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伯龍

武漢市蔡甸區大集街有熊伯龍墓。

鍾陵街是大集鎮的南出口，南向延伸，可抵318國道。還談不上繁華，顯見是由一條鋪上了柏油的“鄉級公路”發展而來，但因武漢經濟開發區拓展的勢頭強勁，這兒也逐漸“城市化”了，一排排住宅商品樓正“如雨後春筍般”拔起在路東。

熊伯龍墓就像一顆翡翠，靜靜地鑲嵌在鍾陵街的西側。這兒是一個名叫“新收堡”的土丘的南坡。其墓坐北朝南，墓院呈長方形，寬25米，長30米，佔地約1000平方米。墓冢立於院落中央，冢高2.5米，直徑約5米，冢圍砌有四層青石。正碑高1.7米，底座高0.3米，上鐫“熊伯龍之墓”五個行書大字，字跡飄逸；墓碑上款刻楷書兩行，前為“皇清誥授中大夫諡學士前己丑科榜眼”，後為熊的生卒年“公元一六一六——一六六九年”；下款是重修年份；“一九九八年重立。”由武漢市人民政府撥款建成。

我是六月一日找到這兒來的。其墓地被青草遮護，“生機勃勃”。墓前有小道橫通向一個村子，墓西緊鄰民房，中間長滿翠竹，叢竹中，最顯眼的是一棵高大的合歡樹，樹影遮蓋大半墓地，繁枝間綴滿粉紅色的合歡花，無數花瓣飄落在墓地裏，給這裏平添些許詩意。由於地處要道之衝，集鎮之邊，其墓雖野草深深，卻也不覺那種墓地特有的沉寂荒涼。

熊伯龍是什麼人物？

墓碑上透露着一點信息：“皇清誥授中大夫諡學士前己丑科榜眼”。這行字其實就是古人非常重視的所謂“功名”。“皇清”，這是清朝人的説法，咱們通常就説“清朝”；“誥授”，是指朝廷用誥命授予封號，有這兩個字一是證明其合法性，二是帶有一種“無上榮光”的自豪；“中大夫”是官名，明清的中大夫，是從三品；“諡”是帝王或大官死後朝廷評給他的稱號，“諡學士”就是説他死後被國家授予“學士”的稱號；“前己丑科”，是指順治六年（1649）的科舉考試，因為熊伯龍去世時是在康熙年間，康熙做了六十一年皇帝，期間也有個“己丑”年，為了區別所以加一個“前”字；“榜眼”，這個就厲害了，就是科舉考試的全國第二名。但綜合墓碑上的信息，我們不難發現，熊伯龍只是一個普通的封建官僚而已，為什麼將他列入“武漢名人”行列？

熊伯龍出生在武漢市蔡甸區奓山街紅焰村燕子咀。當地許多老人都看到過熊家的古宅，現已不存。熊伯龍晚年取號曰“鍾陵”，以示對江西省南昌市進賢縣（即鍾陵）祖籍的眷念。熊伯龍的一生，有兩個閃光點，一是他的政治功名，二是他的學術成就。

先説他的政治功名。

熊伯龍的曾祖熊珙任職明朝楚王府典寶，就是專門掌管王府引信的小官，楚王府就設在武昌城中。他的祖父熊士章隨侍曾祖來到湖北，曾祖去世後，熊士章便流寓漢陽一帶，並最終在漢陽府的奓山堡定居下來。熊伯龍的父親熊鳴盛，是明熹宗天啓元年(1621年)舉人，但他的個性似乎很強，不大適應京城官場的應酬，因與人政見不合，遂返回漢陽。娶妻任氏，育二女三男，長子伯龍，次子仲龍，三子叔龍。

青年時代的熊伯龍生活坎坷，家中頻遭變故。十六歲時他父親去世，二十三歲時祖父去世。家中生活拮据，由任氏艱難支撐，熊伯龍在《哭大父示仲、叔兩弟》一詩中説：“失父年十六，七年祖又離，父死有老祖，祖死無長兒。罹茲兩大戚，聞者亦傷悲。憶昔吾父喪，男女五童痴，白髮任拮据，男婚又結縭。三男旋抱子，負志頗能奇。”二十七歲時，正值張獻忠起義軍攻陷武昌，任氏在小女兒家避難，一日兵至，母女二人同死於亂軍之中。（在熊伯龍進士及第之後，任氏被追贈為淑人，後晉贈一品。）

儘管如此，但熊伯龍卻並沒有荒廢學業。作為一個官宦世家子弟，他深知讀書進仕的重要意義。據《奓山鎮志》説，熊伯龍自幼聰明，能詩善文。少年時就學於漢陽的嵩陽寺，刻苦攻讀，夜以繼日，從不懈怠。由於他在學習上勤奮自勵，9歲時，便可將六經子史和諸家詩文熟記背誦，具備了秀才的資格。11歲時，老師以“天下歸仁”命題為文，他廢寢忘食，幾易其稿，連夜寫成方才罷休。此後跟隨名師求教儒學，潛心考究。世傳熊伯龍“讀書西山，靜一月，恍然有悟，爾後文思沛然”。青年時期，他遊學江漢，結集江漢地區詩文愛好者22人，組織“尋社”，朝夕磨礪，講求經世致用之學，一時名噪江漢。

