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日章

生於1906年，20歲赴法國巴黎大學市政學院及國立最高美術學校油畫繫留學，3年後回國。1929年9月任上海新華藝專西洋畫系主任、昌明藝專兼職教授，1931年至1933年任南京市政府技正，1933年4月進入侍從室，1935年至1938年兼任第四組組長，1938年6月，調行政院任秘書兼機要組長，1946年至1947年任行政院主任秘書，1947年至1949年4月，任杭州國立西湖藝專校長。1938年至1945年期間還在戰時陪都重慶擔任全國美術界抗敵協會理事長。1949年4月，蔣經國邀他去台灣，汪日章到了廣州，徘徊羊城15天收到家裏“母病危，速回歸”的電報，匆匆趕回家鄉。

1932年4月到1938年6月，汪日章任蔣介石官邸侍從秘書後（兼侍從室第四組少將組長）5年2個月，可以説是蔣介石的親戚當中最接近極峯的一個。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曾任浙江省文史館館員、奉化縣人民代表、奉化縣政協副主席、浙江省文聯委員、民革中央監察委員、民革浙江省委委員、民革奉化縣委副主委、民革奉化市委顧問。於1992年12月19日在奉化市大橋鎮寓所病故，終年86歲。 ^[1-2] 

汪日章同蔣介石有兩層關係：一是汪日章的母親是孫琴風的堂妹，因此，汪日章與蔣介石一樣都稱孫琴風為孃舅。算起來是表兄弟；二是汪日章的姐姐嫁給後竺村的竺芝馨為妻，竺芝馨是蔣介石妹夫竺芝珊的胞兄，因此，竺培基、竺培風、蔣經國、蔣緯國都叫汪日章為孃舅。蔣介石外甥竺培風與四川軍閥楊森之女楊鬱文的聯姻，就是汪日章做的媒。

汪日章曾經跟隨蔣介石親歷了幾個重大歷史事件：

蔣介石實行獨裁統治，消滅異己，堅持反共內戰，對日本侵略者採取不抵抗政策，導致東北、熱河大量國土淪喪，引起了國民黨內一部份有識之士和愛國官兵的強烈不滿，發生了1933年11月的福建事變。福建事變的主力是國民黨第十九路軍，它的前身是北伐戰爭初期的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第十師，在北伐中戰功顯赫。十九路軍在上海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中威震全國。可是觸犯了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將該軍從抗日前線調到福建“圍剿”紅軍。十九路軍官兵從幾年的親身經歷中逐漸看清了蔣介石對內獨裁、對外妥協政策的危害。這年6月1日，中華蘇維埃政府發表宣言，揭露蔣介石及南京政府的賣國、內戰政策，提出了聯合抗日的條件，使十九路軍的官兵認識到要抗日反蔣必須聯合共產黨，9月與紅軍代表簽訂了《反蔣抗日初步協定》。11月20日，有全國25個省、市、地區和華僑代表80多人，以及數萬軍民參加的“中國人民臨時代表大會”在福州召開，接着，於11月22日宣告成立反蔣、聯共、抗日的福建人民政府。福建事變發生後，蔣介石極為惱火，親任“討逆軍”總司令，調動指揮部隊對福建展開大規模的軍事進攻，並親自到建甌建立行轅，坐鎮指揮。在這次事變中，汪日章始終隨蔣左右，幫助處理來往文電，是蔣介石一日不可須臾離的人物。1933年12月，蔣介石、宋美齡及侍衞6人從南京同機飛往福建前線。隨後汪日章乘一架波音雙引擎可斯基水陸兩用機前往，同機的有德籍警衞顧問斯太奈斯、電務員3人、廚師2人。還有宋美齡的女秘書。不料起飛一小時後，飛機的一個發動機失靈，在距景德鎮20裏的小河上被迫降落。那天正是聖誕前夕，機上有兩個外國人(一個是美籍飛行師斯密司)，就把原準備帶給宋美齡的一隻火雞拿出來吃了。由於蔣介石的文件印信由汪日章隨身攜帶，想不到汪日章隨行的飛機中途出事，蔣到達目的地後，因汪未到而貽誤辦公一天。有了這次教訓，後來再出差，汪日章就和蔣介石乘同一架飛機。汪日章後來説：“跟隨蔣介石，總是提心吊膽，福建事變中我險些墮機喪命，那次險象，至今仍歷歷在目。”

