處主任。1939年9月，他被資源委員會派到雲南明良煤礦公司任總經理兼總工程師直到抗日戰爭勝利。對該礦進行擴建和技術改造，大幅度增加了煤炭產量，對支援昆明地區戰時用煤急需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1946年2月，抗戰勝利后王德滋又回到淮南，任淮南煤礦鐵路公司煤礦局（現淮南礦務局）局長兼總工程師。淮南煤礦是淮河以南至長江間最大的煤炭生產基地，距上海、南京很近。日本侵略者佔據後對該礦的煤炭資源進行掠奪性開採，礦區已奄奄一息。王德滋回到該礦後，決定立即擴建大通礦三號井，依靠自己的力量，迅速建成了年生產能力為90萬t的礦井。同時又以同樣方式繼續改建九龍崗礦三號井，經建國後補充設備，達到了年產90萬t生產能力。在擴建、改建提高產量的同時，王德滋看到老礦區煤炭儲量已有限，必須尋找新的煤田接替，為此，又準備了鑽探隊伍和設備，並請著名地質學家謝家榮負責勘探，工作進展很快，僅一年半時間，即1947年9月便發現了八公山煤田，隨即在這個新煤田新建了年生產能力為75萬t的新莊孜煤礦。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時，淮南礦務局已經成為全國大型的重要煤炭生產基地之一。並鍛煉出了一大批煤炭生產建設工程技術骨幹。

1949年9月，王德滋配合軍管會接管淮南礦務局後被調到燃料工業部（後為煤炭工業部）任基本建設司副司長，擔任煤炭工業基本建設技術業務領導工作。

1957年4月，王德滋被調至北京煤炭科學研究院任院長，時年已61歲。這是他一生工作的第二個重大轉折，從幹了多半生的生產建設、行政管理，轉到科學技術研究，開始了他一生工作的第二個春天。在新的工作崗位上，他勤勤懇懇，盡心竭力，沒有辜負黨和國家的期望，同北京煤炭科學研究院其他領導人一起，為開創現代煤炭科學技術研究事業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1965年，因病休養。1977年3月3日，因病醫治無效去世，終年81歲。

王德滋積極參加各項政治活動。1953年參加了中國民主同盟，被選為民盟中央委員、後任中央常委。1956年被選為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後繼任第二、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此外，1962年任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煤炭組副組長、北京煤炭學會籌委會副主任委員、理事長。

抗日戰爭爆發後，一批工廠、機關、院校和人員內遷到大西南後方，集中在重慶、昆明等少數幾個大城市。昆明是當時第二個重要大城市，新興了發電廠、鍊銅廠、化工廠等一大批企業，大專院校數量增加，滇越鐵路是聯通境外唯一的鐵路運輸線，人口也大增。因此，工業、交通和生活用煤需要量急劇增加，保證煤炭供應十分重要。雲南明良煤礦是昆明地區主要煤炭生產基地，但規模小，技術落後，地面運輸不配套，基本上是屬於一個土法開採的小礦。王德滋於1939年到雲南明良煤礦公司後，首先採用當時的先進技術對礦井進行大的改造。在戰時物資供應十分困難的條件下，開鑿了平硐三處，大幅度提高了全礦的生產能力。建立了完整的通風、排水系統，用蓄電池礦燈取代了礦工在井下用的電石明火燈，保證了安全生產。原來的地面運輸是幾十輛“木炭汽車”運煤，運量小、成本高、不安全，不能擔負產量增加後的運輸任務。為此，修建了由該礦到滇越鐵路長20多公里的運煤輕便鐵路。並且因地制宜設計了利用重力分三段下放重斗車，用畜力拉回空斗車的方法，解決了煤炭地面運輸問題。對明良煤礦的技術改造，不僅保障戰時昆明地區用煤起到了極為關鍵的作用，而且應用的一些新技術有着示範作用，對促進西南地區煤礦技術發展有着深遠的影響。由於保障抗戰時期昆明地區用煤做出了重要貢獻，獲得了南京國民政府頒給的“勝利勳章”。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前，我國煤炭科學技術研究基本上是空白，1956年國家決定籌備成立北京煤炭科學研究院（現煤炭科學研究總院），1957年4月，王德滋被任命為院長，同其他幾位院領導一起創建研究機構和培養科研人員的工作。由於煤炭工業涉及許多專業，因此，必須要建立起一個多學科、多專業綜合性的研究體系。經過六七年的不懈努力，到1965年，已建立了10個研究所：北京有開採、建井、煤化學、經濟研究所和煤田地質研究所（現煤炭科學研究總院西安分院）5個研究所，外地有唐山、撫順、上海、重慶、太原5個研究所（現均為分院）。這10個研究所包括了煤炭工業涉及的煤田地質勘探、礦井建設、煤炭開採、煤礦安全、採掘機械化、煤炭洗選、煤化學及加工利用等各個方面，基本上實現了研究機構專業的配套。

