爵士時代

弗蘭西斯·司各特·菲茨傑拉德於1896年9月24日出生在美國明尼蘇達州聖保羅市一個商人家庭。他在中學時代就對寫作產生了興趣，在普林斯頓大學學習期間也熱衷於為學校的刊物和劇社寫稿，1917年輟學入伍後，更在軍營中開始了長篇小説的創作。1918年，在亞拉巴馬的蒙哥馬利附近駐紮期間，菲茨傑拉德愛上了18歲的南方少女澤爾達·賽爾，對以寫作來獲得成功有了比以往更強烈的渴望。退伍後，他繼續堅持寫作，終於在1920年發表了第一部長篇小説《人間天堂》。

《人間天堂》的出版讓不到24歲的菲茨傑拉德一夜之間成為了美國文壇一顆耀眼的新星。一個星期後，他與澤爾達在紐約結了婚。菲茨傑拉德和澤爾達年輕，迷人，擁有金錢和名望，是一對令人豔羨的金童玉女。他們活躍於紐約的社交界，縱情地享受愛情、年輕的生命以及成功的歡樂，過着夜夜笙歌、觥籌交錯的生活，後來又長年在歐洲居住。但由於講究排場，揮霍無度，他們的生活漸漸捉襟見肘。澤爾達因精神病多次發作被送進精神病院，菲茨傑拉德也染上了酗酒的惡習。1940年12月21日，菲茨傑拉德因為心臟病突發死於洛杉磯，年僅44歲。

在二十多年的創作生涯中，菲茨傑拉德發表了《了不起的蓋茨比》、《夜色温柔》和《最後一個巨頭》等長篇小説，以及一百六十多篇短篇小説。其中1925年出版的《了不起的蓋茨比》是菲茨傑拉德寫作生涯的頂點。這部小説入木三分地刻畫了財富和成功掩蓋下的未被滿足的慾望，反映了20年代“美國夢”的破滅，深刻地揭示了角色性格的矛盾和內心的衝突，同時也淋漓盡致地展現了菲茨傑拉德傑出的才華和寫作技巧。《了不起的蓋茨比》被譽為當代最出色的美國小説之一，確立了菲茨傑拉德在文學史上的地位。

菲茨傑拉德創造力最旺盛的時期是美國曆史上一個特殊的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了(1918)，經濟大蕭條(1929)還沒有到來，傳統的清教徒道德已經土崩瓦解，享樂主義開始大行其道。用菲茨傑拉德自己的話來説，“這是一個奇蹟的時代，一個藝術的時代，一個揮金如土的時代，也是一個充滿嘲諷的時代。”菲茨傑拉德稱這個時代為“爵士樂時代”（一般指一戰以後，經濟大蕭條以前的約十年的時間），他自己也因此被稱為爵士樂時代的“編年史家”和“桂冠詩人”。由於他本人也熱情洋溢地投身到這個時代的燈紅酒綠之中，他敏鋭地感覺到了這個時代對浪漫的渴求，以及表面的奢華背後的空虛和無奈，並在他的作品中把這些情緒傳神地反映出來。在他的筆下，那些出入高爾夫球場、鄉村俱樂部和豪華宅第的上流社會的年輕人之間微妙的感情糾葛是一個永恆的主題，他們無法被金錢驅散的失意和惆悵更是無處不在。他的作品經常以年輕的渴望和理想主義為主題，因為他認為這是美國人的特徵；他的作品又經常涉及感情的變幻無常和失落感，因為這是那個時代的人們無法逃遁的命運。

雖然作家們通常寫的都是自己的所看所思和所想，也就是對自己時代的觀察——即便是歷史體裁的小説，一般也是這種觀察的變相的體現——可是很少有作家像菲茨傑拉德那樣強調自己和所處時代的那種水乳交融的關係。初登文壇的作家習慣於強調自己時代的重要性和獨特性——這並不讓人費解，畢竟人類的數千年的歷史對於他們來説是紙面上的抽象的概念，而他用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愛戀、痛苦和追憶去塑造的那個時代自然是惟一的由血和肉構成的。如果你再自戀一點再勇敢一點，你難免會像菲茨傑拉德那樣沉浸在時代的幻夢之中不可自拔。

文學從來就不是空中樓閣裏的物件，它和意識形態的關係向來是複雜地纏繞在一起的，在那個年代左傾的作家是走在時代前列的，像德萊塞、辛克萊·劉易斯、厄普頓·辛克萊、約翰·多斯·帕索斯等作家都擁有廣泛的影響力。菲茨傑拉德一度宣稱自己是社會主義者，而且對於他混跡其中的那個時髦的社交圈始終懷有隱蔽的敵意。但他對他所抨擊的“有閒階級”其實是情緒複雜的，其中混雜着嚮往、不齒和怨恨，這種曖昧的態度當然不會為當時那些“旗幟鮮明”的左翼作家們所接受，但是他的小説最終卻受惠於這種曖昧，他對自己身在其中的那個階層的批判因而顯得更為豐滿和有説服力。隨着時間的推移，當左派觀點不再那麼時髦時，菲茨傑拉德那些更關注個人感受的小説似乎更受批評家和讀者的青睞了，當年菲茨傑拉德頗為妒忌的辛克萊·劉易斯和約翰·多斯·帕索斯似乎不再是他的對手了，美國近年出的數種文學史在列舉那個年代的代表作家時，能和菲茨傑拉德相提並論的似乎只有福克納和海明威，但這遠非定論，而是此時代的文學風尚的表露而已。實事求是地説，菲茨傑拉德的小説在處理廣闊的社會題材方面確實較弱，他的小説總的來説處理的是社會的一個較窄的層面，其中充斥着形形色色華而不實的舞會、酒會和狂歡，就連他自己比較偏愛的處理1919年五一節大遊行的小説《五一節》(那幾乎是他惟一一部直接處理重大現實題材的小説)，也是通過對耶魯學生舞會的描述順便帶出的。我們在菲茨傑拉德小説中看到過多少個散發着浪漫氣息的舞會啊，而且往往是某個心事重重的青年在人叢中尋覓他光彩奪目的姑娘。

