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觀法師

唐代宗大曆年中在瓦官寺聽受《大乘起信論》及《涅粲經》。又從淮南法藏學新羅元曉的《大乘起信論疏》。後到錢塘（今杭州）天竺寺聽華嚴宗法銑講《華嚴經》。大曆七年（772年），又往剡溪，從成都慧量重新研習“三論”。大曆十年（775年），到蘇州從天台宗學者荊溪湛然學天台止觀及《法華》、《維摩》等經疏。復走謁牛頭慧忠、徑山道欽及荷澤神會門下的洛陽無名，諮決南宗禪法。更從慧雲探究北宗禪理。他既廣學律、禪、三論、天台、華嚴各宗教義；又研究經傳、子、史、小學、爾雅、天竺悉曇、諸部異執、四圍、五明、秘咒儀軌等學問。

天寶五年（746，9歲），澄觀禮本州寶林寺體真禪師為師。此依《釋門正統》中所説。

天寶七年（748， 11歲），依寶林寺霈禪師出家，誦讀《法華經》。天寶十年（751，其年14歲），奉恩試經得度。

乾元年間（758至760，時21至23歲），依潤州棲霞寺（今南京棲霞寺）體律師學相部律。回越州開元寺曇一律師處學習南山律。又往金陵（今江蘇南京）玄璧法師處學習“三論”。《釋門正統》中又云“受南山行事止作於曇一，受菩薩戒於常照禪師。”

唐代宗大曆一年至二年（766~767，時29至30歲），往金陵瓦棺寺學習《大般涅槃經》和《大乘起信論》。又到淮南（今江蘇揚州）法藏法師處學新羅元曉的《大乘起信論疏》和《涅槃經宗要》。往錢塘（今浙江杭州）天竺寺跟隨法詵法師學習《華嚴經》。

大曆十年(775，38歲)往蘇州從天台宗學者荊溪湛然學天台止觀及《法華》、《維摩》等經疏。又走謁牛頭慧忠、徑山道欽及洛陽無名，諮決南宗的禪法。更從禪僧慧雲，探習北宗的禪理。他一方面廣學律、禪、三論、天台、華嚴各宗的教義；一方面還研究佛教以外的各種學問。如《釋氏稽古略》卷三中説：“以至翻習經傳子史，小學蒼雅，天竺悉曇，諸部異執，四韋五明，秘咒儀軌，篇頌書蹤，一皆博綜”。

大曆十一年（776年），歷遊五台、峨眉諸山後，仍回五台，駐錫大華嚴寺，專行方等懺法。同時應寺主賢林之請，講《華嚴經》。在講經中，深感《華嚴》舊疏文繁義約，令人難解，發願撰作新疏。從興元元年（784年）正月開始，到貞元三年（787年）十二月，歷時4年，撰成《華嚴經疏》二十卷，並在本寺及崇福寺一再講演。又為弟子僧睿等作新疏的演義數十卷，即《十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後世把疏、鈔合刊，略稱《華嚴經疏鈔》），因此有“華嚴疏主”之稱。

德宗興元元年(784，47歲)正月，澄觀法師“因慨華嚴舊疏文繁義約”，遂為《華嚴經》作疏，到貞元三年(787，50歲)十二月功畢，歷時四年，撰成《華嚴經疏》二十卷，即是現行的《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如《宋高僧傳》中所説：“起興元元年正月，貞元三年十二月畢功，成二十軸”。

貞元四年（788，51歲），應賢林之請，在五台山大華嚴寺講新著的《大方廣佛華嚴經疏》。

貞元七年（791，54歲），應河東節度使李自良的邀請，到太原府崇福寺講《華嚴經疏》。

貞元十二年（796年），奉詔入京，協助廚賓三藏般若翻譯南印度鳥荼國王所進的《華嚴經》後分梵本。

貞元十四年（798，61歲），《華嚴》後分譯成，共四十卷，世稱《四十華嚴》。詔令他作疏解釋，於是在終南山草堂寺撰成《貞元新譯華嚴經疏》(又作《華嚴經行願品疏》或《普賢行願品疏》)十卷。

貞元十五年（799，其年62歲），德宗詔授“鎮國大師”號，進天下大僧錄。此依《佛祖歷代通載》卷十四：“十五年，清涼受鎮國大師號，進加天下大僧錄。”是年德宗生日，從終南山雲華寺迎入宮內講《華嚴經》，賜澄觀“清涼國師”號。(此説依《釋門正統》) 不久又參與翻譯《守護國界主陀羅尼經》，擔任證義。