熊伯龍一生勤勉好學，還給我們留下了一個“喝墨水”的故事。據説少年時的熊伯龍刻苦攻讀，常至雞鳴。他的母親心疼兒子，恐怕他身體遭受飢寒，一天晚上給他送去一盤包子，一碟糖，並囑咐他趁熱吃下，説完就走出書房。過了一會他母親又走進書房，看兒子吃了沒有，一看包子吃完了，一碟糖卻依然放在書桌上，再看她兒子滿嘴黑糊糊的，不禁啞然失笑。原來熊伯龍只顧看書，在吃包子的時候，不知不覺競把硯池裏的墨汁當作糖蘸着吃了。關於這件事的真偽無法考據，歷史上類似的例子較多，這也幾乎就是陳毅元帥類似故事的翻版。大約某人一旦出人頭地，往往別人就附會一些故事加以神秘化吧。

清順治五年（1648年），32歲的熊伯龍以秀才的資格直接參加順天府（北京）舉行的鄉試，奪得第一名。順治六年（1649年）他以《廷試策》一文，取得順治己丑一甲二名，廷對第二名，中進士榜眼，特授翰林院編修。這是漢陽地區在明清時代出的第二名榜眼，第一個是明朝萬曆八年（1580年）的榜眼蕭良有，是前雖有古人，後卻無來者的事。

事實上熊伯龍能考中榜眼，除了他自身的能力超羣之外，似乎還有點“運氣”的成分。順治乙丑科是清朝推翻明朝統治後所舉行的第一次科舉考試，當時民族矛盾還很尖鋭，一批有氣節的漢族知識分子往往隱遁而去，不為清朝統治者所用，這就無形中減少了競爭的壓力。那些“隱遁”者，對熊伯龍這些參加清代科舉考試的人多持反感甚至敵視的態度。熊伯龍之所以沒有“隱遁”，可能是因為他生逢明末亂世，自己父親也可算是明朝的“棄人”，所以對故明並無多少感情可言；而母親死於“義軍”之手，使他對“義軍”應該也沒有多大好感。作為一個虔誠的讀書人，作為家裏的長子，想重振家業，也唯有走科舉之路了。

熊伯龍的仕途應該是一帆風順的。他歷授國史院編修、國子監祭酒、侍讀學士，最後於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任上去世。清代《嘉慶漢陽府志》載：“帝深憐之，賜葬故里。”據説他曾擔任康熙帝的老師，這也使得許多人在宣傳熊伯龍時，給他安上了“帝師”的高冠。但熊伯龍在政治上最值得一説的，應該還是“一榜三狀元”。所謂“一榜三狀元”，指的是鄉試一次開榜錄取的舉人裏，在後來的殿試中陸續有三個人中了狀元。這最能體現鄉試主考官的眼光和能力，是鄉試主考官的理想境界，也是千載難逢的佳話。

清人福格所著《聽雨叢談》載：“（順治）十一年甲午鄉試。是科浙江正考官編修漢陽熊伯龍，副考官給事中新鄉許作梅，一榜取中三狀元：史大成、嚴我斯、蔡啓僔。”

其中，史大成於順治十二年中“一甲一名進士”,即狀元。是清朝浙江所出的第一位狀元，在他中狀元之前，浙江民間便流傳着一種説法，説浙江的狀元在大清朝是“始於史，終於鍾。”殿試時，他的試卷被主考官擬為第三，皇上御覽時，十分推崇他的書法，説：“此人楷書工整，必定是個正人君子。”於是欽定他為狀元。巧合的是，浙江所出的最後一個狀元叫　鍾駿聲，驚人地驗證了“始於史，終於鍾”的説法。

嚴我斯，生於崇禎二年（1629），卒年不詳。字就思，號存庵。浙江歸安（今湖州）人。康熙三年（1664）狀元。

蔡啓僔(1619—1683)，字碩公，號昆暘，浙江省德清縣人。康熙九年(1670)狀元。

這三人陸續被點狀元，給熊伯龍身前身後帶來了相當的聲譽。但這些聲譽與幾千年封建歷史上的那些名臣名將比較起來，則有小巫大巫之比，不足以讓其成為影響深遠的“不朽”人物。