蔣介石指揮的軍隊，於1934年1月上旬先後攻佔延平、水口、廈門，12日佔古田，16日進駐福州。21日泉州、漳州也失陷，福建事變以福建人民政府和十九路軍的失敗而告終。

1936年5月12日，兩廣政治領袖胡漢民突然病逝。蔣介石企圖利用這一機會加強對兩廣的控制，揚言要撤銷“國民黨中央西南執行部”和“西南政務委員會”，並將“對桂用兵”。當時的兩廣領導人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等研究後，決心反蔣。於6月1日通電全國。要求南京政府對日宣戰，並將兩广部隊改稱“中華民國國民革命抗日救國軍”，由陳濟棠、李宗仁分任正、副總司令，宣佈將北上抗日，收復失地。這就是歷史上的“兩廣事變”。事變發生後，蔣介石在準備作戰的同時，拿出很大一筆錢來收買分化陳濟棠的部下，獲得成功。7月6日，廣東空軍黃志剛等40多人駕機投蔣。第二軍副軍長李漢魂棄職離陳，接着粵軍第一軍軍長餘漢謀叛陳投蔣，隨後空軍司令黃光鋭率剩餘空軍駕機歸附南京。陳濟棠在眾叛親離下下野去了香港，廣東局勢很快被蔣介石所控制。蔣介石乘勢調集40萬大軍包圍廣西，桂方也迅速擴大軍隊44個團，預備和蔣決一雌雄。後來由於日本製造華北事變後繼續加緊擴大侵略，民族危機嚴重，蔣桂雙方對重開內戰都有顧慮。8月11日，蔣介石到達廣州。他設行轅於舊日發祥地黃埔，加強對廣東控制。提出武力為後盾和平解決廣西問題的方針，桂方也向蔣提出了和平方案，最後，經過程潛、居正、朱培德等人斡旋，終於促成了廣西問題的和平了結。

事變結束後，廣西派的高級幕僚劉斐在廣州文園酒家設宴招待蔣介石的全體隨行人員，汪日章自然是座上貴賓。那天，在宴席上服務的女招待員就是汪日章的夫人馮錦華女士。當時，汪30歲，馮才15歲，南國婦女發育早，已長得楚楚動人，汪日章一見鍾情，問了姓名地址，宴會結束後，即登門拜訪，幾經交往，1937年，馮錦華成了汪日章的如夫人，以後升為正室。汪日章事後説：“那次到廣州，原來認為有一定的風險，想不到化‘險’為‘喜’，於偶然中得了個意中人。在解放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中幸虧有錦華相伴，我才度過了難關；以後我擔任人大、政協、羣眾團體的許多職務，在雙目基本失明(青光眼所致)的情況下，仍能參加各種活動，赴杭州、北京、濟南開會，都全靠有錦華陪同。”

1936年12月4日，汪日章隨蔣介石再到西安(10月22日已到過西安)。蔣介石坐鎮臨潼華清池，調動萬耀煌部開赴潼關，胡宗南部向寧夏和陝甘邊境移動，劉峙部集結隴海線準備西進；同時命令張學良、楊虎城立即出兵進擊紅軍，由“中央軍在後面接應”。威脅張、楊：若違抗“剿共”命令，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將分別調往福建、安徽，由中央軍進駐西北“剿共”。“剿共”與調離，對東北軍和十七路軍來説，都是死路一條，張、楊和兩軍官兵均無法接受。張、楊苦諫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失敗。激發了震驚中外的西安兵諫。