唐憲宗元和五年（810，其年73歲），詔澄觀入宮內談法，敕令鑄造金印，號“僧統清涼國師”，統領天下僧眾。此説亦依《釋門正統》。

開成元年（836，其年99歲），文宗加封澄觀為“大統國師”。此説依《釋氏稽古略》卷三：“清涼國師澄觀入寂，壽一百二歲，臘八十三，加‘大統國師’，帝謂以祖聖宗仰，特輟朝三日。”

開成三年三月六日（838年），圓寂，世壽102歲（依據《隆興佛教編年通論》卷二十五“本傳”）。葬終南石室，塔名“妙覺”。裴相國銘：“壽一百二，臘八十三，身長九尺四寸，垂手過膝，夜目發光，晝仍不瞬。才供二筆，日記萬言，盡形一食，宿不離衣，歷乎九朝，為七帝師。”

澄觀大師一生，身歷九朝，先後為七帝（代宗、德宗、順宗、憲宗、穆宗、敬宗、文宗）講經，為七帝門師，受賜的封號有“教授和尚”、“鎮國大師”、“清涼國師”、“僧統清涼國師”、 “大統國師”等，一生備極尊榮。 ^[2] 

澄觀法師佛學思想的特點是祖述師説，中興《華嚴》。

澄觀早年曾廣泛參學禪教名家，對《大乘起信論》領悟較深。他是在這基礎上來發揚華嚴學説的。所以他的佛學思想中雜有禪宗、天台宗、《起信論》的成分，從而融會禪教，強調唯心，着重於一心法界的論述。他認為“總該萬有，即是一心；心融萬有，便成四法界”。所以立一心法界緣起説，以發揚華嚴性起的教義。

在澄觀法師之前，法藏弟子慧苑在其所著《華嚴經略疏刊定記》中纂改法藏的“十玄”宗義，作德相、業用兩重十玄説。經澄觀在《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二及《隨疏演義鈔》卷1、2、10中加以反駁，針鋒相對，顯正抑偏，從而恢復了法藏《華嚴探玄記》的十玄説，並加以發揮。又慧苑認為法藏的五教判是受了天台四教的影響（即在四教的基礎上，只加了一個頓教），因而另立了迷真異執、真一分半、真一分滿、真具分滿的四教。澄觀在《華嚴經疏鈔》中，對慧苑的四教説力斥其妄，讚揚法藏的“五教”義，更具體地以南北禪宗作為頓教（見《隨疏演義鈔》卷8）。

因為澄觀法師所處的時代，正是六祖惠能下南嶽懷讓、青原行思、荷澤神會大弘南禪宗時期。他早年又曾參訪南陽慧忠、道欽、荷澤門下的無名，還請益過北宗系的慧雲等，他受禪宗思想影響很大。為此他極力融會禪教，在《隨疏演義鈔》卷2敍述他的體會説：“造解成觀，即事即行，口談其言，心詣其理，用以心傳心之旨，開示諸佛所證之門。會南北二宗之禪門，攝台（天台）、衡（南嶽）三觀之玄趣。使教合忘言之旨，心同諸佛之心。”在此書卷一中寫道：“若論（一作依）交徹，亦合言即聖心而見凡心，如濕中見波。故如來不斷性惡，又佛心中有眾生等”。這是他在解釋華嚴宗理事無礙、真妄交徹的教義上採用天台宗性惡説的實例。另外在《華嚴經疏》卷21裏説：“無盡即是無別之相。應雲：‘心佛眾生體性皆無盡’，以妄體本真故緣無盡，是以如來不斷性惡，亦即由闡提不斷性善”。可見他融會諸宗，禪教一致的旨趣。以後由他的弟子宗密繼承和發揮，中國佛學思想影響廣泛。 ^[1] 

澄觀法師有弟子一百餘人，著名的為圭峯宗密、東都僧睿、海印法印和寂光等四人，稱為“澄門四哲”。繼承他的法統的是宗密，被尊為華嚴宗五祖，世稱“圭峯大師”。

澄觀著作等身，共撰《華嚴經疏》400餘卷，一生講《華嚴經》達50遍。他的著述存有《大方廣佛華嚴經疏》60卷，《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90卷、《華嚴經行願品疏》10卷、《大華嚴經略策》1卷、《新譯華嚴經七處九會頌釋章》1卷、《華嚴經入法界品十八問答》1卷、《三聖圓融觀門》1卷、《華嚴法界玄鏡》2卷、《五藴觀》1卷、《華嚴心要法門》1卷、《華嚴經綱要》3卷等。已佚的有《十二因緣觀》1卷等。 ^[1] 