讓熊伯龍“不朽”的是他的

熊伯龍“尤精字母反切之學，知西洋天文算法，又通佛經，解翻譯。其雜著似唐荊川，律詩類《中州集》（注：金詩總集，金代元好問編）。楷法篆隸，弓馬琴棋，無一不工。對客揮塵，宋人理學，晉人清談，兼而有之。”（《無何集·衡衡子書》）是明末清初時的博學多才之士。特別是八股文的寫作，即所謂“制藝”，文字典麗，氣勢恢弘。清人翁方綱題黃鶴樓聯雲：“千古題詩到崔李，本朝制藝在熊劉。”崔李即崔顥、李白，劉是指與熊伯龍同科的狀元劉子壯。《清史稿》也説：“開國之初，若熊伯龍、劉子壯、張玉書，為文雄渾博大，起衰式靡。”在順治是十二年中，朝中制冊詔誥多出自其手。清朝《嘉慶漢陽府志》有載：“其（熊伯龍）才學深得順治、康熙二帝賞寵。著有《谷詒堂全集》（一名《熊學士詩文集》，均見錄於《四庫全書總目》和《清史稿·藝文志》），凡詩291首，文78篇。”

但這些“學術成就”的價值和影響都不及一本《無何集》。

熊伯龍在《無何集》的自序和跋中説，他“自幼不信神仙鬼怪，禍福報應之説”，據説在他還是一個苦讀的少年時，有人曾勸慰他：“熊伯龍呀熊伯龍，富貴不能強求，其奈命何！”他則回答説：“命奈我何！”入仕之後於公務之暇，研讀東漢傑出無神論哲學家王充的《論衡》，並撰寫《無何集》，其目的是“欲以醒世之惑於神怪禍福者”。《無何集》一書初步寫成於順治十七年初夏(1660年)。在他生前，這部書一直沒有刊行，只有他的朋友何省齋、劉子壯等少數人讀過手抄本。何省齋説：“讀此數篇，則《無何集》一書，無怪乎當今之世無有稱之者。雖日抉《論衡》之精華，又採輯羣書以補仲任之不足，可謂千載之異書，書林之寶笈也；然生於今時，誰其肯信?”劉子壯説：“鍾陵作《無何集》，千載而後，定當與仲任齊名。”

《無何集》全書14卷，前12卷，選輯《論衡》的“神怪禍福之説”，兼錄其他古書中的有關資料，並加以自己的評論。原名《論衡精選》，又名《無何集》。“無何”語出《荀子·天論》：“雲而雨，何也？無何也，猶不雲而雨也。”第13卷，別題《委宛續貂集》，以選錄諸家批佛之説為主，熊伯龍本人所輯。第14卷別題《勿廣餘言集》，是無神論言論的拾遺，熊伯龍兒子熊正笏編。該書可謂是自《論衡》後，中國古代無神論思想集大成之作。 ^[1] 

熊伯龍編著《無何集》的宗旨在於勸世人不要受惑於神怪禍福。他認為自然界及其秩序是自然而然的，天是自然的，沒有意志，不能干預人事，“災異非天戒”，“祥瑞非天祐”。人的富貴貧賤、壽夭禍福不過是“偶然之遭遇”。他認為所謂聖王受命於天，是自欺欺人的謊言。他肯定精神依附於形體，説“人老而血氣自衰”，死則“精神昇天，猶火滅隨風散；骸骨歸土，猶薪炭之灰在地”，否定人死為鬼的謬論。

他還批判了佛教的彼岸世界説，認為佛教宣揚“來世”，“疏漏畔戾而無據”。所謂“天堂地獄”是不存在的。他否定道教的神仙方術，説“血肉之軀，安能長生不死？”熊伯龍揭示了有神論的認識根源，指出鬼神觀念是“思念存想所致”或“疑心所生”。他依據天神天帝的圖像狀如古代帝王的事實，説明人們根據自己的形像塑造鬼神。他還概括了一條與有神論鬥爭的經驗:“凡言神言鬼﹐姑勿辨其妄；就其説而詰之，其理必窮。” 同時，他還努力從神學產生的根源上揭露神學，説：“凡託鬼神斂民錢者，皆奸人射利也。”

從殷周至近代的統治者，無不宣揚天命論與君權神授，借神權來維護皇權，“假天以治人”。而熊伯龍的《無何集》明擺着就是在唱反調。而這，也正是此書的價值所在，看來，這又何嘗不是熊伯龍的生命價值之所在？

《無何集》在熊伯龍離世125年之後，他的六世孫熊培仁的摯友衡衡子看到這本書的手抄本，驚歎地説：“真千古異書也！”“急為開雕”。這樣，這一部幾遭淹沒的無神論哲學著作，才於乾隆五十九年春(1794年)在湖北刊行。在《無何集》印就之前半年，熊培仁已去世了，他也沒有看到這部書的出版。《無何集》問世131年後，湖北沔陽學者盧弼先生借得北京大學藏本，於1925年予以影印，這是《無何集》一書第二次刊行。《無何集》第三次刊行，是在全國人民開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大討論之後的1979年，由中華書局整理點校出版。

以一部著作而名垂青史，代代不乏其人，熊伯龍無疑便是其中的幸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