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瑟夫·漢森

一個窮苦工人十五個兒女的長子。其父康拉德·J·Z·漢森（Conrad J. Z. Hansen）是一個來自挪威的裁縫。艱苦的半農村生活，對其身心影響很大。他體格健壯，槍法準確（這有助於他後來擔任護衞托洛茨基的任務），平日非常活躍。

來自一個落後摩門教社區的漢森究竟怎樣成為出色的馬列主義和託派運動的政治戰略家、理論家的呢？據其回憶，自己年輕時便已嚮往俄國革命的人物和理想，因為俄國革命代表窮人反對富人。後來，在猶他州鹽湖城大學時，正和當代其他數以千計的學生一樣，其思想因當時的“大蕭條”而走向反資本主義。但令他的思想發生決定性轉變的，是當時一位教授——艾爾·貝尼，加拿大有名的詩人和文學評論家，一九三三年脱離斯大林主義，成立“共產主義左翼反對派”支部。受貝尼啓蒙的他，堅信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性和托洛茨基主義綱領的正確性，便在1934年加入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信念從始至終不移。

漢森在大學主修英文，並主編校內文藝報《筆》，1936年，遷居舊金山，從事海員工會活動，幫助編印《海員工聯會之聲》，也為當時坎農（美國託派運動創始人）主編的加州社會黨黨報《工人行動》撰稿，不久更接替他主編該報。漢森就是這樣開始從事工人羣眾運動，這個工作一直是他生命的一部份。

在黨內，漢森首先受到以阿本為首一派的影響，他在後來寫的《阿本集團》一書中憶述説，他當時對坎農極度懷疑，並有意與之疏遠，那完全是阿本主義的影響。

雖然他當時屬阿本派，黨仍選派他到墨西哥擔任托洛茨基的秘書。從1937年9月至1940年托洛茨基被斯大林派人暗殺為止，漢森擔任他的秘書和警衞員。托洛茨基對他非常信任。他遇刺時，漢森正當值，他幫助將兇手梅爾卡德爾擒獲。

漢森非常珍惜這段期間從托洛茨基處得到的訓練，他更努力學習這位導師的政治風範。他對自己為貫徹理想而定下的要求非常嚴格，但這個責任對他來説，不是負擔，而是快樂。

托洛茨基遇害後，漢森回到紐約，在當時缺乏人材的工作環境中，他是不可或缺的寫作人材。他的著作之多，少人能及。後來，身為全國委員會成員，他在社會主義工人黨中學習中央領導的工作。

二戰爆發後，社會主義工人黨發生分裂。漢森對黨與派系鬥爭有了更深刻認識，加上與托洛茨基討論的影響，使他改變了對坎農的態度，正確評估其超卓的能力，兩人更成為莫逆之交和親密戰友。

漢森是美國託派的老戰士，經歷了50年代的政治迫害。美國政府拒發護照，以阻止他到歐洲參加世界大會。在這段長期的迫害和孤立時期，很多同志變得灰心消沉，漢森卻仍表現無比的勇氣和力量。對工人階級的前途與無產階級黨在社會主義革命中的決定性作用，漢森從未失去信心。他小心分析麥卡錫主義，並發展一套政策去抵抗其威脅。在50年代最黑暗的歲月中，他在托洛茨基主義學校內講授馬克思的《資本論》。

漢森的國際主義精神，具體表現在他促進託派運動統一的努力上。巴布羅在1953年引致第四國際分裂時，漢森便致力於統一各託派力量，1963年達成合並，他還草擬合併的綱領文件。

統一的成就之一，是出版《世界前瞻》（《洲際通訊》前身）。從此，這份刊物對國際運動提供時事的準確資料和合時分析。它的高度技術和政治質量，在全球激進圈子中取得聲譽；它可算是“漢森的影子化身”。

在其他時候，漢森亦主編了社會主義工人黨機關報——《戰士》（Militant）和《國際社會主義評論》（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作為編輯，漢森非常嚴謹，他做什麼事也不草率，例如他要非常細微地校對每個引句或事實。

