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

金雄白的一生可以稱得上是一個傳奇，他在自己文章裏也一再這麼説。他1904年出生在上海青浦，1985年在日本去世，一生的經歷很複雜。他早期主要從事報業，此後也一直是和報紙相始終。其學歷只是中學，通過潘公展的關係，得了個法律學士文憑，在上海灘掛牌營業，短短几年竟成了很有名的律師。抗戰期間金氏追隨周佛海落水，歷任汪偽法制、財經方面多項職務，並任《中報》總編輯。汪偽時期，汪政權政治活動中一些無法公開的經費，很難處理，需要開設一家銀行來秘密走賬，金氏遂搖身一變成了偽南京興業銀行的董事長和總經理。日本人投降後他毫無例外地被當成漢奸投進了監獄，財產遭籍沒，被判處十年有期徒刑，後法院以金氏“協助抗戰，有利人民”減刑為兩年半。

金雄白於一九四八年獲釋，在內地和香港無所事事驚蟄伏了兩年。大陸易手後，金氏起先對新政權還抱有幻想，希望在鼎革後做一個良民，但新政府辦事人員幾次找他談話徹底粉碎了他的好夢。到底是老江湖，在報社的那麼多年的從業經驗培養了政治敏感，他覺得紅色政權下的大陸不是他的久留之地，便設法再次跑到香港。這大概是他一生做出的最明智的選擇。到港後，他先是還不改在上海的派頭，經常流連咖啡館舞廳，出手豪闊，但坐吃山空，看看不是長久之計，遂在“不學有術”的報界奇人陳彬和的慫恿下經商。陳糾集了一幫南逃到香港的失意政客和商人合夥。金氏因辦過銀行，被公推為總經理，這幫人都不是經商的料，而且彼此拆台和猜疑。由於經營不善，全軍皆墨，公司最後倒閉時，金雄白把所有的積蓄都填了進去，才還清了欠債。

1954年，金氏重操舊業做了陳孝威的《天文台報》的主筆。1957年，金雄白的朋友，陳孝威的連襟姚立夫，計劃辦一個掌故類的半月刊，這就是後來在香港延續幾十年的著名掌故刊物《春秋》，金雄白受姚立夫的攛掇，從1957年8月起，在《春秋》上連載《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登載的文章於1959年7月始陸續刊行單行本，1964年2月全書4冊殺青。數十年間，再版5次之多，並於1960年翻譯成日文。以後作者又不斷增訂和補充，以《汪政權實錄》合訂出版，1965年合訂精裝本再版後，改為《汪政權始末記》。這套書出版後，在華人社會里一紙風行，在海外引起很大的轟動。 ^[2] 

《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全書204節，1000多頁，100萬字以上。先後出版了四冊、五冊和六冊三種版本。我手頭的《汪政權始末記》是1965年出版的精裝五冊本，下面就據此書，對全書的內容做一個簡略的梳理。

第一冊 1~56節 自汪精衞離渝，抵滬醖釀開府，南京還都到太平洋戰爭爆發。作者加入汪偽組織的起因，汪氏離開重慶的原因和方式，汪氏開府金陵前在上海籌劃的細節，青島會談三政權合流，高陶的出走經過，淪陷後上海的多政治派別的角力，汪偽七十六號的組織，重慶政府和汪偽七十六號的特工戰，汪氏組府和還都的細節，汪政權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清鄉，汪政權內派系的鬥爭和內訌，汪政權和日本政府的周旋。

第二冊 57~106節 汪政權的人事、施政及汪氏病死日本的情形，淪陷區的百姓生活和經濟，淪陷區偽軍、汪政權的主力部隊和税警團的情況，汪政權和日本、偽滿及外交，汪政權內高官和重慶政府的勾通款曲的內幕，汪政權官員的生活，對周佛海以及周氏派的評價，七十六號的惡行以及李士羣，吳四寶的橫死，汪氏客死東瀛，靈柩返回南京葬於梅花山及戰後汪墓被毀的真相。

