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惠蓀

湯惠蓀（1900年2月28日—1966年11月20日），又名湯錫福，名錫福，字惠蓀，上海市崇明縣廟鎮合作村人；中國農學家、農業經濟學家、農業教育家。

湯惠蓀7歲讀私塾，10歲入本邑西鄉小學，13歲畢業於該校高等小學，旋即考入南京江蘇省立第一農業學校，畢業後留校擔任農業化學助教。

1917年冬赴日本深造。1918年春考入日本鹿兒島高等農業學校，並於1921年畢業。回國後擔任浙江省立農事試驗場種藝科科長，不久擔任江蘇省立第一農業學校教員兼農場主任，同時兼任蕪湖安徽省立農業學校教員兼農科主任。1923年9月轉任山東農業專門學校教員。1926年被聘為國立北京農業大學教授兼農場主任。1927年9月充任國立第三中山大學（浙江大學前身）農學院教授兼推广部主任。1929年春被邀請赴西北擔任河南、陝西、甘肅三省農務處處長，3月回到杭州，出任浙江省建設廳合作事業室主任。1930年春回到國立浙江大學任教，同年秋天被派往德國留學，初入柏林農科大學農業經濟研究院，後轉往丹麥、比利時、荷蘭、瑞士、法國、英國等國考察農業。在英國期間，他到牛津大學農業經濟研究所進修一學期。1932年10月回國後，他繼續在國立浙江大學農學院執教。

1933年夏，他任南京中央農業實驗所技正。1934年轉任中央政治學校地政學院教授兼研究室主任。1936年兼任江蘇省立南通學院農科主任一年。1939年被聘為國立雲南大學農學院首任院長。1943年赴重慶擔任中國地政研究所副所長，嗣後又任中國國民黨國防最高委員會經濟專門委員會委員，併兼任中央政治學校地政系主任。1947年2月，他被聘為國民政府行政院地政署副署長，6月又擔任國民政府地政部常務次長，7月繼任政務次長。1948年冬任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土地組組長。

1949年赴台灣。1950年2月兼任台灣省土地銀行董事。1963年6月出任台灣省立中興大學校長。此外，他還曾兼任中國農村復興委員會農民組組長。

1966年11月20日，他在巡視造林工作時，心臟病突發，以身殉職。 ^[1] 

為紀念湯惠蓀，中興大學將大禮堂改名為惠蓀堂、能高林場改名為惠蓀林場，並於林場內殉職地點樹立湯公碑，途中設立湯公亭，在台北法商學院（今國立台北大學）另建有惠蓀南樓及惠蓀北樓。

湯惠蓀家世代務農，在他出生前，長兄18歲夭折，父母十分痛惜。他出世後，容貌體能酷如長兄，親友都稱是他大哥轉世，甚得全家鍾愛。湯惠蓀4歲時，父親早逝，次兄及兩個姐姐均未成年，全靠母親克勤克儉含辛茹苦撫養成長。湯惠蓀7歲入私塾，10歲入西鄉小學，13歲高小畢業。他有志農學，考入江蘇省立第一農業學校，在農校4年中，他對農業化學很有興趣，學習成績最佳，畢業後留校任農業化學助教。一年後，他深感學歷不足，於1917年東渡日本留學，考入鹿兒島高等農林學校農科。這所學校對中國留學生特別苛刻，湯惠蓀入學後，計劃專攻農業化學，但校方不許，只能改習普通作物，重點是稻科。1921年畢業後，他遍歷日本各地，考察日本農業試驗場所及農業科學設施。

湯惠蓀學成回國，受聘為浙江省立農業試驗場種藝科長。半年後，回母校江蘇第一農校任教兼農場主任。學校特設稻作試驗場，他蒐集國內稻種百數十種、成為國內推行稻作育種之先聲，同時他在蕪湖安徽省立農業學校兼任教師及農科主任，教學研究均以稻作為主。未及兩年，校長更易、又因東西學派之爭，他苦心經營的稻作試驗場被毀，辛苦策劃的稻作育種被迫放棄，不得不離開母校，轉往濟南山東省立農業學校任教三年。山東地處北方，不宜種稻，便不再從事稻作研究，授課以農業化學、農業經濟為主，他在授課之餘，轉而研究農業經濟。