1969－1977年有關拉美政策的大辯論中，漢森的貢獻是值得自豪的。他不但澄清了很多爭論，亦提倡了討論的客觀分析的態度。這有助於主要分歧最後在1977年的得以解決，敵對的派系解散了。結果不是分裂，而是有着更好基礎的思想統一。

但漢森仍不滿足於統一書記局領導下的派系的消散，仍致力於謀求1963年拒絕合併的“重組第四國際委員會”會加入統一的行列。這工作到今天尚未完成。

一生貢獻極多，這裏只談較為主要的：

二戰後東歐的變化，對第四國際是一次理論的考驗。我們該如何分析和評價這個轉變？漢森首先認識到，這些東歐國家在40年代末已取消了資本主義財產關係，代之而起的是由官僚層統治的畸形工人國家。斯大林主義官僚層雖限制和阻遏東歐的工人鬥爭，但美國的戰爭威脅，迫使他們要肅清資本主義殘餘力量，為此甚至要動員工人來完成這工作。

這個基本的分析，在中國、古巴和阿爾及利亞革命中再受到考驗。漢森分析古巴事件時，特別重視1959年末成立的“工農政府”作為過渡性工具的作用。這個獨立於資產階級之外、建基於工農運動的政府，會在羣眾起義中產生，但會與仍控制國家經濟的資本主義財產關係發生衝突。因此，這個工農政府若透過成立本質上新的社會經濟基礎，就可以成立工人國家（如中國和古巴）；但若羣眾起義流產，這個政府便會倒退，變成恢復了資本主義的政權（如阿爾及利亞）。列寧和托洛茨基最初在共產國際中提出的“工農政府”理論，成為第四國際創立的整套綱領中的一部分。漢森透闢的分析，幫助我們更清楚認識工農政府在國家轉變中作為過渡性工具的作用。

漢森一直非常注意古巴的發展。他掌握到古巴革命具有社會主義革命在西半球突破的歷史意義。他幫助成立“公平對待古巴委員會”，支持革命領導的目的，反對美帝侵犯古巴的企圖。但同時，他也明確批評卡斯特羅政權內外政策。漢森寫了很多關於古巴的論文，收於《古巴革命的動力》一書。

作為革命者，其聲譽始終無瑕。不着重個人名譽或成就，總以整個運動的全體需要為着眼點。著述甚多且多才多藝，興趣很廣，對心理學、植物學、地質學、物理科學的最新發展、文藝創作理論等，都有深入研究。在手工藝方面也很擅長。

他給人們的印象，有時是是沉默寡言的；他在後期較少與朋友聊天，好像要將時間精力放在事業上。他感情豐富，説話有幽默感；他主張所有革命者之間的態度，應有三點：客觀、和藹、互相鼓勵。

也正如托洛茨基和老布爾什維克革命家的遭遇污衊一樣，漢森在1975年10月後也遭遇一連串的較小規模的污衊和人身攻擊。這是1963年從第四國際分裂出去的英國工人革命黨領袖加里·希利（Gerry Healy）進行的。他污衊漢森是格別烏和聯邦密探，又指控其密謀刺殺托洛茨基。這些謊言的目的是中傷漢森和損害社會主義工人黨與第四國際。漢森的回答，是客觀地分析希利謊言的政治動機、派系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政治手段的崩潰。漢森的反駁文章，收於《希利的大謊言》一書，表現馬克思主義者如何處理敵人的卑鄙攻擊。

1965年患過嚴重的腹膜炎後，漢森的健康大受打擊。之後又患上糖尿病，卻仍堅持肩負組織和雜誌的繁重職務，直至1979年1月因感染性併發症逝世。他的親密合作者、妻子瑞芭·漢森人仍留在社會主義工人黨，直至1990年去世。

漢森的一生，值得所有革命青年學習仿效。正如1979年他對社會主義青年同盟的新年祝詞中所説：

在生命中某一階段，青年會為選擇路向問題所困擾。究竟終此一生應該投身哪一條道路？我的選擇是托洛茨基主義。一個我從未後悔的選擇，我希望其他人也會做出同樣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