12月12日凌晨，孫銘九營長率領張學良的衞隊二營和原在華清池保衞蔣介石的王玉瓚營長率領的衞隊一營一起，包圍臨潼華清池，迅速粉碎了蔣介石衞隊的抵抗。孫銘九親自帶領部隊進入五間廳蔣介石的卧室，捉蔣撲空，一摸被子尚有餘熱，假牙放於桌上，估什人未離遠，就進入隔壁汪日章住宿的房間。捉蔣的槍聲一響，汪日章連忙起牀，穿好農服，準備出門，但此時子彈亂飛，根本無法出去，只好退了回來，仍舊躺在牀上。聽天由命。孫銘九一進門就立即命令汪日章起來，接着兩支手槍同時頂住了汪日章的胸膛，喝問：“委員長在那裏?快説!”汪日章回憶當時的情景説：“當時情況確是嚇人，孫銘九兩眼通紅，聲如雷鳴，似乎要把我一口吞下去，也好像當場要向我開槍。我交不出人，只好讓他們押着出門。當時總以為押去槍斃，已將生死置之度外，不料是送到新城大樓優待起來。”第二天，張學良親來解釋，説：“除了要求委員長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以外，別無他意。”他在向受驚的侍從人員表示歉意之後，要他們委屈幾天，待委員長接受條件，即可平安回京。過了幾天，楊虎城也親來看望，陪汪日章和毛慶祥等侍從人員共進早點。他笑着説：“你們受驚了。我們已與委員長談妥，他同意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很快就可以送你們回去。”12月25日聖誕節那天，張學良決定放蔣，並親自伴送回南京，汪日章也於此日離開西安，隨蔣飛往洛陽，第二天再從洛陽啓程，返回南京。

汪日章在侍從室期間，與蔣介石朝夕相處，也熟知蔣介石的生活細節。他生前看過不少有蔣介石形象出現的影視片，感到其中不少不符合實際情況。1989年10月28日，在歷史巨片《大決戰》中扮演蔣介石的特型演員趙恆多，為演好自己所擔負的角色，專程來奉化體驗生活。走訪了蔣介石的這位重要幕僚。汪日章聽趙恆多説明來意，非常熱情，他希望能讓觀眾通過電影《大決戰》瞭解一個從歷史到生活更為真實的蔣介石。為此，他同趙恆多講了許多蔣介石的生活細節。

由於許多影片都有蔣介石回鄉的鏡頭，《大決戰》裏少不了蔣介石第三次下野的鏡頭，所以汪日章的話題就從蔣介石回鄉説起。他説：“我在擔任侍從秘書期間，曾經多次跟隨蔣介石回溪口，時間最長的一次是西安事變以後，在溪口先後住了110天，蔣介石傷愈後，經常在街上走動，從來沒有看到像有些電影上表演的三步一崗、五步一哨那樣如臨大敵的鏡頭，有時路上有人聚觀，衞士上前攔阻，蔣介石還要説，不要攔，不要攔，都是同鄉人，不要緊的。”汪日章懂得蔣介石的心理。他説：“蔣介石衣錦還鄉，很希望在鄉人面前顯示一下，不願意把自己與鄉人隔離開來。”

説到蔣介石的辦事作風，汪日章説：“蔣介石雖然是軍人出身，但辦事非常仔細，而且講究文字。有一次，他叫我送一份報告給閻錫山。這份報告是有人對閻錫山的工作提了一些建議，其中也有一些批評之辭。由於報告由我轉呈，所以我事先看過，瞭解具體內容。我接過報告就提醒他，是否把其中的批評文字刪去，以免引起閻錫山的不快和誤解。他笑笑説：‘這些文字我已經刪去了。’説着親自翻給我看，並嘉許我提醒得好。”

