溝通行動理論

自啓蒙運動以來，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發生很大變化，科技和生產力進步了，發達的社會對人的統治不再是赤裸裸的，而是科學地、温情脈脈地操縱人的心理，西方的現代性進程不僅給人帶來了物質享受，同時又建造了一個鐵籠把人困於其中。韋伯和法蘭克福的前輩們對於此社會狀況都走向了悲觀主義，認為人類無法走出目的合理性和價值合理性這個矛盾境地。但哈貝馬斯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認為，人類可以走出，不能以悲觀的眼光看待社會的不合理想象，而是應該採取一種分析視角解決問題，即溝通行動理論。哈貝馬斯認為以往對行動的研究側重於行動者本身的目的合理性，但是個人的行動是社會性的，是需要和他人互動的，而非個體的，因此，哈貝馬斯提出溝通行動這一概念

“溝通行動是人們之間的一種用語言進行溝通的行動。溝通的目的是行動者為了協調相互的行動而進行的，這種行動以語言為中介，通過相互溝通而達到。”溝通行動以語言為中介，因此要對語言進行分析。吸收前人關於語言分析的研究成果，哈提出了自己的普遍語用學。“普遍語用學的任務就是説明言語行為在什麼情況下可以達到自己的目的，言語有效性基礎是什麼，揭示溝通行動得以順利進行的條件是什麼。”

包括可領會性要求，就是説言語者必須選擇一個可讓對方領會的表達以便讓聽者理解；真實性要求，即陳述的內容是真實存在的；真誠性要求，真誠的表達以便使聽者能夠相信説話者的話語。正確性要求，意思是言語者要選擇一種本身是正確的話語。為了進一步説明溝通行動，哈通過與其他三種行動進行比較：一種是目的行動，行動者通過選擇一定的有效手段，並以適當的方式運用這種手段，而實現某種目的的行動。第二種是規範調節行動，行動者作為社會角色的扮演者同他所屬的社會世界發生關係，或者同他通過規範調節的人際關係的世界發生關係。第三種是戲劇行動，是指在公共場合有意識地展示自己的主觀情感、品質、願望等主觀性的行動，讓觀眾看到並接受，核心是自我展示。哈貝馬斯的溝通行動是兩個以上行動者通過語言交流尋求相互理解、共同合作、協調相互關係的行動。把客觀世界、社會世界與主觀世界這三個世界作為理解和解釋的框架，並且還有語言世界，具有反思性。以上三種行動沒有包含合理性的所有要求是片面的。第一種行動中語言是工具的，第二種語言只是作為傳播的媒體不重視語言的其他功能，第三種只重視語言的展示個人魅力作用，忽視語言的認知功能和調節人際關係功能，但是溝通行動模式把語言首先作為直接理解的一種媒體，語言的所有功能在這種行動模式中得到充分運用，只有在溝通行動中，語言才同時承擔認知、協調、表達等功能。

在哈貝馬斯的溝通行動理論中，生活世界是溝通行動得以實現的背景和前提。生活世界和溝通行動是兩個相輔相成的概念，溝通行動是在生活世界進行的，生活世界使人類理性地進行溝通成為可能。溝通者進行沒有制約的溝通和誠實對話，並達成相互理解與共識，是因為每人都擁有一定的背景資料和知識作為指導，使得溝通成為可能。這種背景資料和知識便是哈所説的生活世界。因此，生活世界是溝通得以實現的先驗場所。溝通者正是在這個場所裏交流溝通，互相理解表達他們的要求，取得共識。另一方面，溝通行動的同時促進生活世界的理性化。哈貝馬斯認為，生活世界包括文化、社會和人格三種結構，溝通行動能夠促進這三種結構的轉變和發展。首先，在文化層面上，溝通行動將彼此的文化互相交流，產生新的文化。其次，在社會層面上，溝通行動不但能夠調節不同的認識和行為，並且有助於促使社會協調和整合。最後，在人格層面上，溝通行動可以實現社會教化的目的，促進個人自我觀念的整合與建構。

生活世界的理性化主要體現在生活世界的三個組成部分———文化、社會、人格的相互關係上，三者之間的界限越來越清晰，文化、社會與人格這三個結構隨着人類的發展，不再接受具有神秘色彩的世界觀控制，而是各自獨立起來，形式與內容的分離。人們建立自我認知，不再依賴於世界觀中的具體內容，而是依賴於一些形式因素。符號在生產的反思性，即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和反思日益佔據主要位置。生活世界的理性化時間上表明人與人的溝通更多的是依賴於理性的討論而不是受制於外在的強制力。體制理性化的過程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古代社會的“平等式部落社會”，第二階段是“階層部落社會”，第三階段是“政治階級分層社會”，第四階段是“經濟階級結構社會”。

在前兩個社會中，生活世界和體制並沒有分開，社會整合和系統整合是同時發生的，可以説體制的發展是以生活世界裏的符號作為基礎的，在那樣的社會中，不存在現代社會所出現的困境。但是到了後兩個社會，政治權威的出現導致權力不是來自世襲集團或家族，而是建立在司法制裁之上。權力機制和親族結構分離，形成了國家。結果語言結構代替了神話色彩的世界觀，即人們的日常事務的共識通過語言對話而達到的。在這種結構中，金錢變成了主宰社會的機制。金錢制約人類行動或生活世界。國家機關則是通過科層制的行政構架影響人的溝通行為。正是在這些問題中，出現了現代社會的危機，導致人們精神上的蒼白和人情的冷漠。哈貝馬斯希望通過建立“溝通行動理論”來調整生活世界理性化發展所帶來的社會問題，協調這些社會矛盾，並通過對社會的重新再整合，重新規範社會秩序和建立新的社會規則，來扭轉西方社會發展之路，走到用“溝通理性”使人性得到解放的理想社會之路。

現代社會一方面使人的理性認知能力和自主性增加，另一方面則是系統對人的制約也在不斷加強。生活世界殖民化是指原本屬於私人領域和公共空間的非市場和非商品化的活動，給市場機制和科層化的權力侵蝕了。現代社會制約人的行動的主要的手段是金錢和權力。人們逐漸習慣於把周圍的環境，包括其他人在內都是為一種達到個人目的的工具或手段，這就是哈貝馬斯所言的“生活世界殖民化”。金錢與權力代替了語言溝通，溝通行動的動機不再是取得溝通參與者之間的相互理解與共識，而是為了滿足經驗層面的物慾。儘管生活世界在當代受到系統入侵的嚴重威脅，但哈貝馬斯認為我們並不能由此對人類文明陷入悲觀絕望的境地。他認為問題的關鍵在於實現溝通的合理化，也就是讓對話主體之間在沒有任何內外強制力的情況下進行真誠的對話，在相互理解的基礎上溝通。哈貝馬斯的溝通行動理論不僅是從個體之間的相互理解溝通的行動出發，而且是通過此能夠建立一個系統的理論。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