1926年，湯惠蓀擔任北京農業大學教授兼農場主任。翌年9月，南返杭州任浙江大學農學院教授兼推广部主任。

1929年春，湯惠蓀聘任為河南、陝西、甘肅三省農務處處長，為改良中原農業生產，他在河南設立大型農場，從事各種作物實驗，推廣實驗成果，時僅數月，因戰亂前功盡棄。1930春，回浙江大學農學院任教，是年秋季，奉校方派遣赴歐洲考察，他請求延長留歐期限，以便在德國進修，留德期間，湯惠蓀先入柏林農業大學農業經濟研究院，師從艾力貝教授研究農業經營學，並在德國農業經營實驗場實習，後轉往丹麥、荷蘭、瑞士、法國，英國考察農業。在英國時，他到牛津大學農業經濟研究所聽講一學期，以加深新興科學的研究。期間，他代表中國出席了在捷克召開的第十五屆國際農業會議。1932年10月，考察期滿返回浙江農學院執教，致力於農業經營學研究。

1933年夏，湯惠蓀出任農業部中央農業實驗所技正，兼任農業科主任，他採用記帳方法研究歷年中國農業經濟。翌年，湯惠蓀任中央政治學校地政學院教授兼研究室主任，從此開始土地經濟的研究，併發起成立中國土地問題討論會，次年改為中國地政學會，主要研究各項土地問題，闡明“平均地權”政策。

1934年夏，國民政府國防設計委員會派湯惠蓀赴陝西、甘肅、寧夏、青海等省考察。翌年冬，中央政治學校地政學院及中央農業實驗所又派湯惠蓀赴四川、貴州、雲南三省調查農業及地政狀況，藉以瞭解西北與西南各省的異同，進而研究農業發展方針。

1938年初，湯惠蓀在雲南主持建水縣羊街壩墾區，並應聘為雲南大學農學院首任院長，在農學院主講地政學，他兼顧墾區與學校工作達5年之久。

1943年，湯惠蓀在重慶任中國地政研究所副所長，兼任國防最高委員會經濟委員會委員及中央政治學校地政系主任。這期間，他以專家身份參與研究政府各項土地改革措施，以及對土地法令的修訂。他在成立中國土地改革協會，制訂和推行《土地改革方案》等方面，都作出了一份貢獻。

1945年抗日勝利，湯惠蓀任行政院地政署副所長。1947年地政部成立，湯惠蓀 繼任常務次長、政務次長，規劃戰後土地整理及減租、扶植自耕農政策，並赴華北各省推行。

1948年冬，湯惠蓀改任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簡稱農復會）土地組組長，奔波於四川、廣東、廣西、福建等省，協助地方政府推行減租、實施土地改革。他在西南地區推行“二五”減租，在福建龍巖縣實施扶植自耕政策，都很有成效。

1949年，湯惠蓀隨農復會到台灣，被聘為“行政院”設計委員會委員，協助台灣省政府推行土地改革。他深入到台灣各個鄉村考察，認為台灣淪為日本殖民地50年之久，無論土地經營及人們的思想都有嚴重的附庸性，而且台灣地主對佃農的剝削十分殘酷，據台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台東、花蓮7個縣43個鄉鎮調查，原佃農繳租量佔當年收穫量平均為56.8%，在新竹一帶佃農租額要高達70%，還有一種所謂錢地租，無論有無天災，收成好壞，佃農必須按約繳租，此外地主對佃農還有繁多的額外苛索，因此台灣的土地改革首先要改變佃租制度，實行“三七五”減租。

湯惠蓀參與了《耕地“三七五”減租方案》的草擬，後改為《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1951年5月25日公佈施行。湯惠蓀草擬的《耕地“三七五”減租方案》原稿，至今還保存在台南市私立瀛海中學惠蓀科學紀念館內。“三七五”減租的具體方案是：在農地年收入總量中扣除25%為生產成本，餘下由租佃雙方對分，原租額都必須調整為37.5%標準。佃農在年收穫量中得62.5%，地主得37.5%，地主和佃農雙方訂立書面租約，租期不得少於6年。為順利推行耕地“三七五”減租，湯惠蓀協助省政府成立督導或輔導機構，培訓工作人員，在全島督導推行“三七五”減租。通過“三七五”減租，改善了佃農生活，約有26萬公頃的出租耕地訂立了新的耕地租約，受益佃農達29萬户，使農村經濟得到恢復，也為實行“耕者有其田”鋪平了道路。