“蔣介石喜歡看相，比較迷信。”汪日章繼續説，“侍從室裏曾經有個侍衞官，是蔣介石的子侄輩，其他都好，工作積極能幹。唯長相不雅，眼睛特小，同事們送他一個綽號，叫‘老鼠眼’，蔣介石聽到後頗為不悦。感到不吉利，就抓了個小毛病，把他調出了侍從室。”

汪日章對有的影片中蔣介石開口閉口“娘希匹”，不以為然。他説：“蔣介石小時受儒家文化薰陶很深，平時説話比較講究禮儀，我沒有聽到過他罵娘希匹。有時實在氣極了，就露出句‘混蛋東西’，我聽到他對王世和罵過幾次。”

汪日章還説：“在1933年至1937年底南京淪陷前這段時間，蔣介石的官邸在南京中央軍校，但他多數時間在外地，我跟他到過江西、福建、四川、雲南、河北等地，四川還去過兩次。蔣介石上台後從未太平過，總是東跑西頗，忙於軍務。我給他打個比方，好像是個‘馬上王’。”

“蔣介石對經費控制得很緊，有時近乎小氣。”汪日章最後説：“1934年中央紅軍撤離蘇區以後，蔣介石首次人川，部署軍事，控制川局。他隨帶賀國光的教導團，賀要求開拔費200萬元，我知道蔣介石的脾氣，在他的報告上籤上‘擬批給一百萬元’，呈蔣核定。蔣在報告上同意我的意見，批了‘如議’兩個字。一次，蔣介石在溪口過生日。鎮裏領導人知道他喜歡看龍舞，就組織了幾班舞龍隊在沙灘表演。蔣看後下令：每條龍賞洋10元。宋美齡在旁邊補充説，他們很辛苦，每條賞20元吧!蔣改口每條龍賞20元。 ^[3] 

由於歷史的原因，汪日章在解放以後曾經走過一段艱難曲折的路。但從上世紀60年代起，一直得到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領導的關懷和照應。1963年，汪日章上書周恩來總理，表示要重新拿起畫筆，描繪祖國的大好河山。周總理瞭解汪的願望後，便寫信給中共奉化縣委轉告，鼓勵他發揮自己專長，為人民創作出好的作品。1975年，汪日章寫信給鄧穎超，彙報自己情況，鄧大姐指示有關部門，委託上海市委統戰部派人來奉化，勉勵汪日章在有生之年有所作為。1978年黨的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奉化縣人民政府對汪日章在政治上、生活上都作了妥善安排。1979年他當選為縣人民代表，1981年被推選為奉化縣政協副主席，1981年擔任民革奉化縣委會副主任委員。1980年省文史館特聘汪日章為館員，按月寄來工資。1985年奉化縣人民政府為了照顧狂日章活動方便，特地為他在縣城購置了一套公房，把他從鄉村遷到新寓所。各級領導和政府的多方面關懷，使汪日章深受感動。他曾説：“我對黨和政府的感激之情，難用語言表達。”

時隔近半個世紀，在北京的國誼賓館五樓出現了一個汪日章和孫鳴九“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場面。1985年4月，民革中央召開三屆二中全會，汪日章和孫鳴九都以民革中央顧問名義出席會議。看了與會人員名單，他們倆都愣住了，那不是50年前兵戎相見的仇人嗎?可是物換星移，眼前已是志同道合的黨友了。4月16日午後，這兩位昔日的仇敵終於如約見面了。他們凝視半響，已不辨當年面貌，緊緊握手之後，開懷大笑，往日的恩恩怨怨盡在一笑中煙消雲散。在場的民革中央委員兼民革奉化縣委主任委員毛翼虎，脱口而出，引用了一句魯迅的詩：“你們真是‘相逢一笑泯恩仇’啊!”民革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員諸尚一，眼明手快，拿起照相機，拍下了這一難得的鏡頭。 ^[4] 