菲茨傑拉德和他的小説　他有着卓越的詩人才會有的那種抽象能力，這使他的小説就算是記載個人化的生活和較窄的生活場景時，仍然能讓你明確地意識到這是一部“史詩”。

如果我們能給予題材應有的重視的話，可能菲茨傑拉德還算不上是一位大作家，但是他自有其過人之處，那就是他的小説中經常流露出的濃郁的詩人和夢想家的氣質和風格。作為小説家，他最為傾心的作家卻是英國浪漫主義詩人濟慈。他把自己和濟慈劃歸同一種類型，“成熟得早的才華往往是屬於詩人類型的，我自己基本上就是如此。”的確，他對世界的觀察是細膩的詩人式的，往往能在普通的場景中發現動人心魄的美，這也是他拯救他的小説於尋常場景的屢試不爽的靈丹妙藥。現當代小説家往往自動地將客觀描寫當做自己需要謹守的首要法則，就像福樓拜那樣，少有人再像19世紀的作家那樣離題千里大發感慨了，可是這等於是主動放棄了一種手法，雖然這種方法的運用帶有極大的危險性，換句話説，只有那些真正高明的作家才敢動用。而菲茨傑拉德正是這樣的作家，就這一點，不妨將菲茨傑拉德和他同時代的兩位作家作一個比較。海明威的小説善於緊緊抓住人物的行動和對白，小説顯露出來的首要品質正是他追求的硬朗，當然這種品質也是整個現代主義一再確認和追求的，這使他的小説很容易獲得不無教條傾向的批評家的讚譽。托馬斯·伍爾夫是那個時代另一位被譽為天才的作家，他也是才華橫溢長於抒情的，可是他的小説語言抒情得多少有些陳腐——尤其在他的短篇小説中，就這一點而言，他和菲茨傑拉德還不在一個檔次上。菲茨傑拉德小説的詩意不在於表面的詩化的語言，而是在於他的整個感受方式是詩歌式的，他有着卓越的詩人才會有的那種抽象能力，這使他的小説就算是記載個人化的生活和較窄的生活場景時，仍然能讓你明確地意識到這是一部“史詩”。

菲茨傑拉德最重要的小説《了不起的蓋茨比》篇幅並不長，譯成中文之後只有12萬字，可是由於菲茨傑拉德出眾的抽象能力，這部小説所承載的意義遠遠超出了通常這麼長的篇幅所能承載的。它幾乎成為一個時代的寓言——甚至一個有關美國夢的寓言。這部小説結尾部分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而且有同感的人顯然不在少數，數部美國文學史都便利地將它當做對那個時代文學描述的總結，它成功地將一部表面上看起來不無感傷情緒的愛情小説提升到廣義的詩的高度。在創作長篇小説的同時，菲茨傑拉德還寫了160餘篇短篇小説，翻譯成中文的有22篇，其中新版的《瘋狂星期日》有16篇，另外還有早幾年出版的《了不起的蓋茨比》中有8篇(《闊少爺》和《瘋狂星期日》兩篇是重合的)。總體而言，他的短篇小説成就不如長篇，這些短篇小説大多是給一些流行雜誌撰寫的，因為它們可以支付更高的稿酬。這些小説通常都有跌宕起伏的情節，華美的修辭，以及上流社會人士的喜怒哀樂(當然，雜誌對於上流社會總是趨之若鶩)。譯成中文的這些短篇小説已經是他各個時期比較有影響力的作品了，可是他早期的小説——比如《頭與肩》、《伯尼斯剪髮》、《近海海盜》等——還脱不出校園小説的窠臼，儘管小説本身寫得生動流暢，但是無論社會意義還是文學價值都不大。他最好的短篇小説是《闊少爺》和《五一節》，前者不動聲色地抨擊了所謂的上層社會的虛偽，而後者則是對現實重要題材所做的一次有深度的嘗試。這兩篇小説在菲茨傑拉德一貫的細膩之餘，還有着菲茨傑拉德通常並不具備的硬朗和力量。《一顆像裏茨飯店那麼大的鑽石》和《本傑明·巴頓奇特的一生》則是他最為別緻的小説，兩篇小説都充分發揮了他幻想的特質，像是出自愛玩超現實主義理念的意大利小説家(比如皮蘭德婁或卡爾維諾)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