《華嚴經疏鈔》80卷，是澄觀法師的重要著作。他於興元元年到貞元三年（784年—787年）間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簡稱《大經疏》）20卷，解釋唐譯經文，以後又為僧睿等撰《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略稱《演義鈔》），解釋疏文。《疏》、《鈔》原來別行，到了宋代，也就是1011年—1088年的晉水淨源才錄疏以配經，編為120卷，稱為《華嚴經疏注》。後人更會鈔入疏，稱為《華嚴經疏鈔》。

80卷《華嚴》是武則天證聖元年（695年）譯出的，法藏即撰《新譯華嚴經略疏》，但寫到第十九卷就圓寂，由弟子慧苑繼承遺志，編成《續華嚴略疏刊定記》，但《刊定記》所説與法藏原意相左。其不同點是：1、慧苑依《究竟一乘寶性論》立四種教，而法藏是五教教判；2、慧苑立德相、業用兩重十玄，而法藏則是一重十玄説。這就引起爭論。澄觀的《大疏》與《演義鈔》，就是為破斥慧苑異説，恢復法藏大義而作的。

《大疏》立十門解釋經文，《演義鈔》分四段解釋疏文。《大疏》十門是：1、教起因緣，認為佛説《華嚴經》的緣由在因及緣二方面各有十義。2、藏教所攝，《華嚴經》在經律論三藏中屬經藏攝，於聲聞、菩薩二藏中屬菩薩藏攝。在小、始、終、頓、圓五教中，為圓教所攝。3、義理分齊，《華嚴》圓教乃是別教一乘，由所依體事，攝歸真實，理事無礙，周遍含容（即事事無礙）四個十門以顯無盡。這周遍含容十門是：同時具足相應門、廣狹自在無礙門、一多相容不同門、諸法相即自在門、秘密隱顯俱成門、微細相容安立門、因陀羅網境界門、託事顯法生解門、十世隔法異成門、主伴圓融俱德門。此即依《華嚴教章》及《華嚴探玄記》的十玄門而立。4、教所被機，《華嚴》所被，有五類機根，其中第一類一乘圓機，正是《華嚴》教攝。5、教體湛深，略有音聲言語、名句文身，通取聲、名、句、文四法，有事事無礙、海印炳現等十門，此後二門為《華嚴》所宗。6、宗趣通別，闡述曇隱所立因緣、假名、不真、不實四宗。7、部類品會，有彰本部、顯品會、明支類、辨釋四門。8、傳譯感通。9、總攝名趣。10、別解文義。流通分則解釋全經的七處九會。

《演義鈔》的四段是：1、總序名意，解釋疏序的文意；2、歸敬請假，演譯《大疏·歸敬偈》的文意；3、開章釋文，説《大疏》開十門以釋經義；4、謙贊迴向，説《大疏》最後的《迴向偈》。

宋淨源錄疏注經以後，明世宗嘉靖年間（1522年—1566年），有妙明釐經入疏，釐疏入鈔，成《華嚴經疏鈔會本》，刻版流通，版存杭州昭慶寺，世稱“昭慶本”。但真可弟子道開在神宗萬曆年間（1573年—1619年）撰《藏逸經書標目》評斥此本説：“起止配合，率多牽強”。到熹宗天啓年間（1621年—1627年），嘉興葉祺胤，即以《南藏》別行本，校訂昭慶本重刻。清乾隆版大藏經及金陵刻經處的刊本，均以此本為底本，由於原來刪節不全，會合不當，因此以訛傳訛，錯誤百出。1919年，徐蔚如與印光大師曾將唐貞元刻本《華嚴經刻本》交揚州江北刻經處刻印，並從日本求得科文10卷本。1937年徐蔚如逝世，由李圓淨、蔣維喬、黃幼希等繼承遺志，在上海成立華嚴經疏鈔編印會，由華嚴座主應慈法師任理事長，葉恭綽、蔣維喬任副理事長，黃幼希、李圓淨主持其事。1944年春全書完成，印刷500部，每部40期，使三百年來《華嚴經疏鈔》，得以恢復澄觀原本，對華嚴教義研究提供重要參考資料。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