汪日章沒有辜負周恩來、鄧穎超和各級領導的期望，他在有生之年，熱情奔走於北京、杭州、奉化之間，出席各種會議，參政議政。撰文作畫，聯絡海內外親友，接待來訪賓客，忙得應接不暇，不知老之己至。他撰寫的《蔣介石在故鄉》、《我所知道的宋美齡》、《回憶俞國華》等文章，為海內外多家報紙所刊登，有的還為台灣雜誌所轉載。他創作的美術作品《秋瑾》、《奉化水蜜桃》，曾在北京、香港、台灣展出。他在接待中，常以親身經歷宣傳祖國新貌，家鄉可愛，為促進奉化建設、加速祖國統一盡了自己的一分力量。

如果沒有“留法同學”周恩來的特別關照，做過蔣介石侍衞長後又留在大陸的汪日章幾乎不可能躲過上個世紀如此頻繁的風雨。後來，他一直得到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領導的關懷和照應。1992年去世時，其社會職務是奉化縣政協副主席。　汪日章應該是個畫家，但關於他從藝的資料寥若晨星。自2000年在杭州邂逅他的一張畫作後，我一直關注這個充滿傳奇的人物。不過，至今也僅在已停刊多年的《西湖》雜誌1982年第8期中，找到一篇他自己寫的文章《我與美術》。此文僅數百字，半頁的篇幅，似乎要濃縮他不平凡的藝術經歷。

“許多人都知道我做過蔣介石的侍從秘書，是搞政治的。卻不知道我是學美術的，而且從事過美術教學活動。一九二九年，我留法回來，就聘於上海新華藝專，擔任西洋畫系主任。在此期間，我與龐薰琹等人在上海原法租界金神父路發起組織“台蒙畫會”。……一九三八年抗日戰爭爆發，我後撤到重慶，即使是在兵荒馬亂中，仍有閒情，拿起畫筆。一九四0年，倪貽德、林風眠兩同志來找我，為要在國內推行‘獨立派’的藝術風格，於是我們邀請了關良、鬱風，加上倪、林和我五人，在重慶聯合舉辦了‘獨立畫展’……畫展展出後，頗受國內美術界的注意。由於我有以上一些美術活動，所以當全國美術界抗戰協會在渝成立的時候，許多美術界的朋友推選我當理事長。理事有徐悲鴻、潘天壽、吳作人等……” ^[5] 

從歷史看汪日章的藝術地位，他也應在這個行列之中。1926年，他從上海藝專畢業後，赴法留學，考入巴黎國立高等美術學校油畫系，該校當時在法國算正宗派美術的最高學府。上世紀三十年代，我國從這所高校畢業的僅徐悲鴻、顏文梁等寥寥幾人而已。

汪日章是畫西畫的，以水彩畫與油畫為主。餘生也晚，沒見過他的西畫真跡。近幾年中國油畫價值得到大幅提升，在拍賣會上，與他同時代的那些留法畫家，其作品動輒叫價百萬元以上。我不禁想，汪日章如果一直從藝，該會怎樣？ ^[5] 

如果沒有“老鄉”蔣介石的關照，汪日章不會擱下畫筆。

1931年的一天，汪日章去南京拜訪同鄉暨留法同學毛慶樣，毛當時是蔣介石的侍從秘書。兩人在房內交談時，蔣介石信步走了進來。毛於是將汪介紹給了蔣介石。當蔣瞭解到眼前這位小夥是奉化同鄉，並且是蕭王廟鎮孫氏舅父的外甥時，就主動介紹他到南京市工務局工作。在那時，能得到蔣介石的推薦，是件很榮耀的事，於是汪日章急忙擱下了畫筆，做起了政府公務員。兩年後，汪又在毛慶樣的推薦下，進待從室當他的助手。後來毛慶祥專任機要室主任，由於同鄉加遠親的關係，蔣介石即提拔汪日章為侍從秘書，以後又兼任侍從室第四組少將組長，為蔣掌管印信文電，備受蔣的信任。汪日章生前談起此事，曾感慨地説：“我從藝術轉到政治，純粹出於偶然，要是那天不去探望毛慶祥，要是蔣介石不進來，要是他不問我具體情況，要是……那我的人生道路將是另一個樣子了。”