王德滋長期在煤礦現場工作，對煤炭生產建設的急需有深刻的體驗，從擔任院長伊始，對煤炭科研工作的方向就有很明確的認識，他經常強調煤炭科研要面向生產，為生產服務。要立足當前，兼顧長遠和基礎研究。他説：“我們是產業部門的科研機構，應當把結合實際，研究解決煤炭生產建設中的技術關鍵問題作為主要任務”。在制訂科研計劃，部署科研力量時，他提出1∶8∶1的意見。他説：“我們和中國科學院不同，用10%左右的力量搞技術基礎理論就可以了；我們和廠礦研究所也不同，但有時現場找上門來，要求解決一些生產急需問題，我們也要管，也要抽一些人去搞‘門診’，一般不超過10%的力量；其餘80%左右的主要力量，應針對生產建設中的技術關鍵問題，集中力量攻關”。按照這樣的思路，重點是對煤炭工業當前生產建設中的重大技術難題開展研究。例如，由於煤炭產量增加很快，對坑木的需要大增，我國木材資源又不很豐富，因此，“坑木代用”成為當時煤炭生產建設中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1961年王德滋率工作組到全國主要礦區實地考察坑木代用與節約情況，工作組提出的報告為煤炭部採納。同時，他立即組織力量在北京煤炭科學研究院開展了新型支架的研究，親自審查研究方案，深入課題了解進展，觀看試驗情況，幫助解決條件和存在的問題。在他積極組織和領導下，水泥支架迅速得到大面積推廣，代用了大量巷道支架用坑木。此後，金屬支柱又研製成功，大量推廣應用於耗用坑木最多的採煤工作面，取代了木材支柱。“坑木代用”研究取得一系列成果，基本上解決了坑木供應緊張的問題。為煤炭大幅度增產創造了條件。又如“凍結法鑿井”是一項新技術，即用冷凍的方法將含水的流沙地層實施凍結，然後鑿井，避免水、砂湧入危及工人安全和鑿井失敗。我國煤田上覆地層為沖積層者不少，尤其是華東地區，有很厚的沖積層，迫切需要解決在這些地方鑿井開發新煤田的問題。因此，建院開始就作為急需問題，重點研究，現已大面積推廣，為開發新煤田起到了極為關鍵的作用。

王德滋不僅注重抓研究開發，還十分重視科研成果的推廣應用和配套成龍。在審議、鑑定科研成果時，他很關心廠礦能否掌握和推廣後的效益。他常説：“不要一出成果就完了，還要關心推廣應用，必要時派人去現場具體幫助”；“我們只提供單項技術，其他環節不配套還是發揮不了生產效益”。例如，在研究採煤機工業性試驗具體問題時，也要問及相應的工作面支護、順槽運輸和通風等配套情況，甚至採區煤倉及其自動化問題也想到了，給科研人員留下深刻印象。

在部署解決當前急需的同時，還兼顧長遠和基礎研究。如煤田地質結構（包括古生物、煤巖對比等）、水文地質、煤炭分類、煤的可選性、煤炭燃燒、煤炭加工利用、標準化等都建立了研究室或立項進行長期研究。擴大研究隊伍

在建立建設研究機構的同時，積極擴大研究隊伍，增加了一大批年輕的科研人員。王德滋十分熱心對青年的培養，主要是通過實際工作鍛鍊他們，在研究方案、總體設計、試驗過程中發現問題，及時提出，幫助他們使研究成果更適合煤礦的實際條件，把理論知識與實際相結合得更好。他重視學習國外先進經驗，建院初期就聘請前蘇聯專家為顧問，接收了國外留學回來的技術人員，還選派了大批青年科技人員到國外學習。後期儘管他年老有病，但仍深入到煤礦現場，到礦井井下調查、看試驗情況，參加成果鑑定等，嚴格踏實的作風，對煤炭事業的熱愛，對年輕的科研人員都有很深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