第三冊 107~114節 自陳公博繼位到日本投降。附錄了汪氏晚年的詩詞和周佛海獄中遺詩，

汪政權治下（主要是上海和南京）的人民生活，汪氏死後陳周之間的明爭暗鬥，日本投降時汪政府樹倒猢猻散的混亂場面，汪政權解散和陳公博赴日經過，國民黨和汪政權軍事勾結接收淪陷區的情形，戴笠對汪偽漢奸的安撫，汪偽高官落網和關押。

第四冊 145~180節 抗戰勝利後接收，對汪偽漢奸囚禁、審判、判刑的詳情。附錄 陳公博遺著：八年來之回憶。汪偽政權裏重要人物的關押審判和臨刑的情形：陳公博在法庭上的答辯和就刑經過；梁鴻志的被捕，獄中吟詠和被刑，汪偽垮台時周佛海重慶之行內幕以及周氏如何瘐死獄中，（周的太太楊淑慧曾去找周恩來，周除了囑咐楊淑慧別透露曾與其見面的消息外，還對楊説：周佛海手裏有無蔣介石的憑據？如有，立刻秘密交還，或可尚有一線生機），陳壁君儲民誼丁默村等人的審判和獄中的表現，作者對審判漢奸的看法和不滿。

第五冊 181~204節 有關前四冊的補遺和補正。關於汪氏離渝，河內遇刺，日本病逝。戰事初起時重慶政府對戰事的悲觀以及對與日媾和的態度，汪精衞與低調俱樂部，汪精衞離開重慶的原因分析在河內被刺的詳情，對高陶事件的辯誣，汪精衞赴日談判組府的條件，陳公博附汪的內幕，汪政權重要人事表。此冊還附錄了別人記錄的汪氏對國事遺書《最後的心情》，這件事頗有戲劇性，據金説此遺囑是1964年一個匿名的人寄給他的，在汪氏棄世二十年後允許發表。這份遺書真偽尚存爭議。

金雄白在寫《汪政權開場與收場》時，距離汪政權的覆滅已經過去了十四年，汪政權是不折不扣的漢奸政府已經成了一般大眾接受了的蓋棺論評。金氏不是以“撫哭叛徒的弔客”的身份來做做這件事的，因為他本人就是汪政權中的一員。他在此書的開篇裏都反覆聲稱不是為了給汪政權翻案，而是為了澄清事實，提供身經目擊的真相，給後人作為殷鑑和評價。他對當時政府的判決是很不服氣的，寫這本書無非是為了辨是非，爭公道。

作者以一人之力來寫汪政權的一幕歷史，在手邊無資料的情況下全憑記憶，真是不易。他一再説這本書是個人的回憶錄，記述的是自己經歷的或可以徵引的史實，在寫作時是憑着個人的良知，以自身親見親聞的事實為根據，力求做到真實可信。此書的弊病也很明顯，因為在刊物連載，大多是急就篇，沒有統一的大綱。綱目之間纏結凌亂，敍事前後倒置，內容多有重複，文字也比較拖沓、枝蔓。

對汪政權的首腦汪精衞，作者是充滿同情和敬仰的。這種感情出自作者內心，讀者在字裏行間自可感受到。金氏認為：汪精衞主觀上絕非賣國求榮，相反他身上有一種強烈的使命感。“汪氏是以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心態，毅然脱離重慶中樞，忍辱負重和暴日交涉，尋求另一途徑的和平，在淪陷區建立政權，救國家於水火，保留國家一點元氣，以求得中日糾紛最終解決”。他覺得像汪氏這樣的人，是不會為了利祿和意氣甘心出賣國家和民族，來自毀其半生的光榮歷史的。汪精衞在抗戰前處理中日關係時，就提出過“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口號。金氏引用汪氏出走重慶時留給蔣介石的信中的“兄為其易，我為其難”的話企圖證明汪氏開偽府於金陵是和蔣介石彼此唱雙簧。作者在書中還引用汪政權三巨頭各自的辯解：汪精衞説：到底是漢奸還是民族英雄，看能否救國為標準，和平能夠救國，也一樣可以去做；陳公博説:抗戰是對的，和平也是不得已；周佛海則説 抗戰是為了救國，和平也是為了救國。

