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什麼可怕的了

這幾天，我經常聽見人談起趙丹，當然也談他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文章。對他在文章最後寫的那句話，各人有各人的看法。趙丹同志説：“對我，已經沒什麼可怕的了。”他的話像一根小小的火棍攪動我的心。我反覆地想了幾天。我覺得現在我更瞭解他了。

“文革”期間，我在“牛棚”裏聽人談起趙丹，據説他在什麼會上講過，他想要求毛主席發給他一面“免鬥牌”。這是人們揭發出來的他的一件“罪行”。我口裏不説，心裏卻在 想：説得好。不休止的批鬥，就像我們大城市裏的噪音，帶給人們多大的精神折磨，給文藝事業帶來多大的損害。當時對我的“遊鬥”剛剛開始，我多麼希望得到安靜，害怕可能出現的精神上的崩潰。今天聽説這位作家自殺，明天聽説那位作家受辱；今天聽説這個朋友捱打，明天聽説那個朋友失蹤。……人們正在想出種種方法殘害同類。為了逃避這一切恐怖，我也曾探索過死的秘密。我能夠活到現在，原因很多，可以説我沒有勇氣，也可以説我很有勇氣。那個時候活着的確不是容易的事。一手拿“紅寶書”一手拿銅頭皮帶的紅衞兵和背誦“最高指示”動手打人的造反派的“英雄形象”，至今還在我的噩夢中出現。那麼只有逼近死亡，我才可以説：“沒什麼可怕的了。”

趙丹説出了我們一些人心裏的話，想説而説不出來的話。可能他講得晚了些，但他仍然是第一個講話的人。我提倡講真話，倒是他在病榻上樹立了一個榜樣。我也在走向死亡，所以在我眼前十年浩劫已經失去它一切殘酷和恐怖的力量。我和他不同的是：我的腳步緩慢，我可以在中途徘徊，而且我甚至狂妄地説，我要和死神賽跑。

然而我和他一樣，即使在走向死亡的路上也充滿對祖國人民的熱愛和對文藝事業的信心。工作了幾十年，在閉上眼睛之前，我念念不忘的是這樣一件事：讀者，後代，幾十年、幾百年後的年輕人將怎樣論斷我呢？

他們決不會容忍一個説假話的騙子。

那麼讓我坦率地承認我同意趙丹同志的遺言：“管得太具體，文藝沒希望。”這幾天，我經常聽見人談起趙丹，當然也談他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文章。對他在文章最後寫的那句話，各人有各人的看法。趙丹同志説：“對我，已經沒什麼可怕的了。”他的話像一根小小的火棍攪動我的心。我反覆地想了幾天。我覺得現在我更瞭解他了。

“文革”期間，我在“牛棚”裏聽人談起趙丹，據説他在什麼會上講過，他想要求毛主席發給他一面“免鬥牌”。這是人們揭發出來的他的一件“罪行”。我口裏不説，心裏卻在 想：説得好。不休止的批鬥，就像我們大城市裏的噪音，帶給人們多大的精神折磨，給文藝事業帶來多大的損害。當時對我的“遊鬥”剛剛開始，我多麼希望得到安靜，害怕可能出現的精神上的崩潰。今天聽説這位作家自殺，明天聽説那位作家受辱；今天聽説這個朋友捱打，明天聽説那個朋友失蹤。……人們正在想出種種方法殘害同類。為了逃避這一切恐怖，我也曾探索過死的秘密。我能夠活到現在，原因很多，可以説我沒有勇氣，也可以説我很有勇氣。那個時候活着的確不是容易的事。一手拿“紅寶書”一手拿銅頭皮帶的紅衞兵和背誦“最高指示”動手打人的造反派的“英雄形象”，至今還在我的噩夢中出現。那麼只有逼近死亡，我才可以説：“沒什麼可怕的了。”

趙丹説出了我們一些人心裏的話，想説而説不出來的話。可能他講得晚了些，但他仍然是第一個講話的人。我提倡講真話，倒是他在病榻上樹立了一個榜樣。我也在走向死亡，所以在我眼前十年浩劫已經失去它一切殘酷和恐怖的力量。我和他不同的是：我的腳步緩慢，我可以在中途徘徊，而且我甚至狂妄地説，我要和死神賽跑。

然而我和他一樣，即使在走向死亡的路上也充滿對祖國人民的熱愛和對文藝事業的信心。工作了幾十年，在閉上眼睛之前，我念念不忘的是這樣一件事：讀者，後代，幾十年、幾百年後的年輕人將怎樣論斷我呢？

他們決不會容忍一個説假話的騙子。

那麼讓我坦率地承認我同意趙丹同志的遺言：“管得太具體，文藝沒希望。” ^[1] 

巴金（1904年－2005年），原名李堯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1927年赴法國留學。1928年在巴黎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説《死亡》。1928年冬回國。1934年在北京任《文學季刊》編委，同年秋赴日本。1935年回國，在上海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總編輯，出版“文化生活叢刊”、“文學小叢刊”。1936年與靳以創辦《文學月刊》。抗日戰爭期間完成長篇小説《家》《春》《秋》，中篇小説《憩園》《第四病室》。抗日戰爭勝利後曾任平明出版社總編輯。1946年創作長篇小説《寒夜》。1982年獲“但丁國際獎”。1983年獲法國榮譽勳章；1985年被美國文學藝術研究院授予國外名譽院士稱號。2005年10月逝世。主要著作收入《巴金文集》。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