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典章

王典章 16 歲中秀才，曾受業劉光 (號古)、偉 (字子俊)。後以監生援例為候訓導，因賑濟有方，保以知縣，分省補用。光緒三十年 (1904)入速傳任布政使署文案。三十三年(1907)任新寧知縣。三十四年 (1908)署打爐直廳 (治今四川省康定縣)同知兵備處，為駐藏大臣、川滇黔邊防大臣籌辦糧餉。宜統三年(1911)任定遠府(治今四川省西昌市)知府兼兵備處，領巡防營。 ^[1]  1911年，四川發生“保路運動”，先生時任寧遠知府兼兵備道，領巡防營。黨政軍各界認為寧遠府（今西昌）地處邊區形勢險要，擬設軍政府，先生眾望所歸被推選為都督。但他以大局為重，堅持四川統一、不宜分裂，因此寧任知府不做都督，此舉深受地方各族羣眾的擁護，雲南總督蔡鍔讚揚他“威信過人，漢夷悦服。”後來他辭職離川時，送行者成千上萬，一些少數民族羣眾騎馬相送數百里之遙。任職期間，他曾保護法國軍醫和博士兩人，獲法國總統所授“一等榮譽寶星”。在寓居上海時，法領事館欲派四名警衞守護其住所，先生力辭方罷。 ^[2] 

辛亥革命後，1914 年任廣東省高雷道尹。 ^[1]  先生認為，治粵當以治盜為首，同時領警衞軍五營，節制陸軍一個團，兵權超過駐地之鎮守使。又完善保甲制度，不久即平復之。先生鋭意整肅吏風，所轄11縣政通人和。先生被策授上大夫，康有為讚揚他“臨蒞高雷，威惠流聞，我澤如春。” 先生遇事極有主張。他與康有為、于右任等人是至交，曾在北京、香港、廣州、蘇州、西安等地聚首，康上書黎元洪大總統，以先生為循良薦（薦字的繁體）。可是，當康有為因張勳復辟之事請求配合時，卻遭到先生的婉言謝絕。 ^[2]  次年因抗議袁世凱復闢帝制，憤然辭職。 ^[1] 

1916 年任廣東省粵海道尹，辭職，居杭州，獨自出資編印《煙霞草堂文集》並請康有為為之作序。梁啓超曾盛讚其“有功師門，豈在禹下”。 ^[1]  在繁忙的公務之餘，他帶領有關人員到東莞、順德、寶安、深圳、番禺、清遠等地考察民情，寫下了八萬多字的巡行日記——《南巡粵海記》，記述了當地風俗之異同、民生之利弊、商業之興衰和政治之得失，見解深刻。 ^[2]  1921 年被江蘇當道贊用，先後督查税，籌辦賑災，接着又任滬寧、滬杭鐵路税務總局總辦。所在弊絕風清，皆有政聲。1932 年末任陝西省政府委員兼民政廳廳長。時值年過後，關中哀鴻遍野他全力忙於賑濟，救活災民無數。後陸續辭去民政廳長和省府委員職務，專任賑務會主席，從事救災賑濟。 ^[1] 

先生當時與位於七賢莊的八路軍西安辦事處的中共領導人周恩來、董必武等時有往來，相處融洽。先生為資助延安根據地和抗日活動做了不少工作。1933年4月成立了以楊虎城將軍為委員長的五人保衞委員會，先生為成員之一，該會的重要職責之一就是協商與中共合作事宜。西安事變爆發後，各界推舉先生和宋聯奎等社會知名人士赴南京，為促成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奔走斡旋。 興辦教育尊師重道 清同光之際，先生之父益農公曾設義塾於陳家巷的關帝廟內，辛亥以後，廟毀，義塾亦無存。先生歸裏後，設立“植本初級小學”教育本巷兒童。後因學童日眾，先生捐地募款並填私資擴大校舍，更名為“西安市私立植本小學”。後由其弟王櫓章續辦，1973年改名為“前衞路小學”，創建之初所立的《植本小學記》碑仍保留完好 。 ^[2] 

先生在蘇、滬寓居時收集整理編印了《劉古愚煙霞堂全集》《劉古愚評傳》和《柏子俊灃西草堂文集》等，使兩位先生的學術思想得以廣泛流傳。康有為慨然為《劉古愚煙霞堂全集》作序；梁啓超亦寫信盛讚先生有功師門。先生還親自校刻耆宿李稼門、楊仲珊詩文集等行世。 當《續修陝西通志稿》編竣付梓時，王典章先生與省主席楊虎城、省通志館館長王健分別為之作序。先生在序中略述秦志源流，嘆編修之不易，並予《續修陝西通志稿》以較高評價。認為其辭約旨豐，足以與通志稿並垂後世。 ^[2] 

1943 年病逝。 ^[1] 

先生從政之餘，手不釋卷，工詩善文，著有《安隱廬詩存》《思過齋文集》等。1948年《安隱廬詩存》印行時，餘冠英題封面，錢鍾書、宋聯奎作序，吳宓為跋。詩集中不乏感嘆時事、憂國憂民之作，如 《懷于右任》：“申江朝夕見，別後知遠翔。大局豈分裂，斯人在梓桑。迴天功有待，縮地恨無方。萬里鄉關道，悠悠阻且長。”還有，西安事變時，先生所作的《和平》：“吉語傳來候，和平願稍償。天心真悔過，國步自逢康。爪士懷圻父，台司望子房，同仇能敵愾，壯氣攝扶桑。” 先生書法字體娟秀流暢、美觀大方，為下泉寺題“柏灃西先生讀書處”，尚存摩崖石刻。另外，在彌陀寺、八仙庵、廣仁寺等處亦存有先生墨寶。 先生曾是西京金石書畫學會年紀最長的會員，收藏有馬遠《深山虎嘯圖》、宋拓《聖教序》，還有唐伯虎、王宸、董其昌、石濤、八大山人、吳昌碩、鄭板橋、張大千、齊白石等名家書畫；有金石印章百餘枚；精美的各式扇骨和古香古色的扇面等，其中不少是聖手的傑作，共計二百餘件。此外，還有康有為致先生的手札十七通，內容雖多為瑣事，但康之書法名高一代，劉自櫝先生曾將其借去留齋所數月，反覆披覽，感慨系之。 可惜，先生收藏的書畫文物“文革”中難逃厄運，珍藏在五個大箱子裏的寶貝散落了一院子。幸虧文物部門工作人員得到消息及時趕到，大部分藏品才躲過了劫難。1984年有關部門將這些藏品歸還給了王家，後來，王家子孫又將國家級文物捐獻給了國家。 ^[2] 

社會名流、各界政要和愛國志士紛紛前往弔唁，外地亦發來不少唁電，靈堂掛滿了輓聯挽幛。其中吳宓教授致的輓聯上聯是：“以學術入政治；明體達用，因時利民。猶得見神州二千載前輩良吏之規模。公胡遽仙遊，忍令儀型永墜”下聯: “合道德與事功；出儒入佛，外王內聖。最關心中國億萬眾青年學子之志趨。我愧難誘導，常負教誨深思！”先生下葬後，墓誌銘由於右任先生撰寫。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