汪政權裏，金雄白與周佛海有很深的友誼和關係，周在汪政權裏一向是炙手可熱，因之汪政權中的許多機密，金都與聞。和陳公博早期被動隨汪下海不同，周在汪政權中自始至終咄咄逼人，他是汪政權的台柱子，一直握有汪政權的財政大權。作者作為周派一員，《汪政權開場與收場》一書中對周佛海的政績和為人給於肯定。周氏瘐死獄中下葬南京時，金雄白還特地趕去悼念死友。但金氏自承一直不清楚曾經是蔣介石身邊紅人的周佛海甘心落水的真正目的，對周氏一直和重慶互通款曲也給不出答案。金氏對非周派人物多無好評，這大概是幫派氣在作怪。但他對陳公博的評價還是很高的。在金氏的筆下，陳氏是為朋友不惜以死相殉的人。汪氏去世後，陳勉為其難接手那樣一個爛攤子，陳自己説是為了收場，而不是繼續演出。日本投降後，陳公博出逃日本。金雄白對此的解釋是陳不想丟命於亂世，而且留在南京對國民黨接收不利，還稱讚在被押回國的飛機上，陳所作的“東南天幸山河在，一笑飛回作楚囚”之句堪比汪氏的名句“從容做楚囚”。

汪朝人物複雜，派系眾多，即便是周派內部也因為權力分配和利益關係相互傾軋。作者於此處，往往愛憎分明，對不喜歡的人信筆指斥，絕不假借：殺人魔王丁默村臨刑時嚇得渾身如篩糠；“平時以殺人為業者，至一旦被人所殺時，反而驚惶失措，醜態百出”，而文弱書生，在被刑時反倒從容不迫。胡蘭成反覆無常，被作者直指為“變質的中國人”；羅君強等人鑽營無所不用其極；任援道翻雲覆雨出賣同僚朋友；汪政權中很多高官醉生夢死，私生活糜爛不堪入目等等。他對高宗武陶希聖中途“叛離”尤其鄙視，書中有大段的篇幅不遺餘力駁斥陶晚年在台灣的書《潮流與點滴》中關於高陶出走事件的敍述。

研究抗戰史的人大概很難繞過《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這套書，此書風行的原因除了民間的抗戰史一直是空白，在國共兩家正史之外，以第三者和汪偽親身經歷的身份來撰寫這一段歷史是其重要特色。金氏一再強調，他是以個人身份來寫《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的，帶有個人傳記的成分，和一般史書不同。這套書還保留了很多原始資料，如照片，手跡等，這在通常的抗戰史書裏不易見到。據金氏自己説，此書連載時，他經常收到讀者的來信，多是同情，感慨和惋惜。港台兩地只有曹聚仁和龔得柏曾著文公開駁斥，曹氏的立場一貫左傾，其觀點大約和“XXX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的社論彷彿，且不去説他；龔氏在報界一直以大炮著稱，正義感極強。看了他反駁的文章（後來龔還出了一本書：《汪兆銘降敵賣國秘史》），覺得實在是強詞奪理，不足讓人信服。

研究汪政權的書中，《汪政權開場與收場》自有其不可磨滅的地位。除了史料價值，作者作為汪政權中的一員，其觀點也值得重視。金氏認為一國如果有那麼多的漢奸，那是國家的恥辱；也許是兔死狐悲，他對那幾個臨刑前能坦然就死的文職人員，敬佩之情，溢於言表。作者在遣詞造句中都流露了對汪偽政權和官員的無限同情，諸如他稱陳公博從容赴死是“為服法範例”，“有面目見汪氏於地下”等等，這對我們習慣於非白即黑的忠奸思維實在是個挑戰。

看完這套書，瞭解了很多鮮為人知的內幕後，讀者會意識到真正的抗戰和我們的常識中敵我對壘，你死我活的情形大相徑庭，戰場上兩軍在肉搏的同時，談判桌上也一樣緊鑼密鼓。有打有和，和談並舉，博弈不止只是在戰場。汪政權中確實也有些出類拔萃的人物，如陳公博的才能，周佛海的機變和林柏生的文采等等，但汪政府成員中為私慾而禍亂國家，屬於有奶就是孃的敗類，更是不勝枚舉。 ^[3]