台灣實行“三七五”減租以後，接着實施土地改革的第二步公地放領。就是當地政府把從日本人手裏沒收的公有耕地，出售給耕地不足的僱農、佃農。承領人大都是原來承租公地的現耕農，地價為耕地全年收入的兩倍半，分10年還清，即獲得土地證，使公地變為私地，僱農、佃農成為自耕農。公地放領為實施“耕者有其田”政策做出了示範。

為扶植自耕農，湯惠蓀以專家身份和省政府有關部門一起草擬《台灣省扶植自耕農條例草案》，後來該條例草案修正為《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1953年1月26日公佈施行。

台灣土地改革的第三步，是實施“耕者有其田”。按《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規定，一個地主最多允許保留3頃中等稻田或相當於此土地，超過3頃的土地，由政府購買徵收，均以實物土地債券、公營事業股票作為徵地的補償，再轉放給僱農、佃農，使僱農、佃農成為擁有土地的自耕農。徵收地價和承領地價相等，都按耕地全年收穫量二倍半計算，承領農民於10年之內分期繳清。在具體實施“耕者有其田”政策中，遇到最大的困難是原有的地籍資料很不完整，土地權屬狀況不清楚。為此，湯惠蓀協助省政府設計推行“農地總歸户”，就是實施土地普查工作，組織動員3萬多工作人員，對全島土地權屬狀況進行歸户登記，將同一所有權人的土地，歸入一户名下，通過遂塊土地核實登記，整理編制出地藉卡和歸户卡，使每個地主的土地，不論在何處都有明白記載，一目瞭然。“地藉總歸户”工作，不僅弄清了地權分屬狀況，摸清了耕地使用權用狀況，也有效地防止地主隱瞞耕地，堵絕遺漏。這樣對地主土地的徵收和對農民的放領都有了準確的依據，加快了實施“耕者有其田”的進度。

台灣實施“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較大程度地滿足了農民對土地的要求，為縮小貧富差距，推動農業生產的迅速發展，繁榮農村經濟奠定了基礎。這是經濟的需要也是政治的需要，總體上是成功的，但也存在着“平均地權”不徹底等改良主義的侷限和弊端。如自耕農小土地私有制的建立，加速了分散的小塊土地的細碎性，影響農業生產規模的擴大和農業效率的提高。為補救這些不足，湯惠蓀主張學習世界先進國家經驗，推行農地重劃，將不規則或畸零分散的土地劃零為整，在重劃的土地上修建成標準化農村道路和排水系統，使每塊農地連接水路，便於灌溉，連接農路，便於農產品運送，提高機械化的操作性，這樣不僅地盡其利，又能擴大耕地面積。但農地重劃涉及面廣，牽涉到工程事項，農民的財力負擔和意願。1958年，湯惠蓀在省政府和農復會支持下，親自在台南縣仁德鄉和屏東縣萬丹鄉進行試點，舉辦農地重劃示範區。這兩個示範區後來成為台灣大規模實施農地重劃的先導，全島農地重劃工作從1960年開始全面推行，一直延續到80年代，當局還頒佈了《農地重劃條例》，使台灣成功地完成了數十萬頃的農地重劃，改善了農業結構，擴大了耕地面積，改進了區域經濟的發展，縮小了城鄉差別，它對台灣農業的發展功不可沒。

湯惠蓀在台灣土地改革的後期，赴金門地區督導推行“農地總歸户”，實施“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以及扶植自耕者方面都取得了卓著成效。湯惠蓀的農業及土地改革方面的著作，散見於各報章雜誌，他1954年10月編著《台灣之土地改革》一書，深為世界重視。 ^[2] 

1959年，湯惠蓀在農復會土地組功成身退，轉任農復會農民組織組組長，輔導成立台灣省農會系統，積極協助擴展農會、水利會及漁會農民團體業務，為增進農民福利而奔走。是年，被推選為台南市私立瀛海中學首任董事長。

1963年，湯惠蓀出任台灣省立中興大學校長。他遵循“在安定中求進步，在平實中求發展”的方針，為改進校務，不遺餘力。1965年1月當選為台北崇明同鄉會監事。

1966年11月20日，他在視察中興大學能高山實驗林場造林工作時，突然昏厥逝世，享年67歲。

1967年5月12日，蔣介石頒發“總統令”暨《湯惠蓀事略》，對湯惠蓀明令褒揚，以昭令績。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