因了這層關係，再加上工作得力，汪日章仕途順暢。1938年6月，調行政院任秘書兼機要組長，1946年起任行政院主任秘書，成為蔣身邊的紅人。

負笈海外，學成歸來，棄藝從政，師友提攜……如此美好並積極的人生，如果延續下去，該有多好。 ^[5] 

解放軍渡江之後，勢如破竹，國民黨做着遷台前的最後準備。1949年初夏，稱他“孃舅”的蔣經國專門通知汪日章，他亦在遷台之列。汪日章畢竟和蔣氏父子有較深的關係，如今又專門通知，如何能不去呢？

但他的夫人堅決反對，她哭着説：“要去你一個人去，我是不去！帶着4個孩子，咋走得動？”那時，他們最小的女兒聞西剛剛出世，大女兒聞歌也才 8歲。考慮、爭議再三，最後汪日章決定隻身南下見機行事。汪日章乘杭州至廣州的最後一次列車，直達羊城。在那裏，他徘徊觀望，整整滯留了12天。 突然，汪日章接到妹妹發來的緊急電報：“母病危，速回甬。”正在彷徨的汪日章，為盡人子之道，又念及妻子兒女，急急忙忙乘廣州到寧波的最後一班輪船，回到了家鄉奉化。 ^[5] 

汪日章的五十年代是如何度過的？

這是我感興趣的話題，可惜查無資料。我問過在奉化媒體工作的同學，他搖着頭，説不認識這個人。現能看到的資料是1963年，他給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的留法同學周恩來寫了封親筆信，在信中表示自己要重新拿起畫筆，描繪祖國的大好河山。周總理對汪日章是熟悉的，他記得不論是在武漢，還是在重慶，他去找蔣介石，每次談完話，蔣總是叫汪日章這位老同學陪送他回八路軍辦事處。於是周恩來寫信給中共奉化縣委，轉告了他的問候，並鼓勵他發揮自己專長，為人民創作出好的作品。這封信改變了汪日章後半生的命運。

1975年，汪日章寫信給鄧穎超，彙報自己情況，鄧再次給有關部門做了指示。鄧還委託上海市委統戰部派人去奉化，勉勵汪日章在有生之年有所作為。

那一年，汪日章七十歲。奉化老人説，汪日章命好，總有貴人相助。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奉化縣人民政府對汪日章在政治上、生活上作了全面並妥善的安排。1979年他當選為縣人民代表；1981年被推選為縣政協副主席；1981年擔任民革奉化縣委會副主任委員；1980年省文史館特聘汪日章為館員，按月寄來工資；1985年奉化縣人民政府還為他在縣城購置了一套公房，把他從鄉村遷到新寓所。各級領導和政府的多方面關懷，使汪日章深受感動。他曾説：“我對黨和政府的感激之情，難用語言表達。”

於是他就用畫筆，表達他難以言表的感情。

汪日章原是畫西畫的，晚年因青光眼，雙目幾近失明，在此情況下他改做水墨畫。他最喜歡畫的題材就是奉化特產水蜜桃。不過，在他的筆下，那些筆觸、章法並不似中國畫。西畫講究造型，國畫講究線條，取西畫之長，走國畫創新之路，是那一代留法學生的努力，從作品來看，汪老比之他的同學林風眠、徐悲鴻等，相差甚遠。

鄙齋收藏的這幅水蜜桃立軸，作於1991年（辛未年），這是汪日章生命的最後篇章。他在這幅畫上用已顫抖的毛筆由衷地寫道：

奉化水蜜桃，馳名東南亞。食之能長壽，聲聞全世界。

寄語海外客，迴歸共品賞，齊心為四化，舉國慶團圓。

2007年6月末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