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師

《史記·留侯世家》：“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漢書·朱雲傳》：“至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唐李鹹用《題陳處士山居》詩：“樵童牧豎勞相問，巖穴從來出帝師。”宋范仲淹《宋故乾州刺史張公神道碑》：“五世食韓，併為正卿，厥生帝師，首造大漢。”

《晉書·天文志上》：“五諸侯五星，在東井北……一曰帝師，二曰帝友，三曰三公，四曰博士，五曰太史。”因寺院圍牆塗紅白黑三色，俗稱花教，款氏家族世襲教派法主。

1244年，薩斯迦教派法主薩斯迦·班彌怛·功嘉監藏（SaskyapanditaKun-dgah-rgyal-mtshan）代表烏思、藏、納裏（見烏思藏納裏速古魯孫）僧俗赴涼州（今甘肅武威）向蒙古闊端太子表示歸順，從此薩斯迦派僧侶在蒙古地位愈來愈高。功嘉監藏死，侄八思巴繼為教派法主。

蒙哥汗時，釋道爭辯，八思巴駁倒道家，深受崇敬。忽必烈即位，封八思巴為國師。立總制院管轄全國釋教和吐蕃地方僧俗，命八思巴領之。至元六年（1269），八思巴升號帝師、大寶法王，賜玉印、稱“皇天之下，一人之上”，意思是比皇帝還要神聖。

八思巴之後，累朝帝師有亦憐真（Rin-chen-rgyal-mtshan）、答兒麻八剌剌吉塔（Darmapālaraksita）、亦攝思連真（Ye-shes-rin-chen）、乞剌斯八斡節兒（Grags-pa-hod-zer）、輦真監藏（Rin-chen-rgyal-mtshan）、都家班（Sangs-rgyas-dpal）、相兒家思巴、公哥羅古羅思監藏班藏卜（Kun-dgah-blog-ros-rgyal-mtshan-dpal-bzang-po）、旺齣兒監藏（dBang-phyug-rgyal-mtshan）、公哥列思八衝納思監藏班藏卜（Kun-dgah-legs-pahih-byung-gnas-rgyal-mtshan-dp-al-bzang-po） ^[1]  、輦真吃剌失思（Rin-chen-bkra-shis）、公哥兒監藏班藏卜（Kun-dgah-rgyal-mtshan-dpal-bzang-po）等人，多數出自款氏家族，有的則是帝師弟子、侍者出身。

元朝蒙古統治者崇奉吐蕃佛教，帝師在元廷地位極高。帝后妃主都接受灌頂（洗禮）。帝師來去京師，百官隆重迎送。生時受大量佈施、贈賞，死後賻金可達上千兩黃金、上萬兩銀和上萬匹繒帛。帝師的子弟和門徒很多人被封為國師、司空、司徒、國公，這些高級僧侶也享有種種特權。他們以作“好事”（功德）名義，奏釋犯人，從中受賄得利；有的還出賣官爵。通過賞賜、佈施等途徑，高級僧侶手中聚集了大量財富。帝師及其門徒主持的各種佛事，耗費巨大。據延祐四年（1317）統計，內廷佛事消耗的食品，每年用面四十三萬九千五百斤、油七萬九千斤、酥二萬一千八百七十斤、蜜二萬七千三百斤。

元世祖曾把烏思藏十三萬户指給第一任帝師八思巴作為供養地，使之成為吐蕃地區的最高統治者。在那裏，元朝皇帝的詔令和帝師的法旨並行。款氏帝師世代繼承這種地位。帝師制度對鞏固元朝在吐蕃地區的統治，起了很大作用。帝師作為全國佛教的最高領袖，其法旨也行於內地各寺院僧徒。帝師的存在使佛教在全國獲得了高於其他宗教的優越地位。

明太祖　劉基

建文帝　方孝孺

明武宗　楊廷和

明穆宗　高拱

明神宗　張居正、葉向高

明熹宗　孫承宗

明思宗　文震孟

順治帝通琇、湯若望

康熙帝湯若望、陳廷敬、彭而述、南懷仁

雍正帝鞏建豐、何世璂、徐元夢、蔣廷錫

乾隆帝朱軾、張廷玉、嵇曾筠、潘仕權、洛桑丹貝準美、張照、劉尊和

嘉慶帝王爾烈、周煌公、戴聯奎、朱珪

道光帝戴聯奎、曹振鏞、沈岐

咸豐帝王東槐、師匡源、杜受田、翁心存

同治帝劉崐、李鴻章、翁同龢

光緒帝李鴻章、翁同龢、孫家鼐、夏同善

宣統帝陸潤癢、陳寶琛、伊克坦、徐坊、朱益藩、梁鼎芬

皇城相府：國家AAAAA級景區，皇城相府（又稱午亭山村）總面積3.6萬平方米，位於山西省晉城市陽城縣北留鎮。是清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加三級、《康熙字典》總閲官、康熙皇帝35年經筵講師陳廷敬的故居。其建築依山就勢，隨形生變，官宅民居，鱗次櫛比，是一組別具特色的明清城堡式官宅建築羣。“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皇城相府不僅是一幅古代“自然山水畫”、更是一座具有強烈人文精神的東方古城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