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英

王世英早年就讀於太原國民師範學校，因參加學生運動被學校開除，後進入開封國民第二軍學兵營。1925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8月前往廣州入黃埔軍校第四期，10月參加第二次東征戰役。

1926年11月畢業後，任省港罷工委員會工人糾察隊分隊長、國民革命軍第二軍教導師一團黨代表辦公室主任，參加北伐戰爭。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被黨組織派到河南國民革命軍十九軍從事兵運工作，任營政治指導員。同年冬當選為中共皖北特委、亳州分委委員。

1928年春參加皖北農民暴動，失敗後轉至北平。此後王世英在閻錫山部任衞生團政治處任主任、副營長等職，從事秘密兵運活動。

1931年10月前往上海，被黨中央派到南京，以特派員身份開展秘密情報工作，在國民政府中央機關內部發展共產黨員，並獲得大量重要情報。

1933年2月調回上海，任中共上海中央執行局軍委委員，負責情報部。

1934年後任中共上海臨時中央局軍委代理書記，主持共產黨在國民政府統治區的軍事、情報和聯絡工作，在白色恐怖條件下堅持了秘密情報工作，建立保存了一些重要的內線關係。

1935年7月遭到國民政府破壞後，將在上海的領導機關人員轉移至天津，為黨組織保存了一批重要的革命力量。

1936年2月赴延安向中共中央報告工作。4月前往天津成立華北聯絡局（即北方局情報部），任副局長，從事軍事統戰工作。同楊虎城進行秘密談判、具體協商，達成紅軍同十七路軍共同抗日的協議，派共產黨員到二十九軍宣傳抗日救國，廣泛結交國民政府內部上層愛國人士，擴大共產黨的影響，並獲取大量重要情報。抗日戰爭時期進入延安中央黨校學習。在小組裏揭露江青的歷史問題時，就已經決定給黨中央和毛澤東上書，如實反映江青在上海時的不良表現，盡力阻止江青和毛主席結婚。

1938年10月任八路軍駐山西辦事處處長，負責同閻錫山的第二戰區進行抗日統戰工作。

1942年初調到延安軍委總部工作，仍兼指導駐山西辦事處工作，被選為中共七大代表並出席大會。延安整風爆發後，康生掀起了所謂的“搶救失足者”運動。王世英看到大批同志遭受誣陷迫害，便寫報告為已經被定性為“特務”的同志進行申訴，還表示願意以自己的黨籍來擔保他們的清白。當時餘宗彥、周俊烈兩位同志已經在高壓下被逼承認自己是“叛徒”、“特務”，但王世英還是敢站出來為他們擔保，這一下惹怒了康生。康生在中央學習委員會上指着王世英大罵他是“大自由主義者，想逞英雄，成天保這個、保那個，你王世英有幾個腦袋”？康生還在黨校千人的幹部大會上，喪心病狂的指使人污衊王世英是奸細。王世英只是抽煙，什麼話也沒説，回來和妻子講，康生真不是東西，像瘋狗一樣亂咬人。 ^[3] 

國共內戰時期，王世英歷任中共中央軍委敵軍工作部部長兼八路軍總部副參謀長，晉冀魯豫軍區副參謀長兼敵工部部長、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委員，華北軍區副參謀長兼敵工部部長，天津軍管會參謀長兼天津警備副司令員等職。領導華北地區敵軍情報工作取得明顯成績，是黨和軍隊軍運和情報工作的領導人之一。1949年後，歷任山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山西省委常務委員兼統戰部部長及政治委員會主任、中共山西省委書記兼山西省省長等職，參與領導山西的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當選為第三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1962年任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專職委員，深入調查研究，敢於堅持原則和真理。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受到江青、康生的殘酷迫害。

王世英當時是北方局聯絡局負責人，曾參與劉少奇的工作。江青、康生等企圖把這件事歪曲成“勾結蔣介石、陳立夫，消滅紅軍”。於是，王世英成了重點審查對象。這時王世英已經重病在身：晚期肺癌加半身不遂，住在醫院裏接受最後的治療。但專案組仍不放過他。從1967年6月起，專案組威逼他幾十次，可王世英堅決不承認他們指控的罪名。9月27日，一份以“王光美專案組”名義的報告説：“我們從6月份開始，先後找王世英談話20多次，其態度極壞，説：‘南京談判絕無此事’，甚至耍流氓罵人，拒絕交待問題”，“建議由中監委對其實行隔離審查，責令其交待他參加三六年談判的叛賣罪行”。這樣，王世英很快被從醫院裏拉了出來，實行“監護”、“加緊突擊審訊”。但王世英不買他們的賬，在審訊中回答説：“我沒有什麼可寫的。從今天起，一點也不給你們寫了。”“槍斃了我也寫不出來”，“讓你們把我拖死算了”。如此折磨一個病入膏肓的老人，江青還嫌不夠。1968年3月13日，她在專案組會議上説：“有個案子，我很不滿意。王世英説他半身不遂，還能全家去照相，摔了一跤也沒有死。你們右傾，不要嫌我説話尖鋭。王世英是怎麼回事？我看肖孟對他就是有包庇。”就在江青講話之後的第13天，3月26日凌晨，王世英因肺癌擴散逝世。 ^[6] 

1979年，中共中央決定為王世英平反昭雪，恢復名譽。 ^[4-5] 

妻子李果毅，兒子王敏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